父亲蹲着，一团黑，眯着眼看门外那沸沸扬扬的雪。我看一眼妻，她庞然大物大模大样横在简陋的红色沙发上，织着我叫不出颜色的毛衣，如月的脸已被那些脂肪撑得太满，身体鼓胀得像气球。两个人球撞开了大门，一大一小，一高一低，滚进院来，惊飞了葡萄架上的几只雀儿。父亲喊着：“当家的，来客了。”忙站起来，笑着请人进屋。妻一个滚儿窜过去接了女人手中的酒和果盒，企鹅一样走向后墙边长长的条几。母亲撩帘从里屋出来。屋内一阵烂漫的脂粉气刺激着鼻子，女人声音摔在墙上，碎片满屋飞舞。母亲显出不胜酒力的样子，挣扎出这无边无际的奉承，拉住小男孩说：“这是你们抓得紧。他聪明，得‘三好’应该，还拿东西干啥。缺点就是个性太强。”女人亲密地朝母亲哄哄，“能不能把他坐位再朝前挪挪，经常提问他，他自小不爱说话，他爸爸就吃了不爱说话的亏，要不早当县长了。”母亲频频点头。不一时，我看见两个人球又滚入雪天里。条几上两瓶酒，几个果盒，红红绿绿，无言地诉着自己屡遭搬运的厄运。

母亲看看我，叹口气道：“都这样，我这个小学老师还能怎么样？还是想法调回来吧。”

父亲吐吐烟，背对我说：“不能这么回来，至少要解决组织问题。越是没理由，没有错误，回来更糟，莫须有跟你一辈子，放下你那架子，该疏通也要疏通一下。”

妻从不在这种时候出风头，恰当地扮着儿媳的角色，她沏一杯茶，默默地递给父亲。我已经明白她的态度了。

母亲说：“咱这儿穷山恶水，不产名烟名酒，就带点小磨香油吧。”

父亲接道：“咱这儿木耳也不错，带几斤。”

我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回到单位，油桶挤漏了，木耳也成了粉末。我对自己很失望。梁恩才春风得意来看我，见那油桶和木耳，他不说话，只是笑。

我心里就有点发毛：“是不是太少？”

梁恩才摇摇头：“这种事是不用立牌坊的，只要有钱，十分钟就能在市场买齐，说这香油是你爷爷磨的，说这木耳，是你奶奶采的，说是美国产的都行，由你喜欢，说圆就圆，说方就方。再说呢，送地方特产早过时了。”

我无力吐出一个字。

我分明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想想自己一塌糊涂的生活，感到自己的低能。结婚三四年，连个生命都没有创造出来，这不是证据吗？

生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沿，再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了。给妻写信时，我抓住了婚姻，我意识到这本来就是个错误。我写道：“我要离婚。”下面又找不到明晃晃的理由续上。我只好再写：“我要离婚，我要离婚，我要……”

半个月后，三封加急电报接连飞来，讲的都是耸人听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