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敬芳这一生最引为自豪的事是他生了黄泽国这样一个儿子。

黄泽国是他的大儿子。在黄敬芳眼里，那是一个非常老实听话的孩子，从小到大，黄敬芳几乎就没有骂过他一回。后来，黄泽国考取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当上一名北洋水军，黄敬芳就更加看重他了，觉得大儿子给黄氏家门贴了一张金字招牌，整个家族的门庭都跟着光芒万丈了。一八八七年，黄泽国随民族英雄邓世昌赴英国接收“致远”舰回国；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奋勇作战，后因日舰围攻，全舰燃起大火，邓世昌驾舰快速冲向敌舰，以求共亡，不幸被敌鱼雷击中，全舰包括邓世昌在内二百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其中就有黄敬芳的大儿子黄泽国。黄敬芳晚年失子，痛不欲生。但这个大儿子，却也让黄敬芳挣足了门面。黄泽国殉国后，清廷政府很快追封黄泽国为参将（正三品）衔，赠“武威将军”，钦赐恤银五百两，祭葬银二百两，钦赐良田二十亩，荫一子，世袭云骑尉。那是何等的荣耀！黄敬芳虽然失去了儿子，却也领略到他这一生最为风光的时刻，邻里乡亲，衙门市井，整个福州府福清谁不敬他黄敬芳几分，看人家都养出什么儿子来了？真叫人羡慕！

然而，大荣过后却是大耻。黄敬芳连做梦都不会想到，才刚刚得到朝廷的褒赏，紧接着，黄家却因为黄泽如的事被朝廷抄了家。

黄敬芳这辈子一共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黄泽如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是最小的一个。孩子生多了，自然顾不过来。对这个儿子，黄敬芳几乎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所有的感觉就是这个儿子与其他几个儿子比起来，好像特别会读书，又好像特别胆小怕事，连平时说话的声音都小小的，不敢大声。黄敬芳似乎不太把心思放在他的身上，至少觉得这样的孩子不会给自己招惹什么麻烦。但事实上黄敬芳小看了这个最小的儿子，他一点也不知道，在他看来那么胆小怕事的新科举人黄泽如，会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已经给黄家闯下了大祸。

还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中国紧接着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天天忙于割地、赔款、开放门户，干尽了丧权辱国的事。就是在这种时候，以康有为为首的在京应试的十八省举人一千余名，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读书人黄泽如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他作为福建的应试举人，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并接受了维新思想。一八九八年六月，年轻的光绪皇帝经不起维新派的怂恿，“诏定国是”，宣布变法。黄泽如更是错误地判断形势，紧紧追随康有为等于鞍前马后，认为只有推行新政，中国才有希望，并与福建数百举人联名上书陈政。却谁知，时仅百日，这场热热闹闹的变法就被光绪身后的那个女人慈禧给镇压了下去。康有为、梁启超赶紧亡命国外，光绪帝被软禁起来，“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随之，变法新政期间上书的人全部被究办，杀的杀，逃的逃，抄家的抄家，新政顷刻烟消云散。参与变法的黄泽如也成了朝廷捉拿的对象，被追得无处藏身。

事实上，对儿子黄泽如所做的一切，黄敬芳一无所知。当朝廷派官兵抄家时，他还没弄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甚至跟那些官兵大声理论起来，斥责那些官兵休得无理，哪个家都可以抄，怎么好抄一个被朝廷追封过的功绩赫赫的家门呢！那些官兵自然不可能去买黄敬芳的账，他们除去抄家外，还要抓人，他们说黄泽如是朝廷要抓的犯人，无论如何要黄敬芳交出黄泽如。黄敬芳这才知道那个他一直不放在眼里的举人儿子冒犯了朝廷，已经给家门带来了灭顶之灾。心里不由得大骂黄泽如混蛋，感叹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孩子，为什么就不会像大儿子黄泽国那样，给他争一口气，给黄氏家门争光呢？

福清在清朝时隶属于福州府，正当福州府衙的官兵和黄敬芳到处在找寻黄泽如的时候，几天后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夜晚，黄泽如却已经偷偷回到了福清，突然出现在黄敬芳的面前，这委实让黄敬芳吓了一跳。那时黄泽如几乎成了一个雨人，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地方，雨水从黄泽如身上滴沥搭拉往下淌着，很快就把他站的地方淌出一个水坑来。此时的黄敬芳根本不去管儿子是死是活，也一点不想听儿子解释什么，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儿子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得罪朝廷？朝廷对我们黄家可以说是皇恩浩荡，天高地厚，我们子孙万代感激都来不及，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却为什么要去跟朝廷作对，跟国家作对，做出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国家的事？

黄泽如看父亲怒气冲冲，只好解释说，爹，你听我说，我们不是跟朝廷作对，我们也没有做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国家的事，我们只是呼吁朝廷别相信那些洋人，不能对那些洋人太迁就软弱，让那些洋人有机可乘，欺侮我们大清国，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黄敬芳听着，破口大骂起来：人家皇帝都能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都管得过来，要怎么处置那些洋人还用得着你去教吗？你别再为自己狡辩了！

但是，骂也只能出出气，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儿子已经成了官兵的捉拿犯人，黄敬芳知道眼前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儿子逃过这一劫，否则，要是让官兵抓了去，儿子就只有等死了！

这天晚上，黄敬芳开了两条路让儿子作选择，第一条路，向清政府自首，以求得朝廷的宽恕，以免一死；第二条路，下南洋，自此诀别家乡，到海外过逃亡的生活，永远别再回来了！

黄敬芳的口气不容置疑。他知道，虽然给儿子指出了两条路，但儿子是万万不能走第一条路的，那是一条死路，不归路。倘若真的向朝廷自首，则意味着他将永远地失去这个儿子。而儿子不但会白白丢了性命，还将给家门带来毁灭性的损害，那是黄敬芳最不能忍受的，他是一个相当看重名声的人。大儿子黄泽国刚刚让黄氏门庭光彩夺目，他不可能又让这个儿子给毁了。儿子唯一的选择只能去南洋了。这种选择相当合情合理，因为当时福建和中国南方各省沿海一带，到处都有办理类似出国劳务的“猪仔馆”，有数不清的福建人和中国南方沿海的人以为南洋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弯一下腰，就可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似的，于是通过“猪仔馆”跨上去南洋的轮船，到南洋淘金去了。黄敬芳的女人，也就是黄泽如的母亲李氏也觉得儿子唯有这条路好走了。当然，她的心情和黄敬芳一样，他们并不是让儿子去南洋淘金去的，他们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儿子因为留下来而丢了一条性命。哪个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女人都要比男人感性，比男人的心肠要软，她们更加看重的是儿子的性命，那些虚无缥缈的名声与儿子的性命相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

当然，最后的选择只能由儿子自己决定。

黄敬芳问儿子到底要选择走哪一条路，其实，没等黄泽如开口说话，黄敬芳已经替儿子作出了决定，黄敬芳说，去南洋吧，你给我走得远远的，我永远不想见到你了！

黄泽如不可能想到他的处境会变得如此的糟糕。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的主要意义在于抵御外强的侵逼，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要说错，那就是错在稚弱的革新派不该和势力强大的保守派进行较量，正当革新派不辞辛劳，锐意改革的时候，保守派却在磨刀霍霍，准备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一场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通过这场变法运动，却也让黄泽如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百姓们天天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大多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虽然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具有政治热情和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一场变法运动，让黄泽如伤透了心。他觉得自己空有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到头来反弄得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有家难回，有国不能留。这个雨夜对黄泽如来说显得特别的漫长。冷雨叩窗，发出有如马蹄敲地的声响，好像朝廷官兵正千军万马追杀而来。或许，正像父亲所说的，摆在他面前的路也只有去南洋了，他已经别无选择。而且是，这一走，他将有可能客死他乡，将永远不能再回到故土来了！一想起这些，黄泽如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人抛弃了的孩子，一股悲凉和失落顿时涌上心头。

尽管他表示同意去南洋，但同时，他却向自己的父母说了埋藏在心底里多年的一个秘密。他在向父母说出这个秘密时显得有些羞涩，好像要说出的是一个不可告人的勾当。从黄泽如吞吞吐吐的话语中，父母双亲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爱上了一个叫高兰香的姑娘，他说他必须带她一起走。黄敬芳问儿子高兰香是谁，黄泽如说，她就是咱们村高家高伯的香香。母亲李氏先叫了起来，说，你说的是香香姑娘呀！你爱上香香姑娘了？黄泽如说，是的，娘。这回轮到黄敬芳吃惊了，他逼问儿子说，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你是说你爱上高伯家的那个丫头了？黄泽如还是那句话，他说，是的，爹！

如果说黄泽如参加维新让黄敬芳大感意外的话，那么，现在儿子说他已经爱上了高伯家的香香丫头，听了同样让他目瞪口呆。要知道，那高伯是什么人？福州府方圆百里，有谁不知道他高伯是官兵通缉的重犯！

有史记载：光绪一十八年，福建到处闹旱灾，烈日炎炎，赤地千里，福州府福清尤其重。时年天大旱，水泉涸，早稻不能下种；继而秋旱，有三分之二晚稻枯死，民把稻秆拔起当柴烧。岁饥，民多流殍。

可就是在那样的年景，朝廷仍然横征暴敛，不把百姓的死活当一回事。事实上在那件事发生之前，高伯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草民而已，整个福清大地，没有几个人认得他。但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草民高伯，有一天却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件事说简单其实也非常简单，也不知道高伯哪里来的能量，他在私下里联合了几百家农户起事，他们坚决拒绝乡官的征粮收税，将那些乡官从家门口统统赶走，还把已经被抢走的粮食统统给抢了回来。那支队伍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人。队伍越来越大，势不可挡。起事成功后，那些饿得发昏的农民简直把高伯当做他们尊奉的神明，把他高高地抬起来，在村街田野边行边歌。

其实，那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挑战。天真的高伯连拿鸡蛋碰石头那个最简单的道理也没有搞明白，结果引来了一场残酷的镇压，所有参加抗征的乡亲每人被打了二十大板后，才被允许放回家，抗征发起人高伯则差点被官兵打死，投进了大牢。那些善良的乡亲自然不能眼巴巴看着高伯死在牢里，他们积极开展营救，在一个风高天黑的夜里，对生早已绝望的高伯终于被乡亲们救了出来，并送到了停在海边的一条木船上。

事后，在回想当时的情形时，谁对那条木船和船工似乎都没有更多更深刻的记忆，就好像那是一场梦境。全部的记忆就是乡亲们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了那个船工，说那些都是百姓的命钱，他们叫船工赶紧带高伯走。船工说，去哪里？乡亲们一时被问住了。从内心来说，他们确实也说不出来到底要让船工带高伯去哪里好，他们只希望高伯能够逃得远远的，逃到朝廷抓不到他的地方去。那样他们就放心了！乡亲们于是说，越远的地方越好！船工说，什么叫越远的地方越好？远又是指哪里？天边？海角？中国？外国？乡亲们说，你别管中国还是外国，也甭管天边还是海角，反正越远越好，越快越好！

听话听音，船工不是傻瓜，他不可能看不出来他们交给他的这个高伯是一个什么人。但既得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那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船工拍着胸脯当即向乡亲们表态，他知道该把高伯送到什么地方去，请他们放心。到了这种时候，乡亲们不放心也得放心了，不然他们要怎么办？

但不管怎么说，自此后高伯就像是一团蒸气，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从福州这块土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高伯究竟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有人说他去南洋了，反正各种的说法都有。官兵虽然下了通缉，满世界要抓他，抓了几年，却连个影子也没抓着。高伯走时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女儿，那女儿就是高兰香。

黄敬芳并不想去弄明白儿子是怎样爱上高兰香的，爱那种东西又是实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有谁能够解释得清楚？他心里只是在想天下的女人多的是，哪个女人不可以爱，为什么偏偏要去爱上一个朝廷钦犯的女儿？

说服儿子改变选择是徒劳的。在这件事上，做父母的只好作了妥协和让步。其实说白了高家和黄家只是邻居，数墙之隔而已。兰香姑娘是他们看着长大的，他们觉得有这样一个女孩子陪着儿子过一辈子，也该放心了，却又止不住心生遗憾，那遗憾主要是来自香香的父亲高伯。虽说几年前的那场抗征风波高伯并没有做错了什么，他的整个思想动机就是替百姓说话，但造成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因为他已经公开和朝廷作对，得罪了朝廷。那朝廷是你一介草民能够得罪的吗？

黄敬芳想不到现在自己的儿子几乎犯了和高伯一样的错误，一样成了朝廷要抓捕的对象，这样一来，两个原本互不相干的事却因为一种特殊的关系相互抵消了。黄敬芳不禁苦笑着对李氏说，我们现在哪还有什么资格去嫌弃人家？要走就让他们一起走好了。永远别回来了！说罢，让李氏赶紧去为孩子准备行李。李氏听着，落下泪水来。她知道，孩子这一走，恐怕就永远也见不着他了。她把自己的心事诉说给男人，黄敬芳听了也满目凄迷，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但他强装嘴硬说，那要怨谁？都是他自己找的！

儿子黄泽如的心情却一点也没有像他的父母那样沉重。尽管故土难离，但在儿子看来，只要有高兰香相伴，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觉得寂寞。他和高兰香之间其实也不存在什么秘密、私约，两个人从小在一起长大，彼此心里都装着对方是相当正常的，根本用不着相互表白，更用不着山盟海誓，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足以让对方为自己坚守一辈子。黄泽如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当他在雨中敲开高家的门，向高兰香她娘提出要带高兰香去南洋时，在一边的高兰香除了表现出少女那种特有的羞赧外，她相当的平静，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倒好像是黄泽如多年前向她允诺的一件事现在终于得以兑现了一样。

这个夜晚对高黄两家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两家人几乎谁也找不到任何借口和理由来阻止这两个年轻人的美好将来，就好像那是命中注定的，所有一切只能照章办事。快到天亮的时候，两家人除了黄敬芳忙着找人替两个孩子办理去南洋的一些事务外，也不知道大家在忙来忙去到底在忙些什么。无非是没完没了的不放心，没完没了的叮嘱。高兰香的母亲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事实的，她满含着热泪对黄泽如说，泽如你听好了，我把兰香交给你了，现在你要当着你爹你娘的面保证，你会对她好。高兰香却觉得娘的话有些多余，她太了解黄敬如了，否则她也不可能爱上他。没等到黄泽如表态，她赶紧对娘说，娘，你就放心好了，你的女儿是不会让人家欺侮的。泽如他不是那种人。娘说，还没嫁过去，就已经向着他替他说话了？反正都是你自己愿意的，到时受苦受难你也怨不得你娘。又转脸对黄泽如说，既然兰香那样说，我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了，人这一辈子，过好过歹都是自己的命，今天你们就当着两家大人行个礼，拜个堂，完了后我家兰香就是你的人了。

两个孩子给大人们行过大礼后，天也快亮了。到处都听得见鸡叫狗吠的声音。

孩子们要上路了。

黄泽如总觉得父亲对他误会太深了，总觉得肚子里有话想在走之前跟父亲解释清楚，否则，以后就很难有机会了。临出门时，他对黄敬芳说，爹，你的儿子真的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朝廷的事。你的儿子也是为了大清国好，想改变眼前的状况。现如今，凡志士仁人，谁不为大清的腐朽和无能焦急，你儿子不过是替百姓说了一些他们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而已，并没有做错什么事。

黄敬芳虽然心里也想着儿子不可能做出那种大逆不道的事，嘴上却说，走了就走了，还要说那么多的废话干什么？

黄泽如便不好再说什么了，心想，总有一天，父亲一定会理解他的。朝廷也会理解他的。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行为不会有错。

高兰香的娘除了给女儿一些盘缠外，还给了女儿一小袋子的灶土，让女儿带在身边。那是家乡的一种风俗习惯，凡家里有人要出远门，做父母的都要让儿女们带着，其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儿女们到了要去的地方后，在以后他们要天天生活的水缸里或沟渠里撒上一把灶土，以防水土不服，叫服水土；另一层意思则要明白多了，人行千里，身边却仍然带着故乡的泥土，叫离家不离土，它随时随地提醒着你，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故乡的人。

此情此景，伤离痛别，高兰香早已泣不成声了，她说，娘，女儿走了，今后你自己一个人，你可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娘说，你自己顾好自己，别让娘操心就行了。

又说，香香你可听好了，不管你去了哪里，千万别像你爹一样，一走就把家都给忘了，把娘给忘了，连回来都不想回来了。

高兰香流下泪来，她说，娘，兰香不会。兰香会天天想娘的！

娘又说，这些年你爹连个音讯都没有，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也有人说他去南洋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到了南洋就去找他，难说他真的就去南洋了。要是你们能够在一起，娘也就放心了。

高兰香说，我知道了，娘！……

兰香娘心里确实是那样子想的。自从兰香爹被乡亲们救了送到那条船上后，她天天就在心里想，兰香爹能去哪儿呢？死了吗？不会的，凭直觉，她知道兰香爹一定还活着。那么，会不会像大家在传说的那样，真的到南洋去了？否则的话为什么都几年了还不见他回来？但从那以后，兰香娘对南洋这个名字就特别敏感起来，只要谁一提起南洋，她就会竖起耳朵去听，就好像正在说一件跟她有关的事。后来，一首叫“下南洋”的歌谣在七乡八村到处传唱，她竟然也学着唱了，每当一个人寂寞时都要哼上几声。哼着哼着，泪水就下来了。那首歌谣是这样唱的：

阿哥出门去南洋，

漂洋过海到外乡，

哥哥身体要保重，

有了身体好还乡，

人争口气佛争香，

……

阿哥出门去南洋，

一路行程路头长，

阿哥到了南洋后，

书信赶紧寄回家，

免得妹妹挂心肠，

……

兰香娘觉得每次哼这首歌谣时心里都酸酸的，哼着哼着，泪水就要拼命流下来了，她于是不敢再哼下去。心里想着，这都是谁呀，写了这样一首歌，好折腾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