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如风尘仆仆赶回阔别三年的故乡，世事难料，没想等待他的却是一连串不好的和令他痛心疾首的消息。首先，他的父亲黄敬芳在他刚刚去南洋的第二年，就因病带着亦荣亦辱亦喜亦悲的心情，和对远方儿子的无比牵挂撒手人寰了。这个消息对黄泽如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他连站都站不稳了，眼泪立时夺眶而出。

娘把黄泽如带到黄敬芳的坟前，只听“扑通”一声，黄泽如已经两个膝盖齐刷刷跪在了坟前，哭起来说，爹呀爹！你儿子来迟一步了！儿子还没孝顺你老人家一天，儿子心里有好多话都还没来得及向你说，你也还没有原谅儿子呢，你就这样走了。儿子真是罪该万死了！娘在一边说，别看爹对黄泽如那样绝情，把儿子从家里赶走，其实，黄泽如并不知道，在几个儿子当中，他爹黄敬芳最疼爱的就是老大黄泽国和最小的儿子黄泽如。想当年，黄敬芳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把两个儿子挂在嘴上，那是他向乡亲们炫耀的资本，他总是以两个儿子的出类拔萃引为自豪。可是，黄敬芳做梦都没有想到黄泽如会闯下那么大的祸，转瞬间把他几年来苦苦构筑起来的那座自豪和荣誉的楼阁给摧毁了。黄敬芳荣极受辱，自然无法接受，一气之下，把黄泽如赶到南洋去是很正常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黄泽如当初要是不去南洋，他又能躲藏到哪里去？他能够逃过那些官兵的追捕吗？一提起官兵，娘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娘说，儿呀，你在南洋好好的为什么要跑回来？你就不怕官兵又来找你抓你？黄泽如忽然觉得几年不见，娘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许多，满头都是白发。心里想，这次回到南洋，谁知道自己要等到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呢？而到了回来的那一天，娘一定已经很老很老，已经走不动路了。或许，娘已经早不在了，离开这个世界了，心里不由得十分的感伤。他望着娘说，你放心，娘，我会小心的。黄泽如告诉娘说，这次他是回来招募那些农人的，他说他已经在南洋跟人家签了一份有关开发土地的合约，他要把那些过苦日子的农民都带到南洋去。让他们去南洋过好日子。他说爹在世时最想替乡亲们做事了，要是现在爹还在的话，也一定会支持他这样做的。

娘不再说了。儿子不管是对是错，她都能够相信他，理解他，支持他。中国传统女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她们对丈夫对儿子的宽容和爱是惊人的，透过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隧道，仿佛可以看到那一个个母亲和妻子像一座座高而明亮的灯塔，在照亮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一路向前。

除了父亲辞世，还有一件让黄泽如既伤心又感到震惊的事，那就是才短短三年时间，他一直所钟爱的家国已经变得更加的衰败无能，百姓的生活也已经变得更加的痛苦不堪，泱泱的大清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老人。就在黄泽如回国前不久，由英、法、德等国组成的八国联军已经砸开国门，打到了北京城。那是满清政府最为耻辱和黑暗的一天。据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起因是中国人攻击了外国人，那种说法不免有点牵强和荒唐。那时，全国各地已经陆续来了一些国外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修建教堂，广纳信徒，并且收养了大批的中国孤儿，教他们唱歌跳舞认字。许多中国人都不明白那些外国人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那么好心去做那些本不该由他们去做的事。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认为外国人那样做肯定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当时到处流传着一个中国人说的一句超级荒谬的话，他告诉人说，据说人眼睛里的眼白可以提炼白银，那些外国人就是打算把中国人的孩子养大，然后挖他们的眼睛提炼白银的。

这句话提醒了正在疑惑的中国人，大家非常气愤，于是一夜之间把那些“图谋害人”的传教士统统杀掉。这个事件导致了八个国家联合起来向中国人“讨公道”。

那个传说当然是太荒谬了，是入侵者的一种借口。而事实是，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起，帝国主义就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拼命掠夺中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国出现了维新派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直接阻碍了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英、法、德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在大沽口进行威胁，五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

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五月二十八日，由八个国家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北京。因此，从根本上讲，那些外国佬们不过以中国人杀外国人，清朝政府仍然放任不管，甚至于加以庇护当做一种借口，乘机举兵中国。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瓜分中国的财富。于是，一九〇〇年六月，英、美、法、俄、德、意、日、奥八国组成侵略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直取北京。八国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此次中国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永远无法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可悲的是，当外国列强用坚舰和重炮捣毁大沽口炮台后，除了受到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爱国官兵拼死抵抗外，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这个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早已携侍从随慈禧太后跑到西安避难去了。留下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乞和，并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在北京正式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口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便完全沦为半殖民地。面对山河破碎，国已不国，黄泽如不禁唏嘘，不知道中国今后将沦落到何等地步。他真恨不得能重返京城，去斥责那腐朽无能的朝廷，去和那些外国列强决一死战。但他知道那样做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不可能傻到那种地步，他已经不再是学生时代的他了。冲动和狂热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已经开始变得理智和成熟。悲愤的情绪促使他加快了招募垦农的计划和步伐。国家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朝廷已经把百姓拖到了越来越黑暗的境地之中。他只能远离这里，让更多的百姓远离这里，在那遥远的南洋找到一块净土，耕耘播种自己的理想和希望。

考虑到几年前的那件事，黄泽如在招募垦农时尽量不事招摇，以免引起官兵对自己的注意而带来麻烦。黄泽如压根就没有想到招募垦农会遇上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本以为此举可以为自己苦难的同胞谋一条生路，远离这个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的国家，没想事与愿违，那些农民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尽管他苦口婆心在作宣传作解释，人家就是听不进去，认为黄泽如在白天说梦话，要不就是在欺骗大家，心里另有什么企图，担心像被卖“猪仔”一样给卖到南洋去。其实，黄泽如虽然出身农家，但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读书人，书呆子。他并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中国的农民是相当保守的，特别是在当时，交通相当不发达，一个普通人的活动半径也不过在几公里之内，更何况一个农民。

就是现在，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一句话说，父母在，不远行。还有一句话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狗窝。因此，也依然存在恋土的思想。既然如此，谁又愿意到那个谁也没有去过没有见过的地方？那是哪呢？天边？还是海角？天边看不见，海角摸不着。说穿了，就是对南洋不了解，对黄泽如不信任。黄泽如急在心里，他为乡亲们的愚昧麻木感到痛心，甚至于感到气愤，他并不明白，他的这些乡亲们完全和他这个读书人不同。读书人太敏感了，动不动就无病呻吟，农民则不然，他们已经习惯了过那种苦日子，已经习惯了朝廷的腐朽无能和黑暗统治，他们逆来顺受，随遇而安。黄泽如顿时有一种很深的失落感，觉得理想和现实之间，其实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人自扰，自作多情了。

但他又不能就此作罢，《垦约》都在南洋跟人家签订了，他怎么可以放弃努力，一个人灰溜溜回到南洋呢？读书人倒是有读书人的办法，他把南洋的情况，包括语言环境、当地气候、生活习俗、农耕习惯等等，一一写在纸上，并张贴到四乡八村，当做招农广告，鼓动大家的报名热情。那些长年足不出户的农民终于被他的诚挚和异国的风情所感动，所吸引。或者说，都想开了，都想明白了，纷纷报名加入垦农队伍。

黄泽如的母亲娘家在永泰，那里还有不少母亲的亲戚朋友，黄泽如便把招募广告贴到永泰和闽侯一带，并做了一些鼓动的工作。有些人听说要去南洋，二话不说就报了名，甚至唱起了那首在当地广为流传的童谣：“番婆番仔弄叮当，一碗胡（干）饭吃捌（不）空”……竟然招了不少人。黄泽如喜不自胜，但是，当夜里他对着那张报名的名单数了数，不禁心凉了，因为从报名的人数看，虽然热热闹闹的，但实际上才有招募总数的一半不到，接下去到底要上哪补招大半以上的垦农，便成了黄泽如的心头大病。

这时，黄泽如忽然想起了陈可镜的家乡兴化，心里想为什么不可以到兴化去招募垦农呢？那天回国，黄泽如连家也顾不得回，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陈可镜二叔的遗骨送到兴化，他照着陈可镜的交代，找到了陈可镜的表弟陈长喜。按照兴化规矩，在外头死去的人还得引魂，还得摆上香案供几盘水果为死去的人行祭礼，唱招魂经，然后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他和陈长喜两个人认认真真按照兴化的丧葬习俗，把陈忠祖的遗骨埋在了他父母的墓旁。一切办妥后，黄泽如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赶回家乡福清招募垦农，于是倒把在兴化招募的事给忽略了。现在，福清那边招募卡了壳，一筹莫展，黄泽如便想，唯一的希望只好到兴化去想办法了。心里就想，要是陈可镜这下在身边就好了，他们就可以一起出主意想办法了。至少，在兴化招募垦农，可镜兄完全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

也是天意，黄泽如想什么，什么就来了。这时，黄泽如面前有男有女站着三个人，黄泽如抬头看时，简直呆了，你猜站在黄泽如面前的人是谁？是陈可镜！还有他的表弟陈长喜。黄泽如已经和陈长喜见过面，自然认得。然而，和他们一起来的那个女孩子，黄泽如就不认得了。那女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年纪，经陈可镜介绍，才知道那小女子叫陈淑娴，是陈长喜的亲妹妹。黄泽如觉得那女子文静得有点忧郁，倒像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陈可镜从天而降，黄泽如还是让他吓了一跳，怎么想也明白不过来。原来，黄泽如走了后，陈可镜夫妇和高兰香怎么想都感到不对头，都担心黄泽如一个读书人要回来招那么多的农人必然困难重重，于是，黄泽如才走几天，陈可镜就跟着回来了。这一来，却把黄泽如搞糊涂了，仿佛自己在梦里，怎么也无法跟现实联系起来。他说，可镜兄，莫笑我，你把我给搞糊涂了，我到底是不是在做梦？

陈可镜笑起来说，不是做梦，是真的，你前脚刚走，我就跟着回来了。

黄泽如说，我还是不明白，不都已经说得好好的，我一个人回来，你留在南洋，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呢？

陈可镜说，我不放心，大家都不放心，都说你一个人要招募那么多的垦农，会忙不过来的，就让我坐下个船次回来了。

黄泽如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陈可镜真的就站在自己的跟前。黄泽如于是向陈可镜大倒苦水，他说招募实在太难了，他已经被这件事折腾得筋疲力尽了。他怎么就想不明白，那些农民为什么会那样封闭和保守，宁愿在家苦熬守苦日子也不愿意出国去？

陈可镜说，你莫怪农民，农民跟你们读书人不一样，农民只要有一碗饭吃就行了，就满足了，哪怕半饱半饿也能忍受，其他的他们一概不管。你们读书人就不一样了，脑袋瓜子想得多，没有吃饱饭时在想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吃饱饭了呢还想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整天这国家那民族的，所以你们会活得很累很痛苦。

黄泽如被陈可镜说得半懂不懂，他说，照你这么说这回我们回国招募垦农错了？

陈可镜说，没有错，不是还有那么多人想跟我们走吗？

黄泽如叫起来说，可镜兄有所不知，还差一大半呢！

看他一副苦相，没想陈可镜却笑起来。黄泽如被笑得有点莫名其妙，他说，怎么？难道我说错了？

陈可镜依然笑着，他终于说，你放心好了，还有一大半，我已经替你给招好了，现在就等着和你招的那些人一起走了。

黄泽如哪里相信，他说，可镜兄你别逗笑了好不好，我知道你在骗我。

黄泽如说着，看了看站在陈可镜身边的陈长喜和陈淑娴，想在他们那里找到答案，陈长喜于是老老实实说，可镜表兄说得是真的，这不，连我和我妹妹也都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洋了。

黄泽如喜笑颜开，他说，是吗可镜兄，平时还真的没看出来你的能耐呢，还多亏了你赶回来，否则的话，就耽误大事了！

几天后，黄泽如和陈可镜率一千多名垦农，包括妇女儿童，从福州马尾分乘三艘英轮南行。队伍浩浩荡荡，非常壮观。在那些人中，不单单是垦农，男女老幼都有。而且，不仅仅是农家，士、工、商、医生、木工、传道、老师，各种人才都有。这主要是黄泽如他们从将来垦区的发展考虑的。

刚上船那会儿，那些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民当看到海上秀美的景色时，还会大呼小叫，嫌眼睛不够用。但没坚持多久，风一刮，船一摇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忍不住晕船呕吐起来，叫爹爹喊奶奶，担心再吐恐怕连肠胃也给吐出来了。但还算航程顺利，经过将近十天的海上颠簸飘摇，三艘英轮终于停靠在新加坡莱佛士码头。后来，每当黄泽如和陈可镜想起这事，都难免有些后怕，心想，要是像当年他们出洋一样碰上海盗那该怎么办？

但是，此时此刻，黄泽如他们似乎没有考虑那么多，他们想的是越早赶到南洋越好，越早把那片荒地开发起来越好。轮船一到新加坡，他们马不停蹄，接着带垦农们又换乘去古晋诗巫的轮船，不停地赶路。垦农们沐一身风尘，到达诗巫时一个个已疲惫不堪，幸好张三年和留下来的两个女人早已安排妥当，并到江边码头接应，细心招待。垦农们很快就适应了过来，打消了原先的顾虑。面对极目千里的荒芜原野，垦农们呆了，不禁发出一声声的惊叹，都说，南洋人实在太懒了，怎么会让那么多的地白白荒着？糟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