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桢发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街面上的东洋人多了起来。

打小，她对日本人并不算陌生。瑞和街东边有个夏目医生，就是日本人。头疼脑热了，冯家都去他那里看。说在他那里看，好得快。说起来，夏目本来的生意并不好，因为襄城人，骨子里还是保守，笃信中医。用三大爷的话来说，到底几千年下来，打神农尝百草开始，什么毛病看不得？这西医是什么时候才有的，连给中医做孙子都不配。

可有一次，老太爷突然中了风。瞧了几个中医没法子，这才想起了夏目，央人去请。打了一针，开了几服药，竟然慢慢调理过来，嘴不歪，眼不斜了。冯家从此对西医的印象大为改观，逢人便夸这东洋医生。其他的大户本来将信将疑，可见这么着，也就跟了风似的去瞧了。夏目自然知道老冯家的底细，是很有些受宠若惊的。再给冯家的子弟瞧病，便格外尽心，大约就相当一个家庭医生。

仁桢其实有些喜欢这个老日本人。因为他跟家里那些男长辈不大一样，没有一张正经八百的脸，也没有长长的山羊胡。常年穿着白大褂，没有股子陈年的中药味。挺爽利的一个人，见了人，不分大小，先是九十度的一个躬。脸上成年都是笑，笑起来，灰白的眉毛跟着抖动。他一见了仁桢，就大呼小叫，说是“卡哇伊”。仁桢以为是骂她，就使劲哭。他就忙不迭地拿出一个日本的绢人，穿着和服，美得不行的，说这就是“卡哇伊”。

仁桢是整个文亭街第一个种了牛痘疫苗的中小学姑娘。原本她是怕得要死。但是受不了那花花绿绿的奶糖的诱惑。一边打针，夏目医生居然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给她讲花木兰的故事。讲到一半，打完了。仁桢自己将袖子撸下来，说，你讲错了，我二姐说花木兰才不稀罕嫁人呢。

夏目医生就好脾气地笑一笑说，将来谁会有福气娶上桢小姐呢。

可是，年初的时候，小顺发了高烧。冯家请夏目医生给他瞧。夏目前脚来，看都没看一眼，居然后脚就走了。三大爷很生气，说这个小日本，想怎么的。我一个指头，就能把他赶出文亭街去。他在襄城还想吃口饭？

慧容问起来，夏目又是个九十度的躬，说，冯夫人，真是对不住，最近接到帝国的示令。我现在已是在编的军医，只能给我国的军人和上等的支那人看病。我随时都愿意为您效劳，至于府上的仆从，恕难照顾了。

一大清早仁桢跟着小顺去上学。路过平四街口，看到一群孩子，冰天雪地的，就穿个小短裤，光脚踩着木屐，冻得哇哇直叫。然后排了队，一个牵着一个，去上学。一个顶小的男孩子脚下一滑，摔倒在了地上，竟然也没人管，自己慢慢地爬起来。一抬头，恰和仁桢的眼睛对上了。孩子圆头圆脑的，脸上看得见新生的冻疮，已有些裂开了。不知道怎么的，仁桢心里有点疼。那孩子也仔细看了看她，眼神倒是冷得很，好像看到的是个对头。前头就有个大孩子转过头来，切切呀呀地对他嚷，声音很不耐烦。小男孩一步一拐，蹒跚地跑着跟上去了。

小顺便说，这东洋人，自己的孩子不当孩子呀。

仁桢也想，日本的侨民，在这文亭街上住了十几年，甭管中国话说得多么利索，骨子里是不会变的。要说他们不爱孩子，倒也不是。每年农历五月五，过端午。中国人吃粽子，他们也吃。可是，他们还要在家里头竖起旗杆，挂上几只鲤鱼旗，说是为家里的男孩祈福。黑一只，红一只，白一只，热闹得很。仁桢就问夏目医生，女孩儿家有没有节日呀。夏目就说，一样有，在三月三，叫“桃花节”。仁桢就重复了一下，觉得这节日的名字实在是很美。夏目便说，上回送给桢小姐的偶人，就是女儿节父母的礼物呢。仁桢就遗憾地说，在中国没有女儿节。夏目就对她眨眨眼睛，桢小姐若嫁到日本，桢小姐的女儿就有女儿节过了。仁桢便说，我才不要嫁给你们日本人，日本男人打老婆打得凶。夏目听了就哈哈大笑。

这文亭街上的日本女人，也和男人们一样，见了认识不认识的，先鞠上一躬。寒暄几句，分开了，又鞠一躬。然后站在原地，看着你走远了，才迈着小碎步离去。至于打老婆的事情，仁桢是听奶妈徐婶说的。徐婶在济南的时候，说是在一个日本商人家里帮过佣。那商人看着斯文，其实一喝醉了酒，就打老婆。做老婆的，跪在地板上给他踢打，边挨打还得边叫好。打的时候，木屐给踢得飞了出去。她还给捡回来，捡回来继续打。徐婶就说，那家工钱不错，可我真做不下去。我们泰安，男人也打老婆；可是，老婆也跟男人对着打。这就是洋学生说的“男女平等”嘛。

仁桢就有些佩服这个奶妈，觉得她是个有见识的人。二姐自然更有见识，可是二姐讲的那些道理，她听不大懂。但徐婶三言两语，她立时三刻就明白了。

这天徐婶上了街，回来便慌慌张张的，说不得了了。真是今时不同往日，如今连高丽棒子都神气起来，见人直嚷嚷。大脸盘，大嗓门，那叫一个横。昨儿个听任家的底下人说，他们家二姑爷，和棒子在“奇仙楼”为了一个姑娘杠上，给揍得只剩半条命。

慧容嘱咐伙计将大门关严实，边就说，老爷，这朝鲜不是亡了国了吗？

四爷便说，棒子不过是仗势欺人。打日本人进了山海关，国民政府就一个一个地和他们签协议。现在说什么华北自治，实在是欺人太甚。

徐婶便说，天杀的，那“满洲国”，不是又要大上一大圈？

四爷便叹一口气，说，我们以往的皇帝，现在是他们的儿皇帝了。想想又说，徐婶，你只管看好小姐，不该说的别说，不该动的别动。在外面头一条，莫论国事。

仁桢就问，爹，什么是国事？

明焕看她一眼，说，就是小孩子不该管的事。我前儿听小顺说，你下了学不肯回家，缠着他要去看学生游行。这个热闹，是你该去凑的吗？

仁桢就扁一扁嘴，说，这个热闹我是不该凑，赶明儿我还是跟爹去戏园子凑热闹去。

明焕听了，使劲皱一下眉头。慧容倒是深深看他一眼，没说什么。

隔天的晌午，三大爷来了，说是有要紧的事商议。慧容连忙迎出来，说，三哥，明焕带了阿岳送涓儿去车站了。叶家那边的二舅爷亲自过来接，我们这边还是尽足了礼数好。

明耀脸沉了沉，说，也罢，家中的大小事，他也没怎么管过。叫老大老二出来。

待他说出来，几个人也才感到的确非同小可。日本人上门来了。

来的人一个穿着西装，叫和田润一。还有个是平常的和服打扮，是个布商，姓北羽。这两个人来，是要和冯家商量租借四民街临街的三间大屋，说是要开铺面做生意。

慧容便说，四民街的房子，是分租给谢家和袁家的。他们两家又做了二房东。里面住了有几十户，这一时间怎么收得回来。收回来了，让他们迁到哪里去。

明耀说，我也这么跟他们说。可他们说，生意做起来了，就算是北羽和冯家的合作，背后是日本帝国，互惠共荣。时势动荡，谁是帝国的朋友，将来就是支那的光荣。

慧容想一想，说，三哥，我看这日本人，我们不能沾。我听我姐说，叶家就是来者不拒。当年土匪要粮食，他们给。中央军要军需，他们也捐。再大的家，也格不住这么个要法。再说了，日本人现在在中国，闹得很不像话，将来我看落不下好。

明耀捋一下胡子，说，他们是多行不义，我们是燃眉之急。我能怎么说，只有一拱手，说，先生是高看了我们冯家，也就是空有个虚名，做了几世的土财主，不擅实业。更没有和外国人做过生意，怕是辜负了和帝国的合作。

慧容连忙称是，说，到底是三哥，硬话还得软说。

明耀摆摆手，可那个叫北羽的，将咱们家的底细，了解得一清二楚。说没有外国人，哪来的冯家的今天。这“景盛公”现在是卖给别人改了名字。但凡是襄城人，这“大烈”的威名，怕是没人不知道。老先生的牌位摆在面前，他这日本的生意人都要鞠上一躬。明耀这时候压低了声音，对慧容说，他连太老爷咸丰年间“通捻”的事，都知道。

屋里的人，都沉默了，没一个人再说话。仁桢在外头听见了“大烈”两个字，也敛声屏息，觉出家里怕是要出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