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大表哥开始无法抑制自己瞌睡的时候，他的名字就从我现在供职的这家报纸上消失了，和我们那个曾经在小范围内作过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的村子的名字一起消失了。虽然以后他曾醒来过一次，却也未能把自己的名字再变成铅字。

就在1976年秋天，空泛而又庄重激昂的各种头号字的通栏标题充斥报纸的各个版面，全中国沉浸在大悲伤大惊喜之中的时候，村里那场连绵不绝的秋雨终于变成了一次特大的山洪。半夜，像多年前那场大火时一样，在洪水的轰轰隆隆的咆哮声里，村子又一次在地面上轻轻摇晃。所不同的是，这时没有明亮的光芒。大雨如注，夜漆黑一团。人们惊恐万状，都以为传说中的地震来了。不一会儿，全村的人都聚集到了小广场上。只有刘世清一家，在多年不用的那架旧马车车辕上架起雨布，蜷缩在下面不受雨淋之苦。歪嘴从学校门上取了木板，高擎着，叫勒珍和头一个娃娃躲在门板下面。

大表哥打了几十天的瞌睡醒了。

高举一盏马灯，他跳上了那架旧马车。脸上松弛成面团的肌肉又绷紧成了铁块，昏浊的眼睛又放出了光芒。雨点打在玻璃灯罩上，“嘭”一声爆响后，灯灭了。

勒珍叫歪嘴扔了门板，用手电筒给觉巴照亮，几支手电筒都亮了，射到觉巴身上。大表哥却说：“歪嘴！把学校的门板上回去！”电筒的光芒转向歪嘴，直到他把门板送回去上好了。这时，山上的泥石流正奔腾咆哮，从好几个地方往河谷狂奔。电筒光芒又集中到了表哥身上。他只挥了挥手：“乡亲们，回家吧！男人们早点起床，有事干了。”灯罩炸裂的玻璃碎片划伤了他的脸颊，血从他脸上缓缓流下一段，就被雨水冲刷干净了。

山洪冲毁了近百亩的梯田和配套的灌溉渠道。兴建中的水电站的引水渠道也几乎给完全冲毁。一夜之间，那些原先有土层和灌木覆盖的山坡现在大片大片地露出了纵横交叠的岩层。天放晴了。空气中充满强烈的土腥味。阳光使那些刚刚裸露的岩石放射出银子般华贵的光芒。冲积物在村前不远的谷口堵塞起来，村子周围从此有了一个越变越漂亮的湖泊。后来，湖泊周围率先生长起一些树木，杨树、白桦，不几年就成了一条环湖的林带。以后的这么多年，为了各种原因，急于弄钱而又没有别的方式弄钱的人们滥砍乱伐残存的林木，却没有人在环湖的新生树林中动过一刀一斧。除此之外，未被人动过的，就是佑护村里那眼泉水的那丛古老的柏树了。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把这些当成最后的良心和希望加以描写。那篇文章被总编大加删削，我就从排字房自动撤下了。多出的版面很恰当地放了三张党政机关在植树节植树的照片。一张在新建的工业学校、一张在公园、还有一张是公路旁边。背景一律都是灰蒙蒙的没有一株高大挺拔乔木的荒凉山坡。

早上，男人们果然早起。大表哥高挽裤腿，一手一脸的泥浆回来了。他把自己的村子巡视了一番。他淡淡地说：“我叫他不要运回来这么多东西，他偏要运，都给洪水冲走了。”

这是人们听到的他惟一一句抱怨的话。当天，他就带领村里人修复被洪水冲毁的梯田和灌溉渠道。工地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程卫东报来了被洪水冲走的物资的数目。那数目大大超出觉巴的预料。觉巴脸上出现了不信任的神色。但他还是画了押盖了章。他问程卫东：“和当年比，你是学好了还是学坏了。”

程卫东讪讪地笑了。人们还传说，一次歪嘴打了勒珍，她找到大表哥哭了。大表哥对勒珍说：“你找了歪嘴，是你的福气啊。”也不知是真是假。刘世清找到觉巴，要一点活路做。人们说他是想抢程卫东有油水的差事，但他没这样说。觉巴就给了他跑公社加工厂，修理钢钎、锄头的活路。刘世清又套起了马车，三五天一次，送走用坏的工具，运来修好的工具。风雨无阻，整整两年任劳任怨。

春天到了，北京要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了。报纸上说建筑材料从全国四面八方征集，并且不时有哪里哪里献上了珍贵石头或木头或花草的消息。谁也没想到村子会摊到这份荣耀：生产队接到了通知，要二十立方米上等落叶松献给毛主席纪念堂。落叶松长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方。在那样的高度上，有我们这个山区惟一的高大乔木。从来没人用这种木头做过什么东西。但树木却真是美轮美奂。四月中旬了，这种树木还耸立在高山上的晶莹积雪中间，绽出嫩绿的针叶，颜色仿佛翡翠碧玉，仿佛一痕若有若无的淡淡轻烟。只在短暂的夏天，积雪消失了，这种树木才融入其他树木的一片绿色。秋天，一场初雪下来，高山上就积了雪，落叶松的树叶就黄了，在秋日明朗的阳光中，闪烁着黄金般的光芒。据说，这种木头在秋天里伐下来，最美丽也最耐腐。但是等不到秋天了，初春时节，村子里就组织人上山了，把为数不多的珍贵树木采伐下来了。以后，村子周围的山上就永远没有这种美轮美奂的落叶松了。

砍伐这些树木并运下山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给毛主席纪念堂献礼是不要报酬的，但县上仍然拨给了几吨水泥，弥补那场水灾中的损失。等到农田修复，水电站建好，已经重新包产到户。生产队撤销了。

人们提出要觉巴再当村长。

大表哥说：“我累了。另外选人吧。”于是，就选了别人当村长。一个和气的人。都说不要谁领导谁了，选个和气的人吧。于是选了一个精打细算的人。这人成分是上中农。当然，现在中国农民都是一个成分了。

这年春天，人们特别勤奋地在属于自己的地里耕作。相遇时，人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兴奋而又尴尬的神情。只有大表哥一副疲惫之极的模样，躺在地头上，在温暖的阳光之下。种完了自己庄稼的歪嘴两口子来给他帮忙。刘世清的两个儿子已经去了成都，家里没人下地。耕地由于没有翻耕，已经有一片浅浅的嫩绿了，不过那不是禾苗而是野草罢了。

大表哥觉巴安然入睡了。

身后是他领着人们苦战几年改造出来的几百亩良田。人们在耕作，播下欢乐与希望的种子。

黄昏，水电站的电灯亮了，水闸打开，水顺着渠道哗然而下，我跟着欢笑的水头奔跑，进入机房，水正好从池中漫了过来。水冲击水轮泵的叶片。叶片震颤一阵，终于旋转起来。皮带轮嗡嗡旋转，带动了发电机。我轻轻推上闸刀，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灯就全部亮了。我的手给暗夜送去光明，我自得而又高兴。我在灯下，在发电机的嗡嗡声中，在流水的喧哗声中复习功课，要在这年夏天考上大学。

这天，我却坐不住了。我反正要走的，我要把这个差使让给觉巴。刘世清的代销店里不再像过去那样幽暗了。他点了一盏全村瓦数最大的灯泡，尽情展览他的全部货物。这些年来，货物日益丰富，包装也越渐鲜艳，把货架装饰得琳琅满目。店堂中央还摆了两张桌子。人们渐渐爱钱，说钱，也有钱了。刘世清卖酒同时也卖菜。这天晚上，他请大表哥在那里喝酒，同饮的还有程卫东。

大表哥看看我：“坐下喝吧。他们会给钱的。”

“我给。”店主人说。

“还是我给吧，”程卫东大大咧咧地说，“你小本生意。”

程卫东现在在乡上开了一个锯木厂，用两架电平锯把原木加工成各种型材，并雇了两个木匠做各种家具出售。听人说，这个玩世不恭的人路子很广，承揽到许多活路，家具销路也很不错。都说他建锯木厂的本钱是给水电站采购建筑材料时攒下的，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人深究过什么。

酒过几巡，刘世清说起我小时用旧课本上的钞票图案骗他糖吃的事情。他对程卫东说：“他会比你更能挣钱的。”

程卫东笑了：“可能吧，不过那样爱书是挣不到钱的。”

“我要考大学，”我说：“我要把电站的事情让给我表哥。”

“发电站一年挣五百块钱不到，”程卫东笑了，“我叫他给我守一守锯木厂那几个工人，一年三千元他还不干呢”！

大表哥慢慢喝酒，吸烟。好像我们谈论的是一件与他无干的事情。谈到后来，他喝了一大口酒，摇摇头：“我想睡觉，那样不是每天都要把眼瞪着了吗？”

说完，就耸耸肩头回家了。

剩下我们三个人对着他孤独的背影，又是摇头，又是叹气。

谁也料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竟赶着村里的一群耕牛上高山牧场去了。原来放牛的人要回家侍弄自己的土地了。地分了，牛也分到了各家各户。于是当年的生产队长赶着集中起来的牛群上牧场去了。歪嘴执意要把多出的猎枪给他一枝带上山去，他也拒绝了。当年，我考上大学，欢喜之中，也忘了上山去看他一次。

承包了村里拖拉机的同学送我，说已经贷到一笔款子，马上要买一部旧汽车了。路上，不时看到村里人在砍伐山坡上东一棵西一棵当年不便用机械采伐的树木。树木伐下来，以百把元一立方米的价格卖出去。收购木头的又运到程卫东的锯木厂加工后贩运到省城，甚至外省的一些地方。

不能再砍了，我想。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人人都想发财致富，在这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的深山之中，树木就是惟一的财源了。何况，那时我心情是多么欢快啊。欢乐的人什么都能理解，什么都可以原谅。很快，到了北京，我几乎把什么都忘记了，只想赶快去天安门广场。一切都好像在梦中，不知道这个繁华美丽的都市和那个遥远荒凉的故乡村子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存在。就这样，恍恍惚惚，跟着人流旋转。就这样排着队进了毛主席纪念堂。在一间展览厅里，我的目光被一种木纹漂亮、泛着一点殷红色的护墙板吸引住了，走出展厅，也没看一张墙上的照片。这时，我想起家乡山上美丽的落叶松。也许，这些墙板就是那些松木制成的吧。这时，我们来到那具水晶棺前，看到伟大的老人，安详地睡去了的老人，泪水哗啦就淌下来了。

几年的学院生涯中，我惟一的热望是当一名记者。我不如年纪大的同学老练，更不如年纪小的同学油滑。我希望做一个记者四出采访，调查，写很多不宜公开披露但真实的东西层层上报，然后问题就解决了。当然，首先要写的就是家乡以及周围地区森林的问题，甚至还想出了好几个最为惊心动魄的题目。

不想，分配到州报社，主编却说：“先翻翻资料，熟悉熟悉情况吧。”就在那间尘封的仓库里，从泛黄的报纸上，我无数次看到村子和觉巴的名字。打听一阵，就连当年那些写稿的人对他们都不大有清晰印象了。

我真正干起了记者这个行当后，多数时候是在办公室里消磨掉的。而森林兀自以很快的速度消失，原先在森林护佑下生存，如今正失去森林，同时也失去自己许多东西的人们在对森林做最后的掠夺。因为他们需要过富裕生活，需要钱，需要这种弄到手又会水一样流走的东西，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