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还活着，妹妹小青应当在2月10号这一天过她的40岁生日。事实上，妹妹小青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31年了。现在是1999年的2月9号深夜，我坐在南京的书房里，怀念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小青。妻已经休息了。女儿也已经休息了。她们相拥而睡，气息均匀而又宁静。我的妻女享受着夜，享受着睡眠。我独自走进书房，关上门，怀念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小青。

应当说，妹妹小青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女孩子。她极少参与一般孩子的普通游戏。在她五六岁的时候，她就展示了这种卓尔不群的气质。小青时常一个人坐在一棵树的下面，用金色的稻草或麦秸编织鸟类与昆虫。小青的双手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本领。小青是一个舞蹈天才，如果心情好，她会一个人来一段少数民族舞。她的一双小手在头顶上舞来舞去的，十分美好地表现出藏族农民对金珠玛米的款款深情。我曾经多次发现当地的农民躲在隐蔽的地方偷看小青跳舞。小青边跳边唱，“妖怪”极了（当地农民习惯于把一种极致的美称做“妖怪”）。但是当地的农民有一个坏习惯，他们沉不住气，他们爱用过分的热情表达他们的即时心情。他们一起哄小青就停下来了。小青是一个过于敏感的小姑娘，一个过于害羞的小姑娘。小青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来疯式的小喇叭。这样的时刻小青会像一只惊弓的小兔子。她从自我沉醉中惊过神来，简直是手足无措，两眼泪汪汪的，羞得不知道怎么才好。然后小青就捂住脸一个人逃走了。而当地的小朋友们就会拍着巴掌齐声尖叫：“小妖怪，小妖怪，小青是个小妖怪！”

小青禀承了父亲的内向与沉默，母亲却给了她过于丰盈的艺术才能。小青大而黑的瞳孔就愈发显得不同寻常了。在这一点上我与妹妹迥然不同。我能吃能睡，粗黑有力，整天在村子里东奔西窜，每天惹下的祸害不少于三次。村子里的人都说：“看看小青，这小子绝不是他爹妈生的，简直是杂种。”基于此，村里人在称呼妹妹小青“小妖怪”的同时，只用“小杂种”就把我打发了。我们来到这个村子才几个月，村里人已经给我们一家取了诨名。他们叫我的父亲“四只眼”，而把我的母亲喊成“哎哟喂”——母亲是扬州人，所有的扬州人都习惯于用“哎哟喂”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一听就知道，我们这一家四口其实是由四类分子组成的。

妹妹很快就出事了。她那双善舞的小手顷刻之间就变得面目全非，再也不能弓着上身、翘着小脚尖向金珠玛米敬献哈达了。那时候正是农闲，学校里也放了寒假，而我的父母整天都奋战在村北的盐碱地。那块盐碱地有一半泡在浅水里，露出水面的地方用不了几天就会晒出一层雪白的粉，除了蒲苇，什么都不长。但村子里给土地下了死命令：要稻米，不要蒲苇。具体的做法很简单——用土地埋葬土地。挖地三尺，再挖地三尺，填土三尺，再填土三尺。这样一来上三尺的泥土和下三尺的泥土就彻底调了个个。工地上真是壮观，邻村的劳力们全都借来了，蓝咔叽的身影在天与地之间浩浩荡荡，愚公移山，蚂蚁搬家，红旗漫舞，号声绵延，高音喇叭里的雄心壮志更是直冲天涯。那个冬季我的父母一定累散了，有一天晚上父亲去蹲厕所，他居然蹲在那里睡着了。后果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他在翻身的时候仰到厕所里去了。“轰嗵”一声，把全村都吓了一跳。因为此事父亲的绰号又多了一个，很长时间里人们不再叫他“四只眼”，直接就喊他“轰嗵”。

父母不在的日子我当然在外面撒野，可是妹妹小青不。她成天呆在铁匠铺子里头，看那些铁匠为工地上锻打铁锹。对于妹妹来说，铺子里的一切真是太美妙了，那些乌黑的铁块被烧成了橙红色，明亮而又剔透，仿佛铁块是一只透明的容器，里面注满了神秘的液汁。而铁锤击打在上面的时候就更迷人了，伴随着“当”的一声，艳丽的铁屑就像菊花那样绽放开来，开了一屋子，而说没有就没有了。铺子里充满了悦耳的金属声，那些铁块在悦耳的金属声中延展开来，变成了人所渴望的形状。我猜想妹妹一定是被铁块里神秘的液汁迷惑了，后来的事态证明了这一点。她趁铁匠把刚出炉的铁块放在铁砧上离去的时候，走上去伸出了她的小手。小青想把心爱的铁块捧在自己的手上。妹妹小青等待这个时刻一定等了很久了。妹妹没有尖叫。事实上，妹妹几乎在捧起铁块的同时就已经晕倒了。她那双小手顿时就改变了模样。妹妹的手上没有鲜血淋漓，相反，伤口刚一出现就好像结了一层白色的痂。

妹妹是在父亲的怀里醒过来的，刚一醒来父亲就把妹妹放下了。父亲走到门口，从门后拿了起母亲的捣衣棒。父亲对着我的屁股下起了毒手。要不是母亲回来，我也许会死在父亲的棒下。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是在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才体会到的。那一次我骑自行车带女儿去夫子庙，走到三山街的时候，女儿的左脚夹在了车轮里，擦掉了指甲大小的一块皮，我在无限心疼之中居然抽了自己的一个嘴巴。就在抽嘴巴的刹那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愣在了大街上。女儿拉住我的手，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能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

妹妹的手废了。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小姑娘从此便把她的小手放在了口袋里，而妹妹也就更沉默了。手成了妹妹的禁忌，她把这种禁忌放在了上衣的口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妹妹的幻想一刻也没有停息过，一到过年妹妹就问我的母亲：

“我的手明年会好吗？”母亲说：“会的，你的手明年一定会好。”妹妹记住了这个承诺。春节过后妹妹用三百六十五天的时间盼来了第二年的除夕。除夕之夜的年夜饭前妹妹把她的双手放在桌面上，突然说：“我的手明年会好的吧？”母亲没有说不，却再也没有许愿。她的沉默在除夕之夜显得如此残酷，而父亲的更是。

第二年如愿的是村北盐碱地里的蒲苇。开春之后那些青青的麦苗一拨一拨全死光了，取而代之的还是蒲苇。这一年的蒲苇长得真是疯狂。清明过后，那块盐碱地重又泡进了水里，而蒲苇们不像是从水里钻出来的，它们从天而降，茂密、丰饶、油亮，像精心培育的一样。盛夏来临的时候那些蒲苇已经彻底长成了，狭窄的叶片柔韧而又修长，一支一支的，一条一条的。亭亭玉立。再亭亭玉立。一阵哪怕是不经意的风也能把它们齐刷刷地吹侧过去，然而，风一止，那些叶片就会依靠最出色的韧性迅速地反弹回来，称得上汹涌澎湃。大片大片的蒲苇不买人们的账，它们在盐碱地里兀自长出了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血运旺盛的世界。盐碱地就是这样一种地方：世界是稻米的，也是蒲苇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蒲苇的。

但我们喜欢蒲苇，尤其是雄性蒲苇的褐色花穗。我们把它们称做蒲棒。在蒲苇枯萎的日子里，我们用弹弓瞄准它们，蒲棒被击中的一刹那便会无声息地炸开一团雪白，雪白的蒲绒四处飞进，再悠悠地纷扬。我们喜欢这个游戏。大人们不喜欢，原因很简单，蒲绒填不饱肚子，纷飞的雪绒绝对是稻米与麦子的最后葬礼。

在冬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个大风的日子。我们手持蒲棒，十几个人并排站立在水泥桥上。大风在我们的耳后呼呼向前，我们用手里的蒲棒敲击桥的水泥栏杆，风把雪绒送上了天空。我们用力地敲，反正蒲棒是用之不竭的。满天都是疯狂的飞絮，毛茸茸的，遮天蔽日。

我不知道妹妹那时候在什么地方。她从不和众人在一起。然而从后来的事情上来看，妹妹小青一定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偷看我们的游戏。妹妹喜欢这个游戏。但她从不和众人在一起。元旦那天，妹妹小青终于等来了一场大风。妹妹一个人站上水泥桥，把家里的日历拿在了手上，那本日历是母亲两天前刚刚挂到李铁梅和李奶奶的面前的。妹妹在大风中撕开了元旦这个鲜红的日子，并用残缺的手指把它丢在了风里。然后，是黑色的2号。黑色的3号。黑色的4号。黑色的5号。黑色的6号——妹妹把所有黑色的与红色的日子全都撕下来，日子们白花花的，一片一片的，在冬天的风里沿着河面向前飘飞，它们升腾，翻卷，一点一点地挣扎，最后坠落在水面，随波浪远去。许多人都看到了妹妹的举动，他们同时看到了河面上流淌并跌荡着日子。人们不说话。我相信，许多人都从眼前的景象里看到了妹妹的不祥征兆。

妹妹做任何事情都不同寻常，她特殊的秉赋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活着，妹妹小青一定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艺术家。艺术是她的本能。艺术是她的一蹴而就。她能将最平常的事情赋予一种意味，一种令人难以释怀的千古绝唱。但是，妹妹如果活着，我情愿相信，妹妹小青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平常的妻子与平常的母亲，我愿意看到妹妹小青不高于生活，不低于生活。妹妹小青等同于生活，家常而又幸福，静心而又知足。生活就是不肯这样。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村子里又来了一大批外地人。他们被关在学校里头，整天在学校的操场上坐成一个圈，听人读书、训话。而到了晚上，教室里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我们经常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学校那边传来严厉的呵斥与绝望的呜咽。没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趴在围墙上，寻找那个夜间哭泣的人。但是，这些人不分男女老少，他们的神情都一样，说话的语气、腔调甚至连坐立的姿势都一样。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走路的时候就像一群夜行的走兽，小心、狐疑、神出鬼没，你根本不能从他们的身上断定他们在夜间曾经做过什么。

那件事情发生在黄昏，妹妹小青正在校前的石码头上放纸船。这时候从围墙里走出来一个女人，五十多岁，头发又长又白，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样子有些怕人。女人蹲在妹妹的身边，开始洗衣服。出于恐惧，妹妹悄悄离开了码头，远远地打量。女人在洗衣服的过程中不时地回头张望，确信无人之后，女人迅速地离开了码头，沿着河岸直往前走。而她的衣物、脸盆却顺着水流向相反的方向淌走了。妹妹是敏锐的，她的身上有一种超验的预知力。妹妹跟在女人的身后，一直尾随到村头。一到村头女人就站到冬天的水里去了，往下走，水面只剩下上半身，只剩下头，只剩下花白的头发。妹妹撒腿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尖叫：“救命哪！救命——”

妹妹成功地救了一条人命。人们带着好奇与惊讶的神情望着我的妹妹。妹妹害羞极了，她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脸上却像犯了一个错误。那个女人被人从水里拽上了岸，连她很厚的眼镜也被鱼网打捞上来了。但第二天上午发生的事证明了妹妹不是“像犯了一个错误”，真的就是犯了一个错误。第二天女人在操场的长凳子上站了一整天，所有的人都围在她的四周，围了一个很大的圈。临近傍晚的时候，女人的身体在长凳子上不停地摇晃。但是，这个女人有极为出色的平衡能力，不管摇晃的幅度有多大，她都能化险为夷。根据我们在墙头上观察，后来主要是凳子倒了，如果凳子不倒，这个女人完全可以在长凳子上持续一个星期。凳子倒了，女人只能从长凳子上栽下来。不过问题不大，她只是掉了几颗门牙，流了一些血，第三天的上午她又精神抖擞地站到长凳子上去了，直到这个女人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她笑得真是古怪，浑身都一抽一抽的，满头花白的头发一甩一甩的，只有声音，没有内容，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种无中生有的欣喜若狂。

妹妹小青救了这个女人的命，应当说，在妹妹短暂的一生中，这是她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而事实上，这件事是一个灾难。妹妹小青的半条性命恰恰就丢在这件事上。

还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我们都很高兴。春节是我们的天堂。那一天中午，学校里的神秘来客终于离开我们村庄了。他们排起队伍，行走在小巷。许多人都站在巷子的两侧，望着这些神秘来客。他们无声无息地来，现在，又无声无息地走。妹妹小青再也不该站在路边的。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一个爱站在人群里的人。然而，那一天她偏偏就在了。世事是难以预料的。悖离常理的事时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没有人能把这个世界说明白。没有人。

队伍走到妹妹身边的时候突然冲出了一道身影。是那个女人。由于过分猛烈，她一下子扑倒在地了。当她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她的头发全都散了，很厚的眼镜也掉在了地上。她伸出双手，一把就揪住了妹妹的衣襟，疯狂地推搡并疯狂地摇晃，而自己的身体也跟着前合后仰。她花白的头发在空中乱舞，透过乱发，妹妹看到了女人极度近视的瞳孔，凸在外面，像螃蟹，妹妹当然还看到了失去门牙的嘴巴，黑乎乎的，像一只准备撕咬的蛐蛐。女人把鼻尖顶到妹妹的鼻尖上去，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尖锐喊声：“就是你没让我死掉，就是你，就是你！”妹妹的小脸已经吓成了一张纸，妹妹眼里的乌黑灵光一下子就飞走了。只有光，没有内容。妹妹看见鬼了。妹妹救活了她的身体，而她的灵魂早就变成了溺死鬼，在小青的面前波涛汹涌。女人的双手被人掰开之后妹妹就瘫在了地上。目光直了。嘴巴张开了。

妹妹小青再也不是妹妹小青了。妹妹小青不会害羞了。妹妹小青再也不是小妖怪了。

父亲没有揍我。母亲也没有。

寒假过后妹妹再也没有上学。她整天坐在家门口，数她伤残的指头。只要有人高叫一声：“小妖怪，跳一个！”妹妹马上就会手舞足蹈起来。妹妹在这种时候时常像一根上满了弦的发条，不跳完最后一秒，她会永远跳下去，直到满头大汗，直到筋疲力尽。有一回妹妹一直跳到太阳下山，夕阳斜照在空巷，把妹妹的身影拉得差不多和巷子一样长，长长的阴影在地上挣扎，黑乎乎的，就好像泥土已经长出了胳膊，长出了手指，就好像妹妹在和泥土搏斗，而妹妹最终也没有能够逃出那一双手。

在妹妹去世的这么多年来，我经常做这种无用的假设，如果妹妹还活着，她该长成什么样？这样的想象要了我的命，我永远无法设想业已消失的生命。妹妹的模样我无法虚拟，这种无能为力让我明白了死的残酷与生的忧伤。死永远是生的沉重的扯拽。今生今世你都不能释怀。

开春之后是乡下最困难的日子，能吃的差不多都吃了，而该长的还没能长成。大地一片碧绿，通常所说的青黄不接恰恰就是这段时光。家境不好的人家时常都要到邻村走动走动，要点儿，讨点儿，顺手再拿点儿。再怎么说，省下一天的口粮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一天我们村的三豁来到高家庄，他五十多岁了，但身子骨又瘦又小，看上去就像一个皱巴巴的少年。午饭时分三豁把高家庄走动了一大半，肚子吃得那么饱，走路的时候都腆起来了。这已经很让人气愤了。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在高大伟家的家门口动起黑心思的。高大伟是去年刚刚退伍的革命军人，门前晒着他的军用棉帽、棉袄、棉裤和棉鞋。三豁真是鬼迷了心窍，他把退伍军人的那一身行头呼噜一下全抱起来了，躲进厕所，把乞丐装扔进了粪坑，以革命军人的派头走了出来。他雄赳赳的，又沉着、又威武，一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死样子。但是他忘记了一个最要紧的细节，衣帽裤鞋都大了一大圈。当他快速转动脑袋的时候，脑袋转过来了，帽子却原地不动。这一来三豁的沉着威武就愈发显得贼头贼脑了，更何况这一天又这么暖和，任何一个脑子里没屎的人都不可能把自己捂得这样严实。三豁一出厕所就被人发现了。一个叫花子冒充革命军人，是可忍，孰不可忍？高家庄全村子的人都出动了，他们扒去了三豁的伪装，把他骨瘦如柴的本来面目吊在了树上。他的身上挂满了高家庄的唾沫与浓痰。高家庄的村支书发话了，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其“性质”是严重的。村支书让人用臭烘烘的墨汁在三豁的前胸与后背上分别写下了“反动乞丐”，只给他留下一条裤衩，光溜溜地就把他轰出了高家庄。

高家庄的人再也没有想到我们村会报复。大约在二十天之后，高家庄的高中毕业生高端午到断桥镇去相亲，欢天喜地的。我们村是高家庄与断桥镇的必经之路，高端午回家的时候一头就钻进了我们村的汪洋大海。“反动乞丐”高端午同样被扒得精光，一身的唾沫与浓痰。我们村到处洋溢着仇恨，所有的人都仇恨满胸膛。这种仇恨是极度空洞的，然而，最空洞的仇恨才是最具体的。高端午被痛打了一顿，回村之后他没有往家走，而是赤条条地站在了村支书的家门口。高端午对着支书家的屋檐大声喊道：“支书，报仇哇！”

报仇是一种仇恨的终结，报仇当然也是另一种仇恨的起始。我们村料到高家庄的人不会就此罢休的。我们提高警惕。我们铜墙铁壁，我们还众志成城。我们在等他们。

他们没有来。第二天没有，第十天还没有。一个月之后我们却迎来了公社里的电影放映队。天黑之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在学校里的操场上。我带着我的妹妹。我的父母亲从来不看电影的，他们给我的任务就是带好我的妹妹。我和妹妹坐在观众的最前排，我们仰着头，看银幕上的敌人如何被公安局像挖花生那样一串一串地挖出来。电影刚放到一半，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大声叫喊起来：“高家庄的人来啦，高家庄的人把我们包围啦！”声音刚一传来几个不相识的外乡人就从凳上跳了起来，他们踩着人头与肩膀，迅速地从人群里向外逃窜。我知道出事了，拉起妹妹就往边上跑。这时候公安局长还在银幕上吸烟沉思，而人群已经炸开了。所有的人都在往围墙和大门那儿挤，操场中央只剩下放映员和他的放映机。围墙挡住了慌不择路的人们，人们开始往人身上踩。妹妹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冲散的，她的手心几乎全是疤，滑得厉害。我一点也不能明白妹妹被人挤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慌乱的场景大约持续了十来分钟，十来分钟之后人群就散开了，所有的人都不知所终。我躲在隐蔽的地方，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没有人。没有一个高家庄的人。一切都是那样地无中生有。

电影已经停止了，只有很亮的电灯亮在那儿。空空的操场被照得雪亮。妹妹与十几个横七竖八的身体倒在墙角。都是些老人与孩子。有人在地上呻吟，但是妹妹没有。我走上前去，妹妹的嘴角和鼻孔里全是血。妹妹脸上的血在电灯的白光底下红得那样鲜。我跪在妹妹的身边，托起妹妹，妹妹小青一动不动，腹部却一上一下地鼓得厉害。我说：“小青，”小青没有动。我又说：“小青，”小青还是没有动。妹妹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天。天在天上。后来妹妹的腹部慢慢平息了，而手上的温度也一点一点冷下去。我用力捂住，但我捂不住执意要退下去的温度。她望着天。天在她的瞳孔里放大了。无边无际。我怕极了，失声说：“小青！”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什么时候赶来的。我就知道父亲一把把我拽过来了。我知道我没命了。妹妹死在我的手上，父亲一定会把我打死的。这时候许多人又回到操场上来了，我听到了一片尖锐的喊叫。我没有跑，我等着父亲把我打死。父亲没有。父亲一把就把我搂在怀里了。这是我这一生当中父亲对我唯一的一次拥抱。我颤栗起来。眼前的这一切，包括父亲的拥抱，都是那样的恐怖之极。

现在是1999年的2月9号，妹妹如果还活着，明天就是她的40岁生日了。但是妹妹小青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十一个年头了。我一次又一次追忆她生前的模样，我就是想不起来。按理说妹妹小青已经人过中年了，可是我的妹妹小青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