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相当荣幸地离了婚，在离婚的现场我和我的妻子接了一个很长的吻，差不多就有火车这么长。那一天风和日丽，一草一木都像是为我们的离婚搭起来的布景，这样的日子不离婚真是糟蹋了。那时的人们普遍热衷于离婚，最时髦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离婚是现代人的现代性。这话多出色。正如马季先生推销张弓酒所说的那样，不好，我能向您推荐吗？现代性是什么？我不知道。不知道就沉默，这样一来就连我的沉默也带上现代性了。这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绝对是一件望尘莫及的事。

离婚之前我们活得很拥挤，更糟糕的是，我们都有些“岁月感”。真正的生活似乎是不应该带有岁月感的。我们便学会用“距离”和“批判”这两种方式来审核生活了。距离，还有批判，这一来第一个遭到毁灭的只能是婚姻。在这样的精神背景底下，我认识了我的“小九九”，而我妻子也出了问题，她和她的小老板对视的时候目光再也不垂直了，多了一种角度，既像责备，又像崇敬，简直是美不胜收。我们结婚之后妻就再也没有用这样动人的目光凝视过我了。不过我和我的妻子说好了的，周二、周四和周六在家里恩爱，其余的晚上则各得其所。也就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没有多久我就发现妻子彻底不对劲了，她走路的时候脑袋居然又歪过去了。她的那一套程序我熟，她走路时脑袋歪过去就说明她和小老板已经爱出“毛病”来了。“毛病”是妻子的私人话语。它表明了一种至上境界。可是我沉得住气，尽管我也有“小九九”，我还是希望见到这样一种局面：不是我，而是妻子对不住婚姻与爱情。谁不指望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呢？等我有了妻子的把柄，我会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和她摊牌的。然而，妻子迫不及待。她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伸起了懒腰，打着哈欠对我说，怎么越来越想做少女呢？这话很露骨了。她在用露出来的骨头敲我的边鼓。我想还是快刀斩乱麻吧，与其她装沉痛，不如我来。我脸上的皱纹多，沉痛起来有深度。我点上烟，说，我们还是尊重一下现代性吧。妻子听不懂我的哲学语气，然而，她凭借一种超常的直觉直接破译了哲学，妻说：“你不是想和我离婚吧？”我说：“是。”妻子便哭了。妻在当天晚上哭得真美呵，泪光点点的，就跟林妹妹服用了冷香丸之后又受了屈似的。你要是看到了肯定会怜香惜玉。女人遂了心愿之后哭起来怎么就那么迷人呢？连身姿都那么袅娜。我走上去，拥住了她，妻说：

“你不要碰我。我不用你管。”

后来我们便离掉了。离婚的时候我们手拉手，腻歪歪的就像初恋。我们把这个爱情故事演到最后的一刻，连离婚办理员都感动了。她用一句俚语为我们的婚姻作了最后的总结。她说，唉，恩爱夫妻不到终啊！

和妻子一分手我就给我的小九九打去了电话，我大声说，快点来，到我这里来掉头发！我的小九九在愉快的时候总是掉头发，弄得我常为这个细节又懊恼又紧张。可在那个下午我的小九九一根头发也没有掉。我都怀疑她的过去是故意的了。她这个人就喜欢在别人的生活里头制造蛛丝马迹。果然不错，当天下午我的小九九懒洋洋的，不像过去，一见面就像刚刚拧紧的闹钟发条，分分秒秒都咔嚓咔嚓的。但那个下午从容得就像婚姻。我的小九九赌气地说：“一点气氛都没有。”

她的“气氛”指的是紧张。我不知道故意设定紧张再人为地消解紧张是不是现代性。这是学问，需要研究。我就觉得我这个婚离得太平庸了，没有距离，没有批判，一点异峰突起都没有。

——这些都是旧话喽。

我现在在火车上。火车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奔向我的前妻。上车之前我又一次体验到荣幸的滋味，我要复婚了。听明白没有，不是结婚，也不是再结婚，是复婚。这里头太复杂了。火车每小时八十公里，它归心似箭。我的心情棒极了，长满了羽毛，扑棱扑棱的。我现在依然不知道婚姻是什么，现代性是什么，然而，既然结婚的心情像小鸟，复婚的心情就不可能不长羽毛。光秃秃的心情怎么能每小时八十公里呢？

离婚使我们的“距离”与“批判”失却了参照，为了现代性，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扔掉的东西再捡回来。这多好！复婚吧，兄弟们，姐妹们，老少爷儿们。捡起羽毛，把它插到心情上去。

现在正是夜晚，我的火车融入了夜色。只有一排修长的、笔直而又明亮的窗口在风中飞奔。火车夹在两条铁轨中间，往黑暗里冲，铁轨“咣唧咣唧”的，真令人心花怒放。眼下正是三月，火车里空空荡荡，火车驶过了一座铁桥的时候整个车身都发出空洞的呼应，像悬浮。我努力把火车想象成天堂，事实上，天堂在夜色之中绝对就是一列火车。火车送我们到黎明，终点站不可能不是天刚放亮的样子。

我的口袋里捂着妻子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丈夫，来，和你的妻子结婚。

多么美妙的十个字。它是汉语世界里有关婚姻的最伟大的诗篇。

而它就取材于我们的生活，它是我们基础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我把这十个字默诵了一千遍，享受生活现在就成了享受语言。我想对我的妻子说，我来了，每小时八十公里。

但是我并没有飞。我坐在软席上，寂然不动，手里夹了一根烟。我把这四年的生活又梳理了一遍，它们让我伤心。距离，还有批判，是我们对自身的苛求，并不涉及其他。所有的难处都可以归结到这么一点：我们厌倦了自我重复，我们无法产生对自己的不可企及。这句话怎么才能说得家常一点呢？还是回到婚姻上来，当我们否定了自我的时候，我们，我，用离婚作了一次替代。我想我的妻子也是这样的。我们金蝉脱壳，拿生命的环节误做自我革新与自我出逃。婚姻永远是现代人的替罪羊。

我还想起了我的小九九，她差不多就在我离婚的时候离开了我。她给我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想和你结婚，我不想用大米饭取代零食。

她怎么就这么深刻呢？

不过这四年里总算有一个温柔插曲，我在南方的沿海城市邂逅了我的妻子。我们擦肩而过，却又回过了头来。我的妻子戴了一副大墨镜，她说：“哎，这不是你吗？”她摘下墨镜，我激动得发疯，大声说：

“嗨，是你，都不像她了！”

听出来没有？好丈夫永远是“你”，而好妻子则永远是“她”。

我的妻子变漂亮了，从头到脚都是无边风月。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两件事合到一块去了，你说人能够不爆炸吗？我们把自己关在饭店里，三十个小时都没出门。

妻望着我，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瞳孔里头光芒越来越像少女了。妻感染了我。我们歪在枕头上，执手相看泪眼。他妈的，我在恋爱呢。

分手之后我们开始通信。我们再也不像初恋的日子那样，整天抱住电话腻歪了。我们写信，用这种古典的方式装点现代人生。我们用神魂颠倒的句子给对方过电，鸡皮疙瘩整天竖在后背上，后来我对她说，嫁给我吧！妻子便再也没有回音了。

半年之后妻子回话了，她一上来就给我写来了一首伟大的诗篇。

你说我的后背能够不竖鸡皮疙瘩吗？我的鸡皮疙瘩上头能够不长羽毛吗？

不到九点火车驶进了中转站。下去了几个人，又上来了几个人。上车的人里头包括一对新婚的夫妇和一个漂亮的女人。我希望那一对年轻的夫妇离我远一点，而那个单身女人能够坐在我的身边。结果那一对恩爱的夫妻坐在我的斜对过，而女人坐在了我的对面。我就知道天堂里头不会有不顺心的事。只有那一对夫妇太近了点。他们显然是正月里刚结婚的，正到南方度蜜月。他们手拉着手，一对白亮的情侣钻戒在他们的无名指上闪亮闪亮的。他们架好行李就开始悄悄说话了，他们拥在一起，脸上的笑容又满足又疲惫，说话的唇形都是那样地情深意长。要不是我的心情好，哪里受得了这份刺激。

不尽如人意的事还有。我对面的单身女人一直是一副很冷漠的样子，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好像她是出使中东的政治家。她的紫色的口红傲慢得要命，时时刻刻都像在拒绝。你说你傲慢什么？拒绝什么？我都是快复婚的人了。我一直想和她打招呼，我想说：“嗨！”这有点太好莱坞了。中国式的开局应当是“你吃了没有”，这话又问不出口。于是我只好用手腕托住下巴，傲慢，兼而忧心忡忡。我一定要弄出政治家或外交家行走在中东的模样。

女人拿出了“三五”香烟，她的指甲上全是紫色的指甲油。我也掏烟，掏火柴，比她快。这样我就有机会给她点烟了。我给她点上，尔后用同一根火柴给我自己点上。我叼着烟，很含糊地说：“上哪儿？”

“终点，”她说，“你呢？”

我说：“我也是终点。”

终点，多么好的一个站台。

其实上哪儿去对我们来说并不要紧，那是机车和铁轨的事，重要的是，在哪儿都必须有我们的生活。不是有这样一个好比喻吗，人的一生，就像人在旅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天堂里的一生。

我说：“做生意还是开会？”

她说：“离婚。——你呢？”

我没有料到她这样爽快，一下子就谈及了这样隐秘的私人话题。我有些措手不及，支吾说：“我复婚。”

她说：“当初怎么就离了？”

这个问题太专业，也太学术化。这是一个难以用一句话概括的大问题。我想说，整天拥挤在一起，精神和肉体都觉得对方“碍事”。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用一种类似于禅宗的办法回答了她。我划上火柴，把火苗塞到火柴盒的黑头那一端，整个火柴盒内一个着，个个着，呼地就是一下。

“就这么回事。”我说。

她点点头。

我说：“你呢？”

她说：“要是有人愿意和我一块儿烧死，我现在就往火坑里跳。——他一年回来十来天，钱倒是寄回来不少。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谁死的时候收不到一大堆的纸钱？我还没有死呢，他就每个月给我烧纸了。我连寡妇都比不上，寡妇门前还有点是非呢。”

她的男人不是“小老板”就是“总经理”，像火柴盒里的火柴，出去之后就不回来了。

不过旅途真好，只要有缘分面对面，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比你最好的朋友靠得住。你一上来就可以倾诉、吐露，享受天堂的信赖与抚慰。整个天堂就是一节车厢，世界只能在窗户外面，而玻璃外的夜也只能是宇宙的边缘色彩。我甚至很肉麻地认为，在这个时候我就是亚当，而对面的女人必须是夏娃。我们厮守在一起，等待一只苹果。而苹果的汁液没有他妈的现代性，它只是上帝他老婆的奶水，或人之初。

她真的拿出了水果。是橘子。给了我一只。在这样的时刻我不喜欢橘子，裹了一张皮，一瓣一瓣的，又挤在一块又各是各。只有苹果才能做到形式就是内容。除了用刀，它的“皮”没有任何可剥离性，咬一口，苹果的伤口不是布满了血迹就是牙痕。

她似乎说动头了，岔不开神。她说：“他就是寄钱，不肯离。他在电话里头对我说，实在寂寞了，就‘出去’，这是人话吗？我要是‘出去’我花你的钱做什么？”

我说：“离了也好，再复。一来一去人就精神了。”

她说：“我不会和他复的。我有仇。”

我说：“怎么会呢？再怎么也说不到仇上去。”

她说：“是仇。婚姻给我的就是仇。你不懂。”

我不知道我的“夏娃”为什么如此激动，但是我看得出，她真的有仇，不是夸张。她的目光在那儿。她的目光闪耀出一种峭厉的光芒，在天堂里头寒光飕飕，宛如蛇的芯子，发出骇人的咝咝声。

“人有了仇，人就不像人了。”她说。

我们说着话。我们一点都没有料到那对恩爱的夫妻已经吵起来了。他们分开了，脸上的神色一触即发。新郎看了我一眼，似乎不想让我听见他的话。他压低了声音说：“以后再说好不好？再说，好不好？”

“少来！”新娘说。

我避开新郎的目光，侧过头去。我在玻璃里头看得见这对夫妇的影子。新郎在看我。我打过司诺克，我知道台球的直线运动与边框的折射关系。他在看我。

新郎低声说：“我和她真的没有什么，都告诉你了，就一下嘛。”

新娘站起身。她显然受不了“就……一下”的巨大刺激，一站就带起来一阵春寒。她的声音不大，然而严厉：“都接吻了，还要怎样？”

新郎的双手支在大腿上，满脸是懊丧和后悔。新郎说：“这又怎么样呢？”他低下头，有些自责。他晃着脑袋自语说：“他妈的我说这个做什么？”

但新娘不吱声了。新娘很平静地坐下去，似乎想起来正在火车上。她的脸上由冲动变成冷漠，由冷漠又过渡到“与我无关”的那种平静上去了。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她就完成了内心的全面修复，她的吐纳功夫真是了得，她的内功一定比梅超风更像“九阴真经”的真传。我看新郎的喜气是走到头了。她的表情在那儿，她不看他，不理他，旁若无人。新郎很可怜地说：“嗨——！”她就是望着窗外。

“我把我的嘴唇撕了好不好？”新郎突然说。

火车里的人们听到这句吼叫全站立起来了。没有人能够明白一个男人为什么要撕自己的嘴唇。这里头的故事也太复杂了。但是闲人的表情总是拭目以待的。

“随你。”新娘轻声说。

新郎的疯狂正是从这句话开始的。他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怒冲冲地往回走。他那种样子完全是一只冲向红布的西班牙牛。但是他只冲了一半，火车便让他打了个趔趄。他终于明白他是走不掉的了。他返回来，央求说：“都不相干了，你怎么就容不下一个不相干的人呢？”

“只有厕所才容别人呢。”

新郎丢下包，说：“你说怎么办吧。”

“离。”新娘说，“做不了一个人就只能是两个人。”

这句伟大的格言伴随着火车的一个急刹车，天堂“咣当”一声。火车愣了一下，天堂就是在这个瞬间里头被刹车甩出车厢的。

然而火车马上就重加速了。它在发疯，拼命地跑，以一种危险的姿态飞驰在某个边缘。速度是一种死亡。我闻到了它的鼻息。火车的这种样子完全背离了天堂的安详性。我感觉到火车不是在飞奔，而是自由落体，正从浩瀚的星光之中往地面掉。它窗口的灯光宛如一颗长着尾巴的流星。

我担心地问：“会离吗？”

对面的女人撅起了紫色口红，说：“不管人家的事。”

这话说得多亲切，就好像我们已经是两口子了，背靠背，或脸对脸，幸福地被橘子皮裹在怀里。我笑起来。我敢打赌，我的笑容绝对类似于向日葵，在阳光下面十分被动地欣欣向荣。但一想起阳光我的心思就上来了，阳光，那不就是天亮吗？那不就是终点站吗？

车厢里的排灯终于熄灭了。夜更深了。我对面的女人从行李架上掏出了一件毛衣，裹在了小腿上。她自语说：“睡一会儿。”我点上烟，用丈夫的那种口吻说：“睡吧。”她在黑暗里头看了我一眼。我突然发现我的口气温柔得过分了，都像真的了，都像在自家的卧室了。天堂的感觉都让我自作多情得出了“毛病”了。我摁掉烟，掩饰地对自己说：“睡吧。”我听出了这一次的口气，对终点与天亮充满了担忧，那是一种对自我生存最严重的关注。我想我脸上的样子一定像政治家行走在中东，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