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葛任事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窦思忠的资料少得可怜。我只是在朱旭东所著的《田汗传略》中，见过他和田汗的一张合影。田汗骑在马上，窦站在马脸旁边，手里抓着马辔头。或许是由于马脸的映衬，照片上的窦思忠，脸型显得较短。他头发很长，还留着颊须，有点像猫科动物。这张照片拍于1936年的保安。据朱旭东说，他曾问田汗站在他身边的人是谁，田汗只是说：“他姓窦，《窦娥冤》的窦。”此外再无二话。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从白圣韬这里知道他是江苏常熟人以外，其本人的经历及家族背景，仍然无可稽考。

窦思忠一定是从田汗那里知道毕尔牧师的。我前面提到，曾在青埂传教的毕尔牧师，后来与埃利斯牧师合著有《东方的盛典》一书。毕尔牧师很博学，从古埃及《亡灵书》所描绘的香甜的饼饵，到《可兰经》所记载的天国里的四条河流，他都有研究。他对医药也有所涉猎。二战时，他与埃利斯牧师都参加了国际红十字会。据我的姑奶奶描述：“他又瘦又高，大脚板。我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穿天杨。他很温柔，轻声细语，像风从树荫下吹过。”

下面一段文字，就选自《东方的盛典》。它记叙了葛任和田汗幼年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断。有一点需要说明，文中提到的“葛尚仁”，是葛任童年时代用过的名字：

我在1898年，即中国的戊戌年到达青埂山。青埂山并不单指一座山，其幅员相当于欧洲一个小国。就在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因为这个章程，我被当地人称为洋州县。我来这里之前，主持教堂事务的是埃利斯（Revd W．Ellis）牧师。青埂教堂，始建于明代万历十七年。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我现在还能回忆起那些用砖块铺就的小径，柱子顶端的鎏金花纹，堂内悬挂的耶稣受难图，以及祭台上的圣母像。不幸的是，它们后来都被捣毁了。

在青埂山，我和埃利斯牧师共同创办了一个育婴堂。我们所收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被弃的女婴。她是我们从济河边捡回来的。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葛尚仁就是她的同胞兄弟。葛尚仁后来也来到了育婴堂。那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少年了。葛尚仁非常聪慧，眼眸有如露珠。其名字本身就显示了对中国宗教的某种态度——“仁”是孔教的一个重要概念，“尚”也是孔子学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他的母亲是一个聪慧的女人，但她死得很早。母亲死后不久，他的祖父也死去了。关于他祖父的死，有一件事颇值得一叙。他的祖父有一只名叫咪咪的猫。他用它的皮毛来揩拭烟枪，也用它的眼睛来确定时辰。据说猫的眼睛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当猫的瞳孔变得像鼠毛那样细，并垂直穿过眼睛时，人们便可以知道那已是正午时分了。这位老人对咪咪的爱甚至超过了对孙子的爱——他可以把自己的袖笼当做咪咪的卧室。据说为了不打扰它的睡眠，他甚至割断过自己的袖袍。但是在中国，爱往往会带来灾难！那只名叫咪咪的猫就是爱的殉葬品。他死之前，将咪咪杀死了，并将咪咪熬成了一锅汤喝了下去。他一定认为那是对猫最好的爱。由于那只猫曾经充当时钟的角色，我们便有理由认为，他是把自己的死当成了历史的终结。

葛尚仁在育婴堂里最好的朋友，名叫田聪。收到育婴堂的男孩，都已父母双亡，田聪也不例外。他的叔父名叫田三虎，对他未尽抚养之责。许多年后，无父无母的田聪，成了一名将军，那时他的名字已经改为田汗。由“聪明”的“聪”改为“流汗”的“汗”，虽是一字之差，但说明他已经深入到了中国哲学的内核。中国人反对自作聪明，而提倡吃苦耐劳。我记忆中的田聪，聪明、好动却有点害羞。我现在还记得有关他的一个场景。一次我带着葛尚仁从外地回来，走进院子的时候，孩子们正在玩沙。一个女孩走近了葛尚仁，并将一撮细沙放到了葛尚仁的手心——在薄暮中，细沙是一种耀眼的金黄色。这时，田聪也过来了。他扬起沙尘，从沙顶冲下来，一直冲到葛尚仁面前，由于止不住脚步，他突然摔倒在地，头上磕了一个大包。看到我站在一边，他为自己的摔倒害羞了起来，像个女孩似的，满脸通红。

一想起葛尚仁和田汗，我的记忆就会停留在一个飘雪的冬天。我记得他们常常在门外的积雪中祷告，担心积雪把他们的亲人埋得太深，离他们更远。我曾经和两个孩子一起去过郊外的墓地。他们依照中国习俗在那里烧掉了一些纸钱，据说这样一来那些纸钱就可以成为流通的冥币。田聪找不到他亲人的墓地，但葛尚仁找到了。他双膝跪地，低声哭泣。记忆中另外的一天，风向变了，积雪消融的季节来临了。我又陪着他们来到了墓地。他们再次祷告，祈求亲人可以进入天国。一个小女孩也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墓地。如前所述，她和葛尚仁是同胞兄妹，只是他们本人并不知情。此时，她和葛尚仁一样悲伤。她咬着嘴唇默默无语，眼神清澈明净如同一条小溪。她这是第一次到墓地来，对那里的景象感到陌生。我现在还能回忆墓地里的情形：那里的潮湿与晦暗，那些被积雪压断的枯树的枝丫，以及落在地上已经发黑的植物果穗。那一切，多么像我给孩子们看的《圣经》插图里的景象，那些经年的老藤，使人想起图中摩西手里那根镌刻着埃及雕饰的权杖。我以此安慰两个孩子：既然这里的一切和《圣经》的插图如此相似，那么他们的亲人一定已经到了天国。

在青埂山的传教，并不像别人想的那么容易。好在我和埃利斯可以从孩子们的成长中得到安慰。我想说的是，许多中国人和真理的关系，和他们的家庭结构相仿，常常是一夫多妻式的。也就是说，皈依我主耶稣，许多时候就像在信仰上再纳一个小妾。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天国不是在心中，而是在身边，在身边的那些饼饵、麦酒和牛乳上面。我后来不再传教，只是教孩子们识字，学习语法，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对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来说，知识就是为他们的身体预备的饼饵，为他们的喉咙预备的凉水，为他们的鼻孔预备的甜蜜的清风。而我知足了，我知道这就是天国的含义。

我并不知道，在天国显现的同时，一个难处发生了。一个棋子的偶然滑落，常会导致满盘皆输，灾难的发生往往会和一个小小的细节有关。当育婴堂的一个女孩光脚在细沙中跑过的时候，由细嫩的脚趾带起来的沙粒，竟演变成了一场沙暴，并最终迫使我和埃利斯牧师远走他乡。

毕尔收师所说的“沙暴”，只是一个比喻。它就是窦思忠提到的“反洋教运动”。田三虎确实是这场运动的领袖。毕尔说他是田汗的叔父，不够准确。他其实只是田汗的远房叔父，已出五服。那场“沙暴”确实与一个女孩子的脚丫子有关，因为她未曾缠脚，长着一双天足。当时，人们把女人的天足戏称为小船。育婴堂里，除了我的姑奶奶，还有四五个女孩子。夏天来临的时候，她们和男孩子一样，常常光脚在院子里走。每当外人看见她们的天足，就会有人喊：丑死了，丑死了，那么大的小船。

育婴堂的孩子，虽是孤儿，但他们的族亲并没有死绝。所以，最初的争端就发生在传教士和那些族亲之间。虽然族亲们当初不愿领养孤儿，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可以容忍女人的天足。他们要求毕尔和埃利斯为此做出赔偿：长着天足，一辈子都给毁掉了，让你们这些洋州县做点赔偿，已经是额外开恩了。不赔偿也行，要允许他们把人带走，亡羊补牢，慢慢调教。那年我去青埂山，还听到一些关于反洋教运动的传说。当时的族亲们有个打算，就是让女孩回家干几年力气活，然后再把她们嫁出去。考虑到大脚女人不容易出嫁，他们只好提前想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把她们卖给青楼。唉，反正那些嫖客都是些贱坯子，只配睡些大脚女人。

一边是百姓捶着门要人，一边是洋州县关着门不放人，事情就闹大了。关键时刻，还得田三虎拍马赶来，主持正义。最新修订出版的《青埂方志》（1995年）还提到了此事，里面的文章引自《红旗漫卷西风》（1968年出版）一书：

在这场伟大的反洋教爱国运动中，田三虎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教堂的院墙被推倒了，彩绘玻璃镶嵌的门窗被石块击碎了，里面的粮食被抢走了，帝国主义传教士夹着尾巴逃跑了。

书中个别词语值得商榷。因为除了“帝国主义传教士”，“逃跑”的还有后来的将军田汗，民族英雄葛任，以及毛驴茨基白圣韬。我的姑奶奶也离开了青埂。事实上，除两个女孩被抢回民间以外，育婴堂里的人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