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妈已经七十三岁了，她住在河对面的高楼里，有一个外侄女同她住在一起照顾她。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姨妈就成了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母亲生前同姨妈不和，所以我同姨妈很少见面，只是由我逢年过节给她打电话问候，她却从不打电话过来，因为怕我母亲会接电话吧。母亲的葬礼她当然没来，说：“人都死了，还去看什么呀？”我小的时候姨妈是常来的，那时父亲还在。姨妈来了之后就从手提袋里拿出编织活，坐在椅子上织毛衣。她还帮我父亲织过一件毛背心呢。父亲其实很看不起姨妈，说她“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他说她就是因为贪图享受才一辈子没结婚。当父亲这样说时，母亲总是为姨妈辩护。母亲的理由是姨妈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当然就任性。她不结婚是因为太有主见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再说她还有份受人尊敬的职业，她又没有妨碍别人。父亲冷笑着，懒得同母亲争执。父亲死了之后姨妈就同我们家疏远了。开始还一年来几回，后来干脆来也不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问母亲，母亲说姨妈随年龄的增长胆子越来越小，又爱挑剔，她既怕坐公共汽车出事，又怕路上的尘土污了她的鞋袜。所以她每次从我们这里回去之后都后悔得要命，发誓再不来第二回。

“我就告诉她说你不用来了。”母亲这样说。

我心里对母亲很不满，因为姨妈是唯一的亲戚，来了之后还给我零钱，母亲为什么这样容不得人呢？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姨妈并不是因为母亲的一句话就不来我家了。像姨妈这样的人才不会受别人情绪的影响呢。应该说，姨妈不来我家是自然而然的事，她厌烦了走亲戚，就停止了走动，这正是她行事的作风嘛。

姨妈接到我的电话就十分亲切地问候我和我母亲，然后详细告诉我她的近况。

“游乐场的门票又涨价了，贵得荒唐。游人还是有那么多。昨天一对夫妇从空中列车上掉下来，据说脑袋都摔得没有了。现在空中列车停开了，可是空中飞象还在开。要我说呢还是赏花比较好，就坐在绿水波光之中，看那些荷花缓缓开放。”

姨妈住二十层楼，从窗口望出去视线里头是一个游乐场，她一边织毛活一边看游乐场，所以每次在电话里头说的也是游乐场。我去过游乐场，场地很大，收费也贵，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一个挨一个。因为全市的人都喜欢去里头娱乐，所以一年到头灰雾冲天的，又嘈杂。有时一些刺激的项目还要排队，如空中列车之类。但是姨妈的窗口离游乐场较远，看不到细节，所以游乐场就被她在脑子里美化了，居然变成了“绿水波光”！那里倒的确有一个大水池，池里养了荷花，但因管理不善水都臭了，游人只得捂着鼻子绕道走。有一点是肯定的，姨妈绝对不会去游乐场玩那些“低俗的游戏”（她就是这样形容的）。我心里想，姨妈天天坐在窗口看游乐场，这么多年都不厌倦，说明她真是一个具有奇思异想的人。还有一次她在电话里头对我说：

“小妹（我的小名）啊，你怎么也想不到会有那么大的推土机开进来，一会儿工夫就把整个游乐场推平了。那些人就和蚁巢里的蚁一样四处奔逃，大血案啊。”

但是当天的报纸和广播并没有报道此事，我也没有听谁说起。然而蚊子是成灾了，烟都熏不出去，整夜在蚊帐外头示威一般地叫。母亲夜里起来两三次，压低声音在黑暗里同什么人打电话。我竖起耳朵监听了好久，终于确定电话线的那一头不是姨妈。她当然是不会同姨妈打电话的，可是除了姨妈，她又还能同谁打电话呢？第二天我问她同谁打电话，她没直接回答我，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道：“你再仔细想想看，我还有谁可以通话。”

母亲的话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也不敢追问她了。我想的是：莫非她在同死去的父亲通话？姨妈在电话里说的事是一种预兆吗？父亲临死的时候显得很不甘心，坚决不肯闭眼。我记得姨妈在我身后轻声嘀咕了一句：“太贪心了。”当时我对姨妈极为反感。

去姨妈家的路很不好走，车水马龙，人行道又窄得不行。过河的时候坐轮渡更是挤得没法呼吸，满船都是农民和小贩，流着臭汗，你贴着我我贴着你。船开到河中央，并没起风浪，却剧烈地摇晃起来，我还以为末日到了呢。在一片尖叫声中，船身又稳住了，缓缓地朝码头靠去。

下得船来，发现我的浅色布的鞋面被许多人踩过，成了黑的，于是想起久违了的母亲，这双鞋还是她做的呢。由于想心事，路上总是撞着行人，不断招人恶骂。终于到了姨妈的楼房门口，进了电梯，这才松了一口气，定下心来了。

姨妈住在狭长的走廊的东头，房间门口装着森严的铁拉门。我按响电铃之后，瘦小的姨妈就快步走过来了，一大串钥匙在她手里叮当作响。过了好一会她才陆续打开两道门的锁。她拉开铁门的力气大得令我吃惊，那完全不像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不由得在心里叹道：姨妈真是在养精蓄锐啊，要是母亲像她这样，也不至于死于心脏病了。奇怪的是姨妈费这么大的力气开门，外侄女宜香却若无其事地坐在桌边写字，完全没想到要过来帮忙。姨妈看出我的疑惑，解释说是她要宜香在“记录一些事件”。她还说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收不了场了，什么都要记，“生活太精彩了”。

我坐在姨妈为我搬来的藤椅里头，低头伤心地看着被踩得脏兮兮的布鞋。

“小妹啊，你怎么总是这么怀旧呢？”

我抬头直视姨妈，看见她下面的那排牙又掉了一颗，说话有些漏风。她头上是曲卷的白发，像朵大菊花。她的眼睛，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褐色眼睛居然还像年轻人一样明亮。

“姨妈，你以前在我们家里看到过什么吗？”

“你们家？”她眯了眯眼，“对了，有一只看家的老蜘蛛，身子是红色的，我认识它。那时你们家里蚊子要少得多。你的父亲捕杀了它。”

“真可惜，父亲遇事总想不开。”

“你也看出来了啊——”她取笑地拖长了声音。

姨妈邀我去看她的一个老朋友。我们走在灰尘眯眼的马路边，别看姨妈年纪老了，走路比我还快。她低着头往前冲，谁也不望，没有人敢来撞她。她的派头正好同我相反。同她走在一起我感到很惭愧。

那位老朋友是一个小学退休的校长，我们经过几棵古槐来到一座破旧的平房前面，我才忽然记起，这正是我就读过的小学。三十多年前，小学的大门是朝西开的，现在大门已经改到了东面。我还记起了校长的姓，我们叫她袁校长。那时她总是剪短发，穿鱼白色的上衣，眼梢有点往上吊。姨妈一喊“老袁”，紧闭的大门就开了。

走出来的并不是我所认得的袁校长，而是一个身材像八九岁小孩的老太婆，老太婆的头发上还蒙着一块黑布。我又仔细看了看她的眼睛，发现眼梢不但不往上吊，还往下垂，这使她脸上显出一副苦相。刚才我还在为不知怎么同她寒暄而犯愁呢，既然我不认识她，就不用寒暄了。

“这是我的侄女，当年她可没让你少操心。”

姨妈说出来的话让我吓一大跳，我赶紧盯住袁校长。可是袁校长脸上什么反应也没有，她哪里还认得出我来呢？这时操场那边发出一阵喧闹，是很多学生在那里打架。

袁校长看着操场皱了皱眉，问姨妈：

“我们这就走吗？”

“这就走啊。”姨妈高兴地说。

我悄悄地问姨妈我们要去哪里，姨妈大声回答说：

“去游乐场坐空中列车！”

一路上我的手心都在出汗，脚也发软。在人行道上，我差点摔了个大跟头，致使两位老人停下脚步，不无担忧地打量起我来。

“小妹体质不好。”姨妈说，“她担心自己掉下来。其实啊，那只不过是想象罢了，谁都不曾掉下来过，也不会轮到我们。哪里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好不容易走到空中列车那里了，等待的时光真是比死还难受。

姨妈和袁校长迫不及待地爬到座位上，最后我也爬了上去，系好了皮带。我闭上眼，等待那一声致命的轰响，在心里不停地说：“啊，死也不过如此可怕吧！”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电车还是停在轨道上。在我前面，姨妈和袁校长已经在解下安全带下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往回走的路上我突然发现游乐场里头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一脚一脚地踩在我的布鞋上，踩得我不住地发出尖叫。姨妈和袁校长镇定地走在我的前面，不时地交头接耳。我一抬头，赫然看见空中列车轰隆隆地朝我压过来，我短时内失去了知觉。

“小妹啊，你还想再玩一次吧？”姨妈捏了捏我的手心。“不！不！”我惊恐已极地说。

姨妈和袁校长都笑起来了。

“她应该多来这里玩玩。”袁校长说，“我和你的心脏病都是被空中列车治好的，真是激动人心的体验啊。”

我一点都没体会到乘坐空中列车的刺激，我自卑地落在两位老人的后面。出了游乐场的大门，我想回家，姨妈拖住我，说还要到袁校长家去吃饭，因为袁校长为请我和姨妈吃饭做了好长时间的准备。我听了感到很吃惊，原来这位老校长一点都没忘记我。于是我脑海里模模糊糊地浮出一个场面。那是夏天，烈日高照，我在学校操场上跑呀跑的，跑了一个小时了，身上的汗都快出完了。我是唯一体育考试不及格的女生，班主任似乎是为了讨好校长，就反复训练我。她和校长站在树阴下，看我跑了一圈又一圈。开始我还能看见那两个白衣青裤的女人，后来我眼里就什么都一片模糊了。我是慢慢倒下去的，有种解脱感。

我们经过操场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在后面跟着我们，他们称袁校长为“老太婆”，称姨妈为“厨娘”。

“老太婆今天要请客了啊，真稀奇！”

到我们进了屋，关上了门，他们还不放过，在门口叽叽喳喳的。

袁校长家里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只有当你在木沙发上坐久了时，才会感到光线暗淡的房内有股阴沉之气。一会儿饭菜就上桌了，我们三个人围坐在小圆桌旁吃了起来。菜很好，很别致，都是主人自己制作的腊味，一碟一碟地堆满了桌子。我没想到身为校长的单身老太婆还有这份持家的本事。后来又喝了甜酒和白酒，三个人都喝得脸上红彤彤的，我担心自己和姨妈要喝醉了。姨妈不听劝，说：“一辈子也难得聚这么一回。”

三杯白酒下肚，对面老太婆下垂的眼梢渐渐往上吊起来了。直到这个时候，往昔的那张脸才隐约地闪现于我眼前。也许因为我自己已经醉了？

“卢小非呀，”她叫出我的名字，“你总算熬出来了嘛。那一回在操场上，我可是为你捏了一把汗啊。你的那位班主任真是煞费苦心。现在啊，再也找不到那么敬业的教师了。”

“我的班主任，她还好吗？”我想把话岔开，因为实在不愿回忆那个夏天的事。

“她不好。这样的人好得了么？她患了癌症。”

“哦——”我看着校长说不出话来。

门外爆发出大笑，一个男孩尖着嗓门喊道：

“癌症病人啊——癌症病人！”

袁校长并不因此发窘，还是严肃地瞪着我，使我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我在心里暗暗埋怨姨妈，可是姨妈慈祥而鼓励地向我微笑，静静地坐在那里吃菜，一脸满足的表情。

“我倒是希望学生们来闹一闹，这里太寂静了。”

袁校长说这话仿佛是为自己辩护，她又往口里倒了一小杯酒。

我本来还想问袁校长一些事情，但袁校长喝了酒之后就站起来说她困了，然后就到后面房里睡去了。姨妈红着眼睛，还在喝瓶里剩下的酒。

“你们的校长啊，我还从来没见过她像今天这么幸福呢。”

“幸福？”

“是啊，幸福。你、你就是她的未来。一个人，看见自、自己的未来，这辈子就无所求了啊。有十、十多年了，她在远处看着你，哈哈！”

“我不明白。”我皱着眉头说。

“你、你不明白就算了，去、去问门口的大槐树吧。”

姨妈说完这句话就往桌上一趴，打起鼾来。这时我才发觉自己一点都没有醉。

我该怎么办呢？两个老的不管不顾地睡着了，抛下我一个人面对一桌残酒剩菜。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我马上站起来往外走。

我穿过操场，上了大路，远远地看见轮渡码头。我心里有种复仇似的快意。既然姨妈可以出于某种秘密的目的将我骗到袁校长家里来，我不告而辞也就算不得什么不礼貌的举动了。

船上还是那么人挤人，所有的人都很强硬，没人愿意让步。于是我的脚又被人踩了好几次。我甚至闻得到自己鼻孔里呼出的酒气。对面的一名妇女谴责地看着我，她的脸十分面熟，是不是同那小学有关呢？

我常常想，姨妈是个有信念的人。她坐在二十层楼上的公寓里，手里织着毛活，两眼不知疲倦地观察着下面的游乐场。我不知道她这样做已有多久了，至少有十几年了吧。她眼里的游乐场绝不是我眼里的游乐场，我隐约地感到那是她生命中的一个演习场所。空中列车上的那一幕充分地证明了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因为我在原地未动。也可能因为我在原地没动，我才成了姨妈和袁校长的参照物？我就是未来，不管我干出什么事来。都是她们所盼望的？有信念的人真幸福啊。而我，坐在河东的平房里，细细地琢磨着姨妈的生平，驱不散心中的茫然。

也许，母亲和姨妈并不是真的不和，她们之所以要在老年分开，是为了更好地惦记对方。当我接电话时，与其说是姨妈和我通话，不如说更像是姨妈通过我在同母亲通话。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她在同死去的父亲通话。我至今记得那一天母亲在半夜起来同人打电话的事，当时母亲是多么激动啊！她放了电话去睡，然后又起来打，一共打了三次。现在，姨妈大概也在半夜接到过那种电话吧。想到这里我身上便有些冷。

这间平房是父母留给我的房子，姨妈看着我在这里长大，她一定对我的前途作过一些设想了，她是那种深谋远虑的人。一年里头有两三次，我一路撞撞跌跌地赶到那二十层楼的公寓里，我的脚步并不因年龄的增长而变得稳健一点。我总是没有把握的样子，姨妈为什么不指点我一下呢？当我到达姨妈家门口时，她就迅速地走来为我开铁门，沉重的大铁拉门难不倒瘦小的姨妈，她浑身都是精力。当我看到姨妈用单薄的肩头一抵，将铁门抵开时，我想，姨妈是什么样的人呢？太阳亮晃晃地照在地板上，她和外侄女两人安静得如两只猫，一个坐在藤椅里头织毛活，一个坐在书桌边写“备忘录”。姨妈从未提议过让我看她的“备忘录”，她对我说，那只是家庭开支的流水账。我不相信她的话，流水账怎么会记不完呢？每一次，我都看见那侄女在低着头写呀写的。

那天我从校长家里逃跑后，心里一直发憷，担心姨妈会打电话来质问。

深夜里，电话铃发了疯地响时，我的全身都在抖，我想起了母亲在世时的那一幕。还好，是姨妈的声音，那声音在静夜里异常清晰。

“小妹，电饭煲插好插头了吧？你爸爸一早要喝稀饭呢。”

我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对着话筒连声喊道：

“姨妈！姨妈啊！”

“喊什么呢？”她有些生气了，“我在河西，你喊也没用。”

我像丢掉一块火炭一样扔掉话筒，将屋里所有的电灯都打开。电话铃没再响了。住在河西高楼里的姨妈，居然可以对我实行一种精神上的遥控，这是一般人极难理解的事。我的丈夫和儿子都建议我当天就去姨妈家问个水落石出，以摆脱这种不安的处境。我没有听从他们，我想，万一姨妈矢口否认打电话的事呢？万一真的没有这回事呢？母亲当年不就是将秘密悄悄地隐藏起来了么？我要比母亲世俗得多，所以我告诉了丈夫和儿子。可是说到去问姨妈，我还没有那个勇气。我对自己说，就让这事自行了结吧。

我没去姨妈家，姨妈倒亲自上门了。姨妈是来找我们借电钻的，她约了邻居替她修理铁门。姨妈的样子稍微有点疲倦，脸色有点发黄。她坐下来喝茶时，我终于能够鼓起勇气问她：

“姨妈太操心了，那么晚打电话来是有别的什么事吧？”“我打了电话么？”她反问道，眼里闪出光来，“对了，几天前，是有这样一个梦，我在梦里同你通了话。那一天，风刮得凶吧？我听到呼呼的声音呢。”

我不能再问下去了。姨妈的目光在客厅里扫了一圈，然后缓缓地走到茶具柜那里，拿出一只褐色小巧的茶杯，放到鼻子跟前用力嗅了几嗅，又将杯子放回了原处。那是母亲的杯子。

“我们又去坐了一次空中列车，袁校长的兴致真高。”

我默默地送姨妈去码头。她指着右边的旧城墙对我讲述她少女时代的迷惑，她说她的一个女同学从那上头掉下来摔死了，而她，总不相信那个高度能摔死人。有好几次她都差点要拿自己去做试验了，但那上头人来人往的，她没有机会。轮船靠岸的时候，姨妈显得很激动。我看见她走在那些农民和小贩当中如入无人之境，她的脚稳稳地踩在木桥上，后来她就上了船，她还回转身向我招了招手呢。

“别忘了将电饭煲插好啊！”她喊道。

我的姨妈，她的心是多么年轻啊。坐在二十层楼的云端里，冒险的冲动就像小鸟一样在她脑子里闹腾着。她一年四季织毛活，就是为了平息那种隐秘的冲动吧。我问过她，为什么不自己动手来写备忘录呢？她回答说自己写容易写错，所以才叫外侄女宜香写。

母亲的葬礼举行过后，姨妈便开始打电话过来了。她打电话没有一定的时间，有时早上，有时半夜，高兴了就打。有一回电话里头响起一个老男人的声音，问他是谁，他说他是我姨妈。我愤怒地将电话一挂，将这事告诉了丈夫。丈夫略一沉思，走过去拨通了姨妈家的号码。我听见他同她在电话里聊了一会。

“刚才同你通话的正是你姨妈，你干吗对她发那么大的脾气呢？”

姨妈捣的那些鬼，我实在琢磨不出她的意图。她似乎永远对那些消逝了的人或事有莫大的兴趣，她自己成天被那些东西包围不算，她还将她身边亲近的人通通拖进那个网里头去。我想，姨妈一定是有一种能让自己分身的法宝吧，要不然，成天同死人打交道怎么还能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呢？我回忆起每当我走进她在二十层楼上的那套房子时，总是有轻微的晕眩的感觉向我袭来，那里面是不是有某种特殊的磁场呢？还有外侄女宜香的眼神，总是那样飘忽不定，不像这个世界里的人。好久以前，当宜香还是个小孩时，她是异常活泼的。那时她每次来我家都要送一盆她自己种的菊花给我。她人长得漂亮，笑声十分清脆。有一天我在码头的附近碰见宜香，我问她去什么地方，她说去医院看头痛。她告诉我她的头痛了二三十年了，只有在梦中才会减轻一点。我问她想过什么办法没有，她说和姨妈住一起好多了，因为姨妈总让她上医院，对她的病比较重视。而她自己家里那些人，从来也不把她的病当作病。

“住在一个屋里，姨妈做梦时，我也做梦，我俩在梦里没完没了地讨论，我不想停下来，只有讨论时我的头才不痛，可说是通体轻灵。要是离开她，我这辈子就脱离不了苦海了。每天都盼天黑上床，每天早上都不愿醒来，我这该死的病把我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你说是吗？”

我想安慰她却找不出话来，她也不想同我多聊，捂着额头说她要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次我去姨妈家都看见她在桌边抄写，她一定是在抄写中继续她夜晚的那些讨论，借以减轻一点头痛吧。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件奇事。宜香走到城墙那里，我以为她会向右拐去医院，可是她对直朝着那堵墙走去，身子一闪就消失在墙里头。我还听到有几个旁观者发出了惊叫。我揉了揉眼走近点一看，却又什么都没有，没有旁观者，也不见宜香。

姨妈并不对我那天的不辞而别感到生气，当我终于提起这事时，她说：

“那有什么，想聚就聚，想散便散。你想想，袁校长三十多年了都没想过要同你见面，这一点都不影响她和你的关系嘛。你怎样看待她这个人呢？”

“我觉得她很关心我。”

“你用不着觉得自己欠了她的情。她可是那种心肠很硬的女人。实际上，我也是。”

“为什么我坐空中列车时，那车一动不动呢？”

姨妈看着我干笑了几声。我觉得她在嘲弄我，心里很恼怒。

后来我才想起，我不是也同姨妈在梦里对过话了吗？只不过是以打电话的形式。当时我认为自己是清醒的，现在又拿不准了，要知道很多做梦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清醒的啊。也许，我在梦里，可我挣扎着要醒来，我不愿被姨妈拖到更深的梦里头去，于是我拒不承认姨妈说的事情。

姨妈的门修好之后，她的心情变得特别轻松，于是又打电话过来。

“现在已经是采莲的季节了，可那些荷花还是满池红艳艳的开不败。这大概是一种特殊的品种，那么不甘心，像你父亲一样。袁校长也在这里，你要同她谈话吗？”

于是又有老男人的声音在话筒里响起，完全不像袁校长的声音。那声音嘟嘟囔囔的，一个字都听不确切，只觉得她有很大的怨气，像是在骂人。忽然又有一个人插进来，是宜香的声音，宜香逼尖了喉咙对着话筒说：

“祝你做个好梦！”

然后电话就挂上了。我丈夫在一旁笑出了声。

我责备地看着他，问他对这种情况理出个眉目来没有。

“什么眉目呢？”他不以为然地说，“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照我看，姨妈是个受人尊敬的长辈。她提到的那些荷花，必定是实有其事。”

姨妈占据着有利的地势，所以能够将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事物变得有利，就像一种魔术似的。瞧，她生活在绿水波光之中；如果她在梦中迷路了，那只是为了进入更为奇异的土地。我有点嫉妒宜香。这个宜香，居然可以同姨妈在梦中进行那种空灵的讨论；而我，被排斥在河的另一边，即使去见姨妈一次都要经受难以忍受的烦恼。从家里到轮渡码头，再到姨妈家的这段路程简直就像一场混战！有时候，我凝视着姨妈那挺直的身板，活泼的动作，心中感到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姨妈一般不允许别人进入她的卧房，可是有一次，她主动叫我进去坐一坐。姨妈睡的是一张钢结构的硬床，上面连床褥子都没有。所以后来她一提到那些冗长的梦，梦中的烈日，烈日下的沙滩等等，我马上就联想到那张硬板床，那正是孵化这种酷烈的梦的装置。卧房里既没有床头柜、梳妆台，也没有椅子，那张黑色的床如同刑具一样立在房间中央，上面铺了一床白被单，没有枕头，被子倒是有一床，不过里头的旧棉絮已经硬得像煤饼一样了。我想起姨妈编织的无数柔软雅致的毛活，觉得同眼前的景象怎么也对不上号。这就是姨妈度过夜晚的场所，漫长的夜晚，仅仅属于她自己的，流连忘返的时光。姨妈当时朝我眨了眨眼，似乎是在嘲弄我的单纯。

由于用力地思索，我的听觉也延伸起来。有一夜，我将头埋在枕头里面，一下子就听到了河西姨妈家里热水瓶胆爆破的声音。与此同时，电话铃也响了。

“是谁？谁这么鲁莽？！”姨妈质问道。

“我是小妹。”

“你在痴心妄想。今夜的月亮多么好啊。”

后来她又说了一些话，但不是对我说的，她称听她讲话的人为“死鬼”。即使在电话里头，我也听得到宜香打扫碎玻璃弄出的响声，她似乎在大发脾气。

我想象着二十层楼上那个房间里的骚乱，感到自己已接近了某种庞然大物的边缘。我从床上起来，口里轻轻地说：“妈妈。”

“你说什么？”丈夫奇怪地问。

“我在往事重温呢。”

“像你姨妈那样心胸宽广的人，什么事都难不倒她。只管相信她好了。”

他总结了这一句之后，重又进入了梦乡。

我走到窗户那里去看月亮，月亮被雾蒙着，只看得见一点影子。后来外头就沙沙地下起雨来。有一个男的在雨地里慢吞吞地走，一高兴就唱起进行曲来了。我们家里静静的，所有那些热水瓶胆，泡菜坛子，还有瓷器都各就各位，与爆炸无缘。然而我还是不断听到远方隐隐约约传来的骚乱声。月亮已经不见了，漆黑的雨夜令人忧伤，尤其当你一心惦记着某人的时候。那么袁校长在这样的夜里睡得怎么样呢？我突然想到了这个身体缩得像小孩一样的老太婆。自从那天分手以后姨妈就再没提起她了，而她居然是除了姨妈之外最关心我的人。好多年以前，她站在槐树的阴影里注视过我之后，就自命为我的保护人了。也许明天，我应该去向她道歉。

将自己的头伸进外面的暗夜，立刻就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成为姨妈那桩事业中的成员。但这是不可能的，姨妈从未停止暗示我和她，以及她们（宜香，袁校长）之间的距离。住在一个屋里，她可以同宜香一同入梦，在梦里漫游，对话，而同我，只能借助电话线传递信息。正如她说的：“我在河西，你喊也没用。”她这句话也许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不用喊她，她也听得到我的心声，河流不是屏障，反而是传递的媒介。她从哪里获得这种神力呢？

我知道轮渡半夜不开，但我不知为什么自己还是往那里走。也许是由于苦闷吧。快到船面前时，汽笛声将我吓了一大跳。黑暗中老头子跺着甲板朝我吼道：

“还不上船呀，你！”

我看也不看地跑过木板桥进去了。舱里空荡荡的，船很快离了岸。

对面蹲着的那个黑影是一个人吗？我心怀恐惧地试着向那边靠近。

“小妹。”黑影开口了，居然是宜香。

“宜香怎么在这里？！”

“今年以来我常常在这里。姨妈说小妹没准哪天夜里就上船了，我怕你在河西迷路，所以总来这里等着。今夜没有月亮。”

我心里涌起阵阵暖流。

上岸后，我果然什么都看不见。整个河西一片黑暗，根本就不知道路在哪里。

“我说了是这样吧。”宜香紧紧抓住我的臂膀。

她似乎总是沿着那些房屋的墙壁走，一只手抓着我，一只手在墙上摸。她说她只要摸一摸墙就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有时，我踩到小水洼，将鞋袜都弄湿了。当我为弄湿了鞋而懊恼时，她就安慰我说：“快到了，快到了。”

终于摸到了姨妈的楼房，宜香搀扶着我进了电梯。在惨淡的灯光下，我赫然发现面前不是宜香的圆脸，而是另一位不认识的中年妇女。她解释说，她到了夜里相貌就改变，让我不要紧张。“反正你听声音就知道是我。”姨妈开了门，我们进屋坐下来。灯光下，宜香还是那副陌生的脸，倒是姨妈的样子没怎么变。

姨妈很高兴我的到来。我们喝茶，吃点心，抬头一看，不见了宜香的人影。

“幸亏遇上宜香啊。”我心怀感激地说。

“你倒不必感激她。这种无梦的夜，她不去接你的话会更难过。”

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香茶，我同姨妈畅谈到天亮。这不是梦中的交谈，而是清醒的对话，每一句都能达成交流的那种对话。但逐渐地，姨妈的面容在我眼前变得模糊斑驳起来，我越想看清她，她越是消失得快。最后，房里只留下了她的声音。

“在夜半时分，每个人都想搭上一艘轮渡船，这个愿望不算过分。”

房间的四壁对她这句话发出嗡嗡的共鸣。

那扇卧室门吱呀一声开了，宜香的圆脸在晨光中显得分外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