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们一路上撑着伞，可是衣服还是都湿透了。博物馆的地方有些偏僻，我们好不容易才来到了邹伯父工作的地方，而且这个博物馆和老馆长一样都已经70多岁了。因为馆长姓查，所以大家都叫他“茶馆老板”。当然，大家都知道“查”是念“zhā”的，只是大家这样叫他是觉得比较亲切。我们这些小辈的自然不会这样叫了。信宏一见到查老馆长就心急的问：“老馆长，你知道我爸去了哪里吗？”

查老馆长扯着他那苍老又沙哑的声音地说：“你是问你爸上次是去哪里做研究吗？”

我和信宏点了点头。

“他去了贵州，”查老馆长说，“其实小邹这几年有些怪，老是去研究一些……我也说不上来。他好像从几年前就开始这样了。”

其实，查老馆长说的也正是我和信宏所想的。我记得伯父很关心我们的。以前还在大学的时候他经常来看我们。可是后来，他开始异常的忙于他的研究，就连去年春节他也外出做研究之类的事，我们都有一年多没见他了，总之感觉好像是疏远了很多。

信宏问：“那他去贵州做什么啊？”

查老馆长答道：“我就知道你们会来问的，你们就跟我来吧。”我们跟着查老馆长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做下来后，信宏按捺不住，刚想开口询问，查老馆长就用手压了压，示意他不要说话。查老馆长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相片递给我们。我们看了看，那张相片上是一面很大的崖壁，上面留有一处铁红色颜料书写的碑文，其字大小不一，参差排列，似篆非篆，也非甲骨文。可是我却觉得很眼熟，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但是又想不起来究竟在哪里见到过。

信宏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是哪个地方的？”

查老馆长答道：“你爸去贵州就是为了研究它。这些文字长期以来，有关专家、学者为破译它纷至沓来，对它的解释也层出不穷。就连著名学者郭沫若、丁文江、徐中舒都曾尝试破译，可真正有说服力，能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破译，至今没有出现。”

“那这些文字在贵州的哪里啊？”我觉得这老头说了这么就都没说明白呢。他是不是看我是外行人，想来个内行欺负外行啊。好歹我也是学历史的啊，怎么也得算上是半个内行了吧。

“你这个小伙子就是毛躁啊。这个啊，就在贵州的关岭县，也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附近，在一名为红崖山西侧北端，有一块高6米、宽10米的岩面上，它的名字叫‘红崖天书’。”

“‘红崖天书’？”信宏问道，“那我爸有说这个里面说的是什么吗？有说到天山吗？”

“天山？你怎么这么问啊？你爸还来得及告诉我呢，”查老馆长说，“不过，一些专家认为‘天书’内容为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诏檄’；有人认为‘天书’刻的是诸葛亮南征的有关传说和遗迹；也有传说认为‘天书’是夏禹治水功成之后的刻石纪念；还有人认为‘天书’是苗、彝等民族的原始文字。”

我还是想不通，又不好意思问。这“天书”和去天山有什么联系吗？难道这上面说的文字说的是天山上有什么宝藏之类的东西吗？这几年倒卖文物可是发大财的啊。不过，这是犯法的事情，我自然不会去做了。可是，要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未知的古迹也是一见无比光荣的事情呢。不过，天山这么大，邹伯父又没把事情说清楚，我们要去天山的哪里？又是去天山做什么呢？

我和信宏问完事情，和查老馆长道别后，就决定先回到家里再做打算。在我们离开博物馆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的伞还放在查老馆长的办公室里，于是我叫信宏先在门口等我，我回去拿伞然后再和他一起回家。我本来想直接推门进去拿伞，可是想着应该礼貌一点，正想着是不是要敲个门再进去，就听到查老馆长一个人在里面自言自语地说：“小邹已经去了，知道吗？你的孩子也长大了，我是不是该告诉你的孩子关于你的事情呢，小吕？”

我在外面静静地听着，感觉很是奇怪，不知道查老馆长说的小吕是谁，不过似乎和信宏还有一些关系呢。看来这个老馆长的确是知道一些事情的，无奈他又不肯把事情说明了。外面雨下得正大，没有伞就出去的话铁定要淋成落汤鸡，我担心信宏等得太久了，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敲了一下门，可是查老馆长好象是想得太专注了，居然没听到我在瞧门。我又连续敲了几次，查老馆长还是没什么反应。我索性直接把虚掩的门推开，把放在门口旁的伞悄悄地拿了出来，而查老馆长一直沉浸在思考中，都没有发现我。

我带着一肚子的疑问跑到了博物馆的门口，信宏还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路上，我看着信宏不说话的样子，还真有点不习惯。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双亲失踪的缘故，知道失去亲人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是很难承受的生命之重。所以，在刚才回家的路上，我都在说一些别的事情希望信宏不要再这么难过，可是信宏也只是应付的答了几下。

回到了家里，我心里还在想着查老馆长说的话，他似乎知道一些什么事情，这让我心里很迷惑。不过，我们也有几天没睡觉了，我和信宏回到了各自的房间倒在了床上，躺了一下便睡着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醒了过来。我发现天空已经昏暗了下来，光线好像是被人搅动过的一样，十分的浑浊。我揉了揉蒙胧的眼睛，当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竟然发现我的床前站着一位身穿古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