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哈里·邓宁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我应他的邀请，参加了在里斯本高中体育馆举行的普通教育发展课程毕业典礼。他实在找不到别人，所以我欣然接受。

祈祷由神父班迪主持，他很少错过里斯本高中的庆典。祝福祈祷结束之后，我穿过拥挤的亲友群，走到哈里面前。他独自站着，身上罩着黑袍，一只手里攥着文凭，另一只手拿着学位帽。我接过他的帽子，跟他握手。他咧嘴笑了，露出一排牙齿。牙缝很大，好几颗牙长歪了。尽管如此，他笑得很阳光，很可爱。

“谢谢您能来，埃平老师。太谢谢您了！”

“我很乐意。叫我杰克吧。我只允许那些跟我爸爸一样年纪的学生这么叫。”

他愣了一下，接着大笑起来。“我想我够格，对吗？哎唷！”我也笑了。周围很多人都在大笑。当然，也有人在哭。对我那么难的事情对很多人却非常容易。

“还有那个A+！哎唷！我一辈子没得过A+！想都没敢想过！”

“你当之无愧，哈里。你高中毕业了，想做的头一件事是什么？”

他脸上的笑容黯淡了片刻——他没有考虑过这种事。“我想我会回到家里。你知道，我在高德街租了一处小房子。”他举起文凭，用指尖小心捏住，好像担心上面的墨迹会洇开。“我要把这个裱起来，挂到墙上。然后我倒杯酒，坐在沙发上，好好看看这张文凭，看到上床睡觉为止。”

“听起来不错，”我说，“想不想先跟我去吃点汉堡和薯条？阿尔餐馆。”

我以为他会拒绝。我以为他对这家餐馆的想法和我的大多数同事一样。我们教的大多数孩子对阿尔餐馆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好像它是一种瘟疫。他们喜欢光顾学校对面的冰雪皇后快餐店，或者一九六号公路旁、老里斯本免下车餐馆附近的高帽子餐厅。

“太好了，埃平老师。谢谢！”

“叫我杰克，记住了？”

“杰克，没问题！”

我带哈里去了阿尔餐馆。我是唯一经常光顾的教员。阿尔那年夏天招了个女服务员，但还是亲自为我们服务。他跟往常一样，嘴角叼着香烟。在公共餐厅吸烟是违法的，但这条法律从来约束不了阿尔。他眯着一只眼睛，怕被烟熏着。他看到折叠起来的高中毕业服，马上意识到今天是什么日子，执意要免单。其实没几个钱，阿尔餐馆卖的肉一直出奇的便宜，于是本地有了一些关于附近走失动物的谣传。他还给我们照了张相，后来把照片挂在他所谓的城镇名人墙上。其他名人包括已故邓顿珠宝创始人艾伯特·邓顿；里斯本高中前任校长厄尔·希金斯；约翰·克拉夫茨汽车销售公司创始人约翰·克拉夫茨；当然，还有圣西里尔教堂的神父班迪。神父的照片跟教皇约翰十三世的照片在一起，教皇不是本地人，但他备受阿尔·坦普尔顿尊敬，阿尔称自己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在阿尔那天拍的照片中，哈里·邓宁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我站在他边上，和他一起捧着他的文凭。他的领带有点歪了。我记得这一点，是因为歪领带让我想起他写小写字母y时带的小弯钩。我清楚地记得这些事情。

2

两年后，学年的最后一天，我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审读美国诗歌荣誉研讨班学生写的一堆期末论文。学生已经离校，即将放纵一个暑假。我很快也会这么做。但是我眼下很享受周遭不同寻常的安静。我打算在离开前清理一下放点心的小橱柜。我想，总得有人清理。

那天早些时候，哈里·邓宁在班主任指导时间（当时特别吵闹，因为所有的指导教室和自习室都洋溢着最后一天的气氛）结束之后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手。

“我想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他说。

我咧嘴一笑。“我记得你已经谢过了。”

“是的，但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我退休了。所以我想再次感谢您。”

我跟他握手时，一个孩子从边上走过去。从他脸上新长出的青春痘和下巴上散乱的企图蓄成山羊胡的胡须上看，他顶多高二。这孩子压低嗓子说：“蟾蜍哈里，跳着过大街。”

我伸手去抓他，想让他道歉，但哈里拦住我。他从容地笑了，丝毫没有生气。“别！没事。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不过是孩子。”

“他们是孩子，”我说，“但我们的工作就是管教他们。”

“我知道，你很在行。但是我的工作不是当任何人的——怎么说来着——教育素材。今天尤其不能。埃平老师，我希望您能照顾好自己。”他和我爸爸一样年纪，但是他一直不习惯叫我杰克。

“哈里，你也一样。”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A+。我把作文也裱起来了，挂在毕业证书旁边。”

“很好。”

是的，一切都很好。他的作文是简单的艺术，但每一处都跟摩西奶奶的画作一样真实有力，比我正在批改的荣誉学生写的东西好。荣誉学生的论文拼写大抵正确，用词清晰（这些小心谨慎、即将步入大学殿堂、不愿冒险的学生们有一点令人恼火，那就是格外喜欢用被动语态），但是文章了无生气、枯燥乏味。我教三年级的荣誉学生——系主任马克·斯特德曼把四年级留给了自己——但是他们的文章像是小老头小老太太写的，满嘴傲慢：噢，噢，噢！米尔德丽德，不要在那块冰上滑倒了。哈里·邓宁的文章尽管有不少语法错误，字迹潦草得令人叫苦，但他像英雄一样写作。至少，有一次是这样。

我思考进攻性写作和保守性写作的差别时，墙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响了。“埃平老师还在西边的办公室吗？杰克，你在吗？”

我站起来，用拇指按下按钮，回答说：“我在，格洛丽亚。有事情吗？”

“有电话找你。阿尔·坦普尔顿？我可以帮你转过来，我也可以告诉他你已经下班了。”

阿尔·坦普尔顿是阿尔餐馆的业主和经营者。除了我，里斯本高中所有的教员都拒绝光顾阿尔餐馆。就连受人尊敬的系主任——说话总是装出剑桥大学老师的样子，快到退休年龄了——也直接把餐馆的特色产品“阿尔富客汉堡”称作“阿尔猫客汉堡”。

当然，不是真的猫肉，人们会说，或者可能不是猫肉，但也绝不是牛肉，一美元十九美分不可能买到牛肉汉堡。

“杰克？你睡着了吧？”

“没，醒着呢。”我很好奇阿尔怎么会打电话到学校来。而且，他怎么会打电话给我？我们只不过是厨师和食客的关系。我欣赏他的食物，他感激我的光顾。“帮我接进来吧。”

“你怎么还在学校？”

“用鞭子玩性虐呗。”

“噢！”格洛丽亚惊声说，我能想象出她眨动长长的睫毛，“你说下流话，真酷！别挂断，我给你转。”

她放下电话。我的电话又响了，我又拿起电话。

“杰克？是你吗，伙计？”

我一开始以为格洛丽亚刚才报错名字了。这不可能是阿尔的声音。再严重的感冒也不可能把他的声音变得如此沙哑。

“你是哪一位？”

“阿尔·坦普尔顿，她没告诉你吗？天哪，电话里的等待音乐真令人讨厌！康妮·弗兰西斯怎么了？”他咳嗽起来，声音大得要命，我只好把听筒移开一点。

“你好像感冒了。”

他笑了，咳个不停。笑声和咳嗽声交织在一起，令我毛骨悚然。“我有点事。”

“你怎么这么快就感冒了！”我昨天还在他那里早早吃了晚餐。点了富客汉堡、薯条和草莓奶昔。我觉得独自生活的人什么东西都要吃一点。

“说快也快，说不快也不快。反正就是那么回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在我光顾阿尔餐馆的这六七年里，我跟阿尔有过很多对话。他有些古怪——比方说，坚持把新英格兰爱国者橄榄球队说成波士顿爱国者；谈起特德·威廉斯，就像说他自家兄弟一般——可接下来才是他最古怪的时刻。

“杰克，我要见你。有重要事情。”

“我能问——”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要问，我都会回答，但咱们别在电话里说。”

我不知道他在嗓子彻底哑掉之前能回答我多少问题，但我答应他一个小时内到他那儿。

“谢谢，可能的话，尽快来。时间太紧了。”然后他挂断电话，连再见都没说一声。

我又看了两篇荣誉学生论文，还剩下四篇就全部看完了。可我再也无法看下去，怎么也进入不了刚才的状态。我把论文丢进公文包，起身离开。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上楼去格洛丽亚的办公室，跟她道个别，祝她假期愉快，但我随后又改变主意。她下星期一直都在，给下学年的教材结账。而我也准备星期一回来打扫橱柜——这可是我对自己许下的承诺。不然的话，使用西侧办公室的暑假补习班老师肯定会发现橱柜里满是蟑螂。

我要是知道命运会如何安排，肯定会上楼去看看格洛丽亚。我可能还会吻她一下。这个吻已经在我们之间的空气中飘荡了几个月。但是，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

3

阿尔餐馆在美茵大街对面的银色拖车里，被老沃伦波毛纺厂挡着。这样的地方通常破烂不堪，但阿尔用漂亮的花坛掩盖了餐馆下方的混凝土块。餐馆旁边还有一方修剪齐整的草坪，那是阿尔亲自用一台老式割草机修剪出来的。剪草机跟花坛与草坪一样，被精心照管着，嗡嗡作响的刀片毫无锈迹，光可照人。割草机好像是上周刚从里斯本福尔斯镇的西部汽车公司经营店买回来的——如果西部汽车公司经营店还在的话。这家店确实存在过，但上个世纪末被大型零售商场取代了。

我走上人行道，爬上台阶，停了一下，皱起眉头。写有“欢迎光临阿尔餐馆，富客汉堡之家”的广告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纸板，纸板上面写着：“店主生病，关门停业。谢谢您多年光顾本店，上帝保佑您！”

我还没有进入即将吞没我的虚幻迷雾，可它的触角已经伸向我，我感觉到了。让阿尔的声音变得沙哑的不是夏季感冒，也不是连声不断的咳嗽，更不是流感。从纸板上的字来看，肯定有更糟糕的事发生了。可是，一个人在二十四个小时里能患上什么严重的病？不到二十四小时，现在是两点二十三分，我昨晚五点四十五分离开阿尔餐馆，那时他还很好。真是匪夷所思。我记得我问阿尔是不是喝了太多自制咖啡，他否认，他说不过是想去度假。一个生病的人——病到只能关掉二十年来一手打理的餐馆——会谈论度假吗？也许有这种人，但肯定不多。

我正要伸手去抓门把手，门开了。阿尔站在门里面，凝视着我，脸上没有笑容。我回头看了一眼，感觉虚幻的迷雾笼聚在我身旁。天气很热，但我能感觉到雾的凉意。此时此刻，我仍然可以转身走开，重新回到六月的阳光里。我有点想这么做。但我被惊奇和不安完全缚住。还有恐惧，我最好承认还有恐惧。因为重病确实吓人，不是吗，阿尔病得很重。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仿佛大病将死。

平常红润的脸颊变得松弛、蜡黄。泪液覆盖他蓝色的眼睛，双目枯竭、无神。曾经乌黑的头发，现在几乎斑白——当然，他可能一直在用染发产品，一时冲动，将头发冲洗干净，恢复本来面貌。

而最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在从我上次见过他到现在的这二十二个小时里，阿尔·坦普尔顿看上去至少瘦了三十磅，也许是四十磅，可能瘦掉了体重的四分之一。没有人会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瘦掉三四十磅。绝对不可能。可这样的事情现在确实发生了。我想，虚幻的迷雾已将我完全吞噬。

阿尔笑了笑。我留意到，他不光瘦了，牙齿也脱落，牙龈是病态的惨白色。“你觉得现在的我怎么样？”他开始咳嗽，一阵含混的声音从身体深处传来。

我张了张嘴，但说不出一个字。想逃走的念头再一次触动脑子里怯懦和惓怠的神经。这些神经仍然可感可控，但我无法逃开。我呆立在原地。

阿尔强压住咳嗽，从后口袋里扯出一块手帕。他抹了抹嘴，又擦了下掌心。他把手帕放回去时，我发现手帕上面沾染了红色。

“进来吧，”他说，“我有很多话要说。我想你可能是唯一愿意听的人。你愿意听吗？”

“阿尔，”我说，我的声音很低，有气无力，我自己几乎都听不到，“出了什么事？”

“你愿意听吗？”

“当然。”

“你肯定有问题要问，我会尽可能回答，但是你尽量少问。我没有多少时间了。见鬼，我没有多少力气了。进来吧。”

我进到屋里。餐馆阴暗、清冷、空荡。柜台锃亮，上面没有一点面包屑。凳子上的镀铬闪闪发亮，咖啡壶光可照人。“如果不喜欢我们小镇，那就一起去远方吧”这块标语牌依然放在时运达牌收银机旁。餐馆与往日唯一的不同之处是，那帮食客不在此处。

当然，厨师兼业主阿尔·坦普尔顿也与往日不同了，他变成了一个老病鬼。他转动插销、锁上房门时发出的声音异常响亮。

4

阿尔把我领到餐馆尽头的隔间里，淡淡地说了声“是肺癌”。他拍拍衬衣口袋，里面空无一物。一向装在那里的骆驼牌无滤嘴香烟不见了。“没什么。我从十一岁开始抽那玩意儿，一直抽到被诊断出肺癌。抽了五十多年哪！这种烟二〇〇七年涨价前，我每天抽三包。后来，只好减到每天两包。”他喘息着笑了笑。

我本来想告诉他算错了，我知道他的真实年龄。去年冬天，我有一次来餐馆，问正在做烤肉的他戴着孩子的生日帽，他告诉我：“因为今天是我五十七岁生日，伙计。我成了亨氏集团的金字招牌喽。”可他刚才已经告诉过我，除非万不得已，不要问问题。所以我想最好别插嘴纠正他。

“我如果是你——我真希望自己是你，不过我不可能从现在这样子忽然变成你——肯定会想：‘真是古怪，没有人会一夜之间得上晚期肺癌啊。’对不对？”

我点点头。一点没错。

“答案很简单。不是一夜之间。我从七个月前，也就是五月份，就开始咳得厉害，肺都要咳出来了。”

他这话又让我吃了一惊。他也许一直咳嗽，但肯定没有当着我的面。而且，他又算错了。“阿尔，你没事吧？现在是六月，七个月前是去年十二月。”

他朝我挥了挥手——手指纤细——像是说：“暂时忽略这一点，忽略这一点。”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戒指吊在手指上，而之前它是紧紧扣在手指上。

“我开始以为只是重感冒。不发烧，但咳嗽不止，而且咳嗽越来越严重。然后我开始消瘦。嗯，伙计，我不傻，我知道自己可能得了癌症……但是我父母都是老烟枪，都活到八十多岁。我猜我们总是为戒不掉坏习惯寻找借口，不是吗？”

他又开始咳嗽，扯出手帕。干咳稍稍平息后，他说：“你看，我又扯远了，我总是爱扯远，改也改不掉。比戒烟还难改掉。我接下来要是又扯远了，你就用手指做个割喉咙的手势提醒我，好吗？”

“好的。”我一口答应。我始终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这如果真是个梦，也是个非常逼真的梦，这个梦发生在旋转吊扇的阴影下，发生在写着“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的餐具垫旁。

“长话短说，我看了医生，拍了X光。X光照出两块大疙瘩。两块肿瘤。晚期坏死。不能手术。”

X光，我想，现在还用X光诊断癌症吗？

“我住了一段时间，但最后只好回来。”

“从哪儿回来？路易斯顿？缅因州总医院？”

“度假回来。”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他的眼睛深深凹陷在眼眶中。“当然，这次不是常规度假。”

“阿尔，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昨天在这里，很健康。”

“好好看看我的脸，从头发开始，往下看。尽量忘记癌症的影响——毫无疑问，癌症能让人变得不堪入目——告诉我你昨天见到的确实是我本人。”

“哦，当然，但你把染发剂洗掉了——”

“我从不染发。我不想把你的注意力引向我在离开这段时间里脱落的牙齿上。我知道你已经看见了。你认为是X光造成的？或者是牛奶里的锶-90造成的？我除了在每天的最后一杯咖啡里放一点，根本不喝牛奶。”

“锶什么？”

“锶什么不重要。试着用女人的目光观察。就像一个女人判定其他女人年龄那样看看我。”

我照他说的话做了，我观察到的情形绝不会成为呈堂证供，但我对它深信不疑。阿尔的眼角散射出网状皱纹，眼睑布满细小褶皱，这些褶皱通常出现在走近影院票房时连老年优惠卡都不需要出示的人身上。昨天晚上还没有的皮沟现在在阿尔的眉毛上呈正弦波形。两条皱纹——更深的皱纹——将阿尔的嘴巴括起来。他的下巴比昨天尖了，脖子上的皮肤变得松弛。瘦削的下巴和松垂的喉咙可能是灾难性的消瘦导致的，但皱纹……还有他的头发，他如果没有撒谎……

他微微笑了笑，笑容有些狰狞但不乏幽默。但是，看起来很瘆人。“记得我去年三月过生日那天吗？你当时说：‘阿尔，放心好了，你在烤架旁操作，要是那顶傻气的生日帽着火了，我就拎起灭火器帮你灭火。’还记得吗？”

我记得。“你当时还说你是亨氏集团的金字招牌。”

“是啊，我今年六十二了。我知道癌症让我看起来更老，但是这里……还有这里……”他指着前额和一侧眼角说，“这些是岁月留下的真实的痕迹。也可以说是荣誉徽章。”

“阿尔……我能喝杯水吗？”

“当然。很震惊，是吗？”他同情地看着我，“你准是在想：‘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他疯了，或者我们俩都疯了。’我知道，我也有过这种感受。”

他挣扎着起身走出隔间，右手按着左边腋窝，仿佛尽力让自己保持平衡。我跟着他走到柜台边。这时，我又发现表明这一切是虚幻迷雾的重要线索：除了在圣西里尔教堂跟阿尔同坐在一条靠背长椅上（这种时候不多，我家人信教，但我自己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偶然在街上遇到他的时候，我还没见过阿尔脱下厨师围裙。

他取下一只闪亮的玻璃杯，在闪亮的镀铬水龙头下帮我接了一杯水。我谢了他，转身往隔间走，但他拍拍我的肩膀。我真希望他没有这么做。当时的情景就好像柯勒律治《古舟子咏》中的古代老水手从三个行人中拦住了一个。

“别着急坐下，我先给你看样东西。这样会更快些。不过‘看’这个字不准确。‘体验’这个字更准确一些。把水喝完，伙计。”

我喝了一半，水清凉甘甜，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阿尔。我体内胆小的成分渐渐变弱，我现在就像片名中总是含有数字的恐怖杀人电影中第一个不知情的受害者。阿尔站在那里，一只手撑着柜台。他的手上布满皱纹，关节硕大。那看起来根本不是五十多岁的男人的手，即使这个男人，患了癌症——

“是化疗造成的吗？”我突然问。

“造成什么？”

“你的皮肤变黑了，手背上还有深色斑块，要么是因为化疗，要么是因为晒了太多太阳。”

“嗯，我没做任何放射治疗，那只能是晒了太多太阳喽。四年来，我真是没少晒太阳。”

据我所知，阿尔在过去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日光灯下翻烤汉堡或做奶昔，可我没有说出口。我喝完剩下的水。我把玻璃杯放回福米卡塑料贴面柜台上，发现自己的手微微抖动。

“你想让我看什么？或者体验什么？”

“跟我来。”

他领着我走过狭长的厨房区域，穿过双层烤架、电炸锅、水槽、霜王冰箱，和嗡嗡作响、齐腰高的冷柜。他在一点声响也没有的洗碗机前停下来，指向厨房尽头的一扇门。门很矮，身高只有五英尺七英寸左右的阿尔都得低头才能经过那道门。而我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有的孩子管我叫高射炮埃平。

“就是那里，”他说，“那扇门后面。”

“那不是食品储藏室吗？”我其实并不需要他回答。这些年，我多次看见阿尔从里面拿出一罐罐食品、一袋袋土豆和一包包干货。我太清楚那是什么地方了。

阿尔好像没听见我的话。“你知不知道我当年在奥本就开餐馆了？”

“不知道。”

他点点头，接着又是一阵咳嗽，让我猝不及防。他用那条愈发瘆人的手帕止住咳嗽。最后一阵咳嗽终于停下时，他把手帕扔进手边的垃圾桶，然后从柜台上的自动售货机上抓起一沓餐巾纸。

“这是铝材建筑，三十年代装饰派艺术兴起时被造出来的。自从父亲带我去过布卢明顿的‘咀嚼时光餐厅’之后，我就想要一个，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我购进全套设备后，在派恩大街开张。我在那儿开了差不多一年，我发现我要是继续开，再过一年就得破产。附近快餐馆太多了。有些不错，有些不行，但所有的餐馆都有自己的常客。我就像是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在一个已经有了十几个事业稳固、不择手段的律师的镇上，挂出自己的招牌。还有，那时候阿尔富客汉堡卖两美元五十美分。即便在一九九〇年，两美元五十美分也是我能给出的最便宜的价格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以便宜一半的价格卖汉堡？难道真是猫肉？”

他哼了一声，胸腔里一阵痰鸣。“伙计，我卖的是百分之百正宗的美国牛肉，最好的。我知道别人怎么说我吗？当然知道。有什么关系呢？我又能做什么？阻止别人谈论？那无异于想要阻止刮风。”

我用手指比画割的动作。阿尔笑了。

“唉，我又扯远了。我知道，不过没有扯得太远，这跟我要说的故事多少有些关联。”

“我本来也许会在派恩大街傻干下去，可伊冯娜·坦普尔顿养的孩子可不傻。‘形势不好咱先溜，等待时日再回头’。我们打小就常听到她这么说。我带上剩下的一点资金，用花言巧语骗了银行再贷给我五千美元——别问我是怎么贷到的——来到福尔斯镇。那时候经济形势不错，也没有什么关于阿尔猫肉汉堡、狗肉汉堡、臭鼬汉堡或任何能勾起人们想象的无聊谣传，但生意还是不见起色。可是，我后来没有像别人那样受经济形势影响。这一切完全仰赖储藏室门后面的东西。我在奥本开业时它并不存在。我敢对着一摞十英尺高的《圣经》起誓，我搬到这里后，它才出现。”

“你在说什么？”

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睛渗出泪水，愈显苍老。“该说的都说完了。你得自己去寻找答案。去吧，打开门。”

我疑惑地看着他。

“就当这是垂死之人的临终请求吧，”他说，“去吧，伙计。你要是真拿我当朋友，就打开那扇门。”

5

我要是说自己转动门把手、拉开门那一刻心跳并没有加速，那我是撒谎。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我脑海里迅速闪过死猫被剥了皮，等着放进电动绞肉机的情景。阿尔把手伸过我的肩膀，打开灯，我看见——

嗯，是储藏室。

储藏室很小，跟餐馆其他区域一样干净。里面摆放货架，货架两边堆着餐馆里使用的大罐子。房间尽头，屋顶呈弧形下降的地方摆着保洁用品。房间只有三英尺高，扫帚和拖把只能平放。跟餐厅地面一样，这儿的地上也铺着深灰色油布毡。与餐厅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烧肉的气味，而是散发出一种咖啡、蔬菜和调料的混合气味。还有一种淡淡的、不好闻的气味。

“没错，”我说，“是间储藏室。库存整洁又丰富。你在供应管理上可以得到A，如果有等级评定的话。”

“你闻到什么了吗？”

“主要是调料和咖啡的气味，可能还有空气清新剂的气味。我不确定。”

“嗯，我用了佳丽牌空气清新剂，因为有其他气味。你真的没有闻到其他气味吗？”

“是有点奇怪的气味，硫磺的气味。我想起了烧过的火柴。”我还想起妈妈星期六做了全豆晚餐之后全家放出的“毒气”，可我没有说。癌症病人接受治疗后会让人放屁吗？

“确实有硫磺。还有其他东西。可绝对不是香奈儿五号之类的玩意儿。伙计，是毛纺厂的气味。”

一切都要变得更疯狂了。但我只用鸡尾酒聚会上不以为然而礼貌口气问：“是吗？”

他又笑了，露出大豁牙，他昨天还满口牙齿呢。“你很客气，没说沃伦波毛纺厂老早就关闭了。没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把大火把厂子几乎烧成废墟，那个地方——”他举起大拇指，快速往肩后一指，“从前只不过是毛纺厂的零售店，现在成了游客中心，涌向游客中心的人就像在莫西软饮料狂欢节光顾街角莫西店的人一样的。你是不是一直想拿起手机，打电话给穿白大褂的医生？是吧，伙计？”

“我没打算给任何人打电话，因为你没有疯。”其实我心里并不确定。“可是，这确实只是一个储藏室。过去二十五年来，沃伦波毛纺厂再也没有生产过一匹布啊。”

“没打算给任何人打电话，那好，把你的手机、钱包、口袋里所有的钱，包括硬币，都给我。这不是抢劫，会还给你的。你愿意吗？”

“阿尔，还要多长时间？我还有荣誉学生论文要改，然后还要交学年成绩单。”

“不需要多长时间，”他说，“整个过程只要两分钟。每次都只有两分钟。你要是愿意，花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四处看个遍。但我没有花那么长时间，第一次没有，因为我太震撼了。你去了就知道了。你还信不过我吗？”他从我脸上看到的表情让他抿紧没有牙齿的嘴。“杰克，求你了。求你了。垂死之人的临终请求。”

我确信阿尔疯了，我也确信他刚才所说的身体状况是真的。就在我们谈话的这一小会儿，他的眼睛似乎陷得更深了，整个人精疲力竭。从餐馆一端的隔间到另一端的储藏室只有二十几步，但他走完这段路后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还有沾血的手帕，我提醒自己，那血糊糊的手帕。

还有……人有时候很容易沉陷在某种思维里，不是吗？“把一切交给上帝吧。”在我前妻常去的那些聚会上，人人都喜欢说这句话。现在是“把一切交给阿尔吧”。不管怎么说，就这样吧。嘿，我告诉自己，这年月，机场安检程序不是更繁琐吗？他至少没让我把鞋子放到传送带上。

我松开夹子，从腰带上取下手机，放在罐装金枪鱼纸箱上。我又拿出钱包、一小沓纸钞，和大概一美元五十美分的硬币，还有钥匙串。

“带着钥匙吧，不要紧。”

钥匙对我可是要紧得很。但我什么也没说。

阿尔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这卷钞票明显比我刚才放在纸箱上的厚很多。他把钱递给我。“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想买个纪念品什么的。拿着吧。”

“我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钱去买呢？”我自认为问得很在理，好像我们这场疯狂的谈话很正常。

“现在别管那么多了，”他说，“我身体正常的时候，我的回答也不会有通过亲身经历得到的回答好，而我现在身体情况很糟糕。把钱拿着吧。”

我接过钱，用大拇指点了点。上面是一摞一块的，这些一块钱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然后我数到一张五块的，钱的样子令人起疑。亚伯拉罕·林肯的头像上方写着“银元券”，钞票左边写着蓝色大字“5”。我把钱举到光线下。

“你是想看看真伪吧？不是假币。”阿尔似乎被我的举动逗乐了，但声音里透出疲惫。

看起来像真的，摸起来也像真的。但是没有水印。

“就算是真钱，也够老的。”我说。

“把钱装到口袋里吧，杰克。”

我照做了。

“你带了便携计算器吗？其他什么电子产品呢？”

“没带。”

“那么，我想你可以出发了。转身看着储藏室的后面，”我还没转身，他拍了下额头，又说，“哦，上帝！瞧我这脑子！我忘记黄卡人了。”

“谁？什么？”

“黄卡人。我是这么叫他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拿着这个。”他翻了翻口袋，递给我一枚五十美分的硬币。我好多年都没见过这种硬币了。可能从孩提时代之后就没再见到过。

我在手心掂了掂硬币。“你不会想把这个给我吧？这个东西没准很值钱呢。”

“当然很值钱，值半美元。”

他开始咳嗽，这次咳嗽像强风般摇撼着他。我向他走去时，他挥手叫我离开。他靠在顶上放着我那些东西的纸箱堆上，朝餐巾纸里吐了口痰，看了一眼，畏缩一下，攥紧拳头。他枯槁的脸上开始淌汗。

“有点像潮热症。该死的癌症正在毁坏我的自动调节体温功能和这把老骨头。说到黄卡人，他是个酒鬼，人不坏，但跟别人不大一样。他好像知道点儿什么。我想这只是个巧合——他碰巧离你即将出现的地方不远——至于怎么对付这个人，我可以给你支支招。”

“好吧，你支的招不算太棒，”我说，“我压根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会说：‘我从绿色前线弄到一张黄卡，今天是双倍付费日，给我一美元。’你明白吗？”

“明白了。”我其实什么也不明白。

“他确实有一张黄卡，藏在帽子的边缘。可能只是出租车公司卡或者从排水沟里捡到的红与白商店优惠券，但是他的大脑被劣质酒烧坏了，他一直把那张黄卡当成威利·旺卡金券。所以你说：‘我没有一美元，只有半美元。’然后你把这枚硬币给他。然后他会说……”阿尔举起一根瘦得只剩骨头的指头。“他可能会说‘你怎么会在这儿’，或者‘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也许会说‘你不是上次那个人’。我不确定，但他可能会这么问。关于黄卡人，我有许多不确定。不管他说什么，只管让他待在烘干房边上——他坐在那里——然后走出门去。你走时他可能会说：‘我知道你有一美元，你这个杂种。’别理他。不要转身。你穿过那条铁轨就到了里斯本大街的十字路口。”他朝我冷笑一下。“伙计，之后世界就是你的了。”

“烘干房？”我隐约记得餐馆所处位置以前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老沃伦波毛纺厂的烘干房。但不管是什么，现在已经不在了。餐馆令人舒适的小储藏室后面如果有扇窗户，窗户外面肯定只有砖砌的庭院和一家叫“缅因舒适小站”的外套商店。我曾在某年圣诞节后去那儿给自己买了件乐斯菲斯牌皮大衣，那件大衣可谓物美价廉。

“别管烘干房，只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现在，转过身去——对——向前迈两三步。小步。婴儿的步伐。就像在黑暗中寻找最高一级楼梯那样小心。”

我按照他说的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蠢的笨蛋。一步……我低下头，避免刮到铝质顶板……两步……我现在有点像蹲着。我要再走几步，就只能跪下来。我可没打算跪下来，管他什么临终请求。

“阿尔，这件事太愚蠢了。在这么小的地方，我除了帮你搬箱水果鸡尾酒或者小包果冻，什么都做不了——”

突然，我的脚沉下去，就像在下楼梯。只是我的脚还踏实地站在铺了深灰色漆布的地面上。我看得见。

“下去吧。”阿尔说。他的声音不再沙哑，这也许只是暂时的；他的声音轻柔，带着满足。“伙计，你找到了。”

但是，我找到什么了？我到底在干什么？细微的迹象貌似是最可能的答案。能看得到脚还在地上，又感觉到点什么。莫非……

你知道，在晴朗的天气，你无论看到什么，闭上眼睛后可以看到残留影像。就是那种感觉。我朝脚看去，看到脚在地上。我一眨眼。我在眼睛闭上之前或之后一毫秒——我说不清——瞥见自己的脚站在台阶上。我不是在六十瓦灯泡的微弱灯光下，而是在明亮的阳光里。

我呆住了。

“继续往前走，”阿尔说，“不会有事的，伙计。只管往前走，”他的咳嗽声很刺耳，他用带着绝望的声音低吼道，“我需要你这么做。”

我做了。

上帝保佑我，我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