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阿尔由着我扶他回到卧室，由着我蹲下去帮他解鞋带、脱鞋子。他说了句“谢谢，伙计”。但我要扶他去上厕所时，他拒绝了。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很重要，可是自己上厕所同等重要。”

“只要你确信你能做到。”

“我确信我今晚能做到，至于明天如何，等到明天再说。回去吧，杰克。读读笔记——上面有很多东西。把问题留到明天解决。明天早上过来找我，告诉我你的决定。我还会在这儿。”

“你对自己明天还会在这儿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把握？”

“至少百分之九十七。总之，我现在感觉不错。我先前没料到自己有力气跟你讲这么多话。我已经把事情告诉你，也让你相信了这一切，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切，虽然我那天下午有过一次历险。但我没有把不确定说出来。我跟他道了晚安，提醒他别数错药，他回答“好，好”。然后我走了。我站在外面，盯着稻草人举着的孤星旗看了一会儿，然后走下人行道，上了车。

千万别和得克萨斯扯上关系，我暗暗告诫自己……但看来我很难躲过去。阿尔改变过去所遭遇的种种困难——轮胎爆裂，引擎故障，桥梁垮塌——让我隐隐感觉到，我要是想改变那件事，得克萨斯迟早会把我吞没。

2

我经历过所有这一切后，根本没指望凌晨两三点之前能够入睡，我很可能一整夜都不会合眼。但有时候，大脑会响应身体的需要。我回到家，小酌几杯后（能在家里喝酒是我重返单身状态后的福利之一），顿感眼皮沉重。我喝完苏格兰威士忌，看了十来页阿尔写的奥斯瓦尔德纪事之后，眼睛几乎睁不开了。

我把杯子放在水槽里冲了冲，走进卧室，随手把脱下来的衣服丢了一路，这定会让克里斯蒂深恶痛绝。我倒在宽大的双人床上。我想伸手关掉床头灯，但胳膊似乎异常沉重。在异常安静的教员办公室里批改荣誉学生论文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这不足为奇。谁都知道，在时间旅行这桩不容宽恕的事情中，时间存在着离奇的伸缩性。

我害得那个女孩瘫痪了。把她重新送回到轮椅里。

你今天下午从储藏室的台阶下去时，还不知道卡罗琳·波林是谁，所以别傻了。而且，她现在可能正在某个地方走得好好的呢。也许穿过那个兔子洞等于创造了另类实景、时间流，或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卡罗琳·波林，坐在轮椅里，拿着毕业证书。那一年，麦考伊家族的《扬帆起航》是流行音乐排行榜冠军。

卡罗琳·波林，一九七九年在百合花园里行走，那时村民组合的《基督教青年会》是流行音乐排行榜冠军。她偶尔会停下来俯身拔掉花园的杂草，然后起身继续向前走。

卡罗琳·波林，跟父亲待在森林里，很快就会瘫痪。

卡罗琳·波林，跟父亲待在森林里，很快就会像城里其他孩子一样进入青春期。广播和电视新闻宣告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在达拉斯被枪杀时，她在那个时间流里的什么地方呢。

约翰·肯尼迪会活着。杰克，你能挽救他的生命。

那样真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吗？没人能保证。

我感觉自己正挣扎着，想摆脱尼龙袜子。

我闭上眼睛，看到日历一页页飞走。老电影经常采用这种老掉牙的方式表明时间飞逝。我看见日历像鸟儿一样飞出我的卧室窗户。

我入睡之前想到的是：愚蠢的高二学生，下巴上留着更加愚蠢而散乱的山羊胡子，咧着嘴，低声说，蟾蜍哈里，跳着过大街。我正要斥责那孩子，哈里拦住我。别！没事，他说，我已经习惯了。

随后我沉沉睡去，精疲力竭。

3

我在清晨的阳光和鸟声啁啾中醒过来，摸摸自己的脸。我睡着时肯定哭过。我做了个梦，我不记得梦到了什么，但肯定是个悲伤的梦，因为我不是轻易会哭的人。

脸上干干的，没有眼泪。

我在枕头上扭头看床头柜上的钟——六点差两分。光线很好，美丽的六月清晨，学校也放假了。暑假第一天，老师跟学生一样高兴。但我感到很悲伤。这不仅是因为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我去盥洗室的途中，几个字突然蹦进脑海：你好，布法罗·鲍勃！

我停下来，光着身子，看着浴室镜里大睁着眼睛的自己。我现在想起刚刚做的那个梦，明白自己醒来时为何很悲伤。我梦见自己坐在教员办公室里，读成人学生的作文。楼下的体育馆里传来最后一声哨响，一场高中篮球赛落下帷幕。我太太刚刚戒酒归来。我希望自己回家时她在家，我不用花个把小时打电话到处找她，最后从当地某个酒吧把她捞回家。

在梦里，我把哈里·邓宁的作文放到作文堆的顶上，开始阅读：那不是一个白天，而是一个晚上。在那个改变我一生的晚上，我的爸爸杀死了我的妈妈和两个哥哥……

这篇作文立刻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这样的句子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不是吗？我读到他的穿着时，眼睛开始刺痛。着装非常能够激发情绪。孩子们在那个特别的秋日夜晚走出去，拿着空袋子，希望回来时袋子里装满糖果。要糖果孩子的装束总能反映出当时的流行。五年前，每两个出现在我家门口的男孩里就有一个戴着哈里·波特眼镜，额头上贴着闪电状疤痕贴纸。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出门讨糖时，装扮成《帝国反击战》里的雪地士兵，叮叮当当地走在人行道上。应我多次恳求，妈妈跟在我身后十英尺的地方。所以，哈里·邓宁穿着鹿皮不是很奇怪吗？

“你好，布法罗·鲍勃！”我对镜子里的自己说，冲向书房。我没有保留所有学生的作业，没有哪个老师这样干，不然你会被作业活埋！但我有个习惯，把最好的作文复印下来。这些作文是极好的教学素材。我当然不会用哈里的作文当范文，他的作文太具私密性。但我记得我把他的作文复印了，因为那篇作文激起了我强烈的情感。我拉开底层抽屉，翻找老鼠窝般杂乱的文件夹和活页纸。我汗流浃背地翻找了十五分钟，终于找到那篇作文。我坐在写字椅上，读了起来。

4

那不是一个白天，而是一个晚上。在改变我一生的那个晚上，我的爸爸杀死了我的妈妈和我的两个哥哥，打伤了我，也打伤了妹妹。妹妹伤得很重，深度昏迷。她昏迷了三年之后，还是死了。她的名字叫埃伦。我很爱她。她很喜欢摘花，然后把花插进花瓶。整件事就像一场恐怖电影。我从来不看恐怖电影，因为在一九五八年万圣节前夜，我亲身经历过恐怖电影里的事。

我的哥哥特罗伊十五岁，已经过了玩“不给糖就捣蛋”的年纪。

他跟妈妈一起在看电视。他说，我们回来后，他会帮我们吃糖果。埃伦说，不给你吃！想吃就自己化装去讨。所有人都笑了，因为我们都喜欢埃伦。她只有七岁，但真像露西尔·鲍尔，能让所有人发笑，包括爸爸（他如果清醒着的话，他醉酒时异常暴躁）。埃伦打扮成夏秋·冬春公主（我查证了，是这么拼写的），我打扮成布法罗·鲍勃，两个角色都来自我们爱看的电视节目《好滴毒滴秀》。“孩子们，现在是什么时间？”“现在是皮纳·加勒瑞为你播报。”“你好，布法罗·鲍勃！”我和埃伦都喜欢那一档电视节目。她喜欢公主，我喜欢布法罗·鲍勃，我们都喜欢好滴。我们想让哥哥图加（他的名字叫阿瑟，但所有人都叫他图加，原因不得而知）打扮成菲尼亚斯·T.布卢斯特市长。但他不愿意。他说《好滴毒滴秀》是小孩子看的，他要扮成弗兰肯斯坦。埃伦说那个面具太吓人了。图加取笑我，说我不该带着菊花牌气枪，他说电视里的布法罗·鲍勃是不带枪的。妈妈说：“哈里，你要是想带就带着吧。又不是真枪，用的也不是真子弹，布法罗·鲍勃不会介意的。”这是妈妈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很高兴她说这句话时那么和蔼，要知道，她素来严厉。

我们准备出发，我说等一会儿，我想上个厕所，我太激动了。他们都笑话我，连坐在沙发里的妈妈和哥哥特罗伊都笑了起来。但是，我因为去撒尿捡回一条命，因为就在那时，爸爸拎着锤子进来了。爸爸一喝酒就会变得面目可憎，就会痛打妈妈。有一次，特罗伊和我想跟他吵，阻止他，他竟然打断了特罗伊的胳膊。那一次，他差点进了监狱。但我要写的这件事发生时，妈妈和爸爸已经“分居”，妈妈正打算跟他离婚。可是，在一九五八年，离婚可没现在这么容易。

总之，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厕所撒尿。我听到妈妈喊：“你给我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妈妈随即尖叫。紧接着，他们都尖叫。

还有更多内容——三页纸——可我实在无法读下去。

5

六点半还差几分钟，但我在电话簿里找到阿尔的号码，毫不犹豫地给他打了电话。我没有吵醒他。铃声响了一次他就接了。他的声音不像人声，更像狗吠。

“嗨，伙计！你真是早起的鸟儿！”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一篇学生作文。你认识作者。你大概认识，你的名人墙上贴着他的照片。”

他咳了一下，说：“伙计，名人墙上有很多照片！我记得上面还有张弗兰克·阿尼塞的照片，我在第一届莫西软饮料狂欢节上给他拍的。给点提示吧。”

“我还是拿给你看吧。我可以过去吗？”

“你要是不介意我穿着浴袍就过来吧。但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你，你已经考虑了一个晚上，拿定主意了没有？”

“我想我得先再回去一趟。”

我在他再度发问之前挂断电话。

6

清晨的阳光透过客厅窗户照进来，他看起来异常糟糕。白色毛巾浴袍挂在他身上，活像落地后的降落伞。他拒绝接受化疗，保住了头发，但他的头发自行变得非常稀疏，还如婴儿毛发般纤细。眼睛凹陷得更深了。他把哈里·邓宁的作文读了两遍，放下来，又读了一遍。最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说：“天哪！”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哭了。”

“我不会嘲笑你。作文里最吸引我的东西是菊花牌气枪。五十年代，市面上所有连环漫画册封底都印着菊花牌气枪的广告。我们街区的每个孩子——当然，男孩——只想要两样东西：菊花牌气枪和大卫·克洛科特戴的那种浣熊皮帽。他说得对，没有子弹，连假子弹也没有，但我们常常在枪管里装上强生婴儿润肤油。你把空气压进去，扣动扳机，会看到一股蓝色的烟雾。”他又低头看着作文复印件。“狗杂种拿锤子杀了妻子和三个孩子？天哪！”

他正杀红了眼。我跑回客厅。墙上满是血迹，沙发上到处是白乎乎的东西。那是妈妈的脑浆。埃伦躺在地上，摇椅砸在她腿上，血从她的耳朵和头发里汩汩流出。电视机开着，正放着妈妈喜欢看的《埃勒里·奎因探案记》。

那晚的罪行和埃勒里·奎因研究的那些不见血迹的别致疑案完全不一样；那是一场屠杀。那个准备撒完尿去讨万圣节糖果的十岁男孩从厕所回来，看到他喝得酩酊大醉的爸爸砸碎阿瑟·图加·邓宁的脑袋，图加正挣扎着朝厨房爬去。父亲转身，看到哈里。哈里举起菊花牌气枪，叫道：“别过来，爸爸，不然我开枪了！”

老邓宁挥舞着血淋淋的锤子，冲向男孩。哈里朝他开了一枪（我仿佛听见气枪“咔嗒”的声音，尽管我从没玩过气枪），然后丢下枪朝自己跟图加共用的卧室跑去。图加已经死了。他爸爸进来时忘记关前门了，某个地方——“听起来好像在一千英里之外。”门卫写道——传来邻居们的喊叫声，和讨糖果的孩子们的尖叫。

老邓宁要是没有被翻倒在地的摇椅绊倒，肯定也会杀死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他爬着，站起身，跑到小儿子的房间。哈里往床底下钻。爸爸把他拖出来，照着脑门猛击一下，要不是爸爸的手在沾满鲜血的锤柄上滑了一下，哈里必死无疑。锤子没有砸开哈里的头颅，但在右耳上方开了一个洞。

我没有死掉，不过也差不多了。我一刻不停地往床下钻，根本没感觉到他正用锤子猛砸我的腿，砸断了四个地方。

就在这时，街区里一位带着女儿挨家挨户讨糖果的男子跑进来。这位邻居看到客厅里的恐怖场面，急忙抄起厨房木炉边工具桶里的灰铲。邓宁正要掀开床，扯出血流不止、几近昏迷的儿子，邻居朝他脑后一记猛击。

之后，我跟埃伦一样，失去了知觉。不过我比埃伦幸运，醒了过来。医生说可能要给我截肢，但后来没有这样做。

是的，他保住了腿，后来成为里斯本高中的门卫，是一届届学生口中著名的“蟾蜍哈里”。孩子们要是知道他变跛的原因，会不会友善一些？可能不会。青少年情感脆弱、容易受伤，但不善于同情别人。人年纪稍长才会产生同情心，也有可能永远不产生。

“一九五八年十月，”阿尔用狗吠般的声音说，“这算不算巧合？”

我记起我对少年版弗兰克·阿尼塞讲起过我对雪莉·杰克逊故事的看法，笑了。“有时候雪茄只是一阵烟雾，故事只是故事。我只知道，我们正在谈论另一个分水岭时刻。”

“我在《企业周刊》里没找到这个故事，为什么？”

“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这里。这个故事发生在缅因州北部的德里镇。哈里康复出院以后，去了距德里约二十五英里的港湾镇，跟叔叔婶婶生活在一起。他们收养了哈里，见他在学校里明显跟不上，就让他在家庭农场里干活。”

“听起来像《雾都孤儿》。”

“不，他们对他很好。记住，那时候没有补习班，‘精神障碍’这个词还没被造出来——”

“要知道，”阿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那时候，‘精神障碍’表示你要么是个蠢货、笨蛋，要么就是十足的糊涂蛋。”

“但他那时候和现在都不是笨蛋，”我说，“不是。我想他顶多是被吓傻了。你知道，心理创伤。他得花很多年才能从那晚的经历中恢复过来。他恢复过来时已经过了上学的年龄。”

“他重返学校攻读普通教育发展证书时才恢复，可他这时已经人过中年，步入老境。”阿尔摇了摇头。“真是浪费了。”

“别扯了，”我说，“他浪费掉的并不是什么美好人生。他的人生可以比现在更好吗？可以。我能让这事发生吗？从昨天的情况来看，我或许能。但这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什么？这个故事跟卡罗琳·波林的故事非常相似，那个故事已经证明：是的，你能改变过去。是的，你改变过去时，世界并不会像气球一样爆炸。杰克，你能帮我倒一杯新煮的咖啡吗？你给自己也倒一杯吧。是热的。你看起来也需要来一杯。”

我倒咖啡时，发现桌上有些甜面包。我给他拿了一个，他摇摇头。“我咽固体食物有困难。你如果真希望我补充热量，冰箱里有六罐一条的雅培安素营养奶。我觉得味道像冷冻鼻涕，但我能把它咽下去。”

我用我从碗橱里发现的高脚酒杯给他倒了一杯奶，他笑起来。“你认为这样奶的味道会好些吗？”

“兴许吧，你如果把它当做黑比诺葡萄酒的话。”

他喝了一半。我看得出，他每一口都咽得艰难。他把酒杯放到一边，又拿起咖啡。他没有喝，只是用手握住杯子，似乎想要取暖。于是我重新估算他还剩多少时间。

“那么，”他说，“重点是什么呢？”

他要是没有病得这么厉害，也许会亲自去证明。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卡罗琳·波林并非理想的测试对象。你没有挽救她的生命，阿尔，只是挽救了她的腿。她在两条路上都活得很好，但平庸无奇。在一条路上，卡勒姆击中了她。在另一条路上，你插手了。她在两条道路上都没有结婚，都没有孩子。这就像是……”我支吾起来，“我不是冒犯你，阿尔，但你的行为就像医生挽救了被感染的阑尾。这对阑尾来说很棒，但健康的阑尾对人并无意义。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明白。”但我觉得他看起来有点不高兴。“伙计，我对卡罗琳·波林尽全力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即使身体健康，剩下的时间不多。我得想着更重要的事。”

“我不是在埋怨你。但把邓宁一家作为试验更合理。小姑娘瘫痪，只不过对她本人和她的家庭而言非常悲惨。在新的案例中，四个人被杀死，第五个人终生走不出阴影。而且，这第五个人是我们俩认识的人。他获得普通教育发展证书之后，我带他去你的餐馆吃汉堡。你看到他的毕业服和毕业帽，还给我们免了单。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我还给他拍了照片，把照片贴到墙上。”

“我要是能做成这件事——我要是能阻止他爸爸挥舞那把锤子——你觉得照片还会在那儿吗？”

“我不知道，”阿尔说，“或许不会吧。我可能压根不会记得有过这么一张照片。”

这话似乎太具理论性，我没做任何评论。“想想另外那三个孩子——特罗伊、埃伦和图加。他们可能都会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埃伦甚至可能成为喜剧明星。他不是说埃伦像露西尔·鲍尔吗？”我靠上前去。“我只想做一次更合理的试验，看看改变分水岭时刻会导致什么。我需要在做阻止肯尼迪被暗杀这么重大的事情之前做个试验。你觉得呢，阿尔？”

“听着，我知道你的想法。”阿尔挣扎着站起身来。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很难受，可我起身时，他挥手示意我坐下。“别，坐着别动。我给你看样东西。东西在另一个房间里。我去拿。”

7

是一只锡罐。他把锡罐递给我，让我把锡罐拿到厨房里。他说这样方便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放在餐桌上。我们坐下之后，他用戴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锡罐。他取出的第一件东西是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他打开信封封口，倒出一大堆脏兮兮的纸钞。我从里面抽出一张，惊奇地看着。这是一张二十元纸币，但纸币正面印的不是安德鲁·杰克逊，而是格罗弗·克利夫兰，而他肯定进不了美国十大杰出总统。背面文字“联邦储备券”下方是相向行驶的火车头和汽船。

“看起来像‘大富翁’游戏钞票。”

“不是‘大富翁’游戏钞票。总共也没多少钱，没有面值超过二十的。现在，加一箱油就要三十到三十五美金，五十美金都不足以让便利店里的人抬一下眼皮。但那时候不一样，不知多少人为之心动呢。”

“是你赢来的钱吗？”

“其中一部分是。主要是我的积蓄。我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当厨师，跟在这儿一样。一个人过日子，只要不花钱追求挥金如土的女人，便能存下不少钱。我没那爱好。我即便想找女人，也会找不太挥霍的女人。我跟每个人都处得很友好，但不会跟任何人走得太近。我建议你也这样。你在德里时要如此，去达拉斯后更要如此。”他用瘦削的手指拨弄一下纸币。“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里有九千多美元。价值相当于今天九千多美元的六十倍。”

我盯着那堆钱。“钱可以带回来。你不管进兔子洞多少次，带回来的钱不会消失。”他虽然已经说过这一点，但我还没完全明白。

“是的，可以把钱带回来，但又彻底重置，还记得吗？”

“这不是个悖论吗？”

他看着我，有些抓狂，耐心即将耗尽。“我不知道。问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是浪费时间，我没多少时间了。”

“对不起，对不起。罐子里面还有些什么？”

“没什么了。但好在你也不需要多少东西。杰克，那个时代跟现在完全不同。你可能在历史书中了解了一些不同，但你亲自去了才会知道究竟有何不同。”他递给我一张社保卡。卡号是005-52-0223。名字是乔治·T.安伯森。阿尔从锡罐里拿出一支钢笔，递给我。“签上名字。”

我接过钢笔，这支笔是促销赠品。笔管上写着“德士古之星，您的放心选择”。我签了社保卡，感觉自己有点像丹尼尔·韦伯斯特，与魔鬼签了契约。我把卡还给他，但他摇了摇头。

他又取出乔治·T.安伯森的缅因州驾照，驾照上写着我身高六英尺五英寸，蓝眼睛，棕头发，体重一百九十磅。生于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住在萨巴特斯蓝鸟路十九号，这也是我在二〇一一年住的地方。

“身高约六英尺五英寸，对吧？”阿尔问道，“我估的。”

“非常接近。”我在驾照上签了名。驾照是基本款。颜色：米色。“没有照片？”

“伙计，很多年以后，才需要在缅因州的驾照上贴照片呢。其他四十八个州也一样。”

“四十八个州？”

“夏威夷一年后才会正式成为美国的州。”

“哦。”我感觉有点呼吸困难，好像有人朝我的肚子捣了一拳。“这么说……你超速被拦下，驾驶证说你是谁，警察就会相信你是谁？”

“当然。你要是在一九五八年谈论恐怖袭击，人们会以为你在谈论少年斗牛士。在这些地方也签上名。”

他递给我一张赫兹租车公司特别优惠券，一张城市石油服务公司的油卡，一张餐馆会员卡和一张美国运通卡。运通卡是人工合成塑料制成的，餐馆会员卡是纸制的。卡上都印有乔治·安伯森的名字。字是打字机打上去的，不是印上去的。

“你要是想要，在那里待一年就能得到真正的塑料运通卡。”

我笑了。“没有支票簿吗？”

“我可以帮你弄一本，但这东西有什么用？我以乔治·安伯森的名义填写的任何纸制文件在下次重置之后都会消失。包括我存进银行的钱。”

“哦。”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噢。”

“你犯不着自责，你对这一切还很陌生。不过，你如果想开个账户。我建议你别存超过一千块钱。尽可能随身多带现金。”

“以防万一需要赶紧回来。”

“没错。信用卡只是个身份证明。你回来后，账户将被清除。不过你在那里时账户也许能派得上用场——谁知道呢。”

“蓝鸟路十九号是乔治取邮件的地方吗？”

“在一九五八年，蓝鸟路是个只存在于地图上的地方。你现在住的社区那时候还没建呢。不管谁问你这事，你就说这是商业机密。他们会相信的。在一九五八年，商业就像上帝——每个人都崇拜它，但没人了解它。拿着。”

他塞给我一只上好的男士钱包。我目瞪口呆。“这是鸵鸟牌吗？”

“我想让你看起来像个有钱人，”阿尔说，“找几张照片跟身份证放在一起。我还给你准备了些别的零碎东西。几支圆珠笔，有一支很时尚，笔头上有开信刀和尺子。斯克里普托牌自动铅笔。一个笔袋。你要想在一九五八年显得不古怪，必须有这些东西。一块宝路华手表，斯佩戴尔铬合金可调节表带——伙计，喜欢耍酷的人都会想方设法弄一块。你再看看你想要什么吧。”他接着咳了很长一段时间，痛得缩成一团。他停止咳嗽，脸上挂满豆大的汗珠。

“阿尔，你在什么时候想到要准备所有这些东西的？”

“在我意识到自己在过去里活不到一九六三年时。我离开得克萨斯，回到现代。我已经想到你了。离异，没有孩子，聪明，最关键的是，年轻。噢，拿着这个。差点忘了。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你这个名字，是我从公墓墓碑上看到后决定使用的。我向缅因州州务卿递交一份申请就弄到了这东西。”

他递给我一张出生证明。我用手指抚摸着凸纹。摸起来很光滑，像官方文件。

我抬头，发现他又抽出一张纸放到桌子上。标题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三年体育赛事大全”。“别弄丢了，这可是你的全部身家。这东西要是落到坏人手中，你得费一番口舌了。要是比赛结果被逐一证实，那就更麻烦了。”

我准备把所有东西装回锡罐，他摇摇头。“我帮你准备了一个巴克斯顿勋爵牌公文包，包放在壁橱里。这个包已经被非常仔细地做旧过了。”

“我不需要——我有背包，在车的后备箱里。”

他一下子乐了。“在你要去的地方，除了童子军，没人背背包。童子军也只在远足或集会时才会背。伙计，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过，只要小心点，别心存侥幸，就不会出岔子。”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要回到过去，而且马上就要动身，但我几乎毫无准备。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要去游览伦敦十七世纪码头的游客，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我要干什么呢？”我无奈地问道。

他扬起眉毛，曾经浓密的眉毛现在跟头发一样稀疏、苍白。“你要去拯救邓宁一家。我们不是一直在谈这件事吗？”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别人如果问我靠什么谋生，我怎么回答？”

“你的有钱叔叔死了，还记得吗？告诉他们，你忽然得到一笔遗产，所以现在专职写作。每个英语老师心底不都隐藏着一位失意的作家吗？我没说错吧？”

他的确没说错。

他坐在那儿，看着我。他精神萎靡，瘦骨嶙峋，但满眼关切。眼睛里可能还有怜悯。最后他柔声说：“任务艰巨，对吧？”

“是的，”我说，“阿尔……唉……我只是个小人物。”

“奥斯瓦尔德也是个小人物。一个放冷枪的小人物。根据哈里·邓宁的作文来，他爸爸也只是个拿着锤子的醉鬼加恶棍。”

“他连恶根都算不上。他在肖申克监狱死于胃中毒。哈里说可能是因为喝了太多劣质勾兑酒。那种酒——”

“我知道那种酒。我驻扎在菲律宾时见过很多次。我还喝过一些。但是，你去的时候他还没死。奥斯瓦尔德也没死。”

“阿尔……我知道你病得很重，很痛苦。但是，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餐馆？我……”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了他常用的称呼，“伙计，我不想一个人去餐馆。我害怕。”

“没问题。”他一只手撑住腋下，站起身，表情痛苦，嘴唇紧咬。“你去拿公文包，我去换衣服。”

8

八点差一刻，阿尔打开银色拖车的门。柜台后面的铬合金器皿发出的微光看起来阴森吓人。凳子似乎在低语，没有人再坐我们了。旧式大糖罐似乎低声应答，没有人再倒糖了——聚会结束啦。

“给里昂·比恩商店让位。”我说。

“对，”阿尔说，“该死的发展。”

他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但没有停下来休息。他领我走到柜台后面的储藏室门口。我跟着他，把公文包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公文包里面装着我的新生活。公文包是老式的，带搭钩。我要是把它带到里斯本高中课堂上，大多数学生肯定会嘲笑我。另外一些学生——那些有着敏锐时尚感的学生——可能会为公文包的怀旧风格鼓掌。

阿尔打开门，混合着蔬菜、调料和咖啡的气味扑面而来。他的手伸过我的肩膀，打开灯。我盯着铺着深灰色漆布的地板，仿佛看着满是饥饿鲨鱼的水池。阿尔拍拍我的肩膀。我马上就要跳到水池里了。

“抱歉，”他说，“你得带上这个。”他拿出一枚五角硬币。“黄卡人。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我其实完全忘了这个人。我心跳极快，似乎能感觉到眼球在眼眶里跳动，舌头像块破地毯。他递给我硬币时，我差点没接住。

他最后打量我一番。“你目前穿牛仔裤还行，但继续北上之前，得在美茵北大街上的梅森男装店买几条裤子。日常穿彭德顿或者卡其布都可以，正式场合穿班纶丝。”

“班纶丝？”

“你只管开口，他们都知道。你还得买几件衬衫。还要买西装。几条领带，一个领带夹。买顶帽子。不是棒球帽，那种高级遮阳草帽。”

泪水从他眼角滑落。他的眼泪比他的那些话更令我恐惧。

“阿尔，你怎么了？”

“我只是害怕，跟你一样。离愁别绪纯粹多余。你不管在一九五八年待了多久，要是能回来，这里时间只是过去了两分钟。这点时间只够我准备好煮咖啡。你要是回来了，我们好好喝杯咖啡，我听你聊聊你在那边的经历。”

你要是回来了，多么沉重的字眼。

“你可以做个祷告。两分钟够了，不是吗？”

“当然。我会祈祷你一切顺利。别被表象蒙蔽，别忘了你将要面对的是个危险人物。可能比奥斯瓦尔德还危险。”

“我会小心的。”

“好吧。你在听懂方言，找到感觉之前尽量闭嘴。慢慢来。别惹是生非。”

我竭力露出笑容，但不知道有没有笑出来。公文包很沉，好像装的不是钱和伪造的身份证，而是石头。我想我会晕倒。然而，上帝保佑我，我还是有些想去的。迫不及待地想去。我想开着雪佛兰看看美国；美国正在向我发出召唤。

阿尔伸出瘦弱而颤抖的手。“杰克，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

“是乔治。”

“对，乔治。去吧。就像那时的人说的，轮到你闪亮登场了。”

我转过身，一步步朝储藏室走去，就像在漆黑中摸索楼梯一般向前。

我走到第三步时触到了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