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但是仍有两个问题困扰着大家：李·奥斯瓦尔德真的是扣动扳机的人吗？如果果真如此，他是不是独自一人行动的？我在《11/22/63》中所写内容并不能回答以上两个问题，因为时空穿越只是有趣的虚构。但是，你如果跟我一样很好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依然存在，我想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满意的回答：卡伦·卡林。这不仅是历史的注脚，而且是注脚的注脚。另外……

杰克·鲁比在达拉斯拥有一家脱衣舞表演夜总会，名叫旋转木马。卡林的母亲，艺名叫做小林恩，在夜总会跳舞。暗杀发生当晚，鲁比接到卡林小姐的电话，说她十二月份的房租还欠二十五美元，急切希望鲁比能借钱给她，免得她被扫地出门。他会帮忙吗？

杰克·鲁比的脑子正被别的事情占据，对她言辞粗鲁（实际上，这是达拉斯才华横溢的杰克唯一的一面）。他非常震惊于备受尊敬的总统在自己的城市被人暗杀，并反复向朋友和亲戚表示这将对肯尼迪夫人和她的孩子造成非常糟糕的影响。鲁比想到肯尼迪夫人不得不回到达拉斯，参加对奥斯瓦尔德的审判，感到十分痛心。用他的话说，这位遗孀会成为全国的奇观。她的悲痛将成为小报的佐料。

当然，除非李·奥斯瓦尔德黯然倒下。

达拉斯警察局的所有人跟杰克都至少有点头之交。他和他的“妻子”——他这么称呼自己的小腊肠狗希巴——经常造访达拉斯警察局。他向警察分发夜总会的免费入场券，警察造访夜总会时，他赠送饮料。于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他出现在警察局时没人留意。奥斯瓦尔德被带到媒体面前，声称自己无辜时，鲁比正在那里。他带了枪（没错，又是一把点三八柯尔特眼镜蛇手枪），他已决意杀掉奥斯瓦尔德。但是房间里很挤，他被推到后面。然后，奥斯瓦尔德安然离去。

于是杰克·鲁比放弃了。

星期天临近中午，他去距离达拉斯警察局一个街区远的西联汇款公司，给小林恩汇了一张二十五美元的汇票。然后他闲逛着走进警察局。他以为奥斯瓦尔德已经被转移到达拉斯县监狱，所以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警察局前时，感到很惊讶。有记者、新闻采访车，还有普通群众。转移行动没有如期进行。

鲁比带着枪，慢慢走到警察局的车库。毫无阻碍。有些警察甚至向他问好，鲁比也向他们问好。奥斯瓦尔德还在楼上。在最后一刻，奥斯瓦尔德还问看守他能不能穿上毛衣，因为他的衬衫上有个洞。绕道取毛衣花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但是这已经足够——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鲁比射中奥斯瓦尔德的肚子。一大堆警察将杰克按倒在地时，杰克还喊道：“嗨，伙计们，我是杰克·鲁比！你们都认识我！”

奥斯瓦尔德随即死于帕克兰医院，没有机会做任何陈述。因为那位急需二十五美元的脱衣舞者，因为奥斯瓦尔德本人想穿毛衣爱炫耀，奥斯瓦尔德没有得到审判，没有机会认罪。他有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事件的最后陈述是：“我是个替罪羊。”关于他所说是否为真的争论从未休止。

在小说一开始，杰克·埃平的朋友阿尔认为奥斯瓦尔德是独行枪手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五。我在阅读了跟此话题相关、几乎跟我一样高的一摞书籍和文章之后，认为这种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八，甚至百分之九十九。因为所有文字描述，包括阴谋理论家们的描述，都给我讲述了同样简单的美国故事：这是一位醉心名声而又十分危险的无名小卒，发现自己正好处于合适的位置，能够赌赌运气。成功的几率很高吗？是的。那种几率跟彩票中奖的几率一样，但是每天都有人中奖。

我为写这部小说做研究时读到的可能最有价值的材料包括：杰拉尔德·波斯纳的《结案》；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罗伯特·陆德伦一类的疯狂的东西，但是很有意思）的《传奇》；诺曼·梅勒的《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以及托马斯·马隆的《佩因夫人的车库》。最后一本书精彩地分析了各种阴谋理论家以及他们从一个随机事件中寻找规律的欲望。梅勒也很出色。他说他为这个项目做研究（包括广泛地采访认识李·奥斯瓦尔德的苏联明斯克人）时，相信奥斯瓦尔德只是阴谋的牺牲品，但是他最终不情愿地相信，恶心的沃伦委员会是正确的：奥斯瓦尔德是独自行动的。

一个有理性的人很难相信结论。奥卡姆剃刀原理——最简单的解释通常是最正确的。

威廉·曼彻斯特的《总统之死》也让我受益匪浅，深受感动，甚至倍感震撼。他对有些情况的理解大错特错，他用华丽的辞藻大肆渲染人物（比方他说玛丽娜·奥斯瓦尔德“眼光锐利”），但对奥斯瓦尔德动机的分析既肤浅又充满敌意，不过他的巨著，发表于达拉斯那个午餐时间发生的悲剧四年之后，写作时间最接近刺杀时间。他写作之际，与事件有关的很多人物还活在世上，他们的回忆依然清晰。在杰奎琳·肯尼迪有条件的同意下，大家都向曼彻斯特讲述故事。他对灾难发生之后的描述有些夸张，但是对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有关事件的叙述既令人胆寒又异常生动，如同亚伯拉罕·泽普鲁德录像的文字版。

呃……几乎所有人都向他讲述了故事。玛丽娜·奥斯瓦尔德没有，这可能导致曼彻斯特后来对她的态度很严厉。玛丽娜（我写作此书时依然活着）将注意力放在从丈夫的懦夫行动中获利上，谁能责备她呢？有意读她完整回忆录的读者可以读读《玛丽娜与李》，作者是普丽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我不怎么相信她说的话（除非能通过其他渠道印证她的话），但是我佩服——有点不情愿，真的——她的求生技巧。

本来，我一九七二年就想写这本书。我之所以放弃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全职教师，调查工作令我畏缩。我最终决定捡起这个项目时，很自然地找到老朋友拉斯·多尔帮我做研究。他还为我的另一部长篇《穹顶之下》提供了系统支持，这一次应付自如。我写这篇后记之际，周围摆满研究资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拉斯在我们详尽而又疲惫地漫游达拉斯时拍摄的视频，以及一英尺高的电子邮件回信打印件，这些邮件是针对我的各种问题——从一九五八年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到世纪中叶的窃听装备——给予的回复。是拉斯找到了埃德温·沃克的住址，地点正好位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车队行进的路线上（过去很和谐），也是拉斯——经过研究达拉斯的各种档案——找到那个最奇怪的人，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在一九六三年可能的住址。顺便提一下，德·莫伦斯乔特先生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晚上在哪里？他很可能不在旋转木马夜总会，他在将军遇袭时也许有不在场证据，但是我没找到。

我讨厌用奥斯卡金像奖获奖感言式口气烦扰读者——我对这样的作家非常愤怒——但我还是得向其他一些人致敬。第一位是加里·麦克，达拉斯第六楼博物馆馆长。他回答了不计其数的问题，有时候得在我愚蠢的脑袋明白之前讲两三遍答案。我的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之旅非常必要，他无尽的智慧和广博的知识让我深受启发。

还要感谢妮古拉·朗福德，第六楼博物馆的执行董事，以及藏品和知识产权董事梅甘·布赖恩特。达拉斯公共图书馆历史部的布赖恩·柯林斯和雷切尔·豪厄尔让我观看了老电影（有些非常有趣），展示了达拉斯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的面貌。达拉斯历史学会研究员苏珊·理查兹也提供了帮助，还有埃米·布伦菲尔德、戴维·雷诺兹，以及阿道弗斯酒店的工作人员。老达拉斯人马丁·诺布尔斯载着我和拉斯在达拉斯兜了一圈。他带我们去了已经关闭但依然矗立的达拉斯电影院，奥斯瓦尔德被抓的地方。还带我们去了埃德温·沃克以前的住所，去了格林维尔大道（不再像沃斯堡之前的酒吧和妓院区那么令人厌恶），去了梅赛德斯街，但是二七〇三号已不复存在。房子的确是在一场龙卷风中被吹走的……但不是在一九六三年。向“沉默的迈克”麦凯克伦致敬，他出于慈善目的贡献出自己的名字。

我还想感谢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和她的丈夫，肯尼迪的助手迪克·古德温，帮助我思考肯尼迪如果幸存，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他们认为，乔治·华莱士会成为第三十七任总统……我越想也越觉得有可能。我的儿子，小说作家乔·希尔，指出我没有考虑到的时空穿越的几个后果。他还想出一个更新鲜、更好的结尾。乔，你行。

我想感谢妻子，我的第一位特殊读者，最严厉最公正的批评家。她是肯尼迪的忠实支持者，在肯尼迪遇刺之前不久亲眼见过他，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塔碧莎一生都与丈夫意见相佐（这并没有让我惊讶，也不应当让你惊讶），站在阴谋理论家一边。

到目前为止，我有没有弄错什么事实？当然有。有没有改写某些事实，让其适应故事发展？当然有。比如，李和玛丽娜确实去了乔治·布埃办的欢迎聚会，出席者主要是该地区的苏联流亡分子，李确实憎恨这些背叛祖国苏联的中产阶级公民，但是聚会比书中时间晚了三个星期。李、玛丽娜和琼确实住在西尼利街二一四号，我不知道谁——如果有人的话——住在一楼。但我确实拜访过（花了二十美元）一楼房间。如果不能利用这一布局，我会感觉很惭愧。那是个多么狭小的地方啊。

然而，总的来说，我尊重事实。

有些人会批评我对达拉斯市过于苛刻。请恕我不敢苟同。第一人称视角允许我随意评判一切，但在一九六三年，达拉斯的确与我的描述并无二致。肯尼迪降落在拉菲尔德那天，达拉斯是个充满憎恨的城市。南部联邦旗帜迎风飘扬，美国国旗被倒挂。机场有些观众举着“帮助肯尼迪扑灭民主”的标语。不久之前，十一月份，总统竞选人阿德莱·斯蒂文森和“小瓢虫”约翰逊夫人都遭到达拉斯选民吐口水。这些朝约翰逊夫人吐口水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主妇。

如今，情况有所改进，但是人们还能从主街上看到“禁止将手枪带入酒吧”的标语。这是后记，不是社论，但我基于我国当前的政治氛围，坚持自己的观点。你如果想知道政治极端主义可能导致的后果，请看前文提到的泽普鲁德拍摄的电影短片。特别注意第三百一十三帧，肯尼迪在那一刻被爆头。

我搁笔之前，还想感谢一个人：已故的杰克·芬利，美国最伟大的幻想家和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有《人体入侵者》和《一次又一次》。依我的愚见，后者是部伟大的时空穿越小说。本来，我想将此书献给杰克，但是去年六月，我有了可爱的小孙女泽尔达，于是泽尔达抢了风头。

杰克，我相信你能理解。

斯蒂芬·金

缅因州班戈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