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秋之交

1976年7月6日，苏丹南部的厄尔贡山西北五百英里处，靠近非洲中部热带雨林的指状边缘地带，一个名叫俞·吉的人出现了休克，七窍出血而死，他的名字后来为埃博拉搜索者所熟知。我们只提及他姓名的首字母。俞·吉是首例经过确认的病例，也就是一种未知病毒的一次爆发中的指示病例。

俞·吉是恩扎拉镇上一个棉花加工厂的保管员。近几年里，恩扎拉的人口增长了——这个小镇按照它自己的方式经历了贯穿地球赤道区的人口爆炸。苏丹南部区域的居民是赞德人，这是非洲的一个大部落。赞德人的家乡是夹杂着热带雨林的稀树大草原，刺槐树丛生在季节河边，这真是美丽的家乡。非洲鸽栖息在树上，发出持续很久的叫声。几条河流之间的土地是一片像草的海洋，它们可以长到十英尺高。当你朝南走向扎伊尔时，土地会渐渐升起并形成山丘，森林从河流两岸伸展出来，渐渐变得浓密，形成封闭的树荫，这时你就进入热带雨林了。恩扎拉镇附近的土地上是栽种着丰富的柚木、水果和棉花的种植园。人们很贫穷，但是他们辛勤劳作，供养着庞大的家庭，维持着他们的宗族传统。

俞·吉是一个领薪水的人。在棉花加工厂后面，有一间屋子堆着棉花布料，他就在这间屋子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办公。蝙蝠栖息在屋顶上，就在他的桌子附近。没有人能事先证实这些蝙蝠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病毒可能通过某种未知的途径进入了这家棉花加工厂——例如可能是困于棉花纤维中的昆虫，或者是生活在工厂中的蝙蝠。或者，也许病毒与棉花加工厂并没有关联，俞·吉是在其他地方感染的。他没有去医院，最后死在了自家大院的吊床上。他的家人为他举行了传统的赞德葬礼，在一块长满象草的空旷地里，他们把他的遗体抬到一堆石头下面。他的坟墓被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医生们不止一次地参观过，他们希望看到它并思考它的意义，他们关注着这例后来被称为“埃博拉-苏丹病毒”的指示病例。

现在，人们记得他是个“朴素而平凡的人”。他生前没有拍过任何照片，似乎没人记得他的模样。即使是在他的镇里，他也算不上名人。人们说他的哥哥高大而瘦削，所以他大概也是如此。他所经历的人生没有被任何人注意到，除了他的家人和几个同事。若不是因为他是病毒的宿主这个事实，他或许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分别。

他身上的病毒开始复制自身了。他去世几天后，另两名职员突然出血并发生休克，因身体窍孔大量出血而死亡，而这两名职员办公的地点就在同一间屋子里，而且就在他的办公桌旁边。其中一位死者是个名叫皮·吉的热衷交际的家伙。与朴素的俞·吉不同，他拥有广阔的交友圈，其中包括几名情妇。他在镇上广泛传播了这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可以轻易地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人身上，显然地通过身体接触和性接触而传播。它是一种快速传播者，而且可以轻松地生活在人体内。在苏丹，它在人群之中跳跃时，经过了多达十六代的传染，还杀死了许多宿主。尽管对于病毒的最大利益来说，这并不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病毒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并且可以足够快地跳跃宿主，那么它们确实并不在乎先前的宿主会发生什么事，因为病毒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放大自己，直到消灭宿主的大多数人口才罢休。埃博拉-苏丹病毒的大部分致命病例能够顺着链条回溯到“朴素而平凡的”俞·吉的感染。一株高危的毒株从他的身体辐射出来，几乎摧毁了整个苏丹南部的人口。这株毒株焚毁了恩扎拉镇，向东蔓延到马里迪镇，而那个镇上有一家医院。

它如同一颗炸弹击中了这家医院。它凶残地对待病人，像链状闪电一样迂回前进，从医院里出来，在患者的亲属们身上来回穿梭。显然医护人员给病人们注射时使用了脏针头。病毒通过针头在医院里蔓延开来，然后击中了医护人员。对于致命的传染性的不可治愈的病毒，其特征之一就是能快速进入医护人员中间。在某些情形下，医疗系统可能会强化病毒的爆发，就像透镜会把太阳光聚集到一堆易燃物上一样。

病毒使马里迪镇上的这家医院变成了停尸房。它从一张病床跳到另一张病床，杀死前后左右的病人，医生们开始注意到精神狂乱、精神异常、人格解体、行为怪癖的病征。一些垂死的人剥去了自己的衣服，然后跑出了医院，他们赤裸的身上淌着血，在小镇街道上徘徊着，寻找他们的家，似乎他们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变成这种状况。毫无疑问地，埃博拉病毒损伤了大脑，并导致了精神痴呆。然而，要区分脑损伤和恐惧效应并非易事。倘若你被困在医院里，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人们正在液化，你很可能会尝试逃离医院，同样，倘若你因流血不止而惊恐万分，你可能会脱去衣服，而人们也许会认为你疯了。

苏丹毒株比马尔堡病毒至少致命两倍以上——它的致死率是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遭遇它的人中整整一半会失去生命，并且是快速地死去。这一致死率与中世纪的黑死病的致死率相当。假如埃博拉-苏丹病毒设法从中部非洲传播了出去，它可能会在几星期内进入喀土穆，之后再过几星期就会渗透到开罗，然后从那里它就会跳跃到雅典、纽约、巴黎、伦敦、新加坡——直至这颗星球上的每个角落。然而那种情形未曾发生过，苏丹的危机结束了，并且不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知。苏丹发生的事情可以与一颗原子弹秘密爆炸相提并论。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人类是否接近了一种重大的生物灾难。

由于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这次爆发平息了，病毒消失了。马里迪镇的医院是它出现的震中位置。当病毒蹂躏这家医院时，幸存的医护人员惊慌失措，逃进了树丛中。这也许是他们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因为这样就终止了脏针头的使用，而且腾空了医院，有助于破坏传染链。

埃博拉-苏丹病毒的消失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里的天气非常炎热。病毒如此快速地杀死病人，以至于在他们死之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感染其他人。此外，这种病毒不能通过空气传播。它不具备相当足够的传染力来发动全面的灾难。它在血液里面游荡，而出血的受害者在死之前没有接触过许多人，所以病毒没有足够多的机会跳跃到新的宿主身上。要是人们把病毒咳嗽到空气中……那就会是另一个故事了。无论如何，埃博拉-苏丹病毒在中部非洲消灭了几百条人类生命，就如同一把火消耗了一堆稻草一样——直到中心的火焰燃尽，化为一堆灰烬为止——而不像艾滋病病毒，后者在整个地球上阴燃，就像煤矿里面的火灾，永远不可能扑灭。埃博拉病毒在苏丹的化身撤退到了丛林的心脏地带，毫无疑问它在那里生活到了今天，寄生在某种未知宿主上循环了一代又一代，它能够改变自己的形状，它能够变异为一种新的物种，可能会以一种新的形态降临到人类身上。

苏丹病毒爆发两个月后——时间已是1976年9月初——更为致命的一种蜷丝状病毒出现于西边五百英里处，一个名为“本巴地区”的扎伊尔北部地区。这是一块热带雨林区域，散落着一些村庄，并由埃博拉河提供水源。埃博拉-扎伊尔病毒比埃博拉-苏丹病毒几乎致命两倍。它似乎现身于平静之中，然而那一股难以平息的力量念念不忘其高深莫测的企图。在这一天之前，第一例人类的埃博拉-扎伊尔病例从未被确认过。

大概是居住在埃博拉河南岸某地的某个无名人士在九月上旬接触了带血的什么东西。或许是猴肉——那个地方的人们猎杀猴子为食物——或者可能是其他动物的肉，例如大象或蝙蝠。或者可能这个人触摸过碾碎了的昆虫，或者可能他或她被一只蜘蛛咬了。不论病毒的初始宿主是什么，转移到人类世界中来的似乎是热带雨林的血液间接触式的病毒。而通向人类的入口可能就是这位无名人士手上的伤口。

扬布库教会医院是一家由比利时修女开办的内地诊所。波浪形的锡制屋顶和刷白的水泥墙，坐落于森林中的一座教堂旁边，教堂的钟声响起时，你可以听见赞美诗的朗诵声和用斯瓦西里语清唱的大弥撒。而在隔壁，人们在诊所边站成一列，因为疟疾而浑身颤抖着，他们等候修女们给他们打针，这样或许会让他们觉得好受一些。

扬布库的教会还为孩子们开办了一所学校。在八月底，学校的一名教师和他的几个朋友到扎伊尔北部去度假旅行。他们向教会借了一辆陆虎越野车，驶向北方去考察这个国度，他们沿着有车辙的路径缓慢地行进着，当然不时会陷于泥地中，这就是你试图驾车穿过扎伊尔时所期待的。大部分路段是参天大树环绕着的小道，总是处于林阴中，就好像他们正在穿过一条隧道。他们终于来到了埃博拉河边，乘一艘渡轮过河，接着继续向北。行到奥邦贵河附近时，他们在一个路摊旁边停了下来，这名教师买了一些新鲜的羚羊肉。而他的一位朋友则买了一只刚杀的猴子，并把它放到越野车的后面。当他们乘着越野车到处旅行时，朋友们之中可能有人触摸过猴子或羚羊肉。

他们驾车折返，学校教师回到家后，他的妻子炖了羚羊肉，家里的每个人都吃了肉。第二天早晨，他觉得不舒服，于是赶在去学校报到之前，他在教堂另一侧的扬布库医院停留了片刻，让修女们给他打了一针。

每天一早，扬布库医院的修女们会在一张桌子上陈列五支皮下注射器，而她们整天就用它们给病人们打针。她们每天使用五个针头给医院门诊和产科门诊的数百人进行注射。修女和医护人员们偶尔会在注射后用一盆热水清洗针头，以去除针头上的血迹，然而更经常的情形是，她们一针接一针地注射而没有清洗针头，她们的针头从一只手臂转移到另一只手臂，混合一个人的血到另一个人的血。由于埃博拉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还由于血液间接触中的五到十个病毒颗粒就能在新的宿主中发动极度的扩大，这样做显然为微生物的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这名教师接受注射几天后，他便与埃博拉-扎伊尔病毒交恶了。他是埃博拉-扎伊尔病毒的第一例已知病例，然而他很可能是在医院里打针时从脏针头那儿感染了病毒，这意味着某个染有埃博拉病毒的其他人可能先前造访过医院，并在那天早些时候从同一个针头上接受了注射，而这个针头后来又用到了这名教师身上。那个不知其名的人很可能就站在等候打针的队列中，排在这名教师的前面。或许是那个人点燃了埃博拉病毒在扎伊尔的蔓延。完全类似于苏丹的情形，一种从理论上说可能跑遍地球的生命形态的出现，归根结底起始于一个被感染的人。

这种病毒在医院附近的五十五个村庄里同时爆发。最初它杀害了接受注射的人们，然后它转移到家庭，杀死家庭成员，尤其是女人，因为在非洲，是女人们为死者准备葬礼。它横扫扬布库医院的护理人员，杀死了绝大多数护士，然后它击中了比利时修女们。与埃博拉病毒交恶的第一个修女是一名接生了死产胎儿的助产士。母亲因埃博拉病毒而垂死，并将病毒带给了她未出生的孩子。胎儿显然已经崩溃了，在母亲的子宫内出血而死。于是这位妇女流产了，而协助这次异常接生的修女离开时双手沾着血。母亲和胎儿的血是高度危险的，大概是这个修女手上的皮肤有小小的伤口。她的感染爆炸性地发展着，不到五天后就死去了。

扬布库医院有一位现在被人们称为“M.E.修女”的护士。她患上了“流行病”——他们开始就是这样称呼这种病的——而且病得很严重。扬布库的一位神父决定设法带她到扎伊尔的首都金沙萨市，以便让她得到更好的治疗。他和另一位名叫E.R.修女的护士，驾驶越野车带着M.E.修女前往本巴镇，镇上的煤渣砖墙和木头窝棚杂乱地堆挤在刚果河畔。他们赶往本巴的机场，租了一架小型飞机飞往金沙萨，而他们抵达这座城市后，把M.E.修女送往恩加利马医院，这是一家由瑞典护士开办的私人医院，他们在医院里给她安排了一间单独的病房。在那里，她忍受着临终前的痛苦，把她的灵魂托付给耶稣基督。

埃博拉-扎伊尔病毒袭击人体内除了骨骼肌和骨头之外的所有内脏和组织。它是一种完美的寄生生物，因为它实际上是把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转变成病毒颗粒消化过的黏土。七种组合在一起的神秘蛋白质构成了埃博拉病毒颗粒，就像一台无情的机器、一头分子级的鲨鱼，而当病毒自我复制时它们会不断消耗宿主的身体。微小的血凝块渐渐出现在血流中，血液变得稠密而缓慢，而凝块渐渐附着到血管壁上。这被称作“附壁”，因为凝块作为嵌合体联结在一起了。嵌合体不断增厚，并且抛出更多的凝块，这些凝块沿着血流漂移到狭小的毛细血管中，而在那里它们被粘住了。这样就切断了通向身体各个部位的血液供应，导致大脑、肝脏、肾脏、肺脏、肠子和生殖器（男人的和女人的）出现坏死点，并且贯穿于整个皮肤。皮肤上会出现红色斑点，称为“瘀斑”，这是皮下出血造成的。埃博拉病毒尤其残暴地袭击结缔组织，它在胶原内部繁殖，而胶原是组织中负责结合各种器官的主要成分蛋白质（七种埃博拉蛋白质以某种方式损坏了身体的结构蛋白质），就这样，身体内的胶原变成了泥巴，皮肤的底层坏死然后液化。皮肤会冒泡，变成白色微小水疱的海洋，并混杂着一种被称为“斑丘疹”的红色斑点。这种皮疹可以与西米露布丁相比。皮肤内自发地出现裂痕，血液从裂痕处倾流而出。皮肤上的红斑会渐渐变大，扩散，然后合并为巨大的自发伤痕，而且皮肤会变得像泥一样柔软，一旦触碰到任何压力就会撕破。你的嘴巴会出血，你的牙齿周围会出血，而且可能你的唾液腺也会出血——差不多身体的每一个窍孔都会流血，不论窍孔有多么小。舌头的表面会变得通红，然后脱落，要么被吞掉，要么被吐出。失去舌头表皮据说是格外痛苦的。舌头的表皮可能会在黑色呕吐物的涌动中被撕掉。喉咙后部和气管内层也可能会蜕皮，坏死的组织会沿着气管滑到肺里，或者伴随痰液被咳出去。你的心脏会内出血，心肌变软，血液流到心脏的腔室中，而心脏跳动时心肌压出的血液会淹没胸腔。大脑渐渐被坏死的血细胞所阻塞，这种状况被称作“脑淤血”。埃博拉病毒袭击眼球的内层，眼球可能会充满污血：你可能会变瞎。血滴停留于眼睑外边缘：你可能会“哭血”。血从你的眼睛里涌出，流到你的面颊上，而且不肯凝结。你可能会半身中风，身体的一侧变得完全麻痹，这在埃博拉病例中总是致命的打击。甚至当身体的内脏正渐渐堵满凝结的血液时，流出体外的血仍不能凝结，类似于乳浆从凝乳中挤出时的情形。血液已经被病毒剥去了凝血因子。如果你把流动的埃博拉血液放入化验试管中进行观察，你会看见血液已经被摧毁了。血液中的红细胞破裂而且坏死了，看起来似乎血液曾经在电动搅拌器中振动过一样。

宿主还活着的时候，埃博拉病毒会杀死大量的组织。它会触发匍匐式的多斑点的坏死，蔓延到所有内脏。肝脏会渐渐膨胀，变成黄色，渐渐液化，然后分崩离析。裂缝穿过肝脏并深入其中，于是肝脏完全死亡了，并且开始腐烂。肾脏渐渐被血凝块和坏死的细胞所堵塞，其机能也终止了。肾脏失去功能后，血液开始出现尿中毒。脾脏变成一个巨大而坚硬的血凝块，有棒球那么大。肠子可能会完全充血。肠子的内层会坏死并脱落到肠子里，伴随大量血液排出。对于男人来说，睾丸会肿胀起来，变成蓝黑色，精液因埃博拉而变得高度危险，而乳头可能会充血。对于女人来说，阴唇会发紫、凸出，而阴道可能会大量出血。病毒对于孕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胎儿会自发流产，而且通常会感染埃博拉病毒，出生时眼睛发红、鼻子流血。

相比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能够更加彻底地摧毁大脑，埃博拉病毒的受害者常常在临终阶段发生癫痫性的痉挛。这种痉挛可以概括为癫痫大发作——整个身体抽搐颤抖，双臂和双腿猛烈摆动，而有时会充血的眼睛卷缩到头里。病人的颤动和痉挛可能会使血液四处飞溅。或许这种癫痫性的溅血是埃博拉病毒传播的一种策略——它使受害者在临死时一阵发作，遍地散布污血，于是为病毒跳跃到新的宿主上创造了机会——这是一种经由涂污的传送过程。

埃博拉病毒（以及马尔堡病毒）如此迅速而强烈地繁殖，以至于人体内被感染的细胞变成了类似结晶体的成块的病毒颗粒。这些结晶体是一伙准备从细胞中孵化的病毒，被称为“类晶体”。这些类晶体或者结晶体最先出现在细胞中心附近，然后向表面移植。当晶体到达细胞壁时，它会分裂为数百个独立的病毒颗粒，这些寄生生物像头发一样挤过细胞壁，漂流到宿主的血流中。孵化出来的埃博拉病毒颗粒粘附在身体各处的细胞上，接着进入细胞内部，接着继续繁殖。它不断地繁殖，直到全身各处组织的空间被不停孵化的晶体填满，于是更多的埃博拉病毒颗粒漂移到了血流中，这种扩大冷酷无情地继续着，直到宿主的一滴血液中包含一亿个单独的病毒颗粒为止。

宿主死后，尸体会突然瓦解。早已坏死或部分坏死好几天的内脏渐渐液化，而且会发生一种与休克相关的彻底的崩溃。先前布满坏死点、被高烧加热、被休克损害的尸体的结缔组织、皮肤和内脏，现在渐渐开始液化了，从死尸里渗透出来的液体充斥着埃博拉病毒颗粒。

一切都已结束后，在M.E.修女的病房里，地板、椅子和墙上都沾染了血迹。某个曾经目睹过这个房间的人告诉我说，他们把她的尸体运走并埋葬（用许多床单包裹着）后，医院里没有人能够忍受到房间里打扫卫生。护士们和医生们都不愿意接触到墙上的血迹，坦率地说也很害怕呼吸房间里的空气。因而人们紧闭并锁上这间病房的门，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好些天。修女死后，她的病房的景象或许会让一些人想到一两个关于上帝本质的问题，或者，对于不喜欢神学的人来说，墙壁上的血迹可能是大自然本质的暗示吧。

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杀害了这名修女，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是一种复制性极强的微生物，这种疾病的征兆和症状让人难以镇静地思考。阻碍冷静思考的还有从丛林中传出来的流言，人们从流言蜚语中得知，这种微生物消灭了刚果河上游的全部村庄，而这些流言并不是真实的。病毒有选择地袭击家庭，但是来自上游的一条条消息被封锁了，因而没有人了解到这一点。金沙萨医院的医生们审查了这名修女的病例，渐渐怀疑她可能死于马尔堡病毒或者与之类似的病毒。

E.R.修女，这名与M.E.修女一起坐车到本巴、又一同乘飞机到金沙萨的修女，也感染上了这种所谓的“流行病”。他们把她安置在这家医院的一间私人病房里，在那里她出现了与M.E.修女相同的征兆和症状，渐渐死去了。

恩加利马医院里有一位名叫马英嘉·恩瑟的年轻护士。当M.E.修女在血迹斑斑的病房里死去时，马英嘉护士一直照料着她。她大概是沾染了这名修女的血液或者黑色呕吐物。无论如何，马英嘉护士渐渐感到头痛和疲劳。她知道自己生病了，但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状况。她来自一个贫困而有志气的家庭，而她曾获得奖学金到欧洲上过大学。她所担心的是，如果她病重了，她将不会被允许出国旅行。当头痛侵袭她时，她离开了医院的工作岗位，然后失踪了。她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两天。在那段时间里，她跑进城里，希望在她明显生病之前办好旅游通行证。失踪的第一天里——日期是1976年10月12日——她花了一天时间排队等候在扎伊尔外交部的办公室门口，试图办好她的证件。

第二天，10月13日，她感觉病情加重了，然而她没有去报到上班，而是又进城去了。这一次，她搭乘一辆出租车到了金沙萨最大的医院，玛麻那磨（Mama Yemo）医院。到这时，她头痛得丧失了理智，胃痛也加剧了，她肯定恐惧万分。为什么她没去恩加利马医院寻求治疗呢？她在那里工作，医生们也会照顾她。这很可能是一例“心理否认”病例。即使对她自己，她不愿意承认她已经被传染了。她大概是碰到了疟疾，她希望如此。于是她去了玛麻那磨医院，城市的穷人们最不愿求助的医院，花了数小时在救护病房中等候，而在那里挤满了贫民和小孩。

我的脑中浮现出她的样子——马英嘉护士，美国陆军冷藏柜里的病毒源。她是一个愉悦而文静、年轻而漂亮的非洲女人，二十岁左右，正值生命的青春年代，怀揣着未来与梦想，希望那些不知何故发生在她身上的灾难没有发生。人们说，她的父母深深地爱着她，她是他们的掌上明珠。现在她正坐在玛麻那磨医院的救护病房里，挤在疟疾病人们中间，挤在大肚子的人和穿着破衣裳的孩子们中间，而且没人注意到她，因为她表现出的症状只是头痛和眼红。或许是她正在哭泣的事实使她的眼睛变红了。一位医生给她注射了一针治疗疟疾的药物，劝告她应该被隔离检疫。但是玛麻那磨医院的隔离病房已经没有空间了，于是她离开了医院，又招唤了一辆出租车。她让司机带她到另一家医院，大学医院，那里的医生们或许能治疗她的病。然而当她来到大学医院后，医生们似乎不能找出她身上的毛病，除了可能有一些疟疾的征兆。她的头痛渐渐加剧。她坐在这家医院的候诊室里，当我尝试着想像她在那里的情景时，我几乎敢肯定她在哭泣。最后，她别无选择了。她回到了恩加利马医院，要求以病人的身份被接纳。他们把她送到一间私人病房，在那里她渐渐无精打采，而她的脸僵硬得像面具一样。

有关病毒及其对人类的肆虐的消息不断从森林中一点一滴地透露出来，而现在有传闻说一名生病的护士在金沙萨徘徊了两天，在拥挤的房间里和公共场合与许多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这一传闻给这座城市造成了恐慌。消息最先在教会内部不胫而走，然后通过政府雇员、鸡尾酒会的外交官，最后传到了欧洲。当这个故事传到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办公室时，那个地方进入了全面警戒状态。当时在场的人们说，你可以感觉到走廊里的恐怖气氛，而那个理事看上去显然像是个摇摆不定的人。在一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拥挤的第三世界的城市里，马英嘉护士似乎是致命传播爆炸链的媒介。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们渐渐害怕起来，他们害怕马英嘉护士会成为一次全球性瘟疫的媒介。欧洲各国政府打算封锁来自金沙萨的航班。一个传染病患者在城市里徘徊了两天，而她早就应该在医院病房中被隔离起来，这一事实渐渐变得像是一次威胁人类生存的事件。

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扎伊尔的多数党领袖，部署他的军队开始行动了。他命令士兵们在恩加利马医院四周安营扎寨，除医生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或者离开。现在医院里的大多数医护人员都在接受隔离，士兵们将确保隔离是强制性的。蒙博托总统还命令军队用路障封锁本巴地带，并对任何试图逃出的人开枪射击。本巴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是刚果河。到这时，江轮上的船长们已经听说了这种病毒，他们拒绝将船只停靠在本巴境内的河岸边，尽管岸上的人们苦苦地哀求着他们。接着，外界与本巴的所有无线电联系全都失去了。没人知道上游正发生什么事情，谁行将死去，病毒在干什么。本巴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变成黑暗中寂然无声的中心地带。

作为恩加利马医院中第一个患病的人，M.E.修女躺在病床上即将死去，她的医生们决定对她进行所谓的“濒死活体检查”。这是在死亡前一刻完成的快速的组织取样，而不是完整的尸体解剖。她是一个禁止验尸的宗教组织的成员，然而医生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在她体内繁殖着。当临终休克和痉挛发生时，他们在她的上腹部插入了一个针头，吸出了一定量的肝脏。她的肝脏已经开始液化，而针头很大。这名修女的相当一部分肝脏进入针头内，填满了活体检查注射器。大概就是在这个濒死活体检查的过程中，她的血液喷到了墙壁上。医生们还从她的手臂上获得了一些血液样本，然后放进玻璃试管中。这名修女的血液极度宝贵，因为它包含了这种未知的高危微生物。

血样立即空运到比利时和英国的国家实验室，后者是位于威尔特郡的波顿唐的“微生物研究机构”。两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开始了鉴别这种微生物的竞赛。同时，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科学家们感觉被置身事外了，他们仍在争夺着，希望能将修女的少许血样拿到手，他们打电话到非洲和欧洲到处恳求血样。

疾病控制中心有一个专门研究未知的新兴病毒的部门，被称作“特殊病原部”。在1976年扎伊尔病毒爆发期间，这个部门的主管是一位名叫卡尔·约翰逊的医生，他是一个病毒搜索者，以中非和南非的热带雨林为家（他与民间病毒搜索者吉恩·约翰逊和病理学家托尼·约翰逊中校没有关系）。卡尔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们几乎对扎伊尔上游发生的事件闻所未闻，他们所知的只是扎伊尔的人们正死于一种表现“普通症状”的“热病”——他们没有获知来自丛林或者医院的详情。然而这个事件听起来还是很严重的。卡尔打电话给波顿唐的英国实验室的一位朋友，据说他告诉这位朋友：“只要你有哪怕一点点那名修女的血液渣滓，我们都愿意瞧一瞧。”这个英国人答应了，而他收到的差不多就是渣滓。

修女的血样来到了疾病控制中心，它们盛放在玻璃试管中，而试管又盛放在摆满干冰的箱子里。这些试管在装运途中破裂了，新鲜而腐烂的血液在箱子里流得到处都是。一位名叫帕特丽夏·韦伯的病毒学家——她当时嫁给了卡尔——打开了箱子。她发现包裹被血粘住了。血液看起来像焦油一样。黑色，胶黏，就像土耳其咖啡。她戴上了橡皮手套，但是除此之外，她在处理血液时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防护。她设法把这些黑色原料敷到棉球上，接着她用指尖挤压棉球，于是她收集了几滴血样，这就足够测试其中的病毒了。

帕特丽夏将一些黑色的血滴滴入盛有猴细胞的长颈瓶中，不久这些细胞就生病了，并渐渐死亡——它们破裂了。这种未知的微生物会感染猴细胞并且使它们裂开。

在疾病控制中心，另一位研究未知病毒的医生是弗雷德里克·墨菲，一位曾经协助证认马尔堡病毒的过滤性病原体学者。他当时是，现在也是，世界顶尖的拍摄病毒的电子显微镜摄影师之一（由他拍摄的病毒的照片一直陈列在艺术博物馆里）。墨菲想近观那些正在坏死的细胞，看看能否给它们之中的病毒拍摄一张照片。10月13日——也就是马英嘉护士坐在金沙萨各家医院候诊室里的同一天，他把一滴来自细胞的液体置于一块小片玻璃上风干，然后他把它放到他的电子显微镜中进行观察。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样本中塞满了病毒颗粒。干燥的液体被某种细线状的东西扫荡了。他不禁倒吸了一口气。他相信他看到的就是马尔堡病毒。

墨菲蓦然站起来，感到很奇怪。那间他曾准备这些样本的实验室——那间实验室是高度危险的，与地狱一样危险。他走出显微镜室，关上身后的门，然后赶紧沿着走廊来到了研究原料的那间实验室。他拿起一瓶次氯酸钠消毒液，彻底地擦净房间，清洗工作台面和水槽，用消毒液清洗所有的东西。他真正地擦洗了那个地方。接着，他找到并告诉帕特丽夏自己在显微镜中所看到的。帕特丽夏打电话给她丈夫说：“卡尔，你最好赶快到实验室里来。墨菲看到一个样品，他看到蠕虫了。”

他们凝视着这些蠕虫，试图把形状归类。他们看见了爬蛇、辫子、树枝、类似于希腊字母Υ的叉状物，他们还注意到了类似小写字母g的花体，弯曲得像字母U一样的曲线，以及圈圈6。他们还注意到了一种起初称作“牧羊人的曲柄棍”的经典形态。别的埃博拉专家们最初把这种曲线称作“吊环螺栓”，以一种螺栓命名，这种螺栓在五金店里可以找到。这种形状也被描述为“带着长长尾巴的燕麦圈”。

第二天，帕特丽夏对病毒进行了一些测试，发现它对作用于马尔堡病毒或其他已知病毒的任何测试都不起反应。因此，它是一种未知的微生物，一种新病毒。她和同事们分离出毒株，证明了它是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赢得了给这种生物体命名的权利。卡尔将它命名为“埃博拉病毒”。

卡尔后来离开了疾病控制中心，如今他的大量时间忙于在蒙大拿州垂钓鲑鱼。他从事着各种事务的顾问工作，其中包括设计加压的高危地带。我听说通过蒙大拿州的一个传真号码可以联系上他，于是就给他发了一封传真信件。我在信中说我对埃博拉病毒很着迷。对方收到了我的传真，然而没有回复。于是我等待了一天，又给他发了一封传真。依然是石沉大海。这个人肯定是太忙于钓鱼，觉得回信太麻烦了。而当我已经不抱希望时，我的传真机突然冒出这条回复：

普莱斯顿先生：

试试面对面地注视一条晃动着的眼镜蛇的眼睛，如果你不把由此而生的感情算进去，那么“着迷”可不是我对埃博拉病毒的感觉。吓得屁滚尿流怎么样？

卡尔和他的同事们首次分离了埃博拉病毒，两天后，他在另两名疾病控制中心医生的陪同下前往非洲，他们携带着十七个装满设备的箱子，试图努力去阻止扎伊尔和苏丹病毒的蔓延（苏丹的蔓延仍在继续）。他们最先飞到日内瓦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而在那里他们发现世卫组织对蔓延的情况所知甚少。于是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们布置了他们自己的设备，把更多的箱子包装起来，准备赶往日内瓦机场，他们将在那里起飞，飞往非洲。然而就在那时，就在最后可能的关头，其中一名疾病控制中心医生恐慌了。听说他是被指派去苏丹的医生，还听说他害怕进一步前进下去。这并非一种不同寻常的情形。就像卡尔向我解释的那样：“我曾亲见过年轻的医生们逃离这些出血性的病毒，确实是这样的。他们不具备在爆发期间工作的能力。他们拒绝走下飞机。”

卡尔，这位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在钓鱼的时候比较喜欢谈论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我们的优先权。”他向我解释说。于是我飞往蒙大拿，花了几天时间在巨角河上陪他垂钓褐鳟。时值十月，天气渐渐晴朗，河岸边的棉白杨的树叶变黄了，在南风中瑟瑟作响。卡尔站在齐腰深的河水中，水面平滑而多变。他戴着太阳镜，嘴角叼着一支香烟，手中握着假蝇钓鱼竿。水面被渔线撕开一条缝，卡尔在上游释放了一个鱼钩。他身材瘦削，留着胡须，说话声音很轻，以至于我不得不迎风倾听。在人类追逐病毒的历史上，他是一位伟人，曾经发现并命名了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一些生命形态。“我很乐意地看到大自然不是仁慈的。”他谈论道。他观察着水面，向下游走了一小步，又放下一个鱼钩。“但在今天这样的一天里，我们可以假称大自然是仁慈的。一切妖怪猛兽都有仁慈的时候。”

“扎伊尔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我们到达金沙萨时，那地方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精神病院。”他说。“本巴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没有无线电通信。我们知道那儿的情况很糟糕，也知道我们正在对付的是一种新的东西。然而我们不清楚这种病毒能否通过空气中悬浮的小液滴进行传播，就像流感一样。假如埃博拉病毒能轻易地通过空气传播，这个世界如今又是另一副光景了。”

“那么会怎样？”

“我们人类的数量将会少很多。假如这种病毒含有较多的与呼吸有关的成分，那么要想牵制它们将会是极其困难的。我确实考虑过，倘若埃博拉病毒是安德罗美达菌株——不可思议地致命而且通过微滴感染而传播——那么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了。与其在伦敦的歌剧院里被感染，还不如在中心地带工作呢。”

“你担心威胁物种生存的事件吗？”

他盯着我看。“你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一种可以消灭我们的病毒。”

“哦，我想它可能发生。当然它还没有发生。我并不担心。更有可能的是一种可以减少我们百分之九十人口的病毒。”

“十个人中的九个被杀死？而你还不烦恼。”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神秘的快意。“病毒使一类物种变得稀疏，这对物种来说可能是有益的。”他说。

一声尖叫刺破天空。听起来不像是人发出的。

他把目光从水面移开，四处张望着。“听见那只野鸡了吗？那就是我在巨角河喜欢的东西。”他说。

“你觉得病毒美丽吗？”

“哦，当然，”他轻声说，“当你凝视着眼镜蛇的眼睛时，恐惧之中还有它的另一面，这不是真的吗？当你渐渐看见美丽的本质时，恐惧感就减轻了。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埃博拉就像观赏一座华美而精致的冰城。它是这样的寒冷，这样的纯洁无瑕。”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国际小组在金沙萨集合了，卡尔成了这个小组的领袖。

陪同卡尔飞往扎伊尔的另一名疾病控制中心医生乔尔·布雷曼，成为现场勘察小组的一名成员。现场勘察小组登上了驶往内陆的飞机，前去探察本巴正在发生的事件。这架C-130型布法罗军用运输机，是一架美国制造的军用飞机，隶属于扎伊尔空军。它恰巧也是蒙博托总统的个人专机，配备有豹皮椅、折叠床和小吧台，堪称总统的空中宫殿，它平时载着总统和他的家人到瑞士度假，然而现在它却载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小组前往高危地带，沿着刚果河向北偏东飞行。他们坐在豹皮椅子上，凝视着窗外的无尽的热带雨林土地和褐色的河流，平坦的地面偶有起伏，那是泛着微光的牛轭湖，而依稀可见的道路上排列着一串串像珠子一样的圆形小屋。布雷曼倚靠在机窗旁边，观察着地形渐渐伸展到非洲的心脏，他也渐渐对着陆感到恐惧了。空中是绝对安全的，远远地高过那无边无际的森林，但是降落到那里的话……去本巴自寻死路的感觉渐渐逼近他。作为一名政府的流行病学家，他最近曾被指派到密歇根州，却突然又被征召到了非洲。他已经告别了远在家乡密歇根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携带了一个旅行袋和一根牙刷，并设法往袋子里塞进了一些纸质的外科口罩、外科大褂和橡皮手套。他没有真正的设备来对付高危微生物。布法罗飞机开始下降，本巴镇出现了，刚果河沿岸铺开了一个腐朽的热带港口。

布法罗飞机降落在郊外的一条飞机跑道上。飞机上的扎伊尔籍成员非常恐惧，他们害怕呼吸这里的空气。他们使飞机的螺旋桨空转着，推搡着医生们走下舷梯，跟在后面举着包裹出来。当布法罗飞机加速起飞时，医生们发现自己置身于飞机的气浪中。

在镇上，他们会见了本巴区的地方长官。他是当地的一名政客，此时正心烦意乱。他早已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而且是深陷于困境。“我们倒霉了，”他对医生们说。“我们得不到食盐和食糖。”他的声音颤抖着，几乎要落泪了，他补充道，“我们甚至不能得到啤酒。”

小组里的一位比利时医生知道怎样处理这种情形。他摆出一副夸张的姿势，把一个黑色的航空飞行员的包裹拿到桌子上。然后他把包裹倒过来，几叠钞票掉了出来，在桌子上堆成一座小山，让众人眼前一亮。“长官，或许这个会让情况好一点。”他说。

“你在干什么？”布雷曼对这个比利时人说。

比利时人耸耸肩。“看，这就是这里做事的方式。”

这名长官捧起钞票，发誓他会通力合作，连同在他的管辖之下的政府的全部的广大资源——他还借给他们两辆陆虎越野车。

他们朝北推进到埃博拉河。

此时正是雨季，“道路”就像一行被流水截断的污水坑。引擎嚎叫着，车轮翻滚着。在绵绵阴雨和极度闷热中，他们以步行的速度在森林里前进。偶尔会途经村庄，而在每个村庄他们都遭遇到了倒下的树木做成的路障。经历了天花病毒的数个世纪后，村庄里的年长者已经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方法来控制病毒，根据他们公认的智慧，这种方法就是切断他们所在的村庄与外界的联系，保护他们的村民躲避瘟疫的肆虐。这种做法叫相反隔离，非洲的一种古老经验，在疾病流行期间，村庄会把陌生人挡在外面，并赶走出现的外来者。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在干什么？”在树木栅栏的后面，他们朝越野车叫喊着。

“我们是医生！我们是来帮忙的！”

最终，人们会清除树木，而小组会继续前进深入到森林中。在这一天漫长而绝望的旅行中，他们从刚果河出发，穿越了五十英里，最后接近黄昏时，他们来到了一排圆形的非洲房子附近，这些房子的屋顶是用茅草覆盖的。房子尽头的森林中央矗立着一座白色的教堂。教堂的附近有两个英式足球场，他们注意到其中一个足球场的中央有一堆焚烧过的床垫。再走过两百码，他们到达了扬布库教会医院，这是几幢低矮的粉白色的建筑物，有着水泥砌成的墙壁与波浪形的锡制屋顶。

这个地方像坟墓一样寂然无声，似乎已经荒废了。病床只剩下铁的或木头的床架，没有床垫——浸透了血液的床垫已经在足球场上被焚烧了——地板很干净，没有污点，显然冲洗过了。小组发现了三名幸存的修女和一名牧师，还有几位忠实的非洲护士。他们在病毒消灭所有其他人之后就把脏乱的病房打扫干净了，现在他们正忙于用杀虫剂给病房喷雾，希望这样或许能够驱散病毒。医院里还有一间病房没有打扫。人们，甚至是修女，都没有勇气进入这间产科病房。当布雷曼和小组成员们走进去时，他们发现许多废弃的带着血迹的注射器之间放着几盆污水。这个房间在分娩的过程中就被遗弃了，临死的母亲们在这里流产了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婴儿。勘察小组终于在地球的这个角落发现了病毒的红色宫殿，这种生命形态在此处利用母亲和她们未出生的孩子们不断扩大势力范围。

雨昼夜不停地下着。医院和教堂周围生长着美丽的热带树木。樟木和柚木的树顶盘绕交叉着，伴随雨点轻轻地发出声响，而每当成群结队的猴子从中间穿过时，树木就会像遇到一阵风一样弯腰而摇晃，这些猴子从一个树顶跳跃到另一个树顶，喊叫着它们的不可翻译的语言。第二天，医生们坐在越野车上，又开始了深入森林的旅程。他们接触到了感染病毒的村庄，发现茅屋中的人们正渐渐死去。其中的一些受害者已经被送到村庄边缘的茅屋中进行隔离——这是非洲的一种对付天花的古老方法。一些有人死过的茅屋已经被烧为平地。病毒似乎已经逐渐消失了，它如此迅速地纵横穿梭于本巴，以至于绝大多数会死的人已经死了。一丝情绪在布雷曼的脑中翻滚着，凭着医生的睿智，他意识到自己忽然之间调查到了事件的核心，他意识到这些受害者是从医院感染病毒的。病毒在修女们的身上扎下根，然后袭击那些向她们寻求帮助的人。在某个村庄里，他检查了一个感染了埃博拉的垂死的人。这个人坐在椅子上，按着腹部，痛苦地向前探着身子，他的牙齿上流着血。

他们尝试着通过无线电联系上金沙萨，告诉卡尔和其他人，这次流行病的高峰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后，他们还在试图进行无线电通信，然而仍旧不能联通。于是他们返回到本巴镇，在河边等候着。一天，一架飞机在头顶嗡嗡作响。它在镇子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降落了，他们快步跑了过去。

在金沙萨的恩加利马医院，马英嘉护士已经被安置到一间私人病房里，这间病房可以由一块灰色地带进入，护士和雇员被要求在进入之前穿上生化防护服。马英嘉由一位名叫玛格瑞莎·伊萨克森的南非医生照料，起初，这位医生戴了一个军用防毒面具，但这样在热带的高温下变得越来越不舒服。她自思自想，我不能忍受它了，总之，要是我从这面具里活着出去了，我自己都会惊讶的。她考虑到她自己的孩子。她想，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我不需要为他们负很大的责任了。于是她摘掉了面具，面对面地治疗这个生命垂危的女孩。

伊萨克森医生竭尽所能挽救马英嘉，但是她在这种微生物面前显得那么无能为力，就像中世纪的医生们面对黑死病一样。（“这不像艾滋病，”她后来回忆说。“艾滋病与这比起来简直太容易了。”）她让马英嘉含住冰块，这样有助于减轻她喉咙的痛苦，还给她服用了安定片，试图使她避开对前途的忧惧。

“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马英嘉对她说。

“不要胡说。你不会死的。”伊萨克森医生回答道。

马英嘉出血之初，血液从她的嘴巴和鼻子里流出来。没有出现喷血的情况，污血只是一滴滴地落下来，四处流淌着，不愿停止，也不愿凝结。这是一种出血性的鼻出血，直到心脏停止跳动才肯停息。伊萨克森医生最终给她输了三次全血，用于替换鼻出血损失的血液。马英嘉保持着清醒和沮丧，直到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的心脏急速地跳动着。埃博拉病毒已经进入了她的心脏。马英嘉能够感觉到她的心脏在胸腔内渐渐肿胀起来，这让她无法形容地害怕。那天晚上，她死于心脏病发作。

她的病房里沾染了血迹，两名修女的病房也是如此，它们依旧锁着，血迹斑斑。伊萨克森医生对医护人员们说：“我现在对你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她拿来水桶和拖把，然后把病房清洗干净了。

医疗小组在金沙萨散开，分头寻找那三十七个人的位置，在马英嘉徘徊于城市中的那段时间里，那三十七个人曾与她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他们在医院里搭起了两顶生物隔离帐篷，把那些人囚禁了几个星期。他们用浸泡过化学药剂的床单包裹了两名修女和马英嘉护士的尸体，然后把尸体装进双层塑料袋里，抬到密封的棺材中，拧紧棺盖，在医生们的守护下，他们在医院里举行了葬礼。

卡尔始终没有收到本巴上游的医生勘察小组的任何消息，他怀疑他们是不是已经死了，于是臆测这种病毒将在这座城市中继续燃烧下去。他组织了一个水上流动医院，将船只停泊在刚果河中。这是一艘为医生们准备的隔离船。这座城市将会成为高危地带，而浮船将会是灰色地带，也会是医生们的庇护所。当时大约有一千名美国人生活在扎伊尔。在美国，陆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继续处于戒备状态，一旦第一批埃博拉病例开始出现在这座城市里，他们就会立即从空中撤出美国公民。然而，令扎伊尔和全世界感到惊讶和安慰的是，病毒没有在这座城市中继续燃烧。它在埃博拉河的上游源头就消退了，返回到它在森林中的藏身之地。这种埃博拉病毒似乎在面对面接触中没有传染性。似乎它不能通过空气传播。没有人从马英嘉护士身上感染病毒，即使她曾至少与三十七个人近距离接触过。她曾和某个人共享过一瓶汽水，尽管如此，那个人却没有生病。危机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