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名叫罗强，二十九岁。从《新江晚报》登载的照片上看，他有一张上宽下窄的倒三角长脸，一双小而凶狠的眼睛，目距遥遥，狮子鼻，招风耳，更增恶相。如果将罗强和另外十个随机选取的小青年混在一起，请你挑选出最有可能是强奸杀人犯的一个，相信你会毫不犹豫地指着罗强说：“就是他！”

你一定没有选错，因为你还不知道更具说服力的一条：他有流氓罪的前科。

不但罗强有流氓罪的前科，他的老子罗翊武也有流氓罪的前科！老子英雄儿好汉，你不用学基因学也知道，没有抓错人。

已经成为专案组副组长的陈玉栋是将罗强归案的主要功臣，在先进事迹汇报上，我们知道陈玉栋为了破获这个案子，一度连续熬了六个通宵。经过前两次的挫折，陈玉栋知道，地毯式搜索或者全民动员可能不会有奇效。而这样迷离的案件，如果不突出奇兵，不发挥扩展性思维，很难破获。

受害者的数量为归纳总结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三个少女，有什么共性？

首先，她们的失踪点，都在滨江一带，说明这是凶手比较熟悉、感觉比较安全的作案地点。凶手至今没有露出蛛丝马迹，说明他计算周密，行事谨慎，这样的人，不会选取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来作案；而且，凶手选取这三个被害人，不会盲目随机；作案的时候，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精细计划，所以才会不留下任何挣扎的痕迹。这同时说明两点：一是凶手可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二是凶手很可能和三位女性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

同时，犯罪分子手段如此残忍，而且接二连三，显然不是初犯。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专家帮助专案组分析过，恶性案件的凶手，其犯罪行为大多有个渐进的过程，都会在重案之前就现出端倪：比如江洋大盗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残忍凶杀都是从打架斗殴开始的。

罗强符合所有的特征。

罗强的老子罗翊武在解放前，十七八岁就成为了滨江一带臭名昭著的地痞，指挥百余名小混混，不是靠的一身蛮力，也不是靠任何显赫的黑道世家背景，而是靠机敏过人的头脑和对时机的把握能力。罗强继承了罗翊武的发达头脑，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五金家电的维修和买卖技巧，同时开了两家时装店和一家照相馆，很快就赚了些钱。然后他开始将触手伸向餐饮和小百货等行业，私下招兵买马，做起滨江区和文园区交界的一方地头蛇。谁也不会想到，他还有余力参加成人高招的考试，几乎靠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神话中那个年代的大专文凭，含金量大于当今的本科甚至硕士研究生。

时装店、照相馆、五金百货店、餐馆……狡兔三窟，罗强大概有“百窟”。

早在倪凤英一案的侦查过程中，罗强就受到了陈玉栋的关注。他不但是倪凤英夜校的同学，还曾经在旱冰场和倪凤英搭讪过，听说倪凤英已经有了位当民警的男朋友后，就没有再多纠缠。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进一步怀疑罗强，也就不了了之。

三年后，据马芸的女伴说，就在马芸失踪的那个夏夜江边，罗强和他的一伙小兄弟，也曾走过来主动提出给女孩子们买汽水，只不过被女孩们婉拒了。同样，没有任何证据罗强和马芸的失踪有关，他的小兄弟们都信誓旦旦地说，罗强当晚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厮混。

薛红燕在罗强的一家时装店里做过营业员。罗强好色远非什么秘密，女友多如繁星，两人是否有过瓜葛，谁都可以猜，但没有人能说得清。

三位少女失踪后，罗强没有显露出任何异样，江湖生活继续。只不过这一次，薛红燕一案的侦破将要走到死胡同时，罗强被锁定为凶手。

罗强符合理论上的凶手，但警方不能因为“理论”给他戴上手铐。

“理论”驱使陈玉栋说服了罗强手下的一位喽啰，请他在罗强身边，留心收集任何同“血巾断指案”有关的证据。有则上报，无则加勉。

罗强是名摄影爱好者，他发家的奠基石之一，就是一家照相馆。陈玉栋的这位眼线，在那家照相馆的暗室里，翻出了三张马芸的照片！

还有薛红燕的几张照片！

从摄影的角度和少女们的表情看，这些照片都是不折不扣的偷拍。消息很快传到陈玉栋耳中。于是在一个宁静的傍晚，二十余名干警兵分两路，大部人马冲入了罗强的家中，对这位崭露头角的流氓大亨实行逮捕，另有几名干警撞开了照相馆暗室的门。

他们发现了更多的少女照片，都是长焦的偷拍照。

包括五年前的倪凤英。

证据确凿，罗强“恰好”关注了血巾断指案的所有被害人，很自然的推论是，他在物色猎物。那些照片，就是他的笔记。罗强对这些照片的来历供认不讳，说自己爱拍美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也算得上犯法吗？

连轴转的审讯，居然没有摧垮罗强的意志，他顽抗到底，他拒不认罪。随着审讯的深入，当初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开始逐一崩溃，他的小兄弟们见大势已去，也不再信誓旦旦地替他担保清白，事实上，三起失踪案发生的当晚，罗强的下落无人确知。也许他在暗室里洗美女照片，也许他在和无数女朋友之一缠绵，也许他在制造血巾断指案，无数的可能，唯一缺的是确凿的清白证明。

但罗强依旧抗拒，依旧冷静地矢口否认。不能证明清白，并不代表证明了犯罪事实。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警方最强有力的证据在对罗强“百窟”的搜查中出现了。

罗强的一个副手，在文园区江京工业大学附近经营了一家五金店，店铺后面巷子里的垃圾箱中，一条磨损甚重的工作裤被翻了出来。细心的刑警在裤子上发现了一滴血迹——就这么一滴血迹，敲响了罗强的丧钟。

毛发和皮屑的样本证明，那条裤子属于罗强。血迹的化验结果揭晓，是薛红燕的血。

铁证铿锵，但罗强否认依旧。薛红燕的血怎么到他裤腿上的？他冷笑说，薛红燕本来是他的马子，但她总犯贱，敲打敲打就会让她乖一点，一点皮肉伤，死不了的。

他连作案都没有承认，更不会说出三个受害者的何去何从。

直到被枪决的那一天，他都没有流露出任何悔过之意。

三个少女的下落，也随着一声枪响湮没了。

寒暑五载，“血巾断指案”已经成为历史。偶尔还是会有少女失踪，有闹别扭离家出走的，有和心上人私奔的，有被拐卖到偏远农村做媳妇的，但至少再没有沾血的手绢和斩断的手指。江京的人们，迎接着经济的腾飞，忙碌着自己的生活，逐渐淡忘了那个曾引起满城风雨的大案。

还有什么可惦记的呢？案子已经告破，凶手已经被正法。

可就在1990年的夏天，“血巾断指案”卷土重来！

一位名叫关菁的女大学生失踪，失踪两周后，一个包裹寄到关家，手绢上一抹血迹，苍白的断指。

江京市再次陷入一片惊恐中。

难道说，罗强并非断指案的真凶，他是被错杀的？《新江晚报》上在质问，市领导、公安部门领导在质问，陈玉栋也在质问。

陈玉栋质问着自己当初的判断，有没有刑侦程序上的疏漏。但怎么回忆，证据都确凿可靠，罗强就是案犯。在分局和市局领导的支持下，他勇敢地接受了《新江晚报》的采访，直面记者尖锐地问题。

“根据你的判断，公安部门错杀罗强的可能性有多少？”

“零。”陈玉栋平静地说。他的平静，让记者意外。

“那如何解释，新出现的‘血巾断指案’？”

“模仿。”

“模仿？”

“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案例，就是犯罪分子模仿一些‘著名’的案件，满足自己行凶、做‘大案’、引起关注的目的。过去十年来，‘血巾断指案’轰动江京，甚至震惊全国，很‘著名’，因此被模仿并不奇怪。”

警方的模仿理论并非毫无依据：前三起断指案中的断指，经技术人员确定都是被利刃斩断；而关菁的手指，伤口切面和以前的三根断指不同，应该是被一种有一定硬度的细丝勒断的。从这点看，不但是模仿，而且是更残忍的模仿。

谁也没想到，这一“模仿”，就是十九年，九起“血巾断指案”，九位失踪少女，九根断指，九个破碎的家庭，多少无尽的伤心。迄今为止，一共是十二起极为类似的案件，最后一桩失踪案发生在2009年。

让警方无所适从的是，九根断指中，有三根是被刀切断，有六根是被细丝勒断，仿佛不同的凶手留下了不同的印章。

近年来，随身携带手绢的女性日趋于零，被害者家人收到的，会是披肩的一角甚至内衣的一截，不变的，是同样令人崩溃的那抹暗红。

更困扰家人和警方的，是被害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态。那兰猜测，一定还有少数受害者的亲人，在多年后，依旧等待着被害亲人的重现。但和罪与罚常年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更大可能，是这些女孩早已被残杀。

暴力案件很多，令人心悸的程度少有能逾越“血巾断指案”。

而凶手的阴影，至今仍游荡于司法之门外。

这些资料，都是巴渝生密件专递给那兰，那兰连夜研读过的。其中有很多是老警官陈玉栋的手记。陈玉栋退休时，将“血巾断指案”相关的资料都上交江京市公安局。市局刑侦大队重案组的人都知道，这一跨越三十年的系列恶性案件，虽然是接近“无头案”般地令刑侦人员绝望，但重案组组长巴渝生绝不会对这个案子轻易言弃。

这是巴渝生的特色，是一个使他成为出色刑警的长项，也许也是妨碍他官运亨通的障碍——他有时候过于执著，“放不开”。近年来，随着市区人口的激增，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困扰江京的大案要案也逐年递增，各级公安部门“扑火”的任务艰巨，重点都放在当前发生的棘手案件和急需处理事件。巴渝生出色完成紧急任务的同时，没有花更多的精力时间和各级要员盘桓沟通，修建事业云梯的下一阶，反而对一些旧案冷案情有独钟，经常沉浸其中而不自拔。他的理论是，陈年旧案的解破，是对刑侦人员毅力和智力的终极考验，也是对刑警工作态度的重要检验指标。

“血巾断指案”虽然历史悠久，整个系列案的最后一桩不过发生在四年前，远不能算陈旧，巴渝生当然不会放过。

尽管这四年来，这个系列大案的线索杳无。

直到昨天，重症病房里的这位恶名昭著的强奸惯犯米治文，在濒死时告知警方，他知道“血巾断指案”受害者的下落。

在接受警方病榻前的审问时，他没有道出那十二个女子的生死结局，他也没有说出这系列大案的始作俑者，他只是说，他知道她们的下落。

而且，只能告诉一个人。那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