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这里，叶独开激动地说不下去了，他痛心疾首地长叹一口气，才急切而诚恳地对戴笠说：“我知道你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必须立即改变这种状况，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你有这个能力。是吧，你有这个能力！”

戴笠面无表情，若有所思地端坐着。多年出生入死的特工生涯，养成了他多疑而谨慎的性格。他当然不可能一下子相信面前这个似乎从天而降的陌生人。“八·一三”战事爆发前后这段不长的时间，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他简直在所有人面前丢尽了颜面。有几件事，根本就是往他这特务头子脸上吐唾沫，叫他无脸见人。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不解决，这场战争可以说没法再打下去了。他不知道对手在哪里，不知道对手用什么手法获得了那些重要的情报。他想起蒋委员长暴怒的神情，不禁打了个寒噤。

这个年轻人说得没错，日本人的阴谋，就是循着中国历史上历次武力征服的老路，由北向南顺风顺水地打到东南沿海。这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其实中国最高决策层早有应对方略。

原来，“七·七”事变以来，面对着日军恣肆妄为、一再扩大战争事态的侵略暴行，中日之间一场全面的战争势在难免。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决定：与其任日军逞优势装备从华北长驱直下，不如在上海与之开打，一则转移日军进攻方向，遏止其挥军南下直扑中原腹地的意图；二则诱日本人溯长江西上，使其机械化装备在两岸山岳地带丧失优越；三则挟长江沿岸各地三万日侨，作为与日方谈判的筹码。会议制定了“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抢在敌人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关门打狗，把长江中、上游70艘日军舰船和6000多海军陆战队员围而歼之。如此一来，失去后援的上海守敌必败无疑。

然而，正当国军紧锣密鼓地实施这一决定性方略的时候，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七·七”事变之后一个月，日本第三舰队还大模大样地在长江上耀武扬威，旗舰“八重山”号停泊在武汉，士兵放假上岸游乐。他们全然不知灭顶之灾即将到来，根本不会想到一贯忍辱退让的中国人，会像逼急了的兔子一样给他们致命的一口。

8月7日晚，日本海军将领和驻武汉总领事正在设宴狂欢。酒菜上桌，舰队司令举起酒杯致祝酒辞，正当他洋洋自得地吹嘘“皇军”在华北的战绩时，他的机要参谋神色慌张地闯进会场，向他耳语了几句。舰队司令大惊失色，立即传令进入战备状态，全体登舰。片刻间，偌大的宴会厅空无一人，只剩下尚未动箸的酒菜。所有的日本军民一窝蜂涌向码头，涌向日本战舰和商船。日本舰船全速冲向下游，抢在封锁的最后关头强行冲出江阴要塞，逃出了包围圈。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这样破产了，日军反倒实现了国民政府“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战略。

很显然，绝密的作战计划泄露了！蒋介石委员长震怒，下令戴笠严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戴笠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更凶险要命的怪事发生了。“八·一三”抗战爆发前的一天，南京中央军校举行了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蒋委员长突然在前一天决定要参与这个活动。正当与会人员静候蒋介石出来讲话时，突然发现两名可疑分子混入军校，图谋杀害蒋介石及其他军政要员。事情败露后，两名刺客大摇大摆地乘小轿车逃跑了。

戴笠机关算尽，至今没抓到凶手。

这会是偶然的巧合吗？即使一个脑筋极其迟钝的人也不会这样想。稍有经验的间谍都知道，在谍报战线，在这个你死我活的秘密战场里，一切都是必然的，一切都有它自身的前因后果，从来就不能相信任何巧合和偶然。否则，必将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两国交兵，生死搏斗。而今南京最高当局关系战争全局的机密、关于蒋介石生命的机密——那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才能预先掌握的核心机密——却能这么快传到日本侵略军本部。好比在最高首脑机关身边隐藏着一颗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这实在太可怕了！这个仗还怎么打啊？

作战计划、军方首脑行踪，眼前这个年轻人，知道的恰恰又是这些，戴笠不得不往那两件事情上联想。他定了定神，不动声色地问：“那么说，你是通过国军的电台，掌握了作战计划和长官行踪的？”

“是的，唾手可得，因为国军的保密意识实在是太差劲了！”叶独开从衣兜里掏出一摞纸，捧着递给戴笠：“请看，这是我的原始记录。只需对这些略加分析即可知晓。”

戴笠匆匆浏览了一遍那些纸张，随手递给旁边的文书人员。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声：“报告！”也不待戴笠回话，王树槐就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急步向前正要说什么，看到叶独开在场，欲言又止。戴笠立即起身，同王树槐钻进了里间密室。

“嘉定小组来电，又是日机轰炸，蒋夫人和端纳顾问的车被炸翻，又遭日机追击扫射，蒋夫人摔断三根肋骨，没有大问题。美国顾问端纳先生身负重伤。”

“大惊小怪！有什么大不了的？”戴笠对王树槐惊慌失措的表现非常不满，“怪只怪我们没有制空权，来来去去的汽车，哪一辆没被日机骚扰过。只要夫人没大事就好！”戴笠说着就往外走。

“是，是，没大事就好。”王树槐被抢白两句，只好讪讪地跟在戴笠后面幸灾乐祸地说，“戴先生说得对，日本人太嚣张了，这回惹了个大麻烦！英国许阁森大使的车也在嘉定遭两架日机轮番追杀，大使本人生死不明。”

“什么？”戴笠陡地转身，双手抓住王树槐的衣襟，差点把个彪形大汉提得双脚离地，“蒋先生，蒋先生在那个车上！”他抹了一把额上的热汗，“立即电令嘉定组，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蒋先生！”他冲出密室，也顾不得叶独开在不在场了，大声冲秘书说：“立即给我接南京蒋先生侍从室！”

战乱时期，一时半刻电话怎能接通？戴笠疾步在屋子里转了两圈，断然命令：“备车，马上去嘉定！电话继续联络，一有情况立即向我电告！”大踏步冲出门，一边对门口的卫兵吩咐：“把里面那个人给我严加看押。”一边急匆匆地冲下楼去，一头钻进那辆豪华的雪铁龙防弹轿车。

就在昨天夜间，在南京的最高军事会议上，蒋委员长再次提出要亲临上海前线视察。因南京到上海的道路被日机狂轰滥炸，沿途情况极其复杂，根本不能保证领袖的绝对安全，所以戴笠坚决反对。但委员长决心已定，白崇禧副总长建议委员长次日搭乘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的便车去上海。英国当时还是中立国，在车顶覆盖英国国旗，可免遭日军飞机的轰炸。陪同蒋先生来上海的蒋夫人宋美龄和美国顾问端纳先生则另乘专车，与蒋先生在上海会合。

戴笠此次先期来上海，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安排部署蒋介石的安全保卫工作。不料蒋先生在路上就遭到袭击，这一突生的变故，把戴笠惊得魂飞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