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日本女谍，叫井田樱子，长得绝色倾城，为日本王牌间谍，号称“帝国之花”。两度谋刺蒋委员长、收买国民政府高官、窃取吴淞口要塞军事情报、传送封锁江阴要塞绝密消息等，都出自这条美女蛇之手。她1909年出生在中国上海，其父是一名日本职业间谍。她从小就受到日本帝国武士道思想的熏陶。在其父的直接训导和培养下，井田樱子学会了打枪、骑马、唱歌、跳舞等初级本领。十三岁那年，她进入日本间谍学校，拜日本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为师，除学习文化、外语（汉语、英语等），还学习通讯、爆破、化装、投毒等各种间谍活动本领。十七岁从间谍学校毕业后，到土肥原贤二领导的专业情报机构——日军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工作，被派遣到中国大连从事间谍特务活动。

三年后的1929年，为了让理论水平、实际经验都趋于完美的井田樱子发挥更大的作用，土肥原贤二将她从大连调到南京，意图打进国民政府心脏地带，获取最高级别的情报。

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特务须磨弥吉郎领事，接受了安置井田樱子的任务。那时中日两国之间相互戒备如城，要打进国民政府内部并非易事。著名的“中国通”须磨弥吉郎冥思苦想三天，决定动用那个培植多年、一直没舍得启用的关系。

原来，须磨弥吉郎早年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班、同龄的中国同学叫黄浚，由于两人均爱好中国文化艺术，志趣相投，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就结为好友。

黄浚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清咸丰年间举人，父亲曾为清光绪朝的翰林。此人自幼随外祖父读书，四岁识字，七岁能诗，有“神童”之誉。留学日本归来后，曾在北洋政府任职，因精通日语、熟知日本风土人情，深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汪精卫的赏识，担任行政院主任秘书，同时也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独生儿子黄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科长。

兴趣使然，两人早年结成同窗好友，纯为少年友情，各自并无利用关系。但事到如今，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成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职业间谍，一个成了中国中枢部门的要害人物。在南京重逢后，他们经常谈文论艺、宴饮赌博、寻花问柳。黄浚喜爱诗文，贪赌好色，但生活并不宽裕；须磨弥吉郎投其所好，赌博总是输多赢少，常馈赠食物古玩之类，因而结成至交。

这天下午，须磨弥吉郎打电话跟黄浚闲聊，其间长吁短叹似有心事。黄浚多次追问都欲言又止，最后双方约定当晚在秦淮河荡舟饮酒，排遣心中块垒。

当晚明月朗照，秦淮河里波光潋滟，秦淮两岸歌舞升平，笑声粲然。二人租了一支乌篷船，一边欣赏秦淮夜景，一边饮酒聊天。黄浚兴致颇高，手持酒杯站立船头，借着酒意吟诵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

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须磨弥吉郎眉头紧锁，埋头连喝闷酒。黄浚回到座位，默默地陪须磨弥吉郎喝了一杯酒。

“须磨君，你我两人虽不是一国人，但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理当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知老兄今天为何闷闷不乐？”

须磨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黄浚君，你我两人，君子之交。相交相知二十年，从来没有私事相托，所以一时说不出口。”

“须磨君此言差矣！”黄浚感到豪情上涌，拍着胸脯说，“正因为此，兄弟才当鼎力相助，有何事但说无妨。”黄浚觉得该是还须磨一点人情的时候了。

须磨这才磨磨蹭蹭地说出事情的由来。原来他在上海有个姓廖的故友新近去世了，临终留下托孤信，求他为复旦读书的孤女找个工作。须磨尽管是中国通，但毕竟是外国人，要到南京好一点的地方工作，需要有面子的中国人介绍，并且作担保人。所以事过多日，一直有负老友所托，是以心中忐忑。

“小事一桩嘛，怎么不早说？包在我身上！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这个介绍人和担保人我一并当了。”黄浚大包大揽地说，“来来来，喝酒、喝酒！她叫什么名字？想到哪里工作？”

“咦，她叫什么名字来着？”须磨弥吉郎心中大喜，装模作样地想了半天，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小卡片，凑近眼前看了看，“廖——雅——权。”他把卡片递给黄浚，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全靠你了！听说汤山招待所正在招服务员……”

“这个容易，那里我常去，人头上熟得很，过些日子就给你办妥。”

“那，我就代表故友感谢你了！”须磨弥吉郎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黄浚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