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萨泽居民区，斯德芬斯堡六号，可格拉市，澳大利亚

2005年，12月15日，星期四，上午11∶42

神父仔细地在门前的欢迎垫上擦擦鞋子，然后才敲门。过去四个月里，他一直在跟踪这个屋子里的人，两个星期前，他终于找到了此人在这里的藏身之所。神父现在确认了翰伍兹的身份，现在，和这个人面对面的时刻就在眼前。

神父耐心地在门口等了几分钟。现在已接近中午，按照常规，格劳一般这个时候要在沙发上睡个午觉。在大门外狭窄的街头，几乎看不到什么行人。住在斯德芬斯堡的邻居们此时都在上班，没有人知道在这个挂着蓝色窗帘的小屋内，隐藏着一个灭绝人性的杀人狂，而此时，他正安静地在自己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小睡。

终于，神父听到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他知道门即将打开。一个老人的头随后出现，他看着神父，以为又是什么保险公司的推销员。

“你是？”

“上午好，医生。”

老人上下打量着门口的人。这个人很高很瘦，秃顶，大约五十岁。在他黑外套里露出神父的衣领。他僵硬地站在门口，好像一个士兵，他正用他绿色的眼睛仔细观察着老人。

“我想你弄错了，神父。我从前是一个水管工，现在退休了。我已经给教区捐过款了，所以，如果你不介意……”

“你难道不是格劳医生，一个著名的德国神经外科医生吗？”

老人屏住了呼吸，有一秒钟左右。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失常表现。但是，仅凭此一秒钟的变化，也足以告诉神父：证据确凿！

“我的名字是翰伍兹，神父。”

“这不是真的，我们俩都知道。现在，你如果让我进去，我会告诉你我所掌握的和我带给你的东西。”神父举起左手，他手里有一个皮箱。

门开向一边，老人摇晃着，迅速走向厨房。他每走一步，老旧的地板就发出咯吱咯吱的抗议。神父跟在后面，他对屋里的陈设丝毫没有兴趣。他曾在窗户外花了三个工作日偷窥屋里的一切陈设，包括每一件廉价家具的摆设和位置。所以，现在他需要做的是把视线集中在这个老纳粹的后背。尽管医生走路有些吃力，神父曾看见他轻松地扛起一袋子煤，像一个年轻了几十岁的小伙子一样。格劳仍然是一个危险人物。

厨房很小，很暗，散发着一股腐臭味。有一个煤气炉，一个桌子上放着一个快干了的洋葱。还有一个圆桌子，旁边是两把椅子，款式都不一样。格劳示意让神父坐下，然后翻开一个橱柜，拿出两个玻璃杯，倒满水，放到桌子上，自己这才坐下。两个人谁也没动杯子，他们坐在那里互相审视着对方，足有一分多钟。

老人穿着红色的法兰绒浴袍，棉质衬衣，旧裤子。二十年前他就已经开始谢顶，如今还剩下一点儿头发都是白的了。他戴的大框子眼镜早已过时，他的嘴角放松的样子，让他看起来很有风度。

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能骗过神父。

十二月的太阳光很弱，在这光线中可以看到灰尘在空气里飘浮。有一粒灰尘飘到神父的衣袖上。他轻轻地把灰尘弹掉，眼睛始终没离开过老人。

这些细节也没有逃过老纳粹的眼睛，但他仍有时间恢复他原来的镇定。

“喝点儿水吧神父？”

“我不渴，格劳医生。”

“那么，你要坚持叫我这个名字了？我的名字是翰伍兹·波尔舍·翰伍兹。”

神父不买他的账：“我必须承认，你很厉害。当你拿到护照离开阿根廷时，没有人会想得到你几个月后还会回到维也纳。当然，那是我最后寻找你的地方，离斯珀格朗地医院只有四十五英里。维森塔尔在阿根廷找了你数年，却没有意识到你就在他办公室外不远的地方藏匿。这真是讽刺啊，你说呢？”

“我觉得你这是无稽之谈。你是美国人，对吗？你虽然德语说得不错，但是你的口音暴露了你。”

神父把手里的皮箱放在桌子上，打开已经破碎的文件夹。第一份文件是一张照片，上面是年轻的格劳，是战争期间在斯珀格朗地医院照的。第二份文件是这张照片的几个不同样式，却是医生不同年纪的模样。这多亏了现代软件的技术。

“科技真是了不起，是不是，医生？”

“这证明不了什么。这照片谁都可以做。我也看电视。”他虽然这样说，但是语调已经有些变了。

“你说得不错，这是证明不了什么，但是这个能。”

神父拿出一张黄纸，上面钉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最上方是一行墨色的字：证词，旁边盖着梵蒂冈的图章。

“波尔舍·翰伍兹，棕色头发，褐色眼睛，体格强壮。身份特征：‘左臂有刺青号码256441，是在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时纳粹所刺。’这是你从不触摸的地方，格劳。你的号码是假的。那个给你刺青的人在那个地方给你瞎编的，这是最小的化妆，但直到现在还挺见效。”

老人用手摸着自己法兰绒的浴袍。他的脸色因气愤和害怕变得苍白。

“你到底是谁？你这个混蛋！”

“我叫安东尼·福勒。我想和你做笔交易。”

“你给我滚出去，马上！”

“我想我没说清楚，你是斯珀格朗地儿童医院的二把手，长达六年。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几乎所有病人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是得了精神上的病。‘不值得活下去的一群生命’，你是这么叫他们的吧？”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有人怀疑你在那所医院干什么。那些试验，当孩子们还活着的时候就给他们开刀，七百一十四个孩子！格劳医生，你亲手杀害了七百名孩子！”

“我告诉你……”

“你把他们的大脑放在瓶子里！”

福勒一拳打在桌子上，他这拳太重了，以致桌子上的玻璃杯跳起来。水溅出来，流到下面瓷砖上。屋子里鸦雀无声，只有水流下来的声音。福勒深深吸了几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

医生不敢看那双绿色的眼睛，那眼睛此时像要把他撕成两半。

“你是犹太人吗？”

“我不是，格劳。你知道我不是。如果我是，你就该在特拉法的绞架上了！我的消息来源是联系到了在1946年帮你逃跑的那群人。”

医生打了个哆嗦：“你是神圣同盟的人！”他嘀咕道。福勒没有回答。

“那你们神圣同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拥有的一件东西。”

纳粹犯看看自己的四周：“你也看见了，我不是一个富人，我没什么钱。”

“如果我是来要钱的，那还不如把你卖给斯图加特的司法部长。他们仍然出十三万欧元悬赏你。我要的是蜡烛。”

纳粹犯看着福勒，一脸茫然，假装没有听懂：“什么蜡烛？”

“现在你开始装傻了。格劳医生。我说的是六十二年前你从克翰家偷取的蜡烛。一个很重的蜡烛，没有蜡烛芯，外面用金丝包裹。现在我就要这个。”

“你到别处胡扯去吧，我没有这玩意儿。”

福勒叹口气，向后靠在椅子上，指着桌子上翻倒的玻璃杯。

“你还有什么‘烈’的饮料没有？”

“你身后有。”格劳说，向橱柜努努下巴。

神父回身找到半瓶子的酒，他倒空玻璃杯，把这黄色的明亮液体倒进杯子大约两指头深，然后两个人一饮而尽。

福勒抓起瓶子又倒了两杯，这次他小口抿了一下，然后说：“这是全麦杜松子酒。好久没喝到这种酒了。”

“我想你并没有想它。”

“是的，但是它很便宜，对吗？”

格劳耸耸肩膀。

“像你这种人，格劳，聪明绝顶，却是一无用处。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喝这个东西。你在这个臭烘烘、肮脏的洞里慢慢毒死自己。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我明白……”

“你什么也不明白。”

“好极了。你还记得帝国的伎俩，军官军规第三条：‘如果被敌人抓住，否认任何事情，对自己无害的问题，只可给出简短的回答。’格劳啊，你是习惯了。你已经连累到自己的脖子了。”

老人脸色变得难看，他把剩下的酒都倒在自己杯子里。福勒仔细观察他对手的肢体语言，就像看着一个怪物渐渐崩溃。福勒自己像一个画家，在画布上画几笔就退后几步看看自己的作品，然后决定下面如何着色。

神父觉得需要用事实进攻。

“看看我的手，医生。”福勒说，他把两手摊在桌子上。他的手有很多皱纹，手指纤细。没什么特殊的，除了一个小细节：每个手指的顶部靠近关节处都有一个痕迹，像细小的白线，连着每个手指。

“这是很丑的疤痕。你什么时候造成的？十岁？十二岁？”

“十二岁。我练习钢琴，肖邦的序曲，作品二十八号。我的父亲走进来到了钢琴旁边，没有任何警告，他就用足了力气把钢琴盖子往下扣。我现在还有手指真是一个奇迹。但是我再也不能弹钢琴了。”

神父喝了口酒，似乎陷入自己的回忆中。他从来没有这样：凝视另一个人的眼睛，告诉他自己的遭遇。

“从我九岁起，我父亲就控制我。那天我告诉他如果他再如此对我，我就会告诉别人。他没有威胁我，他就是毁了我的手指。然后他哭得很伤心，求我原谅他。叫来他付得起钱的最好的医生医治我……不，格劳，你想都别想。”

格劳正把手滑向桌子下面，找到放刀叉的抽屉，听到福勒的话，他的手迅速收回来。

“所以我理解你，医生。我父亲是一个怪物，到他自己不能背负罪孽时他会有负罪感。而你却是在人生半路来一个急转弯，然后放慢自己的生命旅途……比起你来，我父亲比你有胆量。他进了毒气室，带着我的母亲。”

“很感人的故事，神父。”格劳语气嘲弄地说。

“如果你这么说就算是吧。你为了逃避你的罪责，隐藏了这么久，但你还是被找到了。我要给你第二次机会，这是我父亲从来没有过的。”

“我在听着。”

“给我蜡烛。作为交换，你会得到这些文件，还有免除你死刑的文书。那么你就可以在你的余生一直藏匿到死。”

“就是这些？”老人有些不相信。

“就这些。”

老人摇摇头，站起来，僵硬地笑着。他打开一个小柜子，拿出一个大瓶子，里面装着大米。

“我从来不吃大米，我过敏。”

他把大米倒在桌子上，里面有一团淀粉倒出来时干巴巴地响了一声。有一个包裹埋在米里面。

福勒凑过来伸手去拿，但是格劳骨瘦如柴的爪子抓住了他的手腕。神父看着他。

“你的话算数，对吧？”老人焦虑地说。

“那不是你最需要的吗？”

“是，对我而言是的。”

“那就算数！”

医生放开福勒的手腕，他自己的手哆嗦着。神父小心地拂开大米，从黑色的包裹中拿出一个东西。那东西用麻线紧紧缠裹着。福勒极其小心地拆开麻线，打开一层层包裹的布。澳大利亚早冬的阳光很弱，照在这个散发着霉味的厨房里，此时一道金黄色的光射出来，与周围似乎极不协调。蜡烛上脏兮兮的灰色蜡斑掉到桌子上。这个蜡烛的表面曾经被一层黄金包住，设计非常精细。而现在那层黄金几乎已经没有了，只有金丝的痕迹留在蜡粉上。

格劳惨笑一下。

“当铺拿去了那上面的东西，神父。”

福勒没有回答。他从裤兜里拿出一个打火机。然后他把蜡烛向上放在桌子上，让打火机的火焰靠近上部。尽管没有烛芯，火焰的热度还是让蜡烛上部融化，蜡烛滴下来流出灰色的液体，发出一种令人恶心的味道。格劳看着福勒，露出鄙视的神情，似乎他很享受过了这么多年，他终于可以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人说话。

“我觉得这很有趣。犹太人在自己开的当铺里买犹太金子，这么多年了，他们支持我们的大帝国得以发展。你现在正在见证，你的搜索简直是徒劳无功。”

“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格劳。这个蜡烛上的金子并不是我要找的宝贝。那只是欺骗那些傻瓜的掩饰。”

像一个警告似的，火焰突然跳跃了一下。下面的布上流了一大摊蜡。在蜡烛的上方，出现了一个绿色的边，一个金属的东西露了出来。

“好，它在这儿！”神父说，“现在我可以走了。”

福勒用布再次把蜡烛包好，小心不让蜡烛烫到自己。

纳粹犯惊讶地看着他，已经笑不出声。

“等等，那是什么？里面是什么东西？”

“和你无关。”

老人向前一步，打开了放刀具的抽屉，拔出一把厨房用的刀来。他摇摇晃晃地围着桌子想扑向神父。福勒看着他，一动不动，在纳粹犯的眼睛里，似乎燃着疯狂的火苗，那眼神曾经花掉很多个夜晚来注视这个蜡烛。

“我必须知道。”

“不，格劳，我们有协议。这个蜡烛换取你的那些文件。只有那些是你能得到的。”

老人举起刀，但是福勒脸上的坚毅让老人放下了手。福勒点点头，把文件扔到桌子上。福勒一手抱住蜡烛，一手拿起皮箱，慢慢倒着退向厨房门。老人捡起那些文件。

“没有副本，对吗？”

“只有一份，门外有两个犹太人有，他们等了很久了。”

格劳的眼球几乎掉出来，他举起刀冲向神父。

“你骗我！你说给我一个机会！”

福勒看着他，无动于衷。

“上帝会原谅我。你还认为你有那么多好运吗？”

说完，福勒走出大门。

神父走出大楼，把包裹紧紧抱在胸前。就在大门外几步远的地方，有两个身穿灰色外套的守卫。福勒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提醒他们：“他有把刀。”

两个守卫中的高个子攥得自己手关节嘎嘎直响，他的嘴角泛起微笑。

“那样更好。”他说。

发表在瓦伦西亚，西班牙《全球报》上的文章

2005年12月17日，第12页

【美联社维也纳报道】格劳·海利赤医生，躲避正义的审判多年，最终被奥地利警局发现。格劳是斯珀格朗地医院的屠夫，据官方称，该名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被发现由于心脏病猝死于自己在可格拉市的住所，其住所距离维也纳仅三十五英里。格劳出生于1915年，1931年他成为纳粹党党徒。在二战开始时，他已经成为斯珀格朗地医院第二指挥官。格劳利用职位在犹太儿童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并美其名曰“行为及大脑缺陷研究”。医生说该缺陷的一些行为是由于遗传，而他的实验是为了研究并改善病情，他称那些受试者为“不值得活着的生命”。

格劳给健康的儿童注射带有感染疾病的疫苗，进行活体解剖，并给受试验者注入混合麻药。这种麻药是他发明用来测试对疼痛的反应程度的。据查在战争期间，斯珀格朗地医院有将近一千名被害者。

战后该纳粹战犯逃匿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三百个儿童的大脑保存在医院的福尔马林溶液里。尽管德国当局努力寻找，却没人发现格劳的踪迹。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生前曾让超过一千一百名战犯受到正义的制裁，但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发现格劳的藏身之处。他曾不知疲倦地在整个南美寻找格劳，把寻找格劳叫作自己的“未完成任务”。三个月前，西蒙在维也纳的文森塔尔去世，并不知道他的“猎物”以一个退休管道工的身份，就住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地方。

以色列驻维也纳大使馆非官方资料透露，对格劳未经审判就死亡表示遗憾。因为格劳还未对自己的罪恶向民众谢罪。但是他们仍然庆祝他的突然死亡，因为他年岁已高，这或许会成为他庭审时候的有利因素，就像在智利的独裁者奥古斯都的案例一样。

“虽然我们对这个家伙无能为力，但仍可以看到上帝之手给予他的制裁。”某消息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