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广场恐惧症

“比蒙号”上,开往红海的亚喀巴湾

2006年7月11日,星期二,下午5:11

“是你!”安德莉亚又说了一句,她的气愤多于惊讶。

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彼此,是安德莉亚悬在离地面三十英尺的地方,是她的一个敌人把她追到那里去的。那次安东尼救了她的命,但是他也阻止她继续写那篇伟大文章,那是很多记者都梦寐以求的。沃德沃和贝斯坦写了水门事件,劳威尔伯尔曼写了烟草工业的内幕。他们都成功了。安德莉亚·奥蒂罗本来也可以成就这样的成绩,但是这个神父阻止了她。至少他挡了她的前途。

要知道怎么摆脱你,我就……安德莉亚想起那次采访布什总统的特殊机会,幸亏现在她在这条船上,可能还有成功的机会——除非是她胡思乱想。但那是以后的事,她更关心现在,安德莉亚不会让现在这个机会白白溜走。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奥蒂罗小姐。那道伤疤已经几乎不见了,成为记忆。”

安德莉亚下意识地摸了摸前额。那是十六个月前,安东尼让她在那里缝了四针。如果仔细看,现在还有一条细细的白色痕迹。

“我知道我欠你一条命。但这不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吧。你在跟踪我吗?你又要把我的工作计划搅黄吗?”

“我是作为梵蒂冈方面的观察员参加这次探险,没有其他原因。”

安德莉亚怀疑地看着他。由于太热,神父穿着短袖衫,戴着神职人员的衣领,裤管笔挺,永远是黑色。安德莉亚第一次看见他被太阳晒黑的胳膊,他的前臂很长,上面的青筋像圆珠笔画上去的那么粗。

这可不像是神父的胳膊。

“梵蒂冈干吗需要对一次考古探险派来一个观察员?”

神父刚要回答,一个快乐的声音打断了他。

“好极了!你们两个已经互相介绍了?”

海瑞尔医生出现在船头,脸上带着可爱的笑容。安德莉亚没有回头去打招呼。

“差不多吧。福勒神父正要告诉我他为什么在几分钟前要让波雷特·发佛压在我身上。”

“奥蒂罗小姐,波雷特·发佛打的是四分卫,很少去撂倒对手的。”安东尼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父?”海瑞尔问。

“奥蒂罗小姐到这里的时候,正碰上凯因先生下飞机。我不得不阻止她。我有些粗鲁,对不起。”

海瑞尔点点头:“我明白了。你要知道安德莉亚并无意越过警戒线,不用担心,神父。”

“不用担心,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们都脑子灌水了?”

“别着急,安德莉亚。”医生说,“可惜的是,你前两天都病着,不知道最新消息。让我告诉你吧。雷蒙德·凯因是一个广场恐惧症患者。”

“正像这个抱人的神父刚告诉我的。”

“除了是神父,安东尼也是个心理医生。如果我说得不对请打断我,神父。安德莉亚,你知道什么是广场恐惧症吗?”

“好像是害怕公共场合什么的。”

“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实际上,患这种病的人出现的很多相关症状比这复杂得多。”

安东尼清了清嗓子。

“关键是这种病人会失去控制。”神父说,“他们害怕独处,害怕自己在一个没有办法逃离的地方。也害怕见到陌生人。所以他们都要待在家里很长时间。”

“如果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安德莉亚问。

“由当时情况决定。凯因先生的病情特别严重。如果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难处的环境里,他可能会恐惧异常,失去和现实接触的办法,会晕眩,颤抖,心悸。”

“换句话说就是他会得心脏病?”安德莉亚说。

“或者是神经病发作,”海瑞尔开玩笑说,“但是这些病人可以有正常生活。有些有名的人比如金·贝辛格和伍迪·艾伦就得了这个病,他们和病魔斗争多年并在事业上很成功。凯因先生也是空手建立起来自己的帝国。遗憾的是,在最近五年他的病情在恶化。”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说服了这个病人来冒险钻出他的保护壳子?”

“这是这次探险的关键,安德莉亚。”海瑞尔说。

安德莉亚发现医生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安东尼打破了沉默。

“我希望你原谅刚才我的粗鲁。”

“也许吧。但是你几乎把我脑袋揪掉了。”安德莉亚说着,搓着自己的脖子。

安东尼看着医生,海瑞尔点点头。

“你会明白的,奥蒂罗小姐……你看到凯因下飞机了吗?”海瑞尔问。

“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皮肤是橄榄色,”安德莉亚回答说,“然后有一个大约五十岁的人下来,全身黑衣,脸上有个很大的疤。最后是一个瘦小的男人,头发都白了,我想他就是凯因先生吧。”

“那个年轻人是雅各·罗素。凯因先生的执行助理。”安东尼说,“有疤的人是摩根·德克,凯因集团安全总监。相信我,如果你真接近了凯因先生,德克会紧张,他要做的事你肯定不喜欢的。”

这时船尾传来警报信号声。

“好了,现在我们到了互相介绍的时间了。”海瑞尔说,“这次神秘的探险终于要开始揭开面纱了。跟我来。”

“去哪儿呢?”安德莉亚一边问一边跟着医生走上通过船舷门的甲板,几分钟前她就是从这里溜下来的。

“整个探险队要第一次正式见面了。会介绍每个人的职责和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我们到底去约旦找什么也该知晓了。”

“顺便问一句,医生,你这次有什么特殊任务吗?”进入会议室前,安德莉亚问海瑞尔。

“为医药而战。”海瑞尔随便地说。

克翰一家的藏身之所,维也纳

1943年2月

约拉·梅尔病了,非常忧虑。她喉咙里有一个肿块,让她想吐,感觉很不舒服。自从1906年她从乌克兰的奥德赛逃出那场大屠杀后,她已经好久没有现在的紧张感觉了。至今她还清晰地记得,那时她的爷爷拽着她逃跑,那年她十四岁。她非常幸运,逃出来后就在克翰家找到一份当佣人的工作。她的主人在维也纳拥有一个工厂。约瑟是克翰家最大的孩子,当媒人终于给他找到一个优秀的犹太妻子后,约拉就跟过来,继续照顾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大儿子艾伦,小时候有些娇生惯养,一直在优越的环境里成长,而小儿子尤岱,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现在,尤岱蜷着身子躺在床上,身子下压着一个球。这张床是他和哥哥轮流睡觉用的。地上还有两条毯子。直到昨天,他还在与哥哥共享这张床,而此时,尤岱躺在那里,看起来很小也很忧郁,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这儿,让这个本来很挤的地方忽然显得很宽敞。

可怜的孩子。自从他降生,这块只有十二平方英尺的地方就成了他全部的世界。他出生的那天下午,克翰一家,包括约拉,都在医院里。他们再也没能回到在灵思瑞的豪宅。那是1938年11月9日,后来人们把这一天叫作“水晶之夜”,也叫作碎玻璃之夜。尤岱的祖父母首先被杀害。整个灵思瑞都被烧焦了,连同旁边的礼拜堂,救火员都喝醉了,对着大火大笑。克翰一家所能拿出来的所有东西就是一些衣物,还有一个神秘的包裹,那个包裹在尤岱出生的仪式上,他的父亲用过。约拉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整个仪式中,克翰先生让每个人都离开屋子,包括妻子奥蒂,当时她刚生完尤岱,几乎站不起来。

身无分文,约瑟无法离开这个国家。但是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相信这个灾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于是他请一些天主教的朋友帮忙找避难所。他也没有忘记约拉,后来发生的事让约瑟永远不会忘记她。在被纳粹占领的奥地利,很多友谊因为现实的恐怖不复存在,但是有一个朋友不是这样:一位年迈的法官拉斯冒着生命危险,决定帮助克翰一家。在他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子,他修了一个藏匿所,亲手用砖头砌了一堵隔墙,并在底下留下一个口,让克翰一家可以出入。然后拉斯用一个书架挡在这个洞口前面。

在1938年12月的一天,克翰一家钻进了这个他们的活坟墓一样的住处。他们相信纳粹占领奥地利不会超过几个星期。这个藏身之处太小,不能让他们同时躺下睡觉,唯一值得安慰的东西是一盏煤油灯和一个水桶。每天早晨法官的女佣回家后两小时,法官拉斯把食物送进来,每天一次。在过了午夜大约半小时后,老法官会慢慢推开书架,因为上了年纪,推开书架几乎要花上半个小时,还要不时停下来休息,才能打开足够的空隙让克翰一家出来透透气。

其实和克翰一家一样,老法官拉斯也是一个囚徒。他知道他女仆的丈夫是一个纳粹党徒,所以当他在建这个洞穴的时候,他让他的女仆到萨兹堡休假了几天。当她回来的时候,他告诉她他们换了煤气管道。他不敢换女仆,因为那样会让别人起疑,而且他必须每天小心购买食物的多少。后来按人头购买,他就更要加倍小心来给这额外多出来的五个人提供食物。约拉很同情他,因为他几乎卖了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去黑市换取肉和土豆,他把这些食物藏在阁楼上。到了晚上,约拉和克翰夫妇从藏身之处出来,光着脚,就像怪异的耳语小鬼儿,老人就把食物从阁楼拿出来给他们。

克翰夫妇不敢在外边待的时间太长,每次就几个小时。此时约拉总是帮孩子们洗洗让他们可以活动一下,而克翰夫妇就和老法官轻轻地说话。在白天他们几乎不敢弄出一点儿轻微的声响,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睡觉就是处在半清醒状态。这对约拉来讲简直是折磨。后来他们就听说了在达豪的集中营发生的事。从此每天的每一件简单的事都变得复杂起来。最起码的生活需要——比如饮水,甚至给小尤岱换尿布——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都成了很沉闷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奥蒂一直还在和大家不断沟通,这让约拉感到简直是件神奇的事。奥蒂发明了一套复杂的手势,这样她可以和丈夫进行长时间的交流,他们不说一句话,却可以对那些苦难的事交换意见。

三年就这么静静地过去了。尤岱的词汇量只有四五个。幸运的是,他的性情比较安静,几乎不怎么哭。他更喜欢让约拉而不是他的母亲抱着他,但这并没有让奥蒂感到难过。奥蒂似乎更关心艾伦,他是这次幽禁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一直没规矩惯了,1938年11月大屠杀开始时,他还是一个被惯坏了的五岁男孩。在这里被关了大约一千多天后,他的眼睛出了问题,他几乎被折磨得发疯。每当必须回到洞里的时候,他总是最后一个,靠在洞口拒绝回去。每当这时,尤岱就走过来拉住哥哥的手,鼓励艾伦再次作出牺牲,回到那个漫长的黑暗之中。

但六个晚上之前,艾伦终于无法忍受了。等到其他人都回到洞里,他偷偷溜到了屋子外面。老法官试图抓住他,可是老人的手指只碰到了孩子的衣服,他已经跑了出去。约瑟想跟上他,但是当他来到街上,已经找不到艾伦。

三天后,他们在《新克朗伦汇报》得到消息。一个头脑有问题的少年,显然没有家庭,已经被埃姆·斯珀格朗地儿童医院收留。老法官把这个消息告诉克翰夫妇的时候,他吓坏了,嗓子几乎堵住。艾伦将会遇到的事情,让奥蒂失控以至于没法听丈夫的解释。约拉看到奥蒂冲出大门,她差点晕过去,她手里拿着那件东西,就是几年前尤岱出生时候在医院的东西,现在那是他们家唯一值钱的物件。约瑟也跟去了,陪着奥蒂,尽管奥蒂反对,他坚持要陪着她去找儿子。临走之前,约瑟交给约拉一个信封。

“是给尤岱的,”他说,“等到了成人礼之前他才可以看。”

他们走后,约拉度过了两个可怕的夜晚。她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但老法官似乎比平时更沉默。一天前,房子里忽然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而现在,书架忽然在大白天被移开了,这是三年来的头一次,老法官的头出现在洞口。

“快点!我们没有时间了!”

约拉使劲眨眨眼睛。从黑暗中分辨出外边的阳光非常刺眼。尤岱从没见过太阳,他哆嗦着爬到洞口又退回去。

“约拉,对不起,昨天我得知奥蒂和约瑟被捕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不想让你再难过。但是你现在不能待在这儿了。他们会审讯克翰夫妇,不管他们再怎么坚强,纳粹最后也一定会找到尤岱的。”

“约瑟不会说任何事,他非常坚强!”

老法官摇摇头。

“他们会答应保证艾伦的生命,来换取这个小的作为条件,或者还有什么诱惑。他们总能使人开口的。”

约拉哭了。

“没时间了,约拉。那天他们俩没回来,我就去见一个在保加利亚使馆工作的朋友。我有两个出境签证,名字是碧莲·鲍尔,教师和米克·直蔻,一个保加利亚外交官的儿子。我想出来的故事是:你和这个孩子来这里和孩子的父母过圣诞,现在要回去上课。”老法官给约拉看了看手中两张长方形的票,“这是去旧扎戈拉的火车票。但是你们不去那里。”

“我不明白。”约拉说。

“旧扎戈拉是你文件上要去的目的地。但是你得在切尔纳沃德下车。火车会在那里逗留一会儿。你可以下车,孩子可以活动一下腿。然后你需要面带微笑地离开火车。你没有行李,手里也没有东西,一有机会你就带孩子溜走。康斯坦萨就在那里往东三十英里。你要么走路要么找到什么人可以带你们乘车去那里。”

“康斯坦萨。”约拉重复着,使劲记住每一个让她发蒙的名词。

“那里以前属于罗马尼亚,以前。现在是保加利亚的。明天谁知道是谁的。重要的是那是一个港口,纳粹的控制不是很严格。从那里你可以乘船去伊斯坦布尔。从伊斯坦布尔你就可以随便去哪里了。”

“可是我们没有钱买票啊!”

“我这里有些马克给你们做旅费。信封里这点钱足够让你们俩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约拉看看四周。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突然她明白了前天屋子里那些奇怪的声音是什么了。老人是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好凑够钱让他们俩逃走。

“这可让我们怎么感谢你呢,拉斯法官!”

“不用。你们的旅途会非常危险,我也不知道这个出境签证是不是能保护你们。上帝原谅我,但是我希望我不是把你们推向死亡啊!”

两个小时后,约拉费力地把尤岱拖出来,来到楼梯口。刚要出去,突然她听到一辆卡车停在了门口。每个在纳粹统治下生活的人都知道这声音意味着什么。整个过程就像一种旋律:先是刺耳的刹车声,跟着是有人大声吆喝,然后是间奏曲般沉闷的靴子踩在雪地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清晰,已经踏到木地板上。此时,你除了祷告这种声音可以离你而去,没有任何办法。而这种不祥的声音却在一步步接近来到门口。稍停片刻,就会传来尖叫和混乱的哭声,夹杂着机关枪的独奏。当这“音乐”结束的时候,灯就又亮了,邻居们又回到桌子前,母亲们脸上带着笑容安抚家里其他人,好让他们相信其实隔壁什么也没有发生。

约拉对此了如指掌。她一听到车声,就迅速躲到楼梯底下。士兵闯进了老法官的家,其中一个士兵神情紧张地拿着手电筒来回照着大门。手电光划破屋子的黑暗,几乎照到约拉的鞋子。尤岱紧紧抓着她,像一个受惊吓的小动物。约拉使劲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士兵离他们太近了,她都可以闻到他们皮大衣的味道,还有冰冷的枪上的金属味道和机油味。

楼梯天井那里传来一阵很大的响动。士兵停止了搜查都冲向楼梯那里,一个士兵在那里惨叫。约拉抱起尤岱出了大门奔到街上,再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地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