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鬼恋人

〔英国〕伊丽莎白·鲍温

在伦敦逗留了一天,杜路沃太太要离开了。她到自己的关闭了的房子去找些要带走的东西。有些是她自己的,有些是她家人的,他们现在都习惯乡村生活了。那时八月将尽,整天热气蒸腾,不时有阵雨。她去时,路下边的树在湿润的、黄色的午后斜阳里闪着光。在一块块灰云堆积的背景上,断残的烟囱、胸墙很显眼。在她一度很熟悉的街道上,像是在任何一个没有用过的沟渠里一样,淤积了一种陌生的奇怪的感觉。一只猫在栏杆里钻来钻去。但是没有人看见她回来。她用手臂夹好带着的纸包,在那不顺当的锁里用力转动着钥匙,然后用膝盖一顶变歪的门。她走进去时,一股窒闷的空气扑面而来。

楼梯的窗户钉住了,门厅里没有光。她只能看见一扇门半开着,便快步走过去,打开屋里的百叶窗。这位毫无想象力的太太看着周围,她看到的一切,以前长期生活的痕迹,使她感到困惑更多于熟悉。黄烟熏染了白色的大理石壁炉架,写字台顶上有花瓶留下的圈痕。壁纸上的伤,是猛然开门时磁门柄碰出来的。钢琴已经送走保存,镶木地板上留下了爪子似的痕迹。虽然没有多少灰土渗进来,每件家具上都罩着尘埃的薄膜;而且只有烟囱通风,整个客厅里有一种不生火的炉膛的气味。杜太太把纸包放在写字台上,离开这房间上楼去;她需要的东西在卧室的箱子里。

她曾急着想看看这房子的情况如何——几个邻居合雇的兼职照料房屋的人这星期度假去了,不会回来。一般他不大进屋看的,她从来也不信任他。屋子有裂缝,上次轰炸留下的,她一直很留意,倒不是说会有什么办法修好——一缕折射的日光横过大厅,她定定地站住了,瞪着厅中的桌子——上面有一封给她的信。

她先以为——那么一定是管房子的人回来了。不管怎样,看见房子关闭了,谁会把信投入信箱?又不是一般的通知或账单。可是一切通过邮局寄给她的东西都转到乡下地址了。管房人(就算他回来了)并不知道她定好今天到伦敦——来这里是打算好不让他知道的——这信这么搁着就显出他的疏忽了,让它在昏暗和尘土中等着,使她不安。她不安地拿起信,信上没有贴邮票。但是它不会是什么重要的信,否则他们会知道……她拿着信快步上楼,直到走进从前的卧室,放进亮光来,都没有看信一眼。这房间下面是花园,还可以看见别人家的花园。参差的云块低垂,遮住了阳光,树木和长荒了的草坪似乎已经罩上了暮色。一种因为有人轻视她的习惯而被侵扰了的感觉使她不愿再看那信。不过,在下雨前的紧张气氛里,她读了。那信不过几行。

亲爱的凯瑟琳:

你不会忘记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还是我们说好的这一天。岁月流逝,很快也很慢,因为情况毫无变化,我相信你会遵守诺言。我看见你离开伦敦,深感不悦;但是你毕竟回来了,我很满意。那么,在那安排好的时刻,等着我吧。直到那时……

杜太太看写信的日子,是今天。她把信扔在弹簧床垫上,一会儿又拿起来看——她的嘴唇在残留的唇膏下变白了。她觉得自己脸色大变,就走到镜子前擦出一块地方,紧张而又遮遮掩掩地照。镜中人是一位四十四岁的妇女,在随便拉下来的帽檐之下,眼睛直瞪瞪的。她独自喝过茶离开铺子后就没有搽粉。丈夫送的结婚礼物——珍珠项链,松松地挂在她现在细瘦了些的颈项上,滑进了粉红的v字领羊毛衫,那是去年秋天围坐在炉火旁时,她姐姐织的。杜太太平常有一种遏制着烦恼的表情,但那是表示同意的神情。她生了第三个男孩后,大病了一场,左嘴角边便有了间歇的肌肉颤动。但是尽管如此,她总能保持一种既精力充沛又平静稳重的风度。

她像照镜子时一样猛然扭过脸,走到箱子前,开了锁,掀开箱盖,跪下来找东西。雨开始哗哗地下了,她忍不住回头去看光秃秃的床,上面就放着那信。在雨的帘幕后面,仍然伫立着的教堂钟敲六下。她数着缓慢的钟声,很快地愈来愈害怕。“安排好的时刻——我的上帝,”她说,“什么时刻?——我该怎样——?在过了二十五年以后——”

花园里有一位姑娘和一位军人在说话。她从没有看清他的脸。天很黑,他们在树下告别。在那关键时刻看不清他,似乎她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似的——为了证实他出现不止这几分钟,她常常伸出手来。他每次都毫无温柔之意地把它压在制服的纽扣上,使她好疼。军人从法国回来休假,现在离假期结束那么近,她只有希望他已经走掉。时间是一九一六年八月。他没有亲吻,而是远远地推开惊恐的凯瑟琳审视着,看得她觉得他眼中闪着鬼气。她转脸从草坪上望去,在树林间,可以看见客厅亮着灯。她吸了一口气,想象自己奔跑着冲进母亲和姐姐平安的臂弯里,叫道:“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他走了。”

听见她吸气,未婚夫漠然地说:“冷吗?”

“你要走得那么远。”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远。”

“我不懂?”

“你不用懂,”他说,“你会懂的。你知道我们说过的话。”

“可那是——如果你——我说,如果。”

“我将和你在一起。”他说,“早晚而已。你不用做什么,只要等待。”

只一分多钟以后,她自由地跑过静静的草坪。穿过窗户,她看见母亲和姐姐,她们一时没有发现她。她已经觉得这古怪的许诺把她和其余的人类分开了。没有别的奉献自己的方式更使她感觉孤独迷惑和注定受到诅咒了。她不能做出更不祥的盟约了。

几个月后,有报导说,她的未婚夫已经失踪,推测是阵亡了。她的家庭不只支持她,而且能够毫不吝啬地称赞她的勇气,因为他们对那未婚夫几乎一无所知,也就无所遗憾。他们希望她在一两年内能把自己安慰好——如果仅只是个安慰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她的麻烦是,在不明显的悲痛后面,她和一切事物完全脱节了。她没有拒绝求婚的人,因为他们从未出现。好几年她对男子毫无吸引力。快到三十岁时,她变得很自然地分担着家庭为她年龄日长的焦虑,开始张罗,猜测着自己的命运。她三十二岁那年,威廉·杜路沃求婚,使她如释重负。她嫁了他。他们在这安静的、树木茂盛的肯星顿一带住下来。岁月积累,在这所房子里,孩子们都长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炸弹才把他们赶开。作为杜路沃太太,她的生活圈子有限,而且她从不肯想到有人注意着她的生活。

事情就是这样——不管写信的人是活还是死,他送来了威胁。杜太太不能老跪着,背对空屋子,她从箱子边站起,坐在一个直背椅上,这椅子坚定地靠着墙。旧卧室弃置了。她婚后的伦敦的家整个气氛就像一个有裂缝的杯子,使回忆连同它安抚的力量或蒸发或漏掉了。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危机——而就在这关口,写信人有见识地给她当头一棒。在这个傍晚,这座房屋的空虚把许多年来的笑语喧哗、习惯、脚步全勾销了。透过关闭的窗户,她只听到周围房顶上的雨声,为了振作起来,她说自己在闹情绪——闭上眼睛两三秒钟告诉自己那信不过是幻想,可是睁眼一看,它就在床上。

那信怎样进来的神秘一面她不肯想。在伦敦,有谁知道她打算今天来到这座房屋?无论如何,明明是有人知道了。就算是管房人回来了,也没有理由料到她来;他会把信装在口袋里,按部就班地去投邮。也没有别的迹象显示管房人来过了——但是,如果不是管房人来过呢?放在一座空屋门口的信不会飞,也不会走上厅里的桌子的。这信不会坐在空桌的灰尘中,那神气似乎确信一定能遇到收信人。这需要人的手——可是只有管房人有钥匙。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愿去想,没有钥匙也能走进屋子。很可能现在这儿不只她一个人,楼下也许有人在等她。等待——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安排好的时刻”。至少那不是六点钟,六点钟已敲过了。

她起身走过去,锁上了门。

问题是得出去,飞吗?不,不行。她得赶火车。她是家庭生活中可靠的支柱,不愿意没有拿到要拿的东西就回到乡下,回到丈夫、儿子和姐姐身边去。她又在箱子里捡东西了,捡得很快,胡乱一塞,又很坚决地扎好几个包裹。这样,连同原先买的东西,就拿不了了。这就是说需要出租车。一想到出租车,她的心轻松起来,恢复了正常呼吸。我现在就打电话叫车,车不会很快来,听见马达响,我再平静地下楼,穿过前厅。我要打电话——可是不行,电话线路早掐断了。她拽着电线的结头,那是她错系上的。

逃走吧……他从来对我都不好,不是真的好。我不记得他好过,一点儿没有。母亲说他从不关心我。他就是一心要得到我,那就是他的感情,不是爱情。不是爱情,不想让别人好过。他做了些什么,让我做出那样的允诺?我不记得——但是她发现她是记得的。

她记得,准确得可怕地记得,以致之后的二十五年都烟消云散了;以致她直觉地寻找钮扣留在手掌上的印痕。她不只记得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还记得在八月的那个星期里,她自己生存的全部细节。我不是我自己了,那时他们都这样说。像盐酸滴在照片上所造成的空白,她无论如何记不起他的脸。

所以,无论他在哪儿等着,我也不会认识他。你来不及从一张根本没料到会出现的面孔前逃走。

必须在钟敲响那个规定的,不管是几点的时刻之前上了出租车。她要溜到街上转过广场,从那儿上大街。她会坐在车里平安地回到自己家门。她要叫那确实存在的司机和她一起在房间里来来去去拿包裹。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想法使她有了决心和勇气,她开了门锁,走到楼梯上,倾听下面的动静。

什么也听不见——但就在这时,一阵穿堂风吹到她脸上。那是从地窖来的;有什么人选择了这一时刻离开,开了门或窗。

雨停了,人行道朦胧地闪亮,杜太太从自己家前门蹭到空荡荡的街上。空屋的炸坏的门面迎着她的目光。她努力不往后看,向前走上大街去找出租车。真的,真太静了——这个夏天,战争的灾难使得伦敦偏僻的街道更加寂静——静到另有一点脚步声也不会听不见,她走到有人居住的广场时,才意识到自己不寻常的步伐,调整了它。广场另一端,两部公共汽车冷淡地对面开过。有人漫步街头,还有妇女,骑自行车的,一个人推着一辆有信号灯的小车,这里又是生活的普通潮流了。广场上人最多的一角应该是——过去是——短短的一排出租车。这晚上只有一辆车。虽然无表情的车尾向着她,但却似乎已在警觉地等候。她气喘吁吁地从后面去开车门。那司机头也不回,已经在发动引擎了。她上车时,钟敲七点。车子对着大街,回到她的房屋该转弯,她坐好了,车转弯了。她很惊异它怎么知道该怎么走,忽然想起她还没有说上哪儿。她探身去抓抓司机和她之间的玻璃板。

司机踩了制动闸,车几乎停住了,他转身拉开玻璃板。车猛然停住,使得杜太太向前一冲,脸几乎碰在玻璃上。通过拉开的这条缝隙,司机和乘客的脸相距还不到六英寸,似乎是永恒地相对着了。杜太太张着嘴,好几秒钟都喊不出来。以后她一声接一声地喊叫,用戴手套的手在车子周围的玻璃上敲。而那车子冷酷地加快了速度,载着她驶向无人居住的荒郊。

冯钟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