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黑暗了无边际，就像黏稠的墨汁迅速在天空散开似的。这种氛围，总是能引起我的回忆，倍感孤独。黑夜真是一天中我最讨厌的时候了。每晚，我都会梦到瑞秋，几乎梦境中再也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事情。我很理解，这种情况太正常了，虽然我本该期待过了这么久，能少梦几次瑞秋的，或者也能梦些其他什么的，又或者在梦里，我能听到些什么。自从瑞秋去世后，我的梦都是安静的，毫无对白。

最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的便是我找到她尸体的那晚。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梦到的并不是我跑向她，找到她的画面，而是发生在那之后的一个短暂插曲：护工报警后，第一个警察到了，我恍惚地坐在草地上，心不在焉地听着警察的提问，看着另一个警察救助瑞秋的画面。我看过去，见他抬头，大声喊出数字，又低头，将自己的脸压到瑞秋的脸上，再次抬起头，大声喊出数字，一遍一遍不断重复。这时，我意识到我身旁的警察在大声喊我，因为我一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于是转向他，专心听他的问题。

直到渐渐听不到另一个警察大喊出数字的声音时，我也就回答了一两个问题。我意识到，救助已经停止了，大家陷入沉默。

我听到他对着手中的无线电设备说，取消救护车。我开始声嘶力竭地喊，质问警察为什么要放弃救援。警察拉住了我的胳膊冷静地说，“没有必要了，先生，我们正在请法医。”

我还是不甘心，“为什么？凭什么？请继续救援！”

他的眼神离开了我，回答说，“先生，来确认死亡。”

这时，另一个警察已经开始在瑞秋身旁围绕着一圈东西，看起来像极短的白色栅栏，但是布做的。看到他这样做，我想起了我父亲为了让我妈妈觉得很温暖，在康沃尔郡的每个夏天都会将栅栏敲进沙地而围起来的防风带。这时，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瑞秋了，再也见不到了。我绝望地一步一步地挪向她，嘴里大喊着“住手，让我再看看她”，却感觉自己的脚沉重得无法移动。沉重、痛苦、黑暗笼罩着我，笼罩着死亡，身旁的警察抓着我，边用手铐铐住我的双手，边轻声说，如果我继续阻碍工作他将逮捕我。

这些在我的梦中，没有任何声音，没有大喊大叫。我只看得到我们的嘴唇在动，我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什么都听不到。不是沉默，而是声音的缺失。

梦继续着。我离开围在瑞秋周围的栅栏，背对着，盯着这片草地。脑海里浮现出另一幕，那是十五年前一个十月的早晨，我认识她的那一刻。是的，在理查德婚礼上，当我们看着对方时，我们已经认识多年，也许可以这样说，在这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空白，直到我们在露辛达的婚礼座位安排下，在中殿律师学院大厅的那晚，我们又再次认识了对方。

在梦里，有个带着扩音器的男人，站在树下，对着我们喊：脚步轻点，小心点，动作快点。梦里只能见到他把扩音器放到嘴边，看着我们在树前排成纵队。另一个男人站在他旁边，俯身对着照相机。一个奔跑着的身影出现在他们身后，是一个女孩，我们的目光都被她吸引而不是相机。

就这样，梦结束了。

梦中，我说我想起的那一刻，可以说是我最初认识瑞秋的那一刻。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妻子死前，我认识她多久了，我会从那一刻开始算起。但事实上，我得说，我对她的了解就如同其他人所了解的她一样：她就是那种大家都有所耳闻的人。

1992年的秋天，理查德、瑞秋还有我，一起进入牛津大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在我和理查德非常骄傲地等待着拍照留念的时候，她很主动地介绍了自己，并跑向我们身旁的高大的梧桐树，和我们一起合影。

那天早晨，风吹着树枝轻敲过我房间的窗户。那时开学还不到一两天，我被安排在纳菲尔德楼的一个房间。纳菲尔德楼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面朝主院的南部，独立杵在花园里。里面房间非常狭小，门檐很低，进门有一个狭窄的铁床，床的另一边是桌子，感觉床和窗子形成了一个壁龛，里面刚好塞着一张桌子。从屋檐上延伸下来的窗户，向天空打开，所以我坐在桌边的时候，望向窗外，可以看到整个草坪，一直延伸到湖边，中间点缀着几棵大树，如同夜晚微风吹拂的海面上摇曳的船只。房间的另一尾端，也有一个窗户，朝下看，便也可看到湖面。转过身，另一面墙边，有一个小洗漱盆，上面挂着一面镜子。

我到大学的那一天，门房的信箱里就有一封我的信，信上在我的姓氏后面冠上了“绅士”二字，这还是第一次。我从签名开始看起，给我写信的是教英文文学的高级教师和研究员哈利·加德纳先生，信中说，着深色装于早上八点到纳菲尔德楼前的草地上，这样就能在去参加在谢尔豆尼安剧院举行的入学仪式之前，先一起拍张照片。信上解释说，这是行程安排。让我们在那么早的时候去到草坪，是因为拍照时，要按照高矮顺序，避免不必要的受伤等。

而那天早晨，因为窗下的笑声和金属的叮当声，我几乎是早上六点就醒了。我记得自己很奇怪，很紧张。以前承诺自己不管怎么样，每天都要去大厅吃早饭，而那天早晨，我只给自己泡了一碗燕麦片，在充满着蒸汽的浴室里完成了我的早餐。之后，我的脸涨得通红，站在镜子前，整理着自己略有些明显的二手的白色领结，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要是有的话，肯定会希望是条新的。

弄好之后，转过身，向窗外看去。树叶在动，湖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慢慢延伸至草坪，看到一群学生嬉笑谈论着慢慢集合在了楼右边的树周围。

不知怎的，我突然并不想成为他们其中一个，不想去考虑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开场白去融入人群，想到这里就不想走下楼梯了。感觉要是自己能和自己的书待在房子里，应该也会挺好的。甚至有一种感觉，我会这样度过我在伍斯特的所有时光：站在远处看着大家。一定程度上，后来也确实变成这样了。现在想起来，站在远处看着大家，大概也是我人生大部分时候的选择，如同那个十月早晨的选择一样，站在事情的边缘上，选择了远离人群，不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感觉我人生的大部分，其实就是从理查德婚礼的那晚到瑞秋去世的那晚之间的那些时光，那些我和瑞秋在一起的时光，并被她爱着的时光。

最终我还是走出去了，哈利·加德纳，这个我已有所了解的给我寄信的人正拿着一个扩音器在整理队伍，开始按照高矮顺序组队。我边走过去，边向一些已经在哈顿茶会上认识的部分同学点头致意，当然也包括理查德，然后我们便一起到树前排起了队。这时薄雾已经散去，哈利站在照相机旁，像摄像师一样，举起手，开始倒数，这一刻，我们将永远地被捕获进了照相机。

就在那时，她出现了，从主院里通往草坪的小路上跑出来。她边跑边喊：“等等！请等等我，天啊，实在不好意思，我去错草坪了！”

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应该说整个队伍都笑了，因为她跑向我们时，一边向上拉她黑白相间的长袜子，一边用夹子把头发绑在脑后，就这样手忙脚乱地高喊着。

她就是我的妻子，她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无意识地让整群人哄笑起来。

这时，她自己也笑了起来，边尖声说道：“我走错了，真的！我以为是在主院的草地上，但发现没有一个人，然后经过森斯伯瑞楼，去了操场，所以不得不又沿着原路折回来，而且……”

“小姐，”摄像师说道，“安静下来，小姐，站在那儿，微笑，就可以了……”

因为瑞秋身材比较娇小，站在第一排的中间，刚好是我的正前方，当她走过来的时候，摄像师大喊，“二——”

这时，摄像师又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瑞秋又开始弄她头发上的另一个夹子。她握住身后的所有黑发，在空中摆弄，长而乌黑的发打到了我的脸上，我的双眼完全不能睁开。实在忍不住，大喊了出来。

“哦，天啊，太不好意思了！”

她边说，边转过身，手顺势放在了我的胳膊上，扑面而来的是她身上的香水味。

“太不好意思了！你还好吗？今天早上，真是被弄得彻底无望了。”

“我没事，”揉了揉眼睛，我尴尬地说，“我没事。”

“哦，天啊，你是不是有事？”

她还是不放心，看着我问道，“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拿一下这个吗？”

她递给我一条黑丝巾，向前俯下身子，整了整衣领，竖起衣领，在她整理衬衫时，我都能看到她没有穿胸罩。可以看出胸部很小，乳头很挺，也很黑。这时，她站直了身子，转过头，说了句“谢谢”，然后拿走丝巾，在衣领下方打了个半结，拉了下她的长袍，才转过身去。

“一……二……三！”

这时，照相才算完了。直到第二年末，瑞秋和我都没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了。

那天，我俩不约而同地在学校里为即将到来的暑假而熬夜时无意间发现了对方，才意外地有了新的交集。我曾以为，即便相机快门“咔嚓”一声短暂结束，也并不代表我俩的初见就这样没了后文，我臆想着我们会有更愉快的交谈，谈谈诗或是刚来学校的见闻什么的。不过照相完后，瑞秋立即消失在人群里了，我不自在地一个人站在队伍里，还在疑惑她去哪儿了，苦恼着为什么自己不拍拍她的肩然后留下一个好的开场白呢，为什么她都没有等我和她一起走呢，或者她根本没注意我，我是这么想的。发现她没有等我一起去参加开学典礼时，我觉得自己愚蠢得有些可爱了。

之后理查德告诉我说，和她在一起走的都是些英格兰学生，这就可以想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这么吵闹了。

“作为自然注意力的研究者，”查理德接着说道，用一种我即将就要习惯的语气向我解释，“在伍斯特，他们待多久，学校将会为其服务多久，无论他们愿不愿意承认对我们有兴趣。相反，我们将不需要想是不是对他们有兴趣。这样的情况将会保持十年左右，直到他们意识到世界上其他人，并不认为他们多么有吸引力时，他们才会开始走向我们，渐渐抛弃他们的优越感，并最终与我们结婚。”

“为什么？”

我问他，“为什么是我们？”

“因为到那时，”他答道，“我们将会成为非常有钱的人。”

不像理查德那么偏激，我还是愿意发现他们的有趣点，发现在那个十月的早晨，同瑞秋一同离去的人群的有趣点。那群人比我们都要吵闹，感觉世界上只有他们，而没有其他人似的。就我理解起来，他们也没有作出多少成绩。整个冬天，如果他们走到了图书馆的附近，那里就完全不像是可以坐在桌边读书的地方，就是一个室外的公共场所。

他们总是高谈阔论，有的时候，我都不能集中精神，只好带着书回到房里看。夏季学期来临的时候，我和理查德在湖边散步时，总是能见到他们，看起来，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做，那么悠闲，就在草坪上躺一个下午，抽着烟，互相传阅着小说，有时还辩论或者是讨论小说的情节，这样也不用为了应付加德纳而不得不读每一本小说。

我总是说他们是一群人，但其实很快他们就各自组成了小团体，瑞秋他们就只有三个人。另外两个人就是瑞秋的课程研究同伴：矮小带点柔弱的北方人，名字好像叫安东尼·特里斯克，另一个女孩是美国的，茜茜·克雷格，有着非常洁白的牙齿，是大学船只俱乐部的舵手。

但我就只对瑞秋非常感兴趣。一是因为在我们照相的时候，她狼狈跑向我们，引起了我们所有人的注目，但是除开这个，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她总是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她的相貌也总是能成为巴特利酒吧里的谈资，因为大家都喜欢拿她当笑料，大家都说她是“好笑的笨蛋”，她当然是不喜欢这个外号的。

我第一次听到别人用这个词形容瑞秋，是我们头年希拉里学期（英国和爱尔兰一些大学的冬季学期，通常从每年的一月至三月）的头几天晚上。

那晚，理查德还令我特别惊讶，居然没有在图书馆读文学作品，而是来到了酒吧，而且还喝多了，一直与邻座聊天。他邻座名字叫菲利普·唐雷，一直声称自己要在打烊前，用酒淹尽悲伤。好像唐雷在那晚之前，信心满满地以为自己和瑞秋还是大有希望的，特别是瑞秋喊他离开她与茜茜共享的那间套房的时候。

这时，理查德喝了口酒，嘴巴都抿成了一个倒“u”，说出了那个词——好笑的笨蛋。

“说说看，故事后来怎样了？”

“这就是整个事情。如果我是你的话，这话不是应该私下说吗？”唐雷说。

我记得那晚还有安东尼，他整晚都在桌边读小说，听到这儿，抬头看着理查德，眉头紧锁。一定是有什么让他困惑的事情，而且肯定那晚，他对理查德的行为是非常不满的。

“像瑞秋那样的女人，”理查德还要继续说下去，完全没有注意到安东尼已经放下书，径直向他走过来。

“最终得到的都是他们看似想要的，不管自己喜不喜欢。”

这时，他又拿起自己手中的酒，还在空中用酒杯比画配合自己说话，音量还不断提高。

“如果她还以这种方式对周围的男人，最终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大家也都不会同情她的，我敢……”

安东尼突然推了他的头一下，他才闭上自己的嘴巴。理查德直接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肯定不是因为安东尼推了他的头，而是喝多了。他摔下去的时候，手还刚好打到吧台，酒杯也飞了出去，直接砸到墙上，搞得整屋人都开始起哄，这一切看起来有些夸张了。

理查德自己从地板上爬起来，边说，“我不打架，非常抱歉。”边掸自己裤子上的灰，还摸着自己刚被打的头。

“哼，我不会谈论女人的是非，至少在她们不在场的时候，我不会谈论她们的。”安东尼边搓手边说，“我认为，这不是同学能做出来的事情。”

“看着，安东尼，你和我都知道，我们不是同学。”

理查德甚至都微笑起来了。我都能感觉得到，他有些得意。

“她今天放你鸽子了吗？所以你今天才一直一个人的吧！我们不都有点被拒绝了的意思吗？你那可爱的美国朋友到哪儿去了呢？说不定正和她搞得火热呢！”

我回过头看安东尼，他居然平静得不作任何回应，涵养真算是高到了一定的境界。他转身直接走过桌子，收起自己桌上的东西，来到吧台，放了些钱在我这个酒保面前说，“杯子钱，不好意思，兄弟。”

然后径直走了出去，留下理查德和唐雷一阵沉默。我开始打扫残局，并给哈顿写一份事件发生始末的报告。作为院长，他热衷于处理这些事情。

过了很久大家都还经常谈起这件事，直到我们知道了她是个孤儿后，我们对瑞秋才有些同情。我遇到的大部分同学差不多都失去了父母一方，也包括我，在来牛津之后不久，我母亲就去世了。但是像她这样失去双亲的情况还给她增添了神秘感，让大家想要去了解她。听说在她小时候，父母就过世了，一直都是教母带大的。因为教母是艺术品经销商，大部分时间都在意大利，所以在切尔西的房子都是由瑞秋管着，这个故事不胫而走，大家都知道了。

“教母艾薇”，这是瑞秋在酒吧给安东尼和茜茜说的，绝不仅是“我的教母”或者是“艾薇”，两者总是同时存在的。

当我在牛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时都希望自己有个“教母艾薇”，我想每个人都希望有个永远支持自己的人在远处，还不是自己的父母，一个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照顾我们，给我们大房子住，寄给我们零花钱的人。

不止一次，我听说瑞秋在自己教母艾薇的房子里举办周末派对，房子特别高，有独立的楼梯，而且奢侈到还有男仆。瑞秋会给每个派对冠名，这里面还有些流传出来的故事。搞动物主题派对的时候，大家都被要求穿上奇装异服，瑞秋则以猫人现身，出现在楼梯口，她身上喷满了黑漆，只穿了高跟鞋，脸上还贴了胡须，腰间用一条丝带裹着一条女士长围巾，让它看起来像是挂在了尾骨上。

因为这些故事，我都是从理查德那听来的，而理查德又是从唐雷那听来的，我一直都没有当真过。她就是这样的女人，就是人们会在她身上编些故事的女人。

作为一个大学肄业生，我只见过那栋房子一次。那是在我第二年的秋季学期末，有天我在门房里见到了一个包裹，因为实在太大，信箱都容不下，我注意到瑞秋的名字在包裹上，于是仔细看了下。我就是这样知道瑞秋在切尔西的地址的，我没有刻意去记那个地址，却怎么也无法从脑海中抹掉。我觉得，上面的街道名称，很有可能是我熟悉的。在那学期末，我走到斯隆广场时，突然想起来我在彼得琼斯和父亲一起过圣诞节，他订了一张电热毯和一个床垫罩之类的东西，又不想付邮费。我发现在拿回这些东西，赶上回牛津的火车前，说不定还有些时间，于是我就逛了那条街。

当我到那条街的时候，空无一人，天色渐黑，我走在路上，甚至感觉脚上开始结霜了。那栋房子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简直可以说是非常小的小别墅。完全不是我想象中有很多台阶，也许门上还有一个狮子头作为门锁。在我眼前的是一条小道，像个盒子竖起的篱笆似的，很短，我几乎不用一两步就走完了。

窗帘紧闭，房间亮着灯，门前的地上也亮着灯。看上去，整栋房子在夜色中静静闪耀着。我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过道上，手放在门上，想知道是教母艾薇在里面还是瑞秋在里面，甚至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而是邻居每天都来关上窗帘，通过定时器控制灯光。突然，我看到有人从楼上的窗户看着我，我迅速拿起包裹，径直就走了，头都没有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