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听生于50年代的人描述过他们褐色阴影中的童年，一个漆黑如墨的世界。我成长于60和70年代，我的童年充满了紫色霞光。

我们住的所谓“白屋”在克罗伯村外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克罗伯村是他们称之为内斯的社区的一部分，内斯位于路易斯岛——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最北端的一个岛屿——的最北端。白屋是在20年代用石头和石灰，或者混凝土砖建成的，房顶上覆盖着石板、波纹铁或柏油毡。建造这些白屋的目的是为了取代那些古老的黑屋。黑屋是无浆石墙，茅草覆顶，为人和牲畜遮风挡雨。主屋的石头地板中央日夜不停地燃烧着炭火，这个房间叫火屋。屋里没有烟囱，人们希望烟能从屋顶的一个小洞飘出去。当然，这种办法不是很奏效，而且屋里总是乌烟瘴气，难怪人都短命。

我祖父曾经住过的黑屋的废墟矗立在距离房子仅一箭之遥的花园里，屋顶没了，四面墙壁也都倒塌了，不过那里倒是个玩捉迷藏的绝妙去处。

我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和一双犀利的蓝眼睛。夏天他的皮肤如同涂抹了沥青的皮革，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去赶海。那时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他失业了。捕鱼业曾经一度裁员，他担任船长的那条船被当作废料卖掉了，所以他才有大把的时间。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我们起床去海滩搜寻头天夜里被冲上海岸的东西。木材，大量的木材。他曾告诉我有个人用冲到海滩上的木材建造了一栋房子。他自己也用从海滩上捡来的大部分木料搭建了我们的阁楼。大海赐予了我们很多，也夺去了很多，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听说某个可怜的人溺水而死。有时是捕鱼事故。还有人在游泳时被暗流卷走，或坠崖而亡。

我们每次从海滩回来都会满载而归。绳子，渔网，还有父亲卖给补锅匠的铝浮筒。暴风雨过后收获更丰。正是在一次暴风雨后，我们发现了一面45加仑容量的大鼓。尽管暴风雨渐渐平息了，狂风仍旧肆虐，海水依然暴怒地掀起巨浪，狠狠地鞭打着海滩。大片大片破碎不堪的云朵以每小时60英里甚至更快的速度从头顶飘然而过。阳光透过云层，把大地渲染成了明亮且不断变幻的色彩斑驳的图案，绿色，紫色，褐色。

那面大鼓没有任何标识，但非常沉重，父亲为我们的发现激动不已。不过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搬动这么重的鼓是不可能的，它倾斜着身子，有一半埋在沙子里。因此父亲找来了一台拖拉机、一辆拖车和一些男人来帮忙。下午，我们已经把它稳妥地安置在农场的外屋里。父亲没用多久就把它打开了，发现里面全是涂料，明亮的紫色光泽涂料。结果我们家每扇门、每个橱柜和架子、每扇窗户和所有的地板都被涂成了紫色。我住在那里的那些年一直是这样。

我母亲是个可爱的女人，她把一头紧密的金色卷发扎成了马尾。她面色苍白，满脸雀斑，有双水汪汪的棕色眼睛，我甚至都不记得她化过妆。她是个温柔的人儿，性情开朗，但如果被惹急了她就会火冒三丈。她在农场干活。农场是一片从我们家一直延伸到海岸的狭长地带，只有6英亩左右。肥沃的草场是放牧羊群的理想场所，羊群是农场从政府获得补贴的主要收入来源。她也种土豆、萝卜和一些谷物，还有提供草料的青草。我对母亲最后的印象是她穿着蓝色工装裤和黑色雨靴坐在我们家的拖拉机上，忸怩地对当地报社的摄影师微笑着，因为她在内斯农展会上获了奖。

到我开始上学的时候，父亲在斯托诺韦阿尼什角的炼油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和村里的一群男人每天一大早就搭乘一辆白色货车赶往镇上了。因此我上学的第一天，是母亲开着家里那辆锈迹斑斑的老福特安格里亚车送我去学校的。我非常激动，我最好的朋友阿泰尔·麦金尼斯也和我一样迫不及待地想上学。我们俩年纪只差一个月，而且他家的平房距离我们家农场最近，所以我们在上学前的那段日子里经常一起嬉戏玩耍，尽管他父母和我父母从来都不是最好的朋友。我想，可能有些阶层差别的原因吧。阿泰尔的父亲是克罗伯学校的教师，这所学校不仅有小学一至七年级，还有初中一二年级。他是中学教师，教数学和英语。

我记得那是个刮着大风的9月天，翻涌的云层压得很低，几乎擦着地面，从风的边缘可以嗅到大雨将至的气息。我穿着褐色风帽夹克和短裤，知道一旦短裤淋湿就会擦痛皮肤。黑色长筒雨靴不断磕碰着小腿肚，我把装着网球鞋和一盒午餐的崭新帆布书包甩到肩膀上，迫不及待地要出发。

母亲正从充当车库的木棚里向外倒车，这时风中传来汽车喇叭声。我转身看到阿泰尔和他爸爸停下了他们那辆橙黄色的希尔曼复仇者，是二手车，但看起来跟新的一样，使我们的安格里亚相形见绌。麦金尼斯先生让发动机空转着，跳下车走到母亲身边和她聊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他来到我身边，把手搭在我肩上，让我搭他的车和阿泰尔一起去学校。直到汽车开走了，我转过身看到妈妈在挥手，才意识到没有和她道别。

我现在知道了孩子第一次去学校时父母的感受，那是一种对于不可挽回的变化的奇怪的失落感。回首往事，我知道那就是我妈妈内心的感受，那种感受就刻在她脸上，还有她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个重要时刻的遗憾。

克罗伯学校坐落在村庄下面的一个山谷里，面向北面的内斯港，被耸立于山顶、主宰着村庄天际线的教堂的阴影笼罩着。学校四周都是开放的牧场，可以看到远处灯塔的塔楼。某些日子里，人们的视线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穿越明奇海峡直抵大陆，看到远方地平线上的山峦最朦胧的轮廓。大家总说如果能看到大陆，天气就要变坏了。这话说得没错。

克罗伯小学有103个孩子，中学有88个。那天另外11个朝气蓬勃的孩子和我一起入学，我们分两排坐在教室里，一排6个座位，两排座位前后挨着。

我们的老师是麦凯夫人，一位瘦瘦的、头发灰白的女士，她的实际年龄可能比看上去年轻得多，我原来以为她很老了。麦凯夫人其实是个非常文静的人，但很严厉，有时说话挺刻薄。她问班里同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是否有人不会说英语。当然，我听过英语，但在家里我们只说盖尔语，父亲不同意买电视，所以我不懂她什么意思。阿泰尔举起手，脸上带着狡黠的笑意。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班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傻瓜都知道阿泰尔对她说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脸腾地红了。

“嗯，芬利克斯，”麦凯夫人用盖尔语说，“看来你父母不够明智，没在你上学之前教你英语。”我直接的反应是很生父母的气。我为什么不会说英语？他们知道这有多丢脸吗？“你要知道我们在班上只能说英语，并不是盖尔语有什么不好，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你学习速度有多快。”我低头看着课桌。“我们先来确定你的英文名字吧。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不服气地抬起头，“芬利。”我知道这个名字，因为阿泰尔的父母平时就这么叫我。

“好。既然我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登记，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姓是什么。”

“麦克劳尔伊德。”我的这个盖尔语发音对说英语的人来说听起来有点像“麦克劳智”。

“麦克劳德，”她纠正我说，“芬利·麦克劳德。”然后她换成英语，把其他名字也念了一遍：麦克唐纳、麦金尼斯、麦克莱恩、麦克里奇、默里、皮克福德……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那个叫皮克福德的男孩，麦凯夫人对他说了句什么，全班都窃笑起来。男孩的脸红了，支支吾吾地解释着。

“他是英格兰人。”邻桌用盖尔语对我悄声说。我转过头，吃惊地看到一个漂亮小女孩，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梳着两根马尾辫，辫梢系着蓝色蝴蝶结。“你看，他是班里唯一一个名字不是‘M’开头的，所以他一定是英格兰人，麦凯夫人猜他是灯塔看守人的儿子，因为他们一般是英格兰人。”

“你俩在嘀咕什么？”麦凯夫人的声音本来就尖厉，她一说盖尔语就更是吓到了我，因为我听得懂。

“对不起，麦凯夫人，”马尾辫女孩说，“我正在给芬利翻译。”

“哦，翻译吗？”麦凯夫人语气里带着嘲讽和怀疑，“对一个小女孩来说，这可是个大词。”她停下来查看了一下花名册，“我正打算按字母顺序给你们重新排位，但既然你是个了不起的语言学家，玛乔丽，你最好继续坐在芬利旁边……为他翻译。”

玛乔丽笑了，对自己很满意，没领会到老师嘲弄的语气。而对我来说，能够坐在一个梳着马尾辫的漂亮小姑娘旁边再好不过了。我扫视了一下教室，发现阿泰尔正瞪着我。当时我认为那是因为他想和我坐一起，但现在我知道是因为嫉妒。

课间休息时我把他带到操场责问：“你为什么告密我不会说英语？”

他却不以为然，“他们早晚会发现的，不是吗？”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银灰色吸入器，把管口塞进嘴里，压下芯管猛吸一口气。自从认识阿泰尔起，我就发现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吸入器。我家人说他有哮喘病，但那时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我只知道他有时呼吸困难，但吸一下吸入器就好了。

一个红头发大个子男孩从他手中抢走吸入器，“这是什么？”他把它举起来放在阳光下，好像这样就能看穿里面的秘密。这是我与默多·麦克里奇的首次接触。他比别的男孩更高更壮，有一头蓬乱而抢眼的红萝卜色头发。后来我发现他们叫他默多·鲁阿兹。鲁阿兹在盖尔语中是红色的意思，因此其字面意思就是“红色的默多”。这是为了把他和他父亲区别开，他父亲也叫默多·麦克里奇，不过他父亲长着一头黑发，被称作默多·杜博。每个人都有绰号，因为重名的人太多。默多·鲁阿兹有个哥哥，叫安格斯（Angus），比我们大几岁，绰号“天使”（Angel），因为他在同龄人中是个恶霸，看来默多·鲁阿兹注定要步他的后尘。

“把它给我！”阿泰尔想把吸入器抢过来，但默多·鲁阿兹将它举得高高的让他够不着。尽管阿泰尔也很壮实，但他根本不是大个子默多的对手。默多把吸入器扔给一个男孩，那男孩又扔给另一个，另一个又扔回给默多。和其他恶霸一样，默多·鲁阿兹已经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像苍蝇逐臭一样，都是些软弱无能但会见风使舵的家伙，懂得如何避免成为牺牲品。

“过来拿啊，呼噜噜。”默多·鲁阿兹戏弄道。阿泰尔刚要去抓，他却把它扔给了一个跟屁虫。

我能清楚地听到阿泰尔抢夺吸入器时胸腔里发出的刺耳响声，由于羞愤交加，他的气管被堵塞了。我抓住一个帮凶，从其手里夺过吸入器。“给你。”我把它还给我的朋友，阿泰尔猛吸了几口。我感到一只手揪住了我的衣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推到墙根。粗砺的毛坯墙把我的脑袋擦出了血。“你他妈的在搞什么鬼，盖尔小侉子？”默多·鲁阿兹的脸距我仅有两英寸，我能闻到他嘴里的恶臭。“不会说英语，什么也不会说。”具有讽刺性的是他是在用盖尔语嘲弄我，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盖尔语是操场上的语言，我们只在教室里说英语。

“放开他！”这是个小男孩的声音，但具有足够的威慑力镇住那些围在周围边看热闹边起哄的男孩们。默多不解地皱皱眉，一张丑陋的大脸顿时布满阴云。一分钟内居然被挑战了两次，他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他松开我的衣领，转过身。那男孩不比我大，但他身上的某种气场让默多停住了脚步。此时能听到的除了风声，就是对面操场上女孩们跳绳发出的咯咯笑声。大家都盯着默多，他知道他的“一世英名”危在旦夕。

“你要是找茬……我就去找我大哥。”

我忍不住想笑。

男孩逼视着默多·鲁阿兹，默多显然被吓住了。“如果你想跑去找你大哥……”男孩说“大”和“哥”时语气带着蔑视，“那我就去告诉我父亲。”

默多金属丝般的红头发下脸色苍白，“好，那……那别挡我的路。”这是虚弱无力的反击，谁都知道。他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穿过了操场，他的小喽啰们紧随其后，暗自怀疑是否跟错了主子。

“谢谢。”人群散开后我对男孩说。

他只是耸耸肩，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是受不了他妈的无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骂脏话。他双手插在兜里，离开了。

“他是谁？”我问阿泰尔。

“你不知道吗？”阿泰尔很吃惊。我摇摇头。“是唐纳德·默里，”他声音变小了，带着敬畏，“他是牧师的儿子。”

上课铃响了，我们都往教室走去。确实只是碰巧，当校长打开门扫视着走廊里潮水般的学生，寻找一个可能的目标时，我正好经过他门口。“你，孩子。”他用一根手指指向我。我停住了，他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我不懂他接下来说的是什么，只是越来越紧张地站在那里。

“他不会说英语，麦凯夫人说我可以当他的翻译。”

玛乔丽犹如一个盘旋在我肩头的守护天使。我转身看她，她报以迷人的微笑。

“噢，是吗？翻译，呃？”校长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们，故作严厉地挑挑一边的眉毛。他高个子，秃顶，戴着一副半月形眼镜，总是穿着大一号的灰色粗花呢套装。“那你最好和他一起去，年轻的女士。”

“好的，麦考利先生。”她好像知道所有人的名字，真让人惊奇。“来吧，芬利。”她把手臂搭在我臂弯里，领着我向操场走去。

“我们去哪儿？”

“你拿的那张纸条是克罗伯商店的订单，是给小卖部补货的。”

“小卖部？”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你啥也不知道，傻瓜。小卖部就是我们在学校里买糖果、薯片、柠檬汽水等东西的地方。这样我们就不用穿越马路，冒着被车撞到的危险了。”

“噢。”我点点头，对她的无所不知感到惊奇。后来我才知道她有个姐姐在小学六年级。“那么只有我们才会被撞到吗？”

她咯咯地笑着说：“老麦考利一定以为你看起来像个理智的家伙。”

“那他就错了。”我想起了和默多·鲁阿兹的冲突。她又咯咯地笑起来。

克罗伯商店在大约半英里外的路尽头一栋旧石头谷仓里。它位于干道的拐角，有两扇小窗户，看起来里面似乎什么也没有，两扇窗户中间有一道窄窄的门洞通向店里。从远处可以看到谷仓，紧靠一间锈红色波纹屋顶的石屋。干道是单行道，又长又直，没有人行道，两侧斜插着腐烂的木头篱笆桩，对羊来说形同虚设。沟渠里高高的草丛晒成了褐色，被风吹弯了腰，石楠丛已经名存实亡了。在旁边的斜坡上，房子沿干道一字排开，就像项链上的一粒粒方珠，房子周围没有树木或灌木丛为其添彩，只有杂乱的篱笆、破旧的汽车或烂拖拉机的残骸。

“你住在克罗伯什么地方？”我问玛乔丽。

“我不住克罗伯，我住在米兰尼斯农场，离克罗伯大约两英里。”她压低了声音，在风中几乎听不清，“我妈是英格兰人，”她好像对我倾诉秘密，“所以我说英语时才没有盖尔口音。”

我耸耸肩，不明白她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不知道。”

她大笑起来，“你当然不知道。”

天很冷，下起雨来，我把风帽戴上，偷瞄了一眼马尾辫女孩。她的发辫被风吹散了，但她似乎很享受发梢轻抽脸颊的感觉。她的双颊变得红彤彤的。“玛乔丽。”我在风中提高了嗓门，“这个名字真好听。”

“我讨厌它，”她瞪着我，“这是我的英文名字，但没人这么叫我。我真正的名字是马萨丽。”和“玛乔丽”一样，她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s”变成了柔和的“sh”，正如盖尔语中字母“r”后面的所有“s”的发音一样，这是北欧海盗统治这个岛200年后留下的传统。

“马萨丽，”我试着叫了一下，看是否顺口，觉得听起来很悦耳，“这个更好听。”

她羞涩地看了我一眼，温柔的蓝眼睛和我四目相对后又闪开了，“那你喜欢你的英文名字吗？”

“芬利？”

她点点头。

“我不喜欢。”

“那我叫你芬吧。怎么样？”

“芬，”我又试着叫了声，觉得干脆利索，“好的。”

“很好。”马萨丽笑了，“那你以后就叫这个名字了。”

这就是马萨丽·莫里森给我取这个名字的经过，它将伴随我的余生。

那时候，学校的新生在第一周只待到午饭时间，我们吃完午饭就放学。尽管我和阿泰尔在第一天早晨搭车去上学，却只能步行回家。大约只有一英里的路程。阿泰尔在校门口等我。我有事耽搁了，因为麦凯夫人把我叫去，让我将一张纸条转交给父母。我看到马萨丽独自走在前边路上。我们上午从商店返回的时候淋湿了，后来不得不一起坐在暖气片上烘烤。现在雨已经停了。

“快点，我一直在等你。”阿泰尔急不可耐地要回家。他想和我一起去他家房子下面岩石上的潮水潭里捉螃蟹。

“我想从米兰尼斯农场回去，”我告诉他，“那是条捷径。”

“什么？”他看着我好像我疯了，“走那条路要好几个小时！”

“不，不会的。我可以从克罗斯-斯凯格斯特路穿过去。”我不知道那地方在哪，但马萨丽告诉我那是从米兰尼斯到克罗伯的捷径。

我甚至都没等他反对，便快跑着去追马萨丽。我赶上她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了。她会意地对我莞尔一笑，“我以为你要和阿泰尔一起走回家。”

“我想和你一起经过米兰尼斯，”我若无其事地说，“那是条捷径。”

她看起来并没有被我说服，“对于捷径来说那可够远的，”她微微耸了下肩，“但我不能阻止你和我一起走，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窃笑，克制住得意忘形的冲动，回头看到阿泰尔正瞪着我们。

干道两侧各有一条岔路，这条通往农场，前面一条通向克罗伯。这条通往农场的路不时有车辆临时停在路边，它朝东南方向蜿蜒而去，穿越了远方地平线上的大片泥炭沼。但这里的地势更高，如果你回头望去，能看到这条路是从斯温波斯特和克罗斯那边延伸而来的。在另一边，克罗伯公墓如林的墓碑苍凉悲怆地指向天空，下面的大海沿着西海岸线泛起白色的浪花。路易斯岛北部的地势平坦，没有被山峦隔断。从大西洋到明奇海峡的气流从上空横扫而过，形成了变幻莫测的天气状况。光明和黑暗如同不断变化的调色板，互相映衬：小雨、阳光、黑色的天空、湛蓝的天空，还有彩虹。童年时我好像天天能见到彩虹，通常是双彩虹。那天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一道彩虹在泥炭沼上空迅速形成，在深蓝色天空的衬托下特别绚丽，美得难以言表。

小路向下进入一个缓坡，通向小山谷里一片密集的农舍。这里的篱笆修整得比较整齐，成群的牛羊在牧场吃草。有一座高高的红屋顶谷仓，还有一栋白色大农房，被一圈石砌的外屋围着。一条土路从白色大门通向白房子，我们在大门前停下脚步。

“你想进来喝杯柠檬汽水吗？”马萨丽问道。

但我这时很焦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该如何回家，只知道这次回家肯定会很晚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的愤怒。“最好不了，”我看了看表，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可能回家有点晚了。”

马萨丽点点头，“这就是走捷径的后果，总会让你迟到。”她开心地笑着，“如果你愿意，可以周六上午过来玩。”

我用穿着长筒雨靴的脚尖踢了踢草丛，耸耸肩，故作潇洒地说：“我会考虑的。”

“那就随你便吧。”她转身蹦蹦跳跳地沿着小径向大白房子走去。

我一直都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就找到了回家的路，因为过了米兰尼斯后，那条路逐渐消失了，变成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小径。我沿小径走了一段时间，心里越来越绝望，这时我看到一辆车的车顶飞速闪过附近的地平线。我跑上斜坡，发现自己正在马萨丽说过的那条克罗斯-斯凯格斯特路上。我望望两侧，这条路好像消失在泥炭沼中了。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边，内心充满恐惧，就要哭了。一定是冥冥之中有神明指引我选择了左边，因为如果我转向右边的话永远都回不了家。

即便如此，20多分钟后我才来到一个岔路口，那里有一块弯曲的白底黑字的路标指向克罗伯，让人不敢确信。我开始奔跑，泪流满面，雨靴的边缘把小腿磨得生疼。我闻到了大海的味道，在看到它之前就听到了它的声音。接着我来到高地上，看到克罗伯自由教堂熟悉的轮廓，它赫然耸立在石壁道上，被一片风格迥异的低矮农房和农场簇拥着。

我到家的时候，妈妈正在屋外停下那辆福特安格里亚，阿泰尔坐在后座上。她跳下车，紧紧抓住我，好像我会被风吹走，但她的如释重负很快被怒不可遏所替代。

“看在上帝的分上，芬利克斯，你到底去哪里了？我已经来来回回跑了两趟去学校找你，都快要发疯了。”她把我脸上的泪水擦去，我极力克制着不让更多的泪水流出来。阿泰尔下了车，好奇地站在旁边看着。妈妈瞥了他一眼，“阿泰尔放学后过来找你，他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我盯了他一眼，牢牢记住：只要牵扯到女孩，他是靠不住的。

我说：“我送那个米兰尼斯农场的女孩回家了。我不知道会花这么长时间。”

妈妈大惊失色，“米兰尼斯？芬利克斯，你到底在想什么？再也不要这么做了。”

“但马萨丽想让我周六上午过去玩。”

“哦，那我不允许！”妈妈变得很强硬，“太远了，我和你爸都没时间接送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试图忍住泪水。她突然对我心生怜悯，给了我一个很温暖的拥抱，柔软的嘴唇吻在我发烫的脸颊上。这时我想起麦凯夫人给我的纸条，从口袋里摸出来交给妈妈。

“这是什么？”

“老师给你们的纸条。”

妈妈皱着眉头接过纸条打开。我看到她的脸红了，她飞快地把它叠起来塞进了外衣口袋里。我始终不知道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但从那天起，我们在家只说英语。

第二天早晨，我和阿泰尔走着去上学，因为阿泰尔的爸爸要去斯托诺韦参加一个教育会议，而我妈妈的一只母羊出了点问题。我们在路上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有时被风猛烈地抽打，有时又感受到一小缕阳光的温暖。大海卷起白色的浪花，拍打着下面海滩上的沙地。快到山脚下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在我妈面前假装你不知道我去米兰尼斯了？”

阿泰尔怒气冲冲地说：“我比你大，我会因为让你去那里挨训。”

“比我大？四周而已！”

阿泰尔昂起脑袋，像周六早晨站在克罗伯商店外面的那些老男人那样郑重其事地摇摇头，“已经大很多了。”

我丝毫没被说服，“好了，我告诉妈妈我放学后去你家玩，你最好支持我。”

他惊讶地看着我，“你的意思是，你不去我家？”我摇摇头。“那你去哪儿？”

“我要送马萨丽回家。”我看了他一眼，不让他有反驳的余地。

我们更加沉默地走着，直到来到主路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送女孩回家，”阿泰尔很不高兴，“太娘们气了。”我一言不发。我们穿过主路来到通往学校的单行道上。现在其他孩子也从四面八方会聚过来，三三两两地朝远处的学校大楼走去。突然，阿泰尔说：“那好吧。”

“什么好吧？”

“如果你妈问，我就告诉她你在我们家玩。”

我瞄了他一眼，但他避开了我的眼神，“谢谢。”

“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和你一起送马萨丽回家。”

我既震惊又不解，狠狠瞪了他很长时间。但他依然躲避着我的眼神。为什么呢？我纳闷，既然这样做太娘们，他为什么也要送马萨丽回家？

当然，多年之后我知道了原因，但那时我不知道。从我们那天早晨的谈话起，为了获得马萨丽的青睐，我和阿泰尔开始了竞争，它一直贯穿了我们的校园生活，以及以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