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睡得死沉，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倒不是说我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大部分原因可能是那张床。那是张旧床，在父亲建好阁楼之前，我在上面一直睡到3岁。它位于我们在其中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的厨房的壁龛里，是一个木头支架，下面是储放亚麻制品的橱柜，一块布帘把它和房间其余部分隔开。

在那里我总是感觉温暖安全，每天听着布帘外父母的低语声入睡，在泥炭和烤面包的香味以及炉子上熬的粥冒泡的声音中醒来。我花了很久才习惯一个人睡在清冷的阁楼里，现在再睡到那张旧床上，我发现自己竟然一时难以入眠。不过那天晚上我就睡在那里，因为姨妈过来照看我，她不想整晚跑上跑下的。

那天晚上我一定忽睡忽醒，因为我记起的第一件事情是过道里传来的声音，一股冷风从某扇开着的门钻进屋里，并一直钻进我的小隔间。我光脚溜下床，身上只穿着睡衣。房间被壁炉里的余烬，还有一种反射到四周墙上的奇怪的蓝光照耀着。

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蓝光来自屋外。窗帘没有拉上，我蹑手蹑脚地来到窗口向外瞅，看到一辆警车停在路边，雨水顺着车窗玻璃流淌下来，模糊了车内的情景。车顶上闪烁的蓝光似乎有催眠的作用。我看到路上的人影，接着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好像在痛苦地恸哭。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门打开的时候仍然迷迷糊糊。房间里的灯亮了，几乎把我的眼闪花了。姨妈在那里，脸色如鬼魂般苍白，一股冷风从她身后袭来，像一条巨大冰冷的毛毯包裹住了我。我看到一个警察，还有她身后站着的一个穿制服的女人。但这些只是支离破碎的记忆，我无法向你们真正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姨妈突然跪在我面前，紧紧抱住了我，她的胸脯柔软而温暖。她边抽泣边说，一遍又一遍：“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父母都死了，如果一个8岁的男孩能真正明白死亡是什么的话。我知道他们昨晚去了斯托诺韦参加一个舞会，知道他们永远也回不来了。在那个年纪，死亡是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我记得当时很生他们的气。他们为什么不再回来了？他们不知道我会想念他们吗？他们不在乎吗？但我在教堂度过的大量时间使我对天堂和地狱有了相当多的理解，它们就是你死后要去的地方，非此即彼。所以当姨妈告诉我父母去了天堂之后，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那是天空之外的某个地方，一旦你去了那里就永远回不来了。我唯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鉴于她对上帝和宗教的态度，我很吃惊姨妈告诉我这样的事情。我想也许她认为这是能把这个消息委婉地传达给我的最好方式，但不管怎样，没有一个委婉的方式能把父母的死讯传递给你。

我彻底震惊了。一整天屋子里全是人：姨妈、一些远房表亲、邻居、父母的朋友，一张接一张的脸庞不断过来对我表示同情和安抚。那天是我听到事故始末的唯一一次。在我和姨妈一起生活的那些年，她从未对我说起过。有人说——我不知道是谁，只听到拥挤的房间里有个声音说——一只绵羊从水沟里跳了出来，我父亲突然急转弯去躲避它。“就在巴弗斯旷野上的那个牧羊人小屋旁，有绿色屋顶的那个。”声音低了下来，换成了一种我几乎听不清的窃窃私语。我听到另一个人说：“显然汽车在着火前翻了好多次。”有人倒抽了口气，另外一个声音说：“哦，我的天哪，死得太惨了。”

我想有时某些人对死亡有一种不健康的兴趣。

我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待了很久，几乎没注意到楼下的人来来往往，汽车停在路上接着又驶离。我不断听到人们说我是多么勇敢，姨妈告诉他们我没掉一滴泪。但现在我知道眼泪是表示接受，我还不准备接受这个现实。

我坐在床沿上，麻木使我感觉不到寒冷，四下环顾房间里所有熟悉的东西：伴我入睡的熊猫，去年圣诞节我从袜子里拿到的一个里面有圣诞老人和驯鹿的雪球，一大盒我几乎还不会爬时就拥有的玩具，彩色塑料图形和乐高积木拆开的部件，那件背后印着肯尼·达格利什和7号的苏格兰足球衫，某周六下午父亲在斯托诺韦的体育用品商店为我买的足球，满架的棋盘游戏，满满两书架儿童书籍。我父母可能没多少钱，但他们总是确保我不缺这少那的，直到现在。而我最想要的一件东西他们却无法给予了。

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死，这可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在我小小的恐惧的内心中这个念头和我的悲伤争夺地盘，但你不可能长时间地琢磨自己的死亡，很快我就把它弃之一旁，决定既然我只有8岁，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再说吧。

我还是哭不出来。

举行葬礼的那天，天气就像呼应了我依然强烈的愤怒与绝望，不仅冷雨潇潇，还夹杂着飞雪。从海边吹来的12月的飓风钻到伞底，吹打着我们的脸颊，针刺般寒冷。

我只记得蓝色和灰色。教堂里的悼念仪式冗长肃穆。现在我心头仍然时常萦绕着盖尔语的唱经声，那种平淡、无伴奏的声音强烈地唤起了我心中的哀伤。在房子外面，棺材并排放在路中间的椅背上，100多人聚集在雨中。黑色的领结、大衣和帽子。黑色的雨伞在风中挣扎。苍白、忧伤的面庞。

我太小了，无法帮着抬棺材，就站在队伍前列，紧跟在棺材后面，阿泰尔在我身旁。从他夹带着痰的呼吸声中，我能听出他的悲伤。当他把冰冷的小手塞进我手里握了一下，沉默地表示友情和同情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步行到墓地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紧紧握着他的手。

在路易斯岛，只允许男人陪伴死者到他们的坟地去，因此女人们在路上排成一行，目送我们离开家。我看到马萨丽的妈妈，她满脸悲伤，我记得第一天去她家的农场时，她身上散发着玫瑰的芳香。马萨丽站在她身旁，头发上系着黑丝带，紧紧抓着妈妈的大衣。我注意到那天她没戴眼镜。她用那双温柔的蓝眼睛在雨中追随着我，我看到她眼里的痛楚，不得不把目光移开。

这时眼泪才夺眶而出，被雨水遮盖了。这是我第一次为父母哭泣，我想就在那时我接受了这个现实，他们确实已经离去了。

那时除了葬礼之外我没想别的，或者琢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我那么做了，我怀疑我是否能想象到我的生活将会发生多么残酷的变化。

最后一个人刚离开，姨妈就把我带到楼上收拾行李。我所有的衣服都被粗暴地塞进一个行李箱里。我可以挑选几个玩具和几本书装在一个小包里带走。姨妈说我们还要回来一趟，查看一下剩下的东西。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不再是我的家了，事实是我们再也没回来拿剩下的东西。我不知道那些东西的结局怎样。

我被推搡到外面姨妈的车旁，它停在路上，引擎开着，雨刷刮擦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车里很暖和，但散发着一股潮湿味，车窗蒙上了一层雾。我们向山上开去时，我甚至都没想到回头看一眼。

我以前曾去过姨妈家，一直觉得那是个令人抑郁的冰冷地方，尽管到处都是彩色的塑料花盆和悬挂的布料。进入房间后，一股潮湿的冷气瞬间就会钻入骨髓。那天因为全天都没生火，所以当她打开门时，我感觉屋里比平时更加凄凉。我们提着包和箱子挣扎着上楼，门厅里的无罩灯泡也显得更加明亮刺眼。

“我们到了。”姨妈一边说，一边打开过道尽头通向阁楼的门。倾斜的天花板，壁纸上潮湿的水印，生锈的窗户上凝结的水珠。“这是你的房间。”一张单人床靠墙放着，上面铺着粉红色的灯芯绒床罩。战时的多用途衣柜的门敞开着，空空的衣架和搁板正等着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放上去。她把我的手提箱举到床上。“好了。”她打开盖子，“我走了，你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方式把东西放到衣柜里。恐怕茶点只有烟熏鲱鱼了。”

她快走出门时我问：“我什么时候能再回家？”

她停下脚步看着我。尽管她眼神里有同情，我确信也有一丝不耐烦。“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芬，茶好的时候我会叫你。”

她离开时带上了门，我站在那间现在属于我的冰冷沉闷的房子里，感到无限的凄凉。我在玩具袋里找到熊猫，坐在床沿上，把它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口，透过裤子感觉到床垫的湿气。我那天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生活被无情地改变了，而且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