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快落山时，赖安驱车来到了索尔特希尔。他的屁股又酸又痛。从都柏林出发，他一路向西横穿整个爱尔兰，几乎没有休息过，只是途中在阿斯隆城外的路边下车方便了一下。一路上他不得不停了三次车，好让农夫赶着牛群穿过马路，到另一边的田里去。离都柏林越远，路上的车子就越少，有时开上好几英里他能见到的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也就是拖拉机，有时甚至能看到马车。

他把沃克斯豪尔汽车停在与酒店客房相通的小院子里。先前菲茨帕特里克把车钥匙交给他时还给了他几张英镑和几张十先令的零钱，并告诫他不要对这辆车有什么不满。

赖安从车里钻出来，绕到酒店大门前。一阵寒风迎面吹来，风中掺杂着一些从岩石上吹起来的盐末，有几粒落在了赖安的嘴上。他咂咂嘴尝了尝。头顶上几只海鸥一边呜叫着一边在空中盘旋，它们的粪便很自然地落在了酒店的矮围墙上。

门楣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圣艾格尼斯酒店，店主J.D.托尔夫人”的字样。他按了门铃，等人来开门。

一个白色身影出现在结满冰霜的窗玻璃上，一个女人问道：“谁啊？”

“我叫阿尔伯特，赖安。”他回答说，“我正在调查前不久在这里发生的那起案件。”

“你是警察吗？”

“并不完全是。”他回答说。

吱嘎一声门开了，那个女人从门缝里窥视着他说：“如果你不是警察的话，那你是什么人？”

赖安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拿出身份证给她看。

“我得戴上眼镜。”她说。

“我是情报局的。”

“那是干什么的？”

“有点像警察，”他说，“但是我为政府工作。你是托尔夫人吗？”

“是的，我是。”她回答说，目光又转回到赖安的身份证上。“我看不清那上面的字。我得去拿我的眼镜。”

“在你找到眼镜之前我可以先进去吗？”

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关上门。赖安听见门上的锁链滑动的声音。她开了门让赖安进去。

“我并不是有意冒犯，”当赖安跟在她身后走在昏暗的走廊上时，她说道，“自从新闻里报道过那起案件之后，各种各样的人就不停地来骚扰我，绝大多数都是记者，还有一些人想来看看尸体是否还在这里。真让人讨厌，所有人都是这样。呃，找到了。”

她从面前的一张桌子上拿起眼镜架在鼻子上，说：“把那个再给我看看。”

赖安将身份证递给她。她很认真地看着，一个字都不放过，确认没有问题后才把身份证还给了赖安。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警察，所以我不能保证还能给你提供其他什么线索。”

“你说得对，”赖安说，“但是我还是想和你聊聊。”

这时，赖安注意到左边的一个房间里有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牧师在休息。女士在看书，男士在抽烟，而牧师则在看《爱尔兰时报》的赛马版，边看边用一支短铅笔在名单上做记号。托尔夫人走过去将房间的门带上。

“我希望你不要惊扰我的客人。”她说。

“我不会的。也许我可以先去发现尸体的房间看看，然后我们再聊一聊。”

她转身朝着楼梯的方向看了一眼，仿佛楼上有某个可怕的生物在偷听似的，然后说：“好吧。”

托尔夫人走在前面带路。两边的墙壁上画着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墙上挂了几张索尔特希尔和戈尔韦城的老照片，还有几幅画像，看上去应该是上几代家族成员的肖像画。

“这件事太让人震惊了，”她说。由于爬楼梯，她的呼吸有些急促。“他看上去是个很好的人。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要那样对待他。或许他是个外国人，可那也不至于要杀了他吧。而且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下个月的所有房间都已经预订出去了，每个人都是来看肯尼迪总统的。你知道吗，总统的直升机会在这里降落，就是酒店前面的这条马路。可现在，那个房间的地毯上沾满了血迹。我不得不把整个房间全部重新装修一遍。我总不能指望有人愿意住在沾染了血迹的房间里吧。我们到了，就是这个房间。”

她在一扇写有“6”的字样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然后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不跟你一起进去了。”她一边开门一边说。

“没关系的。”赖安回答说。

就在他用手握住门把准备开门的时候，托尔夫人抓住了他的手腕。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她压低了声音说，“他死前曾经喝过酒，我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个瓶子。我不知道瓶子里装的是什么酒，但他死前瓶子就在那儿了。”

“是吗？”赖安问道。

“嗯，是的。他可不是第一个喝酒之后猝死的人，这个我是知道的。我丈夫就是那种人，他死在酒店的正门外面。他喝了一个晚上的威士忌和黑啤，然后不小心摔倒在门口的石头上，把脑袋摔裂了。后来涨潮把他淹死了。”

“听到这个我很难过，”赖安发自内心地说。“我结束后就去找你。”

“那么，好吧。”她点点头，向楼梯走去。“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随时叫我。”

赖安转动门把手，走进了房间。

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像是金属生锈和肉类腐烂的味道。他咳了起来，赶紧用手捂住鼻子，另一只手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啪的一声灯亮了。

房间布置很简单，与他以往住过的差不多。雅致的印花墙纸，图案精美的地毯。洗面池占据了房间的一个角落，而另一个角落里则摆放了一个衣橱，一张带有床头柜的单人床，床对面放着一把椅子。

墙上有一块红褐色的东西，由一些很小的固体物质组成，不过在房间的这一侧几乎看不见。

赖安慢慢地走到床脚。离床脚不远的地毯上有一摊黑色，黑色的边缘用粉笔勾画出一个蜷曲着的人形。窗台和床头柜上撒了些粉末，几个指纹幽灵般地显露了出来。

床脚的地板上有一只敞开着的小行李箱。赖安在行李箱边上蹲下来，翻看里面的物品。内衣、短袜、三盒彼德，史蒂文森香烟，还有一瓶进口伏特加。他站起身来环顾四周，看见在洗面池台子的边上放着一只洗漱包，里面有修面刷、剃须JJ、牙刷和古龙香水。

他从洗面池上方的镜子里瞥见了自己。镜子里的他显得很疲倦。25岁时他就开始有双下巴了，如今他36岁，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看上去就像一条孤独的猎犬，尤其是疲惫的时候。他的双眼看上去深不可测。

突然，赖安吃惊地发现镜子里多了一个人。

“你就是那个G2的人？”一个声音问道。

赖安转过身，看见一个男人站在门口，身上穿着一件邋遢的西装，外面还罩了件破旧的大衣，手上举着一个打开的钱包。

“我是‘戈尔代’的迈克尔·哈林顿侦探。”他边说边将钱包塞回到口袋里。“我接到通知说你要来，可是我没想到你这两天就到了。”

赖安伸出一只手说：“我想早点开始，尽早看一看案发现场。”

哈林顿盯着赖安主动伸出的手犹豫了那么一小会儿，然后才伸出手握了握。他的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马尼拉文件夹。“这很正常。我带了份报告给你。如果你想去看看尸体的话，它现在还停放在地区医院里。”

克劳斯赤裸的尸体平躺在不锈钢台子上，眼睛是合上的，失去水分的嘴唇微微张开地噘着，仿佛被永恒定格在一个低声诉说的姿态中。躯干部分有一个Y字形的切口，从黑色阴毛丛生的耻骨一直向上延伸到两个肩头。腹腔中的内脏已经全部重新归位，切口也被整齐地缝合上了。在肚脐下方有一个洞，洞口边缘的皮肤起着皱褶，还留有焦痕。

另一条缝合线从一只耳朵后面开始，向上沿着头顶一直延伸到另一只耳朵。赖安完全可以想象出当时的场景：病理学家切开头皮，将它剥开一直拉到能遮住眼睛的位置，就像戴了副面具，然后锯下一部分头骨，最后取出损毁了的脑组织。

赖安第一次见到人脑的内部结构是在他18岁生日的那天。那是在荷兰奈梅亨北面几英里外的一片田野上，当时四处弥漫着浓重的雾气。赖安记不清那名下士的名字了，只记得他的头部裂开了，像一个压碎的西瓜，看不见骨头和血，只剩下里面的灰色物质。

赖安记得当时他瘫倒在地上，潮湿的泥土浸湿了他的制服。他向着前方20码远的篱笆爬去，坚信自己的脑袋随时都会被压得粉碎，最后只留下一堆脑组织。当他爬回队伍时，中士对他说：“把你的脸爱尔兰情报局的简称。擦干净，小伙子。”

赖安抬起手，感到脸上湿乎乎的，还有些沙砾，接下来他便吐了自己一身。

但是，他现在早就不那么轻易呕吐了。

一个很大的水池边上放着一个滤水器，两只树脂玻璃瓶里装着变了形的子弹。赖安逐个拿起来仔细查看。

“我们从床头板中取出了一颗子弹。”哈林顿说。“一颗子弹打穿了肠子和肾，从背后射了出来。他的脑部还有一颗。那个庸医在一堆果冻样的脑髓里找到了子弹。他用长柄勺把子弹舀了出来。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头部的另一端有一个洞，正对着子弹射.入的地方，而且墙上也溅上了脑浆，可是那名庸医却在脑袋里找到了子弹。”

“是气体任外的推力。如果杀手当时使用了消音器，那么子弹的速度就会被削弱。这就是为什么一颗子弹仍然留在了脑袋里，而另一颗也只是射进了床头板里的原因。”

“哦，”哈林顿装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说，“哎呀，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在哈林顿开车来医院的路上，赖安看了那份报告，发现里面的信息少得可怜。房间里唯一一个清晰可辨的指纹是克劳斯的，其余的都模糊不清，其中有托尔夫人的，也有最近一段时间里住在这个房间的房客留下的。如此看来，杀手应该没有触碰过房间里的任何一样东西。

一只塑料托盘里放着几样私人物品，其中打火机和烟盒引起了赖安的注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把烟盒翻过来，灯光照在烟盒雕刻精美的花纹上。

哈林顿注意到了赖安的举动，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要派几名G2成员来调查这个案子的原因了。”

赖安没有答他的话。

“曾经有一个德国人，他在博利贝格租了一间农舍，住了大约六七年的时间。当时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故事。我记得在他离开后，他家的清洁工告诉我说她曾在他家的一面墙上看到过一个纳粹标志，还有一幅希特勒的画像。我觉得她的话不可信。”

哈林顿停顿了一下，似乎期盼着赖安能表现出一丝惊讶。看到赖安毫无反应，他只好无趣地接着说下去。

“然后就是斯科尔兹内，那个奥地利人，他现在住在基尔代尔。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在宴会上与一些要人握手的照片。我从来都没有支持过英国，但是德国纳粹的做法也不对。虽然我们国家对待纳粹分子并不严厉，但我并不会因此而欢迎他们来爱尔兰定居。”

“我要看的都看完了。”赖安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