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傍晚景色怡人，夕阳映红了街上的窗户，远远望去闪烁着金光。在落日的余辉下，教堂的圆顶俯视着莫斯科四周参差不齐的屋顶。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塔吉妮娜·罗曼诺娃下士此时正坐在自己宿舍的窗前，沉醉于迷人的暮色中，觉得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幸福，安适。

她的幸福不是浪漫的爱情，这跟谈恋爱所带来的喜悦一点都不相关。近来她的心如地平线上清澈的苍穹一样澄净，这是一种建立在安全感之上的，对未来信心十足的幸福感。丹尼金教授对她的赞誉之辞更提高了她这种感觉；电炉上飘来的阵阵香味；电台播放着莫斯科国家乐队演奏的鲍里斯·克多罗夫序曲，这是她最爱听的。这一切全都使她深深陶醉，漫长的冬日和短暂的春天已过去，这阳光明媚的六月是多么令人欣喜！

塔吉妮娜所住的房间是一栋巨型的现代大楼中的一间小格子，这栋八层大厦是国家安全部的女职员宿舍，矗立在沙多瓦雅大街上。这座庞大的建筑是由犯人修建的，一九三九年交付使用，里面有两千多间房子。像塔吉妮娜这样的下士只能住在四楼，室内没有什么家具，除了备有电话和冷热水管，但洗澡间和厕所都是公用的。一楼到六楼房间的样式都差不多，但最高两层却全是两间或三间一套的套房。这些住房装修也比下面六层要豪华得多，而且带有自己的浴室，这些都是为高级军衔的女人准备的。安全部的住房是严格按照军衔分配的，只有少校或上校军衔的人才能住进最上面的两层套间。

但是塔吉妮娜对自己的待遇已心满意足，她每月的薪水一千两百卢布（比她在任何其他政府部门的薪水要高百分之三十）。她还有自己的房间，不至于和其他人合住。在这层楼房底层的军人服务部里，她可以买到比市面便宜的食品和衣服。每月她至少可以得到两次芭蕾舞或歌剧的军人优待票，一年中她有两个星期的假期。更重要的是，像她这样在莫斯科工作收入稳定，生活相对丰富，又有美好的前途，不像在外省城市里的生活枯燥乏味，年年岁岁一个样，只有偶尔放映的一部新片子或巡回马戏团才能提起人们的兴趣。

当然了，自从受雇于苏联国家安全部后，身上军服便把她与外界隔绝开来。人们害怕军人，故意疏远军人，这对大多数姑娘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按规定，她只能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交往，今后时机一到，也只能奉命与某个政府里的人结婚。工作起来相当辛苦，就像魔鬼，每周工作五天半，每天工作时间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其中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在食堂吃午饭的四十分钟。午饭的伙食非常不错，这样晚上可以少吃点，省点钱去买件黑貂皮大衣。

想到吃晚饭，塔吉妮娜马上从窗边的椅子上站起身来，去看锅里煮的蘑菇羊肉片汤，这就是她的晚餐。汤已经快炖好了，香气扑鼻。她关掉了电炉，盖上锅盖，让汤再煨上一会儿，然后她走到盥洗间梳洗去了。每天她都这样做，已成了她的老习惯了。

她一边擦干手，一边在洗脸架上的大梳妆镜前端详自己。

她早先的一位男朋友曾说过，她很像电影明星葛丽泰·嘉宝，那简直是在胡扯！但她此刻端详自己，发现确实很像。一头柔软光滑的粟色头发瀑布一样地披在双肩，发梢有点儿向上卷曲（嘉宝曾经做过这样的发型，塔吉妮娜承认自己模仿了她）；皮肤白嫩，皎洁如象牙；自然修长的眉毛下面是深蓝色的大眼睛。（她调皮地睁一只眼同时又闭上另一只眼，哦，她的睫毛也是那么长而上翘），鼻子秀挺，隐隐透着一股天然的傲气。嘴巴呢？恩，稍宽了一些？而她笑起来就更宽了！她笑着看着镜中的自己，可是这更像嘉宝了。不过，嘴唇丰润性感，嘴角上还总是带着那么一丝笑意，令人销魂，没人会说这是一张冷冰冰的嘴巴。鹅蛋脸，会不会太长了？下巴是不是太尖了？她朝两边摇摇头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轮廓。一缕缎子一样的长发在她右眼前来回摆动，她不得不把它们撸到后面。嗯，下巴是尖了点，但还好，没有那么消瘦。她对着镜子开始拿起梳子梳那头浓密的长发，嘉宝的确很美，但她也十分漂亮。要不，就不会有那么多男人吹捧她了，就连那些姑娘们，也总是缠着她传授美容术呢！她满意地对着镜子做了个鬼脸，然后准备吃晚饭。

实际上，塔吉妮娜确实是个大美人，凡是见到她的人都为她的美貌倾倒。她眉清目秀，身材婀娜，曾在列宁格勒的芭蕾学校系统地学习过一年舞蹈。因为后来个子长得比规定高度超过一英寸，才不得不放弃舞蹈。在那所学校中，她学会了如何保持优雅动人的姿态，她爱花样滑冰，这些锻炼使她身材更为健美。她总是去戴那摩滑冰馆练习，并且在那夺得了女子花样滑冰第一名的好成绩。她的胳膊圆润，胸部挺拔，这些都完美无缺。她身边的纯粹主义者是不赞成她的，她的肌肉由于经常锻炼已经失去了女子特有的柔韧，现在，她背上的肌肉圆鼓鼓的，腰两边的肌肉也变得结实，就像男人的肌肉一样。

塔吉妮娜是苏联国家安全部中心档案的英文翻译。大家都觉得她这么漂亮，将来总会被某个上级军官看中，娶她为妻或做自己的情妇。因此大家都很羡慕她。

她把浓汤倒进一个小瓷碗里，这个小碗的边上装饰着拉着雪橇飞奔的狼狗。她又掰了几块黑面包进去，然后她走到窗前，坐在椅子上，拿一把精致的小勺舀着汤，开始细嚼慢咽起来。这只小勺她非常喜欢，是她几星期前在莫斯科饭店吃饭的时候偷来的。

吃完晚饭，洗好锅碗，她又坐到窗前点燃这天的第一根香烟，开始吞云吐雾起来，（在俄罗斯没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姑娘会在公共场合吸烟，假如在工作的时候抽烟那就意味着要被立即解雇。）一边耐心地听着从土库曼斯坦的一出歌剧里选出的哀怨的音乐。该死的东方人，尽谱些靡靡之音，为什么不写点军事方面的呢？现代爵士乐或者古典音乐也行啊，这些东西真是难听，真是老掉牙了。

突然，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她走到桌旁，关掉收音机。拿起了话筒。

“是塔吉妮娜下士吗？”

是丹尼金教授打来的，平时下了班后，他总是爱叫她塔吉娜或塔娜，可今天的语气怎么这样严肃呢？这意味着什么呢？

她紧张地睁大了眼睛说：“是的，教授同志。”

电话那头的声音严肃而冰冷：“二司司长克拉勃上校要见你。十五分钟后，也就是八点三十分，你去她家里一趟。她住在八楼一八七五号房间，听明白了没有？”

“可是，同志，为什么？为什么……”

出人意料地，教授紧张地提高了嗓门，打断了她的问题。

“我要和你说的就这些，下士同志！”

塔吉妮娜把电话从耳边移开，她怒气冲冲地盯着听筒，好像能从这听筒的洞里得到更多的信息。她又对着话筒大喊了两声：“喂！喂！”话筒里只回荡着自己空荡荡的回音。电话早已挂断，她才意识到由于使劲儿抓着听筒，手臂都发痛了，她只好慢慢来回伸着手臂，把听筒放回电话机上。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呆呆地盯着那部黑色的机器，要不再给他打个电话？不，应该没这个必要了，他要讲的都已经讲了。还有，他知道，她心里也明白，这里所有的电话，不管是进来的还是打出去的，都被监听了，都有记录的。这样就是为什么他不多讲一句废话了。但凡讲的事涉及到公事和国家机密的事，在电话中都尽可能快说少说，免得种下祸根。而这种便条也尽快销毁掉。手中也不要拥有这种卡片之类。只有这样，你的手才会干净，才能逃过某些人权杖的铁锹。只有把要说的话尽快地通通倒出，人们才能感到轻松。

她把手指放进嘴巴里死命咬着，仍盯着电话，神思恍忽。他们要她去干什么？她有什么把柄给人抓住了？她极力地回想着过去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来的所做过的一切。工作中她有什么过失被发现了吗？她和同事在一起说笑时说过的那些嘲弄当局的话是不是被人汇报了上去？这完全有可能。但汇报的又是什么样的笑话呢？是什么时候讲的呢？如果玩笑过了头的话，她当时早就惊恐万状了。想了许久，她觉得自己问心无愧。那又会是什么呢？突然，她记起了一件事。啊，是不是她偷汤勺的事被人发现了！那可是盗窃国家财产呀！她恨不得马上把这个该死的汤勺扔到窗户外面去；说干就干，现在就仍。但从哪边窗户丢出去好呢？等一下，不可能是为了这个吧？这件事实在是太小了呀！她听天由命地耸耸肩膀，手也从嘴里放了下来。她走到衣柜边，取出她最好的制服，她的眼睛被恐惧、慌张的泪水打湿了。“锄奸团”要处理的大事这么多，怎么会管这芝麻大点儿的事呢，看来还有什么比这事更糟的事。她越想越害怕，眼泪夺眶而出。

塔吉妮娜含着泪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只剩七分钟了！新的恐惧又攫住了她。她忙抬手擦干眼睛，抓起她一套阅兵的制服穿上。现在，不管什么情况，迟到是不可饶恕的，她忙扣上棉上衣的纽扣。

穿好衣服，梳洗完毕，她的心继续探察罪恶的神秘，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拿着一根棍子戳进蛇洞一样。不管她从哪个角度去探察，总逃不过愤怒的一口。

顺其自然吧，被“锄奸团”的触须抓住了，都是无法说清楚的。这里每一个组织的名字都让人痛恨，人人惟恐避之不及。“锄奸团”，顾名思义，“处死奸细和间谍”，这是个污秽的名字，一个与坟墓相关的词，一句死神的咒语。人们在办公室里聊天时，没人敢提到它。特别让人胆寒的是它的二司，它是这个可恶组织中负责刑罚和死刑的部门，是恐怖组织中的恐怖中心，谁想到它都会毛骨悚然。

二司的司长罗莎·克拉勃是这个恐怖中心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是个阴险毒辣的女人！关于她有不少让人难以置信的传闻，塔吉妮娜白天听到她的名字都感到害怕，更不用说晚上了。

听说，克拉勃决不容许拷训犯人的现场没有她。她在办公室里有一件血迹斑斑的工作服和一把轻便折凳，只要她穿上那件工作服，拿着小凳急急忙忙地走向地下室时，就连“锄奸团”内部的工作人员都吓得发抖。每当这时，人们不是马上埋下头去看文件，就是转过身来默默地划着十字，直到有人说她回她办公室去了。

还有人说，在审讯室里，她常拿着她的轻便折凳，坐在倒吊着的犯人脑袋的桌边，眼盯着受刑人，对着执刑人命令道：上“一号”，上“十号”或上“二十五号”，而执刑人都按照她的命令变换着刑法。在她眼里，各种刑具就如同厨房中的调料一样，根据犯人的眼神变化，相应地变换着刑具，说“现在36号”或“现在64号”同时询问着一些东西。软硬兼施是她的拿手好戏，指挥上刑的是她，进行哄劝的也是她。每当她看到犯人流露出胆怯和哀求的目光时，她便一改常态，慢声细语地进行诱供：“哦，我的宝贝。你说吧，亲爱的，只要你把它说出来，就不再受苦了。看，他们把你打成什么样子。孩子，我真替你难过啊。说吧，我敢保证，只要你讲出来就一切都没事了。我会像你的母亲爱护你，在你身边为你消除痛苦。我已经为你准备好松软和暖和的床铺，你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再也不会有痛苦了。说吧，我的宝贝。只要你一张口，什么都好了，再也不会受苦了。”如果她看见受刑人仍然坚强不屈，她的脸色立马就变，冷酷立刻布满全脸：“你太傻了，太傻了。看来这种的痛苦你觉得还够，远远不够！你不相信我，我的小鸽子？想尝点新鲜的，是不是？你娘我这里东西多得很。你不相信吗？那好，给你来点绝的，上‘八十七’号！”她可以眼睛一眨不眨地坐在那儿，看着执刑人更换形具，加大力度，变换部位，直到悬挂在刑具上的生命慢慢地消失。

但是听说，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说来，到了“锄奸团”经历痛苦旅程的，少有走到头的。变换了几种刑具，犯人肯定就吃不消了。这时，只要再加上柔声的劝说，人们总是会瘫下来的。罗莎·克拉勃这种引起犯人对母亲的想念、熔化铁石心肠的作法，效果是男人的粗言恶语难以相比的。

等到犯人供认后，拉克动往往就端起她的轻便折凳，走过地下室的通道，返回办公室，脱去她那件血迹斑斑的工作服，完成了她的一件任务。也只有在这时候，阴森恐怖地下室的恐怖才会告一段落。

塔吉妮娜被这些想法吓得全身冰冷，她又看了手表，还剩四分钟了。她整理了一下制服，瞥了一眼玻璃中苍白的脸，转身，说了声，永别了，亲爱的，熟悉的小屋。她还能回来吗？

她心情沉重地顺着走廊走到电梯门口，按了一下门边的电铃。

电梯门开了，她挺了挺胸脯，扬起下巴，走进了电梯，就好像走上了断头台一样。

“上八楼。”她对开电梯的服务员说，转身面对门口，在里面，她想起了自儿时到现在没用过的一句话：“上帝保佑，上帝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