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哈里·帕特里奇来说，这一天特别令人沮丧。上午他采访了反恐怖主义警察部司令劳尔·奥劳兹将军。他并不认为这次采访有什么收获。

令人满意的采访是当天下午与塞扎·阿塞凡多的会见。此人是帕特里奇多年的至交，又是天主教教会里一位世俗的领袖。这次会见是在利马市中心的阿马斯广场的大主教邸宅后部的一个隐秘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阿塞凡多是“天主教社会行动委员会”的执行书记，经常协助实施各种计划，给秘鲁国内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送去医疗援助。

“我相信，”帕特里奇在会见刚开始时曾经说过，“你常常不得不与森德罗组织打交道。”

阿塞凡多笑了。“‘不得不打交道’，你讲对了。教会当然不赞成森德罗——不赞同他们的目标和方法。但在具体事务上，我们发生关系，尽管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位世俗的教会领袖接着解释道，森德罗出于自身的原因，不想与教会为敌，因而很少把教会作为一种机构来进行攻击。但是叛乱小组不信任某教会工作人员，一旦叛乱分子准备组织反政府的战斗或其他形式的暴动，便将牧师和其他教会工作人员赶出该地区，使这些人无法知道他们的活动情况。

“他们往往会对牧师和教会工作人员说，‘快从这儿滚开！我们不要你们呆在这儿里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们会通知的。’”

“那你们的牧师服从这样的命令？”

阿塞凡多叹了一口气说：“这听起来并不令人钦佩，对吧？但通常牧师们都服从，因为别无选择。如果不服从，森德罗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们。一个活着的牧师最终还能回去工作，一个死的牧师就不行了。”

帕特里奇突然灵机一动。

“目前有没有要你手下的工作人员离开的地方，因为森德罗不想让外界了解情况？”

“有一个这样的地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难。到这儿来！我在地图上指给你看。”他们走到墙边，上面挂着一幅巨大的秘鲁地图，地图上盖着一张薄薄的塑料纸，纸上有蜡笔画的记号。“就是这一地区。”阿塞凡多指着圣马丁省画了一个红圈的那一地区说。

“大约三星期前，我们在这里有一支很强的医疗队，执行我们每年例行的援助计划。他们所做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替儿童注射牛痘苗和其他预防针。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因为这地区属于塞尔凡，而塞尔凡一带常发生丛林病，而且往往是致命的。不管怎样，大约三四个星期前，森德罗坚持要我们的人撤离，尽管我们提出抗议，但最后还得走，他们控制着这一地区。现在我们想把医务人员弄回去，他们说不行。”

帕特里奇仔细研究画了红圈的地区，他曾希望这一地区小一些，但却大得令人头痛。他看了看相距遥远的地名：托坎切，乌切萨，锡永，新埃斯佩兰萨，帕切萨。他十分失望地把这些地名记下来。即使人质被关押在其中一个地方，在没有摸清他们关押在哪一个乡镇的情况下，贸然进入这一地区也是徒劳的。不作调查就向一个地方派出救援小组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希望是搞突然袭击。

“我想我知道你在考虑什么，”阿塞凡多说。“你在想你的那些被绑架的朋友是否可能会在圈里的某个地方。”

帕特里奇点点头，但没有吱声。

“我认为这不可能。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想早就会有一些流言传播开来。可我什么也没听说。我们教会有一个联络网。我可以送个口信出去，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就向你汇报。”

帕特里奇知道这是再好不过的了。但他也知道，时间不多了，他现在对于关押斯隆家属的地点掌握的情况并不比他刚到秘鲁时多多少。

这种想法使他在主教宅邸逗留期间心情抑郁。现在回到旅馆的房间，想起这件事和当天经历的其他事情，不禁对调查毫无进展产生了一种失意感，失败感。

突然，他床边的电话铃响了。

“哈里，是你吗了”帕特里奇听出是唐·凯特林的声音。他俩互致问候，然后凯特林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想应当让你知道。”

也在凯撤饭店下榻的丽塔，在电话铃响过两遍之后接了电话。

“我刚接到纽约打来的电话，”帕特里奇对她说。然后他复述了唐·凯特林告诉他的关于他们在哈肯萨克发现的那栋房子和那些电话机，他补充说：“唐给了我绑架分子打到利马的电话号码。我想弄清这是谁的电话以及此人在什么地方。”

“把电话号码给我吧，”丽塔说。

帕特里奇重复了这个号码：28—9427。

“我设法去找那个恩特尔电讯公司的人，他叫维克托·维拉斯科。我要他弄清这个电话号码是谁的。有什么消息随时给你打电话。”

15分钟以后，丽塔的电话来了，“我总算和维拉斯科通了电话，他在家里。他说这不是他管辖的范围，要弄清情况也许会有点麻烦，但他认为明天上午可以办成。”

“多谢了。”帕特里奇说。不久，他便安然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