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德那仅有薄薄一层头发的头顶上汗津津的。他向宁静的楼上窗子看了最后一眼，便从小汽车上下来，向马路的边缘走去。他一直低着头，步履轻快地向公寓楼的人口处走去。

一个还没有多少胡须的小伙子，戴着响亮的随身听在擦地，那拖把的杆子已经很不像样了。他把前门打开了抵着，让微风吹进大厅。克莱德等待着，直到那小伙子向远处的墙壁做个舞姿将身子转了一半时，他随即匆匆穿过大厅，进入楼梯井。

他紧贴着墙，喘了一口气，红晕慢慢从脸上消失。他用短袖圆领衫擦擦额头上的汗水，那汗水在衣领上留下了新月形的印痕。

他转过身向楼上跑去。

戴维在回医院的途中，给在急诊室的黛安娜打了个电话，尽量给她鼓劲。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在药品推广部门工作，黛安娜答应在卡森家见到戴维之前追踪那个处方的线索。

戴维在一家咖啡馆停了下来，抓起一块夹肉面包和一罐可乐。在他排队等着付款的时候，敏锐地意识到似乎有嘁嘁喳喳声在跟随着他，有目光频频地向他这边投过来。就在她身旁的柜台上，收款员的报纸压在吃了一半的橙色的苹果下面，等待着下一位顾客的离去。报纸头版上的照片是戴维的，坐在詹金斯巡逻车的后面座位上，看上去他仿佛是被捕了。标题是：《施皮尔与洛杉矶警察署的紧张关系在升温》。事实上他已经列入到洛杉矶邪恶姓氏的名单之中——梅嫩德斯，富尔曼，弗莱斯，这让他既窘迫又惊讶。似乎他走向了不归之路，发现自己突然消失了。

戴维付了款，进到一个相连的庭院，不声不响地吃了起来。戴维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块夹肉面包，正在去神经精神病学研究所的路上，突然他注意到彼得摇摇摆摆地穿过庭院挥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托着中餐的托盘。

戴维追上彼得，耐心地走在他的旁边，克制着想主动给他端托盘的冲动。

“您好。”戴维主动地打了个招呼。

“噢，你知道。我正在把办公室从街对面的工作套房搬到楼上。把那个丝毫没有价值的东西挪上去，又上上下下地奔跑，这一直是件众说纷纭的做法，但是此外……”彼得一脚踩空，做了个鬼脸，把托盘放到附近的一张野餐台上。一个空的包装袋从他的托盘上吹起，不过他假装没注意地问：“休息一会儿你不会在意吧？”

“没问题，”戴维说，“根本不会在意的。”

戴维很不舒服地清了清嗓子。彼得耐心地等待着他所盼望的话：“你知道我多么讨厌人家对我说我要去做什么……”

“我知道。”

“这件事对克莱德和他的这次逃脱……从一种道德观念来说，这是不是我走得太远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呢？”

“你这个施皮尔真是动不动就发火，”彼得回答，“不过，我认为我十分了解你，知道问题不在这儿，从我搜集的情况来看，你觉察到存在真正的危险。”

戴维狠狠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眼睛变得清爽了。

“当你真的是走投无路时，靠的是自己的本能，”彼得说，“你只能这么做。我已经经历过无数次风险了。在越南战场上做手术，一个过程就八个钟头。你应放手，相信你的直觉是好的。”他伸出过大的手，摸着戴维的后脑勺，粗鲁地摇动了一下，像叔叔伯伯似的动作。

“你有很好的直觉，”他说，“我和你都同样了解这一点，不要让自己累坏了。”

戴维深深地呼着气，想把胸膛里憋闷的感觉都排解掉，然后说：“我只是对克莱德尽到了一个医生的职责，让他得到安全，让他得到应得的治疗。”

“并不是做每件事对别人都是有益的。”彼得说。

“我是个科学家，”戴维说，“我相信人是可以定型的。”

“戴维，人并不都是可以定型的，他们不是机器。”

“对，但是他们可以像机器一样被分析，他们的心境，喜好，血肉之躯以及身体器官都是可以分析的，一个好眼力可以从整体着眼，发现破损的部件，提供正确的医疗方案。”

彼得听后笑了，那笑声中带着一种轻微的嘲弄。

“在某些方面，你太像你的母亲了。你的天性也在这里，你的个人道德准绳，你的水平，并不是总能引起共鸣的。”

“那是什么意思？”戴维反问道。

“这意思是你有特殊的技能和天赋——上帝比我懂得更多，可是偶尔你会在道德和科学两者之间无所适从。你不妨亲自感受一下你的病人的痛苦和恐惧，那会更好些。这够烦人的了。”

“你知道，”戴维说，“在这件事上，我正是这样做的。”

“人是极其复杂的、有缺陷的动物，戴维。不管出于好心还是恶意，不要过分把他们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