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做小教堂的简陋房间摆着十把椅子。前面是一扇不太干净的玻璃窗，墙上以蹩脚的云彩画装点着。紧贴着墙的小盒子里有用西班牙文和英文写的《新约全书》。

戴维坐在中间一排韵一把椅子上，一只脚放在他面前的垫子上。外面的大厅里不时传来轮床的滚动声，刚才他从桑迪的助手那儿接过来的马尼拉纸信封就放在膝盖上，还没有拆。上面写道：戴维——里面全是公共记录。

亨德森先生毫不遮掩的哭泣使他心神不定。他盯着俗气的小教堂墙壁，想到他所经历的一些损失。

这时一个影像出现了，略施粉黛轻盈地走来了。伊丽莎自在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她一丝不挂，这样就不会感到太热，她的衣服在浴室柜台上。她发现他在注视着她，微笑掠过用牙咬住梳子的嘴唇，她用脚把门关上了。一种疼痛深入到他的内心，他好几个月没有这种感觉了，他不知道是哪一种的亲密行为会对他突然袭击。他回想他在妻子身边的时候，能从各个方面感觉到她全身香腻的体温。他们经常在被窝里相拥而卧。透过他科学家的表面，戴维突发奇想：当我们调情的时候，如果可以去任何地方，那样的话，我们失去最多的将是什么。

他不知道还会不会允许自己再和别人如此亲密。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拿着对碱的一知半解去打发生活的单调，揭示出生活自身。

他拆开马尼拉信封，抽出里面的两张纸，第一张是一份报纸文章的复印件：

关于终止对儿童攻击性心理研究在涉及实验对象的惊人事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权威机构——神经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心理学研究日前被取消。康诺利对此不置一词，但是神经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发言人珍妮特·施皮尔声明，这次研究主要聚焦于“观察儿童受到鼓励后的反应，家长和学者们可以更好地创造健康、合作的环境，并且避免不健康的做法”。

戴维觉得有些恶心，这恶心且在不断增长。康诺利太太的评述——我们永远感谢您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使他对印象中的猜疑有些动摇。他进一步审视这篇文章，然后开始搜寻透露他母亲卷人的有关文字。而这很快又显露出这本身就是一个掩饰的做法。

当这项研究第一批实验对象放回去的时候，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几个参与测试孩子的领养父母发现他们变得更具有攻击性，用固执的暴力和坏脾气破坏整个家庭的气氛，在一个男孩弄伤了抚养者的兄弟的鼻子以后，他的“母亲”打电话投诉到首席调查员那里。

“我们马上停止这项实验。”施皮尔说。

“当我们支持这项优秀和认真的研究时，同时也意识到让实验对象重新时，产生了某些小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停止研究，对此重新定位。”

这项研究，在运行了三个月之后，于第九周被取消了。

另一张纸是一份四万美元支票的复印件，上面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财务主管签发，日期先于文章两天，给开给“快乐地平线领养之家”的。很明显，该研究的某些方面出问题了——比伤了的鼻子的情况更糟糕，如果有人给“领养之家”的负责人大笔大笔的钱。

在戴维了解到他的母亲卷入这种事情后，他的厌恶已经到了心烦意乱的程度。也许是她下令从医院清除了这些卷宗，不想留下任何文字痕迹，他的脑袋被震惊得嗡嗡直响。

抚育之家的地址就写在支票存根上，写着皮尔逊路1711号，名字写的是道格拉斯·达维拉。

戴维把东西重新放回信封，然后静静地坐着，试图理顺刚才看到的一切，呼吸缓慢而平稳，小礼堂的环境也十分有助于心绪复归于宁静。

他绞尽脑汁地回想和母亲在一起的那同样温馨的记忆，但是却没有，他只是淡淡地记起一个冷冷的影像——在他出水痘时，她是怎么地躲避，尽管她明明知道儿子那时候身体的虚弱，使她这么做时也觉得羞愧；他告诉她自己生物学考了低分时，手心直冒汗；她在晚餐时间谈论起医学话题，却不愿跟伊丽莎白谈话。

他对她完全隐瞒研究这件事仍然感到震惊。她不能在活着时让他去面对、质疑和指控了。他一直认为她的医德是完美无缺的。她一生的隐忍、冷峻还有政治家的睿智，似乎都与上面某些性格多少是相分离的。他应该知道像医学那样吸引人的领域，好坏之间的界线最终会朦胧起来。

脚下的基石不见了，他别无选择，只好舍弃它，再找一块更为坚实的基础，才能接受过去的不公正，认真补偿现在。

门开了，有人走过来坐在他的旁边。他渐渐回到现实中来。他渐渐看清是黛安娜。他又看了看，她的脸上松松地覆盖着一层纱布。

“我不是动物，”她用刺耳的声音开了个玩笑，“我是个女人。”

“你不应当遮住你的伤口。”戴维说，他的声音疲惫而又平淡。

“我知道……可是我不想吓到病人。”

“你就是一个病人。”

“噢，是的是的。”她把脚架到她的椅子上，把膝屈到胸前问，“你在这儿做什么呢？你是个犹太人，又是个无神论者。”

“你怎么找到我的？”

“吉尔说看到你在里面。”

“你是怎么想的？”

“我感觉很好，太好了，遗憾的就是我感觉太好了。”

黛安娜的声调正好和戴维此刻的情绪相称。

“他们至少让我从自己的牢笼里出来，说我明天应该回家看看。”她指着戴维腿上的马尼拉信封说，“了解到更多的消息了吗？”

他简短地说了些关于康诺利研究的事情，然后把信给了她。

她慢慢地读着，然后放下，好久没说一句话，只是和戴维一起怔怔地盯着前方的窗户。

黛安娜轻拍脸颊上的绷带，试图这样来减轻一点痒意，“越来越痒了。”她说。

“攻击，警察，医院的那套明争暗斗，媒体也来了……”他擦了擦眼睛，“我已经受够了，可是现在我也要像母亲一样学会承担责任。”

黛安娜的眼睛变得机灵起来，“你从什么得出了那个结论的呢？”

“那些实验是在她任期内发生的。”

“可能她听到风声就停止了，你实在太清楚了，神经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主任是不可能监管每一项研究的。”

“她隐瞒了造就克莱德的这些实验。”

“她对克莱德这件事只是协助，戴维，是协助而已，在那项研究中共有二十七个孩子。除了他，没有一个是泼洒碱液的。”

“如果你看了这些电影胶片……”

“片子上听起来很可怕，我正要说你不能承担这些责任。你这样做是自负的表现。许多心理研究治疗在严格起来的道德委员会上都是值得质疑的。此外，谁能说你母亲对这些实验有难以推卸的具体责任？天性与后天的养育互相矛盾，起因与相关因素抵触。基因与环境相左。你正趟进哲学领域的污泥浊水之中。”

“我母亲教会了我许多，”戴维最后说，“可能超过其他人。她一直都很坚强，坚强得似乎到了一种顽固和无情的地步。”

“这种坚强也给了她同样年纪的女人所没有的经历，”黛安娜说，“人们的优点往往又是缺点，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但是你必须去承认，”戴维说，“在成长的过程中允许失败。但她不，那项研究是错误的，根本没有出路，她知道，所以她隐瞒了。”

“好吧，可你现在没有时间去为这垂头丧气了。”

他在工作服上擦了擦手，留下了汗迹，“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比方说你查一下那个地址。今天你要加倍鼓起勇气——你也许可以早一点摆脱这种情绪。”戴维点点头说：“‘快乐地平线’听起来很像50年代的退休机构……”

“你还在竭力躲避警察们吗？”

“暂时会。”

“克莱德已经明显地在对过去那个实验的伤害报复了。你最好需要有一个工具在手。尤其在他尾随你时。”

“这个百万支票就是。还有什么？”

他们都在端详彩色玻璃上的那棵树，却又各自想着心事。

黛安娜用手去触摸自己未受伤害的那半边脸颊说：“如果你是那种一定要看到他受严厉惩罚的人，事情就好解决多了。”

他们又盯着那棵树好一会儿。

“但是那么做也许我不会爱上你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