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位于第四街的大华盛顿市区分局的城际交通十分拥挤，足以使我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陈博士的否定困扰着我，最后我确信，自己是被那个即将到来的夜晚弄得心神不定，才会在他那最新的发明前败下阵来的。下一次我会作好准备。如果康涅狄格的事情如愿解决，我甚至还能当场把他的账单付掉一部分呢。

我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胡佛大楼，注意到在第九街拐角的正面出口附近正发生着一场骚乱。蓝白相间的市警察局分队的车停在路边。一群抗议者又一次迫近了大门。市警察局的警察们正强行把他们向街上推，但是人群并不愿意后退。他们把标语牌向警察戳过去，就像弗兰肯斯坦电影中拿火炬的村民，我透过自己车上挡风玻璃前雨刷的啪啪声，也听到了他们熟悉的口号。

“停……止……卡尼……沃尔！”他们喊着，根本不理会一个事实，即调查局很早以前就把那个有争议的电子邮件拦截程序的名字改成了不那么具有煽动性却又不太好叫的DCS1000。“停……止……卡尼……沃尔！”

当然了，他们也会去大区分局的，他们对该程序最新添加部分的愤怒与日俱增，该部分有一个颇具科幻小说味道的名字叫“神灯”，它能侵入家用电脑，长驱直入一直到达向硬盘传送数据的每一个按键。

连我都认为，如果考虑到其被滥用的可能，如果想像一个肆无忌惮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使用这个程序侵入宪法第四修正案，这确实令人担心。难怪这些抗议者要扛着标语牌直接冲我们来了。他们是合法的抗议者，但是这些诚实的人从来就容易对付。

令双方都感到不幸的是，还出现了其他情况——那些砸玻璃窗、扔石块、大吵大嚷，并且散漫无度的暴徒，他们只要有机会放纵，就会不惜干出一切。今天他们为的是“神灯”，以前为的是世界贸易组织，下个月——自9·11事件后就一贯如此——又会是“公平对待恐怖主义分子”了。

我在印地安那大街上沿着对角线抄近路开车，三分钟后便发现自己做了个明智的决定。通向局里车库的下坡路上挤满了抗议的人群，但附近没有警察，也没有总务管理局的警卫。很典型。只要胡佛大楼没事，干苦力的就轻松多了。我得承认，这群人动静很大，他们的口号清晰可辨，盖过了我车上收音机里传出的音乐声。

“停……止……卡尼……沃尔！……停……止……卡尼……沃尔！……停……止……卡尼……沃尔！”

我驶过坡道，把我的随想曲汽车缓缓开到他们面前，按了好几次喇叭，但是还是让这辆大车前进着。没开多远我就感到车后部一阵摇晃。我往后视镜里看了看，发现在车后有个大胡子男人穿着一件军用迷彩服，戴着一顶黑色的针织风帽，正在车子的保险杠上跳上蹿下的，叫着喊着，他用中指指着我，愤怒得嘴角直流口水，企图向我的后窗吐唾沫。我倒是想把这家伙送上联邦法庭，可我没时间做书面工作，便一踩刹车。那个白痴失去了平衡，趔趄地前扑在车身上，又从车上跌下去。我咧嘴笑了，最简单的方法总是最有效的。

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这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大胡子男人出现在我的车窗外，举起胳膊，朝我挥舞过来。我转开头，扭过身子，听到鸡蛋打到车窗的劈啪破裂声。我又转了回来，透过散开的蛋黄，隔着玻璃盯着他。

我猛地把变速杆压到停车位置，推开车门，那家伙还没来得及跳回去就被撞上了。他绊了一下，跌到路旁，我立刻扑到他身上，一把抓起他的迷彩服，将他猛拉起身。他瞪大了眼睛，可是闹事的人群那愤怒的喊叫声又使他鼓起了勇气。

“就像头猪！”他嚷嚷着，“想干吗，揍我吗？”

“盖世太保！”他背后传来了一个喊叫声。

“纳粹！”第二个声音附和着。

第三个人向我靠近过来，他张大了嘴巴。“你可以把我们都宰了！”他叫嚣着越走越近。

人群开始向我缓缓移过来，我把那扔鸡蛋的家伙朝他们的方向拽了几步，这让他们一阵困惑，沉默下来。

“大家想一想，”我说着，声音响亮到足以让每个人都能听到。“袭击联邦官员要坐一年牢……最少罚款一万美金，但是别让这些吓住了你们。也许你们可以一起去法官那里，来个集体打折。”我回头对着那个俘虏，“我和你做个交易，你就把它当作认罪求情协议吧。”

“你他妈的说些啥？”他咕哝着，“疯了还是怎么的？”

“就是这么的了，”我说着指指他左手的杂货袋，“还有鸡蛋吗？”

他顿时没话了，于是我抓过那个袋子，检查起来。果不其然，袋子里是新买的一纸盒鸡蛋，还是双A级特大号的。惟一损失的一个早已在我的车窗上凝结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着被我捕获的家伙。

“我没必要一定得告诉你……”

我猛一拽他的上衣，竟使他的绒线帽掉下来，盖住了他的半边脸，他都没来有得及拉回去。

“史蒂夫。”他咕哝者。

“行，史蒂夫，我们就这么办。”我把那盒鸡蛋拿出袋子。

“把你的帽子给我。”

“休想！”他说道，“他妈的休想！你不能让我……”

我伸手去拿挂在我皮带上的手铐，“好吧，也许我们最好立刻就这么办。”

他举起了手：“操你妈的。”他咕哝着，把绒线帽子从头上拿下来，递给了我。

我把那盒鸡蛋，全都倒在他的帽子里，把帽子小心翼翼地扣回他的脑袋上，然后紧贴着他的耳朵压了下去。他朝我晃起了脑袋，意识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我并没有让他难受太长的时间——这倒是应该受到赞扬。没等他举起手来阻止我，我便利用高他六英寸的优势，伸出手来，正对着他尖尖的头顶拍了一下。

轻柔的蛋壳破裂声非常清晰，周围出现了一片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宁静。

人群连大气都不敢出，史蒂夫睁圆了眼睛。一帘黄色的蛋黄，从帽子下面沿着他的前额滑落下来，流进了那双眼睛。他抹掉了这些黏黏糊糊的东西，瞪着我，我猜到那里面萌动着复仇计划的种子。

我得监视他，当我走回自己的车子，并继续向下坡的车库驶去时，我暗暗想着，不过，我并不怎么担心。他这类人没有一群乌合之众相随，是干不了什么大事的，而且得过一会儿——等这个消息在华盛顿的白痴团队中传开后——年轻的史蒂夫才能找到另一个团伙，来支持他。

我走上楼，走过大房间，走向我位于17小组大房间后面的办公室。在二十个委派到我的特别调查小组——用局里的行话说就是特调组——的特工中，大多数人正在桌子旁，电话机贴在耳朵上，从世界各地抽取着有关在几百个政府职位的申请者和提名者中一两个人员的信息，这样的人总是举足轻重，会使白宫为此提出特别关注的要求。我初次听到那些嘈杂声音时觉得很是惊讶，但过不多久我甚至都注意不到它了。一年多一点之前我就开始负责这个小组，这是我爬上管理阶层的第一步，但我依然对这些人如何会在这样混乱的环境下做出如此高质量的工作感到困惑不解。

我停在秘书卡伦·基尔布赖德的桌旁，她看着我。

“我刚要打你的手机找你，”她说，“主管副局长要见你。听口气他不太开心。”她眼睛一眯，显出关注的样子，“你做了什么了？”

“什么也没做。”我告诉她，但是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人看到了楼下发生的事，告了我的密。或者是主管副局长凯文·芬纳蒂亲眼看到了。主管副局长的办公室望出去正好是大街，还有通往车库的下坡道。他很可能一直在观看，想到这里，我有些不快。去见这位负责大华盛顿市分局的人就像去拜访直肠病学专家一样无趣。

我想拿起办公室的电话拨他的号码，但是特工莉萨·桑兹坐在那里挡住了去路。我走过她身边，来到书桌旁的金属衣帽架边，挂起雨衣，转过身，视线越过她的头顶，瞥了瞥墙上的普通挂钟。

“急事，”我对她说，“我马上要和主管副局长碰个面，然后半小时内要到达华盛顿巴尔的摩国际机场。”朝书桌走去时，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是花香型的，但不甜蜜，也许是野花，盖住了我从阴险的陈博士那里带回的腋臭。

桑兹那双棕黑色的眼睛盯着我，“你要走？现在吗？不等我们作完关于汤普森的报告了？”

我坐到桌子后面，拿起电话，告诉凯文·芬纳蒂的秘书我就上楼去，然后挂了电话。

“莉萨，我明天上午回来。你告诉过我星期五你就完成了那个调查，剩下要做的就是口述这份报告。”

“星期五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错了。我星期六回来做口述时遇上了麻烦，是个很糟糕的问题。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格雷迪发生了这样的事，不能再这么做了。”

我开始咬紧了牙齿。老天，最高法院提名者真把我烦死了。约瑟芬·格雷迪的惨败并不发生在我行使职权的时候，但它却是使主管职位空缺并让我得以升迁的原因。我的前任现远在蒙大拿的比尤特工作，但是他的失败却遗留在我所接任的这个小组中。在胡佛大楼的人看来，最高法院提名若出现第二个灾难，那就是我的第二次失败，而两个失败会比炭疽病毒更致命。我拿过公文包，打开了它。

“继续说，”我告诉莉萨·桑兹，“我可以一边准备一边听。”

她晃了晃齐肩的棕色头发，“少了二十天，老板，”——在局里，虽然有主管干预，这个头衔还是在继续用着——“而且我不知道怎么把它们找回来。”

我看看她，哼了一声。遗漏了一丽天还可以解释过去·可是不能漏掉二十天呀。决不能对椭圆形办公室这么说。对大多数人来说，特调组案件可真他妈的烦人，可要是和白宫搭上边的话，就会有致命危险。突然，我去康涅狄格州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我恨恨地盯着莉萨，又提醒自己这并非她的错。

“是多久前的事？”我问道。

“1972年。”

“72年？三十年了？”

我的精神被提起来了。也许我晚上的计划根本不会被破坏。我从箱子里拿出飞机票，插进上衣口袋，拎起黑色的真皮公文包，从衬衣口袋里掏出镶嵌着金色警徽的身份证件·放进公文包。

莉萨参看了一下手里的黄色事务便笺簿，“布伦达·汤普森1972年6月17日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她很快就离开了湾区，7月8日在耶鲁法学院报到。但是她的SF-86表并没说明她在此期间的活动。”

“二十天……三周不到，三十年前。这有点强人所难了，哪怕是对我们而言。”

“如果事情都那么容易，我们可以雇打字秘书了，你不是老这么对我说的吗？”

“我刚才的意思是，即使联邦调查局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

但是即使我只有这么个念头，我已经错了。知道一切是我们的本职，这也是特调组存在的惟一原因。无论可能与否，我们都得使SF-86表——每一个受到提名的人都得递交的个人安全问卷——上的每一个字确证无疑，这是调查过程的一个环节。

莉萨把椅子拖近了些。她的眼睛显得更黑，目光更强烈。“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问题不在于遗漏了日子……并不完全这样。”她凝视着我书桌右边的金属衣帽架。“你是不是把你的外衣挂起来，这得需要一会儿时间。”

我摇了摇头，“芬纳蒂正在等我。我没时间了，就请你尽快地告诉我出了什么问题。”

莉萨说道：“我一发现这个漏洞就给汤普森法官打了电话。起初她说我肯定弄错了，她是直接从伯克利到了耶鲁，但是我就像刚才给你朗读的一样给了她同样的日期。我告诉她，她肯定不可能花三周的时问才回到法学院。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就笑了。还真的花了三周。她顺路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停留了一下——是弗吉尼亚的布鲁克斯顿——为了照顾临死的姨妈。她和姨妈一起呆了三周，然后老人就去世了。她一直觉得那不算是真正的居留——事实上现在依然不那么认为——因此就没有把它写入问卷。”

我的指尖在书桌上敲击起来，一边想像着楼上那位正等着我的上司的脸色。

“拜托了，莉萨，如果真有问题，我现在也看不出来。法官在86表上出了个差错，这时有发生。你就在报告的行政意见部分中加段文字，解释一下你刚才告诉我的事。照章办理就是了。”

我打开公文包的第二个暗层，拿出一个有半英寸厚的平纹白色商务信封，把它放在口袋里的皮夹旁。我想站起身去拿雨衣，但是她拦住了我。

“还有呢，”她说，“别想溜出去。不管你要去哪里，再等五分钟总来得及的。”

我盯着她。莉萨·桑兹是一个尚未结束一年试用期的特工，可她还真他妈的有点好出风头。她人事档案中的一些事我还记得，如她在埃尔帕索和招募人员的面谈，以及她勇敢声明自己计划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第一位女性主管。这是一个值得嘉奖的目标，但是总该有人告诉她，实现这样的目标一年的时间还不见得够呢。

“我给布鲁克斯顿的科布县书记员办公室打了电话，”她继续说道，“想核对一下死亡证明书。”

“还不是一回事，”我对她说，“例行公事而已。让那个县书记员给你把经过确认和规范的复印件寄来吧。往报告里加上一段，（把这份文件I-A），把它附到文件中去。”

“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汤普森告诉我她的姨妈萨拉·肯德尔长期与癌症搏斗，可是最终死于1972年7月2日。汤普森在葬礼结束后就去纽黑文了。”

“这你已经确证过了，你口述了报告……等等，等等，等等。”

“并非完全如此。那位女士确实死了，这毫无疑问，但是她不是死于1972年，也不是73年或74年。”莉萨微笑着，甜甜地揶揄着我。“老天保佑，老萨拉·肯德尔一直坚持到了1991年。”

我感到眉毛一抬。

“那法官对此如何说？”

“相信我，我不先与你商量好了，是不会去问她的。”

我不得不微笑了，莉萨或许是新手，但是她学得很快。向被总统提名的人询问必须极其谨慎，特别是当存在着说谎可能的时候。

“报告的其他部分怎么样？你还发现了其他什么吗？”

“没有了。除了她那位不可思议的姨妈，布伦达·汤普森差不多和罗杰斯先生一样令人兴奋。”她看着膝盖上的笔记本，然后又看着我。“我都希望自己没有注意到那段居留地点上的漏洞。这下我可没法按局里规定的截止日期行事了。十天时间根本不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点了点头。“准备一封延期申请，请求给予新的局限，”——这是“调查局最后期限”的缩略词——“整理好了让我签字。我会把你刚才告诉我的事与主管副局长商量的，我们明天上午再谈。”

在通往顶楼主管副局长凯文·芬纳蒂的外间办公室门口，我平整了一下领带结，推开门，走了进去。

主管副局长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胡佛派的人，他办公室复古的流行风格是特地让来访者了解此道的。屋里的家具都具有博物馆品质，旧地毯的陈腐气味和天鹅绒的帷幕使我想起了《马耳他猎鹰》中的场景。我能肯定，总有一天，汉弗莱·鲍加会从沉沉的栗色帷幕后走出来，他的软呢帽压得低低的，手捂着塌鼻子，来寻找那个胖男人。

芬纳蒂的秘书是个完美的职员。她有着棕鼠色的鬈发，抹着深红色的唇膏，穿着肩垫很厚实的花衣服，这使得贝蒂·斯温森看上去像一幅诺曼·罗克韦尔的绘画。调查局的秘书从胡佛那传说般的海伦·甘迪开始，有一长串的老姑娘，而贝蒂是其中的最后一位，她骄傲有如一艘战船，坚固胜于俾斯麦舰，谁也别想从她那里经过而毛发无损。我走近时，她抬起头，目光透过无框双光眼镜的顶部注视着我。

“他已经等了一刻钟了，”她抱怨着，“你最好快进去。”

我敲敲门，说道：“是普勒·蒙克。”我走进房间，走过十几码宽幅的地毯，朝主管副局长走去，他正端坐在屋子远端一张巨大无比的书桌后，桌上堆着一叠叠的文件和其他的书面材料。侧旁是两面像哨兵一般矗立着的旗帜。身背后是落地长窗，户外的灰色光线透过窗子射了进来，那是1月份一连串细雨绵绵的下午所特有的光亮。

主管副局长有着坚硬的下巴和明澈的灰色眼睛，身穿裁剪精致的海军蓝制服，戴着深红色的领带，浑身散发的能量足以点亮整幢大楼。这能量也相当危险，我几年前对此就有所耳闻，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发火前总是会有非语言的警告。他要是开始清理书面材料，你就该闪开去躲着点了。

我走到他桌子前最靠近我的皮椅子旁坐了下来。他没说话，但是我没指望他讲话。调查局就像是一个关狗的栏圈。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但只有领头的那只狗才得不断地证实这一点。在我明确知道是谁在处理这事前，凯文·芬纳蒂是不会理会我的。要不是桌子上堆得乱七八糟，他真会抬起腿来对着桌子撒尿，来让人明白这个道理。我想像着他的这个样子，不由得咧嘴笑了，而他正好又看到了。

“也许你会愿意把这个笑话说出来让大家听听，蒙克先生。”他凝视着朝向大街的窗户，“不然就是你也许还在对外边的局面感到好笑。”

“老板，那可不是笑话。我很严肃地让这些人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可没这么做。我们有警察部门专门处理这类事情。你的职责是逮捕罪犯，并把他带到美国执法官那里去。可是你却选择了——却卷入了一场穿灯笼裤的小丑表演的喜剧中——这令人无法接受，我们谁都无法接受，尤其是我的管理阶层人员。”

“不然没等我上楼来开始案卷工作，他就又回到街上扔鸡蛋了。”

“这不关我们的事，你让自己、让办公室、让我个人出了丑。我知道你急着想投入反恐计划，可是我刚刚目睹的事件肯定会让你没戏了。你表现得如此孩子气，是什么都做不好的。我不会再提醒你了。”

我在椅子上向前移了移身子，脖子后面开始发烫。不管他是不是主管副局长，他可真不入调。我想开口这么对他说，但还是把嘴闭上了。我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换个话题。

“芬纳蒂先生，我下次会对情况作出更好的判断，你放心好了，可是我有其他事要和你商量。”

他点点头让我说下去。

“我们在布伦达·汤普森调查中碰上了点麻烦，”我告诉他，“她漏填了在大学和法学院之间三周的居住情况，而且她也许撒了谎。”

“撒谎？”

“我们发现这一漏洞时向她询问了，但她告诉我们的却不是事实。”

“这女的多大岁数了，五十上下了吧？你在说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吧。”

“五十三岁，没错，是发生在很久以前。”

“那她那个从加州大学失踪的室友呢？她能澄清这事吗？”

我盯着他的眼睛。你得把这事交付给他。凯文·芬纳蒂已经过了五十七岁强制退休年龄有几年了——在局长的特别许可下才得以豁免——他就像会计似的管理着大区分局，从不在他认为对重树调查局岌岌可危的声望有关键作用的案子细节上出错。

“也许可以，”我回答道，“如果我们能找到她的话。”我发现他板着脸，他对我的回答是怎么想的，脸色说得很清楚。我补充说：“这位室友的线索我们没了，而且，说实话，直到这事发生前，我都没觉得非得要首先找到她。”

“可是现在……”他说着，没把话讲完。

“可是现在我们又在找她了，这是当然的。”

我们并没在找，但这是最善意的谎言了。我一下楼就他妈的肯定得马上就去找。

“这是个好主意。”他用联邦调查局的暗语说道，这话的真正含义是，如果你不找到她，我就会亲自摘了你的鸟蛋，看着你把它们吃下去。

“我该把要求延迟的申请直接送到胡佛大楼吧？”我问道，“或者你愿意先看看信？”

他摇了摇头，“不能耽误了，局长的最后截止期是周四后的一星期，时间应该够了。”

“老板，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报告，得花去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送交打字小组，还有修改等所有的事。我不能肯定能——”

看到他伸手去拿书面资料，我停住了。

“十天时间，蒙克先生，”他对我说。他的牙齿在瞬间露了一下，我确信，他认为这就是微笑。“创造整个世界也只用了六天。”

在机场，我在慢慢移动的安检队伍里排了一个小时队，被放行后便登上了美国航空公司的喷气班机。我坐在十四排靠过道的位置，努力不去想布伦达·汤普森法官的事，尽管我知道这么做是白搭。就像那个被应允如果能在三十秒钟内不想河马就能赢得一百万美金的人，可他根本不可能赢。秒表还没来得及计时，那些笨拙的畜生就开始侵扰并挤满了那个倒霉杂种的头脑。十秒钟后，它们就撞进大门不请自来了，再过十秒钟，它们操控了家务管理，并要求开通有线电视。

所以我放弃了努力，开始想约瑟芬·格雷迪的事。要充分弄明白汤普森的问题，我得首先重温格雷迪的惨败事件。

约瑟芬·艾伦·格雷迪法官曾是总统历史性地任命黑人女性进入最高法院的第一人选。我的前任曾经在调查其背景时干得很漂亮——他自己这么认为——直到《华盛顿邮报》披露了法官使用身份未经正式登记的危地马拉管家，那管家甚至连特调组小组都没想过要去调查了解。报纸标题冷酷无情。总统开掉格雷迪的速度比倾倒医院废弃物还快，然后他把我们的局长从胡佛大楼召过去，骂了个狗血淋头。局长立马把罪责扔到芬纳蒂头上，后者又加倍地发泄在特调组主管巴特身上，然后让我提升上来取代他，分外明确地给了我任务：不许这档子事再次发生。于是就出现了我不得不折腾自己的这个问题。

情况都这么紧急了，我还去康涅狄格干吗？

我告诉过莉萨·桑兹今天再也不讨论汤普森法官的事，但是我撒谎了。我本该即刻就到法官那里去，干正经活，可我却在向康涅狄格进发，而事实是，我正在往那里去是因为我非去不可。等我回来后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付布伦达·汤普森的。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是谁来付账，我是不会取消在北边等着我去办的事情。

说到莉萨·桑兹，我还是不太明白该怎么评价这个最后进入我小组的女人。

她是“特副”——副手特工——却是一名不寻常的特工。她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已经三十五岁了，而大多数的人进这一行时都要比她年轻十岁。在来华盛顿前，她曾经在埃尔帕索做过地区助理检查官，对警察部门的规矩颇有些客观了解。莉萨像工头一般苛刻，并不需要我伸手拉她，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不喜欢帮她。那可是一只非常美丽的手，和她身上其他部分一样动人。我想像着她修长的双腿、灿烂的笑容，感到一阵失望的心疼。我们都是单身，可我是她的上司。在讲究团体清廉公正的时代，她那魅力诱人的身体可是遥遥千里的禁区，因此我尽力把她逐出大脑。可是，她就像那河马一样，在我竭力集中精力对康涅狄格之事进行预热时，在我的四周徘徊。

我深深地陷入座椅，开始倒序减数，这似乎起效了。我从100减7开始，咕哝着，93，86，79……然后再开始减11。100，89，78……然后再减14，如此这般地，直到我的大脑灵活得像个体操运动员。我脑袋向后一靠，闭上双眼，遐想着，直到系紧安全带要着陆的通知让我重新直起身体。在哈特福德着陆后，我们轰隆隆地到达了终点，接上了像过分热情的恋人般冲向飞机的可伸缩弯曲的通道。我下了机舱，走向埃维斯汽车租赁公司的柜台。

我走到台前，一位瘦瘦的穿着红色外衣的女子对我说：“布兰德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你了。接你的车子在等着，你可以像平常一样打折。”

“谢谢你，朱迪，”我对她说着，“你总是这样照顾我。”

“先生，明天还是同样的时间？”

我摇摇头，“更早些，我得赶快返回。”

“早上我会在这里，回头见。”

我在租车单上潦草地签了约翰·布兰德这个名字，然后走出大门，来到室内停车场左边的埃维斯公司的停车站。我能感觉到朱迪正看着我的后背，我的脖子开始有麻刺感。放松，我告诉自己，她不是为调查局工作的，她只是很友好，就这些……难道可能有其他企图，为什么不呢？我有自己的头发和牙齿，会打完整而漂亮的上旋反手击球。如果她想的话，为何不可以瞧我一眼呢？

在租车处——我上了一辆蓝色的福特名使车，它散发着雪茄烟和来沙尔消毒药水般的味道——我开上了康涅狄格二号路向南向诺威奇驶去。一场刚到的暴雨打向我的挡风玻璃，汽车雨刷来回摆动着。

我驶过一片绿地，那绿色足以让人眼前一亮，又经过了鲜红色的谷仓和白色的农舍，半小时后，我穿过了诺威奇的泰晤士河，在二号路上又开了二十分钟，途经佩科特人居留地，马山塔克特镇，然后在通往福克斯伍兹度假区和赌场的林阴道上停下来。它就在那里等着我，那幢二十层的宾馆主楼就像一只举起的手在欢迎我，大楼旁伸出来的两侧就像张开来要拥抱我的胳膊。

我的胃开始剧烈地活跃起来，拼命把我往某个地方赶——我不敢让人知道我去的是那种地方。我加快速度向前门驶去，把车停在停车员站。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年轻男子帮我开了车门，从他闪着雨水的雨布下拿出一张停车牌，在我钻出车子时交给了我。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大厅。二十英尺高的大门开启了，赌场在我面前一览无余。

我从口袋里掏出幸运戒指，那一团黄金在我走向赌台时从不离身，也从未在其他地方戴过。我把它套在左手小手指上，穿过大门，在那里站立了片刻。

首先是那里的声响震住了我，铃声、哨声、充满希望和绝望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形成噪音，那股声浪使我停在了原位。随之是阵阵气味——汗水、香水、威士忌酒，以及香烟的味道扑鼻而来——最后，眼前一片令人晕眩的场景。足有两个半英亩大的一片地盘，铺着绿色地毯，人人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可自拔……右面是四千台老虎机，蔓延着直到模糊一片……左边是一桌接一桌的二十一点、轮盘赌、比九点的纸牌赌局……想去哪一桌就去哪一桌。

男男女女们都成了半明半暗光线中的模糊身影，他们从一台机器换到另一台机器，就像站在苦路十四处上的侍僧，我觉得这个比喻不赖。宗教信仰是各式各样的。在这里，虔诚的人对上帝的祈祷同样响亮，上帝未能出现时，他们的神情同样绝望，但是这样的念头起了反作用，我提醒自己要住手。我早就和上帝订了个协议。你别管我的事，我也不来管你。迄今为止，协议执行情况良好。

我站在门口，突然感到自己充满了信心，我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像一个带着寻呼机的手风琴演奏者一样乐观。一个用梅林达做名字的女招待——一个要腿有腿，要胸有胸，要什么有什么的黑白混血女子——急忙朝我走过来。我往前走了一步，伸出一只手。

她的皓齿闪烁着，我小指上的那块黄金映射着她的笑容，熠熠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