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上午只有一件事要做，这件事情我过去一年里一直恨着不愿做，但现在不能再拖了。不管我怎么想缩短这趟苦差，至少也得花三个小时。得花一个小时去探望我理应爱的那个男人，然后得用髓个小时让我再次忘掉他。

根据杰克·奎格利的意思，我父亲的情况在恶化，但我得亲自去看一下。所以，上午九点，我从自己的穹顶房子里出来，穿过通向钱塞勒斯维尔的派恩伍德护理院的95号州际公路。我在路上给卡伦·基尔布赖德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中午后才会回到办公窒。

二十分钟以后，我沿着一条不知怎么来形容的过道，穿过一道敞开的大门，进入了同样肃穆的卧室，凝视着乔纳森·蒙克牧师。光是看着他，我的脑袋就重起来，就好像有人在往我大脑里塞着湿乎乎的硬纸板，并把它塞得越来越紧，不让我有思考的能力。

我走过彼此间的距离，来到窗边那张未经装饰的木椅子旁，我父亲就缩在那里面。在他对面，同样地放着一把不怎么好看的椅子。我把它拉开几英寸，使我们之间的距离稍远一点，然后坐了下来。当我强迫自己开始说话时，脑袋变得更迟钝了。

“爸爸，你感觉如何？”

这个问题有两个目的，没有一个与蒙克牧师的感觉有关。第一是想尽量平常地打开话题，第二是想提醒他我是谁。

乔纳森·蒙克没说话，他开始不停地眨眼，并越来越快。这样眨眼睛，说明今天的情况更糟糕，甚至比上礼拜更糟糕。我过后要和医生谈一下，尽管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花上几天来谈论这个问题，但这改变不了什么。这个老人已是历史，没有人能从这间屋子活着出去，包括我。

“我今天不能见任何人，”他终于说话了，声音像烟一样微弱。“我在准备明天的布道。”他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指着门，“明天下午布道结束后再来。”然后他摇了摇那狭窄的脑袋，脸上干瘪的皮肤微微晃动着，好像它不再能牢牢地附在下面的骨头上了。“不，明天也不行，星期天我的妻子和我要听广播。”

我沉默着。我已经看够了这最残忍的杀手所干的一切，这疾病不把这老家伙秀成个无知婴孩是不会罢休的。对他这个样子，我已经忍受了将近两年时间。我得提醒他今天是星期二，他的妻子——即我的母亲——二十五年前就已经自杀了。此时，我想告诉他她盼望死就像盼望摆脱他一样地强烈，告诉他由于他那样折磨母亲，折磨得让她发疯，我都准备亲自去逮捕他了。

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但是我太累了，累得不想放纵自己，这使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即这里究竟谁是真正的病人。是我父亲吗？他仅剩的几粒灰质细胞依然根植在忠诚教友教堂里，留在那个由他父亲建立的教堂里。或者是我吗？那个声称心神依然健全——但却因为这个男人夺去了我的童年和母亲，此时再次进入我的生活来夺取剩下的部分，因而变得越来越不健全的我吗？

我知道不能把这种局面归结得如此简单，但我没有勇气不这样做。这些天，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疑惑是否拥有一个真正的父亲就更能解决问题呢？有一个真正的父亲对此就有帮助吗？

“我给你带来了一杯奶昔，”我对他说道。我从一个带有红色字样的白色“乳品皇后”袋子里掏出了一个大大的塑料杯子。“是香草口味的，护士说你一直想喝香草味的奶昔。”

他抓过那个袋子，可是转头朝大门看了看，“别告诉我父亲。我穿着好衣服的时候是不许吃东西的。如果被他发现了，他要打我的。”

他用力拉着自己领带上那个漂亮的结，我摇摇头。他的思维就像一个被感染的硬盘驱动器，里面装满了有效的信息，但是由于存取无序，就没用了。

乔纳森·蒙克牧师——普勒·蒙克牧师和妻子萨拉的儿子——再也不能弄清楚自己生命的时间次序了，但是他还保存着一件上好的西装、衬衫和一条洁净的领带，而且只要它们没送去洗，他就每时每刻都穿着。

此时，他撕开“乳品皇后”的袋子，把它丢在一边，然后撕开包着塑料吸管的纸。他想把吸管戳进塑料盖子，但这还得要我帮忙。他笑了笑，把奶昔送到嘴边，开始吸吮起来。我放心地看到奶昔已经融化得可以用吸管来吸了。快餐的奶营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麻烦。“乳品皇后”大概是惟一不必有此担忧的牌子。

牧师看看我，“学校的情况好吗？”他问道。

我思考着这个问题。这可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老人问的可能是与任何学校有着任何关联的事情，比如说，从幼儿园一直到有关匡蒂科规则的新特工培训班。

没等我回答，他说话了，“摩门教徒，有很多的摩门教徒。”

我点点头，我们已经多次探讨过这个问题，现在至少还可以就此聊一聊。

“我们局里面就有一些，”我对他说，“从胡佛那时就有了。”

在埃德加年事已高的最后几年里，他认为摩门教徒天性就不会腐败，幸运的是，在后来发现有例外之前，他已经过世了。

“他们是好人，”蒙克牧师说道，“当然了，我指的不是基督教徒，而是……”

他的思维似乎偏离了轨道，但虽然我耳边尽是些乏味的东西，我还得保持微笑。阿耳茨海默氏病使我父亲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可以瞎胡诌的自由，旁人只有爱莫能助。

他的头突然垂倒在胸口，在那里停了片刻，当他抬起头时，他哭了，眼睛里是潮湿而蓝色的一片混浊，他那干瘪的脸颊泪水纵横。

“我救不了他们，”他说道，声音哽咽着，“我救不了的只有这些人。”

摩门教徒——我想这是他正在谈的话题——在平常的谈话中不会有问题的。我看不下去了，但不顾自己的感受，还是朝他伸出手去。我试着拍拍他耸起的肩膀，让他停下来，但是过了不久，他完全平静了，然后愤怒地颤抖起来。

“亵渎者！”他大骂，“荒谬的先知！骗子！”

他弯下头，我可以看见他薄薄的嘴唇在蠕动着。毫无疑问，他是在为后期信徒失去的部落而祷告，祈祷让他们免于遭受上帝因他们的异端邪教而发出的正义愤怒。我不用听到那些话就明白它们是什么了。我过去一直在听这些东西，而且听了很多遍，很多是直接针对我来的。我自己也做过短暂而沉默的祷告，是我过去的祷告文，但是后来我用得越来越多。老实说——那是一段控告——而不是恳求。亲爱的上帝，如果您真的存在，那为何在真正重要的时刻不降临以拯救我的母亲和我呢？

牧师又开始眨起了眼睛，一遍一遍又一遍。他开始点头。奶昔杯从他的手指滑落下来，弹在他腿上，然后掉在地毯上。我走过去把它捡了起来。有塑料盖子盖着，奶营没有溅出来。我站着，然后走到了我们座位对面的用廉价胶合板做成的五斗柜旁，把奶昔放在上面，牧师过后想喝时还可去拿。接着，我转身离开房间。

我回到接待处时，一个声音叫住了我。

“蒙克先生？”

他妈的，是奎格利。我回头看见他走过来。

“瞧，”我说着，一边控制住自己的声音，“我告诉过你钱马上会交过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转身要离开，但是他匆忙过来拦住了我。

“不是钱的问题，蒙克先生，尽管我是在考虑它，我想你终归会交的。”

“那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没有时间聊天。”

“他的情况更糟糕了，有一天我在电话里也这么告诉过你。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他不停地眨眼睛，还有，他无法记住当前事情的病状也不断严重起来了。”

听他说话时，我感到自己的手指握得紧紧的，我很讨厌他的措辞。那不是他在眨眼——是我父亲的——不是他的记忆受损。我记不起来自己是否喜欢过这个老杂种，但是他还没死。这个牧师依然应该享有起码的、人称代词上的尊重。

“他需要更密切的观察，”奎格利继续说着，“马上就要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观察了，至少情况发展下去通常都是这样的。”

这次我点了点头，“给我个底线吧。”

还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我不需要心理医生告诉我我为何会这么做，为什么每次见我父亲后我都得马上去棋牌房。阿灵顿那家新开的棋牌房恰好成了我想去的地方。有那么一瞬间，我意识到，布伦达·汤普森的案子还吊在那里，这时候去玩牌就是渎职，但这只是一瞬间，我已经把随想曲汽车对着阿灵顿的方向，踩下了油门。

到达那里时，我发现那是一处典型的棋牌房。大约排着十几张蒙着绿毡布的圆桌，大概有一半的桌子旁坐满了赌博的人。荧光灯的光线从天花板上直射下来，太亮了，可是管他呢。收银台在远远的墙边，房间里有很多抽烟的人，蓝色的烟雾像沼泽的湿气一般笼罩在人们的头上。房间里的声音很微弱，没有什么交谈声。没人会到这里来谈话。

我转动着套在小指上的幸运金戒指，走到收银台，用三张一百元的钞票换了一盘筹码，在房间后面挑了一张桌子——我总是挑后面的位置，在那里我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包括前门——已经坐在那里的三个男人点头让我加入了。我们相互交换了名字。我拖了张椅子到桌边，开始整理自己的筹码。理完后，我丢了一个五元的筹码作赌注。

“五连顺，”我右边的男人说道。他是一个健硕的家伙，剃着平头，自我介绍说叫吉姆。“五张连发，不间断的。”

我们开始玩牌。四五把牌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不该来这里，不该以为在这种地方我还能碰到点什么运气。

吉姆已经把这样的牌戏称为直来直去，但是这个词用得不恰当。这牌戏什么都不是，肯定不是在我拜访了牧师之后所需要的东西。问题不是输钱，而是恰恰相反。我根本不可能输给这些家伙。信不信由你，这三个家伙简直就是把自己手中的牌亮在了我的眼前。

吉姆每摸一张牌后都会说，“哎呀，哎呀哎呀。”除非他摸到了想要的牌，这时候他就会再加上一个“哎呀”。

吉姆右手的艾伦每次下注时都要松一下那蹩脚的老式领带，除非他想下大注吓唬人，那时他会把领带紧一紧。他准在想，这就像是在追赶印第安人时得紧贴着自己的马鞍。

可第三个家伙——他自称乔伊——倒是赢了钱的。乔伊曾经读到过，好的扑克玩家从不变换表情，他显然是决心要做一名更好的玩家，脸上根本不带表情，丝毫不带。他的脸平静得就像一场新下的雪，但不幸的是，他只有在摸到了自己想要的牌时才没有表情。其他时间里，他和我们大家几乎一模一样。咧嘴笑、愁眉苦脸、板脸噘嘴，就像一个平常人。当我赢进他没板脸时下的那一注时，我真想问问他，你还能想些什么呢？

我一直忍受着，直到那一手牌最终让我离开赌台。

乔伊发牌，我拿到了一对四，不是大牌。我补拿了三张牌，不管用。艾伦拿了一张牌。仔细打量了一番，把牌反扣在桌子上，松开他那条蹩脚的领带，耸耸肩膀，把领带全拽了下来，盯着它，好像他从来没把它全拿下来似的。我猜想肯定是类似四这样的牌……至少是这样。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吉姆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狗屎，这次他说了五个哎呀。难道有可能拿了同花大顺？

我看看乔伊，拿不准他是否已经死了。他的脸就像大理石雕出来似的，我甚至不能肯定他是否还有呼吸。

我又看了看自己的牌。也许我弄错了，但是没有。我那两张四依然孤独地缩在那里，周围的牌点加起来连一角钱也不值。真他妈倒霉，我自言自语着，还真不是好玩的。

“到你了。”乔伊对我说，他的声音很不耐烦。

我掷了两个黑色的筹码，那是牌桌的限额。两百美金，只是想看看他们会怎么做。不用我等多久的。

“哎呀，”吉姆说着又看了看自己的牌，摇摇头。

他把自己的牌反扣着丢到赌注堆上。“哎！”他说道，甚至连“呀”都没有了。艾伦的牌立刻就跟了上来，他抓着自己的领带，把它绕到脖子后面，不知道该抓住它还是随它去。我转头看着乔伊，他痛苦地扭着脸，把自己的牌往那一堆牌里插进去。我把自己的牌放在他们的上面，反扣着，然后伸手去赌注堆里拢钱。吉姆的手朝我的牌伸过来，我瞪着他的眼睛，他把手缩回去了。

我出来后进了随想曲汽车，打开公文包，把小指戒指放回原位，往暗层里放进四百八十块钱。

我耳边几乎能听到杰勒德·齐夫的声音。

“什么？”他说道，“赢了钱就撒手？老天，你这是怎么了？”

不过即使他这么说，他也是很明白其中原因的。

那个法国人和我都是赌徒，我们之间有种手足情谊。他不需要我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玩……为什么我会不赢光他们的钱就离开。这不是为了钱，我们都明白这一点。这甚至不是输赢的问题，这是玩游戏的问题，是关于风险的问题。没有输钱的风险就没有赌博。我走进棋牌房所承担的风险与偷窃没什么两样。

我看看手表，还有一小时可以到谢弗利，去贾巴拉·阿巴德的办公室见莉萨。虽然我浑身疼痛，但明白自己是迫不及待地想赶过去，用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话说，游戏要开始了。我不抽烟斗，也不拉小提琴，惟一和我同房过的医生就是安妮·费希尔，但是侦探和游戏本身却完全一样，我突然急着想出发了。

还没动身，我的手机响了。

“普勒，主管副局长又找你了，”我应答过后，卡伦·基尔布赖德对我说，“要见你。现在就见。”

我冲着手机做了个鬼脸。巴拉警长越过我直接报告了凯文·芬纳蒂，还真省了不少时间呢。

“我该对他的秘书怎么说呢？”卡伦问我。

“叫他别烦我，我今天没有时间听芬纳蒂的废话。”

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卡伦的震惊实在明显极了，我几乎能从手中的话机上感受到这一点。

“或者，”我继续说道，“就说我会尽快赶到那里。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回答吧。”

我趁机给莉萨打了电话，告诉她没我的命令别采取行动。

二十分钟后，我坐在了凯文·芬纳蒂的办公室里。他那宽大的下巴绷得紧紧的，两边的嘴角向下弯，不过他总是这个样子。我查对了一下他惯常的迹象，发现他平时那堆文件被搁在了一边。也许我认为他要找我麻烦是估计错了，也许他只是想检查一下我在查找遗漏的室友一事上的进展。

他发话了：“蒙克先生，难道你忘了我们的制度吗？”

我笔挺地坐着，又开始观察他那堆文件，打出了我的第一张牌，那经典的榆木疙瘩特工牌。

“芬纳蒂先生，我想我不太明白。”

“我接到谢弗利警察局长的电话。他很恼火。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告诉了他，说了巴拉警长想要的是什么，说他想知道布伦达·汤普森的名字，尤其是我为什么会在谢弗利的贾巴拉·阿巴德寓所。

“阿巴德？”芬纳蒂问，“你认为这名字有什么意义吗？”

“她是那个遗漏的大学室友，她换了名字。”

“你到那里去和她会面时，她死了？”他皱着眉头，“然后你让凶手溜了？”

“确切地说，我没让他溜了，没有。我们搏斗了，但他从我身边走出了大门。”

“你的手枪呢？”

“在公文包里，这是个特调组的案子，我没理由佩枪。”

“你读过条文和规定手册有多久了？”

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我回答。

“这案子怎样了？”他继续说，“你受到了袭击，不是吗？你是联邦官员，不是吗？”

“他已经是凶手了。再加上一条袭击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罪责似乎有点傻。”

“这不由你决定，你的职责是向国家检察官出示事实依据，让他们来定夺。”

“当然了，这得等我们抓到他。在罪名上加一条技术性犯罪并不会让我们更容易地抓到他。”

他往后坐了坐。眼睛闭了一会儿，然后身子又猛地向前一倾。

“在你到这里之前，我和法律部门谈了几分钟。他们也认为不能把汤普森法官的名字牵涉进去。他们会和谢弗利的警察局长联系，告诉他如果有必要的话就传讯你。我们可以质疑传票，直到他们放弃这么做。”他注视着我，今天上午这对灰色的眼睛特别冷酷。“当然了，除非你能有什么信息来协助他们侦破这个杀人案件。不能让人觉得我们在掩盖证据。”

“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具死尸和在场的那个男人，其他什么我都无法证实。”

我的确有的东西——那本日记的事情——完全只能在理论上提供一个动机，连证据的边都沾不上，而且那本日记尚未到手。在我没拿到事实能对此加以证明之前，我不准备把这一推理告诉胡佛大楼。“还有关于汤普森案件的问题，”芬纳蒂说，“你去找她时，她对你怎么说？”

我把法官的解释告诉了他——即她忘掉自己遗漏了三个星期，事实上她并没告诉莉萨·桑兹那位生病的姨妈已经死了，她只是说姨妈被认为要死了，但是没死。

“桑兹坚持说是法官弄错了，”我告诉他，“她给我看了交谈记录，记录证实了她的说法。”

“桑兹特工刚开始从事局里的工作，而且是刚从事调查局工作的女性，是她弄错了。你把自己的说明加到文件中，明确表示汤普森法官已消除了误解。既然室友死了，你的调查就完成了。我知道离最后期限还有一周多，但你不需要再花时间了。周末之前我要看到报告。”

他从左边的那堆文件中抽出一份来，打开封面，然后抬头看着我。

“还有事吗，蒙克先生？”

我想了想他的问题。要抗辩现在正是时候，但我不能让自己这么做，得等到我掌握了更有力的材料时才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