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普和贝阿特丽丝已经到了离多内加尔最近的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我觉得我们可以借机去拜访一下老哈珀，老人已经一年没见孙子孙女（他管他们叫“荷兰仔”）了。我从多内加尔驱车去接他们，准备在都柏林住一晚，然后再到克兰布朗度假。

一周前我跟克莱姆通过Skype商量了这件事，她表示同意。她提议旅费由我们两人共同承担，但是我坚持孩子们在爱尔兰期间的所有费用由我一人出。她就是如此自负，我目前手头也拮据，但是我也决不会让老尼尔斯——克莱姆的新对象——为我和孩子们美好的假期出一分钱。

因为和她通过视频通话，我可以看到她。现在的她留着一头卷卷的短发，很好看。她的皮肤更加黝黑了，我猜想应该是常和尼尔斯去异国情调的地方度假的缘故。总之，她还是那个聪明、有魅力的女人，只是我们现在的谈话已经与以往不同了。我总是讲一些老掉牙的笑话，试图逗她笑或者讨得她的欢心。但是我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的事实：这个女人已经不适合我了，她已经不爱我了。

她说，尼尔斯要去土耳其出差，她打算陪他同去，所以不能和孩子们过暑假了。她要去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西亚。我说听起来真棒，但是我的语气一定带着讽刺和嫉妒。

“你看起来好像生病了，”她说，“最近怎么样？”

“没事。”

我被闪电击中了，从那以后我看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但是我现在一切正常。

“我弹了一晚上钢琴，你知道的，这里成天没什么事可做。”我假笑。

“很好，你怎么样？在创作吗？”

我知道克莱姆的话并无恶意，但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却像是直接攻击。你想知道什么？我怎么回答！我没有弹一晚上钢琴，而是在床上辗转反侧回想我生命中的那些不如意，我四点左右到厨房喝了一杯威士忌热牛奶。我只睡了一个小时就醒了。我的生活就这样继续。

“我在慢慢地开始，但是很坚定，”末了，我说，“我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有个声音从她身后传来，是尼尔斯的声音。克莱姆分了一会儿神，错过了我那句关于创作生涯和精神世界的话（实际上我只是修剪草坪和给栅栏刷油漆）。然后她转过头来给我一个苦笑，说要挂掉了。尼尔斯在等她，也许是要做什么很棒的事情吧，或许是一个大型社交聚会，或许是被乐队环绕的高级餐厅，那些我无法企及的华丽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走了，皮特，不要忘了准备去机场接孩子的手续，好吗？下周我再打电话给你。”

杰普和贝阿特丽丝乘爱尔兰航空从阿姆斯特丹飞往都柏林的航班于7月10日抵达。

我早早地起床去“安迪家”购物，东西塞满了整个沃尔沃的后备厢，我又买了一杯大拿铁和两个巧克力棒，两盘路上听的车载CD——尼尔·杨的《收获》和弗利特伍德·麦克的金曲选辑。

我开了一整天的车，中途只在巴利高利休息站停下来吃了一些炸鱼和土豆条。下午我终于开上了都柏林正值高峰期的环线，从环线到崭新的国际机场航站楼的这一路与我当时离开这里寻找新生活时已经完全不一样。时间还很富余，我可以喝杯咖啡，在机场规定区域抽一根香烟。

五点半的时候，爱尔兰航空EI611航班由于近地强风晚点20分钟后才顺利落地。杰普和贝阿特丽丝出现在人群中，他们紧跟着机场地勤，由于是第一次独自出门，一脸严肃地手牵着手。贝阿特丽丝13岁，拖着一个粉红色的拉杆箱，而8岁的杰普则背着自己的乌龟背包。看到他们，我的心头为之一振，三个月不见，他们长高了将近20厘米。

他们一开始没有认出我，他们站在地勤的身旁，皱着眉四处看，带着“爸爸在哪里”的表情站在那里。杰普先认出我，他放下手提箱，跑向我，扑到我的怀里。紧接着贝阿特丽丝表演杂技般地飞奔到我的另一侧，我们几乎摔在了地板上。他们抱怨我扎人的胡须，贝阿特丽丝对我的马尾辫做了一番讽刺的评论。我回答说这总比任其无法无天看着合适，我已经两个月没理发了，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抓。

“他们不会抓你的，爸爸，”杰普说，然后看着微笑的金发蓝眼的女地勤说，“我爸爸可有名了！”

我把“无人陪伴儿童”回执表递给地勤，她瞥了一眼下方的签名，然后用无线电向登记台再次核对详细信息，结束了对孩子们的看护。

“整个飞行期间他们表现得很好，”她抚摸着杰普那头总能激发起成年人无限柔情的金色头发说，“他们俩真是非常勇敢的孩子！”

下午六点半我们到达都柏林。这座古老的城市一如往昔的模样。被出租车堵得水泄不通的圣母院街。奥林匹亚剧院周围，游客们像碳酸饮料里的气泡一样聚集在圣殿酒吧，音乐腾空而起，与来自啤酒厂的烟雾混杂在一起。这就是我又老又脏但乐趣十足的都柏林。

我那伟大的帕特里克·哈珀——体型仍旧像公牛一样，坚硬的下巴，刮得干干净净的脸，短发，老香料的香水味——正守在自由街的家门口欢迎我们。他已经做好了一个爱尔兰鳏夫能做的最好的晚餐：炖培根、烤土豆和一个在超市买的新鲜出炉的大冰淇淋蛋糕。

晚餐期间，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填补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沉默。

他们非常兴奋能来这里度假，不停地问关于多内加尔和海边别墅的问题，还对我们整个暑假要做的冒险的事进行规划。

“我们可以游泳吗？可以买一艘充气船吗？”

“噢，当然了，这是北海，但也许会有海豹咬你噢！”

“《孤独星球》上说有个叫‘巨人之路’的地方，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当然了孩子们，我们可以做你们想做的所有事。”

“你也跟我们一起吗，爷爷？”贝阿特丽丝问。

我的父亲苦笑着摇摇头。

“不，亲爱的，没有什么能让我离开这个区了，海边的漂亮别墅也不行。”

父亲问他们学校里的事，他们一如既往地回答“一切顺利”，一听就知道是在撒谎。我知道杰普成绩不错，但是仍然没有什么朋友，贝阿特丽丝呢，各方面都更差了。她说一切对她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她长大后要成为音乐家，像她老爸一样，我小时候成绩也不好。“是吧，爸爸？”每当这时，我就会在心里诅咒自己为什么要在孩子们面前吹嘘显摆。

贝阿特丽丝去年通过了高级中学测试，在荷兰的教育体系中，这意味着“有能上大学的智慧并有机会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伍德西区的老师同意培养她（老师说这是衡量标准之一），所以她除了要学习诸如拉丁语课程之类的高级中学必修课程以外，还可以选择一所新的学校上一些新的课程。

克莱姆在尼尔斯的支持下已经准备好资金供她申请阿贝拉学院，这是阿姆斯特丹最好的学校之一，也是尼尔斯的荣耀。而贝阿特丽丝却宣布说她要放弃培养资格，和另外两个好朋友去东边的学校。她有一个颓废的父亲，且刚经历了父母离异，这种青春期的阵痛使得她对自己的未来是否光明漠不关心。克莱姆向我求助，我和贝阿特丽丝相处了一整天，和她谈论生活、决策以及方向错了是多么难回头。“莫愁前路无知己。” 嗯，我觉得当时是我的错，是我劝说她进了阿贝拉学院。入校两个月后，她就因为和人打架被要求叫家长来。

克莱姆向我讲述了这一切后，我回到阿姆斯特丹，带女儿离开了那所学校。圣诞节，我和孩子们度过了一整周，我们一致决定保持冷静，甚至连尼尔斯也开始反思自己当时的决定是否正确。克莱姆花1000欧元请了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他只告诉了我们一个常识：离婚意味着不稳定性。所以我们决定夏天到来的时候，让孩子们远离喧嚣，和我共度三四周。多内加尔就是我们心灵的避难所。

我把孩子们安顿在我的旧房间里，那里很多年没有人住过了。房间的墙上还贴着我的“瘦李奇”乐团、齐柏林飞艇乐队和皇后乐队的海报，还有一张我青春期听的第一场音乐会的海报：《蓬齐与帕内尔街蹦蹦房间里的僵尸》（1990年5月26日）。

“这是你的房间吗，爸爸？你睡在这里吗？”

“每天晚上，”我回答说，“直到我18岁。”

“然后你遇见妈妈，就去阿姆斯特丹了，对不对？”

“是的，就是这样。”

皇家音乐学院的学位证和体育奖杯上已经落满了灰尘。将他们安放在儿童床上后（杰普睡在爸爸为他在地板上铺的小床垫上），我试图从旧书柜里寻找一本故事书读给他们听。贝阿特丽丝说不用找书了，他们的iPad里有卡通片。“我们在家一直这么做。”

“爷爷的房子里有无线网吗？”她问。

“无线网？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吧。”

“好吧，我去偷邻居的网用。”

还没等她的父亲张开嘴反对这个主意，贝阿特丽丝已经找到了一个开放的网络，并已连接上，开始检查电子邮箱、WhatsApp和Facebook账号（她的一个叫安妮可的朋友上传了一窝小猫的照片）。

我陪了他们一会儿，他们便开始看卡通片。我猜克莱姆大概早已忘了我们给孩子讲故事的老习惯，或者说，孩子们不再感兴趣了。没过多久，杰普渐渐倦了，贝阿特丽丝也睡着了。我便悄悄地离开房间回到楼下。

父亲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看电视，沙发靠着的窗户正朝着自由街。这几年来他应该每天都是这么过的吧，我想。一个人维持着生存所需，没发胖也没有消瘦，但是头发已经全白了。穿戴整齐，但看得出，穿的仍然是妈妈还在的时候买的旧衣服。想到这儿我的内心已经泣不成声，但是表面上，我仍然努力微笑着。

我坐在餐桌前的椅子上，递给他一根烟，但他说已经戒掉烟和酒了。“你妈妈从来都不喜欢我抽烟喝酒。”我尊重他的新原则，把烟揣进了大衣里。我问他想不想喝茶，他点头。我便去厨房烧水，我瞥了一眼冰箱和橱柜，结果没有太令人震惊。里面放着食品、罐头和一些水果，没有酒，一切都整洁有序。上帝保佑，我的父亲依然神志清醒。母亲去世后，作为他唯一的儿子，我的内心常常愧疚挣扎，也许我应该更亲近他，每分每秒地照顾他。但是，和克莱姆的婚姻失败后我回到了都柏林，我意识到，如果我回到都柏林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将摧毁我内心仅有的自尊。

我端着在阿姆斯特丹买的粉红色的旅行纪念茶壶和两个杯子。那是贝阿特丽丝的洗礼日那天，我的父母买给她的。她是我父亲唯一认识的孙女，后来杰普出生的时候，父亲只是通过照片和电话认识杰普，直到我们带他回来见爷爷。自从妈妈去世后，没有什么能让他离开都柏林，确切地说是离开这所房子。

我们喝了茶，不痛不痒地聊了一会儿。然后他问了我关于克莱姆和离婚的事情。我跟他讲了克兰布朗、新朋友和新房子的事。我省略了朱迪的部分。我开始谈论我的创作问题，但他从来不感兴趣（也许对于爱尔兰铁路的前雇员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无聊的话题）。“孩子们怎么办？”他问，“他们是最受伤害的，你要记住，皮特，如果你们利用他们来进行战争，上帝是不会原谅你的。”

上次我告诉他贝阿特丽丝换了新学校，也提到了她在旧学校的问题（虽然克莱姆的出发点并不是太错，因为社区学校已经成为毒品、斗殴的摇篮）。上次我还问他过得怎么样了，他说这不需要操心。“看看你的周围，孩子，一切都是你的母亲离开时的样子，而我也一样。每天下午在沙发上度过。有时我也去酒吧喝上几杯，开心开心。然后我回家打开门……有时候我会幻想着你妈妈在家，听到我回来，她会用音乐般美妙的声音叫我的名字。

“我希望她能给我一个拥抱，因为她总是这么好脾气，能驱赶我脑海中所有的魔鬼。我想象着她在我身旁，一边看电视一边默默地织围巾，正如我们共同度过的千万个枯燥而幸福的夜晚。你想知道我过得好不好吗？如果我有胆量，我想挖出我的心脏，我想在铁轨上奔跑，或者把头塞进烤箱里。但是我不能，因为她要我继续活下去，但我活得好艰难。我住在自己狭隘的洞穴里，等待末日降临那一天。你能明白吗？”

短暂的沉默，整个房间里只剩下电视的背景音乐。

“两个星期前，我出了点事故，”我开始说，“没什么大碍，我在海边的别墅附近被闪电击中了。”

父亲的目光从电视上转过来：

“该死的……你……”

“我很好，只是有点头疼，但医生说这是正常的。我是幸运的。疼痛进来后会出去，就像子弹一样。 ”

“啊，皮特，我很高兴你没有大碍，”他说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可以去买张彩票。”

“是的，他们也这么说，”我笑着说，喝完了杯中的茶，“但你知道奇怪的是什么吗？那天晚上我离开家之前，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好像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告诉我‘今晚不要出门’。”

我的话落进了空气中，电视里帕迪·莫洛内的长笛填补了沉默。我的父亲僵硬地盯着电视，眼睛一动不动。

“爸……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是的，”他最后说，目光并没有从电视上移开，“预感，你的意思是就像你的母亲一样，对不对？”

“嗯……是的。”我回答，“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当然，我知道你不信……”

“这是真的。”他打断我，“你妈妈有一种天赋，我猜想你也有，一种第六感，或者类似的东西。”

我难以置信地眨了眨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看着我的父亲，发觉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我觉得我的脸颊和喉咙开始燃烧，这是回忆母亲的代价。

“我总是拿这个事情开玩笑，你知道吗？每当她跟我讲你的叔叔文森特和那枚纽扣的故事，我总爱唱反调。”他说，“在一个家里，总要有人活在现实里，去抵消这些疯狂的言论……我承认，起初不相信她，但科克的航班事故发生后……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

“是的。” 我说。

“事情确实如你妈妈所说，那天早上她哭着醒来抱住了我，告诉我她在梦里看到的葬礼。中午电台播报新闻的时候，我正在车站工作，不得不走出房间透气。我当时吓坏了，你知道吗？我怕你妈妈……生病什么的。所以我一直回避这个话题，但它的确是真实的。现在你告诉我你的事，我猜你可能遗传了她的……‘天赋’。毕竟，你妈妈也是从她的家族遗传得到的。这就像某种东西一直遗传了下来。”

他的话回荡在我的耳边，一股寒气贯穿我的身体。父母遗传给孩子，那么如果杰普和贝阿特丽丝……

父亲继续安静地看电视，仿佛想看完某一集。其实我不认为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只是没有话要跟我说了。半个小时后他起身关掉了电视，并说要上床睡觉了。

“我给你留了两条毯子，”他指了指壁炉前的沙发，“如果你冷可以打开壁炉，或跟我再要一条毯子。你知道你妈妈对毯子的热爱，我的房间里还堆着二十多条在那招蛾子呢。”

“晚安，爸爸。”

父亲从我身边走过，捋了捋我的头发：

“你也是，儿子，有时间去理理发吧，呃？”

“你在……开玩笑吧？”

我躺在沙发上，裹着羊毛毯，闭上了眼睛。本以为一天的奔波之后我会昏睡过去，但我的身体拒绝投降，再加上，隐隐作痛的脑袋，一切都令人沮丧，瑞恩医生也拿我毫无办法了，就算开出药房里最“毒”的药也无法缓解我的痛苦。那么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那个贝尔法斯特医生的名字最近几天都我脑海里盘旋，但我不想毁了本该和孩子们共度假期的计划。上帝啊，我继续忍耐吧。

我从外套里掏出香烟，用毯子盖住肩膀，来到小花园里吸烟。这是一个晴朗的月夜，我一边抽烟一边望着远处在星空映衬下都柏林房顶上歪斜的烟囱。回到房间的时候我恰巧经过那架古老的立式钢琴。我坐在凳子上打开琴键盖，象牙和木头的陈旧的气味飘进我的鼻子，将我带进回忆中。

音乐家？赶紧停止你的胡思乱想吧，皮特·哈珀！你是裁缝和铁路工人的儿子，你知道吗？我们家没有贵族！你的身体里流淌着工人的血……别想逃脱你的命运！别做白日梦啦，还是踏踏实实学一门手艺吧。这是你的错，孩子妈，都怪你把那些疯狂的想法塞进孩子的脑袋里。

我在凳子下面发现了一本旧乐谱，上面匆忙潦草地记录着旋律。

是的，妈妈。我抚摸着我的早期作品，感觉眼里流出了苦涩的泪水。都是你的错，所有的一切。

也许是烟草或者分心缓解了我的疼痛，我躺在沙发上，在这件旧家具上辗转几次之后终于合上了眼。

不一会儿我醒了，我睁开眼睛，只见月光洒满了房间。我闻到一股刺鼻的烟味。

我抬起头来，看到餐桌上的烟灰缸里，烟头仍在黑暗中冒着烟。我记得自己的烟头已经扔在花园的垃圾桶里了，这只能是父亲的。但是爸爸，他不是说不会再在屋子里吸烟了……

我重新躺回沙发上，突然瞥见烟灰缸旁边有些别的东西。我站起来，走到桌子旁，桌上还放着一个威士忌酒瓶和半空的酒杯。桌子的中间摊着一张报纸。

我有些隐隐担忧，父亲半夜起来喝酒，难道不记得我正在客厅里睡觉吗？ 但我的注意力慢慢地被报纸所吸引，这是一份《爱尔兰时报》，在月光的照耀下，我看清了新闻的标题：

多内加尔惨案

一场暴力犯罪夺走了平静小镇克兰布朗四个人的生命。

一根香烟仍在烟灰缸里燃烧，薄薄的烟柱升入房间阴暗的空虚中。然后，我注意到，这酒瓶完全是空的。

告诉我这只是一个梦。

这张占据了封面的三分之二的照片非常暗，但我还是能辨认出一名站岗的警察的身影。这是在海岸附近的某个地方，可能是任何一个地方。我能清晰地分辨出的是爱尔兰警察脚下白床单遮住的四具尸体，像四个幽灵。照片的近处是警察用来保护犯罪现场的塑料带子。

任凭我凑得再近，我也无法看清楚图片下方的小字。新闻的内容也同样如此，那些字都太小太模糊了。我再次仔细端详那张照片，发现自己非常熟悉，这是里奥家的屋顶吗？我的喉咙想大声尖叫，尖叫声足以穿透墙壁和窗户，叫醒整个城市。我立刻跑到门口找电灯开关，我要读这条新闻，却又非常害怕我即将读到的内容。也许里奥、玛丽和……难道朱迪也……

但父亲为什么一个字也没跟我提呢？难道他不知道我就住在那儿吗？难道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什么时候呢？

我摸到了电灯的开关，霎时间光亮让我无法适应，我感到头部一阵刺痛。我靠在墙边，直到能够再次睁开眼睛。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眼前有些不一样了。

眼前是明亮的房间，我回到桌子旁，只见桌子上是空的，没有报纸，没有威士忌，也没有香烟，只有一直摆放在桌上的老桌布和用假花装饰的装餐巾纸的瓷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