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3年，在去参加大南瓜竞赛的路上，埃尔顿·格伯的那个657磅重的大南瓜从他的卡车车厢里摔下去之后，威斯康辛州卡吕梅镇就再也没有受到过媒体如此大规模的青睐了。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没能报道故事真相。

电视新闻开玩笑似的报道了这一事件，因为在整个事件里面，大南瓜是唯一的受害者，之后，也没有任何一个记者将摔碎的大南瓜和两周之后埃尔顿射入自己上颚的那颗子弹联系起来。那年的大奖为1·5万美元，刚够支付埃尔顿农场的最后一笔分期付款。不出意外的话，他毫无疑问会赢得这笔钱，因为与他最为接近的竞争对手的南瓜只有区区530磅重。

这并不是一个玩笑式的故事，县警长迈克·哈罗兰认为。其实这更像是一出美国悲剧，而媒体则错失了重点。并且，他们这次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外面不知道哪个地方传来的旋翼的轰鸣声几乎无法渗进他的意识。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新闻直升机；习惯了带着碟形卫星天线的新闻面包车在他管辖的街道上到处游逛，随时叫住某个看上去足够悲伤或者足够恐惧的人，来上一段让人兴奋的原声摘要播出；习惯了警察局大楼前每当有警察要下车时，楼前台阶上记者的喧哗。

根据尸检报告，约翰和玛丽·克雷恩费兹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周一午夜和凌晨1点之间。之后不到8小时，这个事件就占据了威斯康辛各个频道的头条。作为相互间的精神慰藉，人们到处传播着这出小镇悲剧：“……一对虔诚的老年夫妻在教堂祈祷时被惨无人道地杀害了。”

并没有人提及刻在死者胸口上的血淋淋的十字架——迄今为止，哈罗兰还成功地保守着这个可怕的小秘密——然而即便没有这一细节，这个故事无论对记者还是公众，都充满了诱惑力。竟然有人对老年人开枪？这事情本身就够糟糕的了；而罪行偏偏又发生在本该是圣殿的教堂里，这又在恐怖上面加上了暴行，或许还有一点点畏惧。坏消息，然而却有极好的收视率。

紧接着，那天上午的晚些时候，警员丹尼·佩尔蒂埃遇难的消息如同子弹一般击中了各路媒体——那个时候事情发生不到半个小时，哈罗兰还站在已经不成样子的尸体旁边，一边辨认着这个可怜的孩子的雀斑，一边哭得像个小姑娘。到了周一的日落时分，卡吕梅镇上已经多出了至少100名各家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现在，都过去一整天了，他们还赖在这里不走。

但是他们还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他们错失了悲剧掩盖下的悲剧，罪恶背后的罪恶。没有人知道，这个无辜得令人心碎的丹尼·佩尔蒂埃，是因为县警长迈克·哈罗兰忘了带克雷恩费兹家的前门钥匙才遇难的。

“迈克？”

他先调整了一下表情，然后才抬起头来，一双失神的眼睛望向站在门口的博纳。

“嘿，博纳。”

他的老友走上前来，皱着眉头，“你看上去糟透了，伙计！”

“多谢。”哈罗兰将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往旁边推了推，从口袋里抽出一支香烟点上。

博纳坐了下来，伸出一只结实的手掌扇着从桌子对面飘过来的烟，“要知道，我可以以在公共场合抽烟的罪名逮捕你。”

哈罗兰点点头，又抽了一口。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在办公室抽过烟了，都不记得上次抽烟的滋味是不是也如此美好。因为这种行为的不合法性，反倒增加了其中的乐趣。难怪人们都愿意去犯罪。

“我是在庆祝。我破案了。”

博纳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将其一晚没脱的制服，还有眼睛下面黑得跟他的头发似的黑眼圈尽收眼底。

“你看上去不像是在庆祝。另外，全是放狗屁。是我破了这个案子。是他们的孩子干的。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说了。”

“你没说。你跟我说是纽伯利神父干的。”

“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再说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克雷恩费兹夫妇有后代呢。但是你一跟我说他们有个小孩，我立刻认定是他们的孩子干的，你也知道的。但是真不舍得就这么放过神父。这个结论多完美啊！胸口上刻着十字架，教堂又能得到巨额捐赠……我的意思是，你把那老家伙当嫌疑犯真是太合适不过了。”他往前靠了靠，戳了戳桌子上乱七八糟的文件，“你这儿有吃的吗？”

“没有。”

博纳不高兴地叹了口气，又将身子靠了回去，指头在凸出的肚子上绕来绕去。他的棕色制服衬衫在命悬一线的衣扣之间张大嘴巴喘息着。

“所以福至心灵，你知道了是他们的孩子干的——在这里请允许我指出，是在我早就这样告诉过你之后。但是这种见解是没有用的。我们又不知道这孩子姓甚名谁、身在何处、长什么样、多大年龄……”

哈罗兰笑了笑。这样很好。和博纳谈谈案情，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而不用再想其他的——他可以一直这样继续下去。

“31年前，那个孩子出生在亚特兰大。”

“哦，是吗？是你想象出来的，还是怎么？”

“纳税申报单。我们能查到的他们最早的单据是在30多年前。那个时候克雷恩费兹夫妇还是布拉德福德夫妇。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有钱人。可能是刚刚结婚，刚刚起步，收入低得足以享受医疗折扣。在那个时候，也就是他们在亚特兰大的第四年，那可是很大一笔医疗费。我想大概是生育费用。”

博纳坐直了一点——他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

“所以我往当地打了电话，查了相关记录，找到一个那年出生的姓布拉德福德的小孩。马丁和艾米丽·布拉德福德夫妇，于1969年10月23日，生了个布拉德福德宝宝。”

博纳看上去像是有好一会儿屏住了呼吸，“等一下！克雷恩费兹夫妇遇害日期就是10月23日。”

哈罗兰冷冷地点了点头，“生日快乐，宝贝。”

“该死！出生日期、死亡日期。的确是这个孩子干的！”

哈罗兰抽了最后一口烟，将烟屁股扔到一个空可乐罐里。

“你要是地方检察官就好了！那家伙是个认死理的。要求有指纹、证人——你知道，就是我们没有的那些法庭证据。那孩子甚至没有继承权！”

博纳摇摇头，“没关系。你不会只是因为要继承父母的钱才在他们身上划十字。他是出于其他目的，而我们肯定不会喜欢看到这一点的。”他鼓起腮帮子长长地叹了口气，疲惫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踱到窗户边上。

路对面是赫尔穆特·克鲁格的农场。他看着荷兰乳牛成群结队地从草场回到谷仓，准备挤奶，琢磨着自己或许应该当个农民。奶牛几乎从来不会杀害自己的父母。

“你在网上搜那个孩子的名字了吗？”

“这里还有个问题。出生证明上没有名字。”

“啊？”

“据告诉我这些的女文员说，这不足为奇。出生证明是在出生那天建立的，那个时候好多父母还没有想好宝宝的名字。除非日后他们想好了名字再专门告之，否则那一栏一直都是空着的。但是我查到了孩子出生时所在的医院，而他们又告诉了我布拉德福德家家庭医生的姓名。”

“你跟他通过话了？”博纳问道。

哈罗兰摇摇头。

“别告诉我他也死了！”

“还活着呢，去打高尔夫了。他妻子说让他今晚给我回电话。”

博纳点点头，又望向窗外，“这么说我们已经步入正轨了。”

“或许吧。医生回电话之前你要不要吃点东西？我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了他妻子，这样我们就不必在这里等着了。”

博纳转过身来望着他，一个巨大的剪影挡住了从窗户透进来的最后一丝亮光。

“我去你家找你。我得先到食品店买点东西。”

“我们可以去咖啡馆。”

“迈克，今天是10月24日。”

“我知道……”哈罗兰张口说道，然后猛然间停住，“哦，该死！博纳，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不起，伙计。”

“没什么。”博纳脸上带着悲伤的傻笑，似乎能原谅一切，“有很多人死在10月份，你知道吗？”

“没错。”

但是你怎么也不该忘了那位死者——半个小时之后，终于驶上自家车道时，哈罗兰心里这样想着。他在车子里坐了一会，忍受着负罪感的折磨。此时的他甚至希望自己依然信仰上帝，这样自己就可以去做忏悔，然后得到宽恕。

理论上讲，博纳是个单身汉，但是就事实情况而言，自从1987年10月份的暴风雪之后，他就已经是个鳏夫了。在那场暴风雪里，他高中时的女朋友驾着她父亲的皮卡冲出了路面，一头栽进哈格蒂沼泽里。之后的两天两夜时间里，天降大雪，积雪深达37英寸，但是穿过哈格蒂沼泽的那条道路平时人迹罕至，所以，等到县里的扫雪机最终到了那里，找到艾伦·亨德里克斯已经冻得不成样子的尸体时，已经是4天之后的事情了。

更糟糕的是，她并不是当场死亡。被困后她还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足足围着美孚石油公司威斯康辛公路线路图的边界绕了整整一圈。她很疼，她很冷，但是信里找不到丝毫的恐惧，因为她坚信博纳最终会找到她。她谈论着他们即将到来的婚礼、他们以后要生3个宝宝、博纳一定要把他那辆两座雷鸟抵换出去，因为有了孩子那车就不够用了，在信的最后，笔迹已经开始不稳的时候，她温柔地责备他怎么这么久还没有来。

她的最后几行字是写于10月24日的。从那之后，每年的那天傍晚，哈罗兰和博纳都会在一起吃饭、喝酒，但是绝不会说“要是那天……”之类的话。这项传统更多地成为他们友谊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的对多年前去世的一个女孩的纪念。虽然他们一直懒得去琢磨，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日期一直非比寻常。他真不应该忘记的。

“是的，对，你不该忘记的还有克雷恩费兹家那些该死的钥匙！”他大声喊着，狠狠地一掌拍在方向盘上，拍得手掌边缘隐隐作痛。

曾祖父置下的地产，传到他这一辈只剩下了一英亩，上面生长着百年榆树，树荫遮蔽着这块土地。他把房屋和院子都保留下来，但是在这一小片布满了俗气的蔷薇和错层式房屋的土地上，他们家的荷兰殖民地式的住宅看上去像是个入侵者。这房子一个人住有点太大了，但是哈罗兰家4代人都是在这屋子里出生成长的，他实在无法放弃它。

他下了车，穿过草坪，走到前门口，掖了掖夹克上敞开的袋盖。刚才，他刚离开办公室不久，开始起风了。枯叶打着旋儿掠过他的靴面——如果它们明智的话，就飞往佛罗里达吧。你几乎可以闻到冬天的气息了，接着哈罗兰又想起了丹尼昨天关于今年冬天下雪会早的预言——那个时候自己正开车将那位年轻的警员送向死亡。

他走进小小的入口通道，听到了小时候自己沾满了积雪的小靴子踩在地板上的声音，然后是他母亲已经沉寂了10年的声音重又响起，提醒他关上门，“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想把热气全都放出去吗？”他以一种迟到了20年的反抗姿态，半开着门等待博纳，同时很疑惑为什么自己大部分的记忆是关于冬天的，就像他生命中的这33年都是生活在一个只有冬季的地方似的。

他把厚重的夹克挂在前面的壁橱里，然后将腰带夹和枪放到上面的架子上。

“你知不知道这种做法有多蠢？”博纳第一次见他这么做的时候劈头问道，“假设我是一个刚嗑了药的劫匪，嗯？然后你这么做了，把装备放在前面壁橱上，这样我可以在一进门的时候抓过枪来，在你还穿着内衣沿着楼梯往下滚的时候，已经击中你了。”

但是爱玛·哈罗兰坚决不允许任何火器通过他们家大门——不管是她丈夫50多年的温彻斯特步枪，还是她儿子单位发的9毫米口径手枪。现在她早已长眠于地下10年了，但是哈罗兰还是没有办法带着枪越过自家前壁橱。

冰箱里还有一瓶帝王苏格兰威士忌——这对于博纳来说简直是犯罪，但是哈罗兰就喜欢冰镇威士忌。

他找来两个原来盛放葡萄果冻的玻璃杯，倒了两杯酒，然后端起一杯，边喝边检查着冰箱里的食物。他推开一堆速冻食品，终于挖掘出了宝藏：一个结了霜的长方形纸包。

“亲爱的，我回来了！”博纳在前门口叫着，然后砰的一声关上门。他“噔噔噔”地穿过客厅走进厨房，将两个购物袋丢到橱柜上。哈罗兰怀疑地看着顶端露出的绿色植物。

“你还买花儿了？”

“那是长叶莴苣，傻瓜！你有凤尾鱼吗？”

“你疯了？”

“大概是吧。”博纳开始一样样从袋子里往外掏东西，“别害怕。我买了凤尾鱼和大蒜，还有一小把少得可怜的四季豆，需要用其他菜来搭配一下……”

“我有拉尔夫。”

博纳倒吸了一口气看着他。拉尔夫是艾伯特·斯文森在卖掉农场搬到亚利桑那之前，饲养的最后一头食用公牛。他俩共同买下了这头小牛，用玉米和啤酒养了它最后两个月。

“我还以为上次已经把它全部吃光了呢！”

哈罗兰朝着水槽里那个白色的包裹点点头，将另外一个果冻杯子里的帝王威士忌递给博纳，“我把里脊肉留下了。”

“赞美耶稣！”博纳跟他碰了碰杯，一饮而尽，然后皱眉道：“伙计，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冷冻会损坏它的味道。你不能把这玩意儿放到冰箱里，并且你绝对绝对不能用这种印着卡通人物的罐子来盛这种酒。这是谁啊？火星人吗？”

哈罗兰看了看朋友杯子上黑乎乎的图像。经过多年的使用，很多地方的颜色已经脱落了，但是还能辨别出头盔部分。

“该死！我想要火星人。”

博纳哼了哼，又倒满了自己的杯子，然后拿了一个哈罗兰一直以为是用来盛水果的木碗，开始在上面磨蒜瓣。

“把拉尔夫放进微波炉里，调到最高挡位解冻3分钟。再把那个生铁大煎锅给我找出来。”

“我还以为我们在院子里烤着吃呢。”

“哦，那你可错了，我们先用高温烤一下，然后在炉子里加工。然后呢，我再往烤油里加点葡萄酒，煮成浓肉汁，再往里面撒点羊肚菌，然后就大功告成啦！”

哈罗兰在餐具抽屉里翻找着牛排刀，“你是开玩笑的吧？”

“我当然是在开玩笑。你在杰瑞家的超值商店买过羊肚菌吗？”

“过去你经常把那玩意儿穿在木签上，然后放在喷灯上烤。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看那些烹饪频道了。”

“不由自主。那些家伙是21世纪的活宝，就像是没有西瓜的加拉赫一样。还记得他吗？”

“那个拿着大锤的家伙？”

“就是他。老天，我可真喜欢他。他死了吗？”

哈罗兰喝干了酒杯，又重新倒上，“或许吧。每个人都会死的。”

博纳好一会儿没有吭气，之后突然咯咯笑了起来。帝王开始起作用了。

等到哈罗兰的手机终于响起来时，拉尔夫已经成为有缺口的白色盘子里血淋淋的回忆，而厨房里也已是一片狼藉。

“来了，”他说，翻开手机，希望刚才没有喝那么多酒，希望还能记得自己想问医生的那些问题，“你好？”

一个男人温文尔雅的声音穿过空间传到他的耳朵里，语速缓慢，充满了南方的热力，“晚上好。我是勒鲁医生。回复警长迈克·哈罗兰的来电。”

晚上好。上帝！难道这年头真的还有人这样说话吗？他不知道是什么——或许是口音——反正跟南方人讲话总会让哈罗兰觉得自己是个农村的粗人，是农民的后代——这个他的确是，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傻瓜——这个他不是。

“我就是迈克·哈罗兰。谢谢您回我电话，勒鲁医生。不如您先挂掉，先生，由我付费给您打回去。”

“好的。”那头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哈罗兰把手机合起来，走向挂在墙上的座机。

“他听上去怎么样？”博纳问道。

“就像是风度翩翩的桑德斯上校。您好，勒鲁医生。还是我，迈克·哈罗兰。我是威斯康辛州金斯福德县的警长。我是想寻找您多年前两个病人的继承人……”

“马丁和艾米丽·布拉德福德夫妇，”南方口音打断了北方口音，“我太太告诉我了。”

“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医生，您还记得他们？”

“印象深刻。”

哈罗兰没说话，等着他主动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但是电话那端却沉默无声。

“先生，您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从他们之后您怎么也得有几百个病人了吧——”

“我是不会谈论我的病人的，警长先生，不论是多久以前的病人。作为一名执法官，您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

“本周初布拉德福德夫妇去世了，医生。已经用不着再保密了。我将很乐意把他们的死亡证明传真给您，但是我还是希望您能相信我的话，为我们节省点时间。”

医生的叹息声通过电话线从远方传来，“您需要知道些什么呢，警长先生？”

“我们得知他们有个孩子。”

“是的。”声音里增添了某种其他成分。悲伤？悔恨？

“我们想找到那个孩子。”哈罗兰看了看博纳，按了免提键。

“我恐怕没有办法帮助您，警长先生。”医生慢吞吞的声音回荡在厨房里，“我为那孩子接的生，之后又为布拉德福德夫人和这个孩子担任家庭医生。然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

哈罗兰失望地垮下肩膀，“医生，我们现在是无计可施了。没有姓名，没有性别。我们甚至不知道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也不知道。”

哈罗兰吃惊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您再说一遍？”

“那孩子是个两性人，警长先生。除非有某个人干预此事，否则我觉得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可能时至今日仍然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那孩子刚出生时，我想让社会福利机构实施救助。并且我一直怀疑正是我的好意促使布拉德福德夫妇迅速离开了亚特兰大。”

“两性人。”哈罗兰机械地重复着，跟博纳交换了个眼神——他看上去也惊呆了。

勒鲁医生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也就是无性别，更为确切地说，是兼有两种性别。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人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体质特质。布拉德福德家的小孩，身体存在着男女两套生殖系统：睾丸和阴茎部分内化，但都是完整的；同时又存在畸形的阴道结构。卵巢是不是起作用当时还没法确定。”

“上帝！”

医生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知识越讲越来劲，“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我一时记不起那个统计数据了——但是就算在那个年代，这也不应成为一个人的终生悲剧。像布拉德福德家的小孩那样，本身拥有两套生殖系统的，父母只要根据其生殖器官的生理机能为孩子选择一个性别就可以了。这样的手术可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那么布拉德福德夫妇为他们的孩子选择了哪个性别呢？”哈罗兰话音刚落，医生立刻接了上来。

“他们为孩子选择了一个人间地狱。因为这个，我希望他们现在也已经身处同一个地方。”

“我不明白。”

“那两个……人，”医生气愤地说，“称自己的孩子为——我在这里引用一下他们的原话，因为我永远都忘不了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可恶的、变态的，是对上帝的眼睛的亵渎。’他们认为孩子的出生是神对他们的罪过的惩罚，若是人为干预肯定会加重自己的罪孽……”他停顿了一下，急促地喘了口气，“总之，在我给他们当家庭医生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既不给孩子取名也不为它选择性别。您听我说，警长先生，即使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一想到那个孩子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就寝食难安。你能想象得出吗？他们甚至不愿意给孩子取个名字……”

电话那边有个人急火火地跟医生说了句什么，大概是他妻子，但是哈罗兰没听清楚说话的内容。

“有什么问题吗，医生？”他听到了一声意义不明的轻笑。

“心房纤维性颤动，高血压，轻度瓣膜缺损。到了我这个年纪，警长先生，就什么都不对劲啦，我太太老是担心这个那个的。如果您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的谈话结束之前告诉我一件事情。”

“只要是我知道的，医生。”

“在我们这里，寻找下落不明的继承人一般不是执法部门的职责。这里面牵涉到刑事犯罪，是吗？”

哈罗兰看了看博纳，后者点点头，“他们是被人杀害的。”

“真的！”

“布拉德福德夫妇——实际上他们在这里的身份是克雷恩费兹夫妇——于周一凌晨被人杀害。”然后，鉴于医生为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而且又比他想象得更为通情达理，哈罗兰决定将他想知道的一并告诉他，“他们是在教堂祈祷的时候被枪击的。”

“啊，”与其说这是一个字，倒不如说这是一声带着满足的叹息，“我知道了，谢谢您。哈罗兰先生，非常感谢您告诉我这些。”

那边传来很响亮的电话挂断的声音。

哈罗兰走回桌边，跟博纳坐在一起。两人一起沉默了好久，然后博纳靠在椅背上，扯着肚子上的皮带。

“我有个主意，”他说，“不如我们就此结案，说克雷恩费兹夫妇是自然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