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总部在柏林的另一边，老皇宫西边的韦尔德市场大街（Werderscher-Markt），离哈维尔湖大约25分钟车程。马赫需要约斯特做份笔录，答应随后把他送回学校。尸体装上救护车后，湖边的这一小群人就散开了。马赫开着他那辆四门大众，加入了柏林的早高峰车流。

又是一个消沉暗淡的柏林清晨。潮气打在脸上，又湿又冷，像针扎。在波茨坦大街上，车轮溅出的泥水逼得为数不多的行人贴着人行道的最里边行走。从车窗里看出去，马赫觉得自己像在一座盲人城市里，人们在摸索着走路去上班。

马赫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似乎像某种事故：开始时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接着就是突如其来的某件事，之后就是一个永远改变的世界。虽然没有什么比一具从哈维尔湖里捞上来的死尸更寻常的事了。差不多每两个月一次：破产商人，失意情郎，溺水儿童；意外事故，自杀，谋杀；绝望者，沮丧者，还有疯子。

今天早上的电话是6:15响的。当时他正在安斯巴赫大街的公寓里。没有睡觉，而是睁眼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几个月以来，他的睡眠一直很差。

“马赫？哈维尔湖那边发现一具尸体。”打电话的是克劳斯，刑警总部的夜班官员。“去看看。”

马赫说他不感兴趣。

“你感兴趣也好，没兴趣也好，甭说这个。”

“我不感兴趣，因为我现在不当班。上星期我加了一星期的班。还有上上星期。”还有再上一个星期，也许应该告诉他。“今天我不去上班。找别人吧。”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接着是克劳斯的声音。“你真走运。我看了上星期的值勤记录。你接着睡吧。哦，”对方吃吃窃笑起来，“或者接着做别的什么事。”

狂风夹杂着雨点打在窗户上。发现尸体后有固定的一套程序：病理学家，摄影师和侦探必须立刻赶到现场。侦探们有个轮值表，放在刑警总部里。

“今天谁当班？”

“耶格尔。”

马克斯·耶格尔。马赫和他共用一个办公室。马赫想起这个同事在潘考区的那套小公寓，他的老婆和四个女儿：早餐时间是这家人相聚的唯一时刻。马赫离了婚，因此自由得多。有时候他会在下午去看儿子。不过，如果他不出现场，那么整个早晨和上午都将坐在家里无所事事。

“哦，别折磨他了。我去吧。”

这是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前的事。马赫从后视镜里看了看闷闷不乐的乘客。约斯特缩在后座上，瞪着窗外的灰色雨天和灰色城市。

汽车穿过了南北轴心大街，即将驶入菩提树下大街。在勃兰登堡门前，一个骑摩托的警察比着手势拦下了车流。勃兰登堡门那边，在巴黎广场的中央，一支身穿棕色制服的冲锋队乐队正在吹吹打打。大众的车窗都关着，因此只能模糊地听到大鼓和镲的声音。艺术学院大楼外有那么几十个人在驻足观看。

每年的这个时候，要穿越柏林的大街而不碰上这类排演，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在6天的时间里，帝国各地的演出团体都要云集柏林，以庆贺一年一度的“元首日”，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

大众车的雨刷随着鼓点来回摆动，仿佛乐队的指挥。

“现在我们看到了最后的证据，”马赫小声地念叨着，“在军乐面前，德国人会变疯的。”他回头看了看约斯特，后者报以惨淡的一笑。

一声高音铙钹宣告曲子结束。乐队指挥转过来向观众们鞠了一躬，在他身后，那些冲锋队员扛着大号小号，半走半跑地奔向他们的巴士。人群走光了之后，巡警吹了声哨子，用戴白手套的手示意车辆可以继续前进。

根据一道野蛮的政府法令，菩提树下大街的那些美丽椴树在1936年以“迎接奥运”的名义都被砍光了。作为替代品，戈培尔下令在路旁树起十米高的石柱，每根柱子上面都耸立着一只帝国的金鹰。整条大街看起来就像一片印第安红人的丛葬地，上面戳着无数根图腾柱。

马赫在腓特烈大街路口右转，几分钟后就到了韦尔德市场的刑警总部。这是一座第二帝国时代建造的六层官僚大楼，巨大，丑陋。十年以来，马赫差不多每周要来这里七天。像他前妻抱怨的那样，他对这里比自己的家还熟悉。

走过党卫队岗哨和笨重的旋转门，在大门里边，有一块告示板，标出今天的反恐警戒等级。一共有四个等级，绿、蓝、黑、红。今天，像往年这个时候一样，是最高的红色警戒。

马赫向传达室门卫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替约斯特登记。今天比往常都要繁忙。元首日之前的一个星期都是这样。大堂里，女秘书抱着文件盒穿梭来往，高跟鞋在大理石地板上的笃直响。空气里有一股橡胶雨衣和地板上光蜡的味道。穿绿制服的民警和穿黑制服的刑警在小声讨论案件。在大堂的远端，人群的头顶上，有两座胸像：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和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双重头子，正用那冰蓝色的眼睛冷酷地盯着对面的元首塑像。马赫拉开电梯门，把约斯特拽了进去。

海德里希手下的保安力量分为三个部分。最底层是奥波，普通警察。他们负责的是日常调解、酗酒斗殴、夫妻吵架、交通违章、还有救人灭火这类普通案子。他们还负责高速公路、火车站和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给超速驾驶的司机开罚单，偶尔也负责从湖里捞尸体什么的。

在这个结构的最顶层是“西波”（Sipo），这是Sicherheitspolizei的缩写，意为保安警察。这个部门是由过去的国家秘密警察，也就是盖世太保，和党的情报保安机关——SD（保安处）合并而成的。他们的总部在西南边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负责处理恐怖主义、颠覆、间谍、不同政见者、以及其他“高度危害国家安全”的案子。他们在每座工厂和学校、每家医院和教堂、每座城市、每个村庄和每条街道都安有眼线。湖里的尸体不会惊动他们，除非死者是恐怖分子或者叛国者。

在这两个阶层中间的什么地方，是被称为“克里波”（Kripo）的刑警。确切地说，是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五部。他们负责刑事案件，从抢劫银行到人身伤害，从强奸到跨种族通婚。调查一具湖里的尸体——他们是谁，怎么到那儿去的——是刑警的生意。

电梯在三楼停下。门廊上淡绿色的霓虹灯名牌照着绿色的地毡，再衬上绿色的墙壁，整条走廊看起来像个很久没清洗的鱼缸。这里也有一股地板蜡的味道，不过还夹杂着实验室试剂和香烟的气味。二十扇毛玻璃门沿走廊一字排开。这里便是刑警们的办公室。有些门半开着，里面传出打字机的劈啪声，或是电话铃声。

“同国家社会主义敌人的无休止战争的神经指挥中枢”马赫说。这是最近某期党报《人民观察家》上的原话。见约斯特仍然没有反应，马赫补充了一句：“一个笑话。”

“对不起？”

“算了。”

他推开一扇门，扭亮电灯。他的办公室看上去像一个黑沉沉的碗橱，一间牢房。一扇很小的窗户面对刑警大楼空洞洞的内院，窗外的景色是水泥地和砖墙。一面墙被打造成书架。皮面精装书，法医手册，一本杜登大字典，一本大地图集，柏林街道指南，电话簿，一大堆贴上标签的案卷盒子：“布劳恩”，“洪特”，“斯塔克”，“扎德克”，仿佛被官僚主义再度埋葬的遇害者墓碑。另一面墙摆着四个柜子，其中一个顶上搁了盆吊兰，两年前由一个对扎维尔·马赫怀有某种希望的中年女秘书摆上去的，由于老不浇水，早已枯死。除了窗前并排摆的两张桌子和椅子外，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具了。其中一张桌子是马克斯·耶格尔的。

马赫把大衣挂在门旁的一根钉子上。他能不穿制服就尽量不穿，今天的借口是外面的大雨。灰裤子，海军发的蓝毛衣。他把耶格尔的椅子推给约斯特。“坐。咖啡？”

“好的，谢谢”

走廊里有台咖啡机，很稀罕的美国货。“瞧瞧他妈的这些照片。嘿，真带劲儿！”马赫身后走廊上，从某间房间里传出菲贝斯的声音。他是VB3——性犯罪部的探员。“她家女佣拍的。真他妈清楚，每根毛儿都看见。这丫头应该上咱们这儿来上班。”

咖啡机里弹出一个塑料杯。某个大官的老婆，他想。还有来自总督区的某个波兰园丁。大多数案子里，这些小伙子都是波兰人，年轻，英俊，多愁善感，带点波兰人的那种贵族气。然后是某个落寞的官太太，丈夫在遥远的乌拉尔前线、或者某个金发小妞儿的爱巢里，忽视了对自己妻子的义务。看样子，他们似乎是被某个心怀醋意、要不就是极端忠于当局的女佣给告发了。根据1935年的种族法令，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人民法院将展开听证会。然后就是杀鸡儆猴的审讯。那女人，拉文斯布吕克的两年徒刑。她丈夫，降职和训斥。至于那波兰人，要在萨克森豪森关上25年，如果幸运的话。不过更有可能是后脑勺吃颗枪子儿。

“操！”从那房间里传出另一个男人的惊叹。接着是菲贝斯得意的大笑。这个不得志的家伙有50多岁，老婆在10年前跟一个党卫队滑雪教练私奔了。马赫端着两杯清咖啡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用脚把门踢上，把菲贝斯那猥亵的声音挡在了外面。

帝国刑事警察

韦尔德市场5-6，柏林

目击证明

我的名字是赫尔曼·弗里德里希·约斯特。1945年2月3日生于德累斯顿。我是柏林泽普·迪特里希党卫军学校士官生。今天早晨0530时，我离开学校开始例行晨跑。当时单独一人。我按照通常路线，穿过绿林，前往哈维尔湖，在林德岛餐馆掉头南返。在天鹅岛（Schwanenwerder）堤道以北大约300米的地方，我注意到湖岸有一个白色物体。那是一具男性尸体。我跑到半公里外的电话亭通知警察，随后返回尸体旁边，直至警察赶到现场。其间附近没有人或车走动。

在刑警侦探扎维尔·马赫在场的情况下，我自愿写下以上证明。

党卫队队员H·F·约斯特

0824时，1964年4月14日

在约斯特写报告的时候，马赫研究着写报告的这个人。党卫军学校的生活还没有在这个孩子的脸上烙上成人的烙印，这是一张粉红色的、甚至带有一丝女孩儿气质的纤弱面庞。马赫怀疑这孩子是否刮过胡子。

“你为什么一个人跑步？”

约斯特把签好名字的报告递给他。“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一个人思考问题。在兵营里，你很少有独处的机会。”

“你进入这学校多长时间了？”

“三个月。”

“喜欢那儿的生活吗？”

“喜欢！？”那孩子勉强挤出一丝苦笑，“我刚在哥廷根大学入学，就收到了征召令。这么说吧，这绝对不是我最快活的一天。”

“你在哥大学什么？”

“文学。”

“日耳曼文学？”

“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文学吗？”约斯特再次露出苦笑。“我希望服完这三年的役就回去上课。我想当教师。或者作家。不是党卫军军官。”

马赫看了看这份报告，“既然你不喜欢军事，那你为什么加入党卫军呢？”他已经能猜到答案了。

“我父亲。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卫队’的创建人之一。”马赫知道这支部队，一开始是泽普·迪特里希创建的元首私人卫队，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师，在西线和苏联战功累累。“我是独子。他希望我继承他的事业。”

“你一定不喜欢这点。”

约斯特开始畏缩。“我混的还可以。而且有人私下告诉我，我不必去前线。巴德托尔兹的党卫军军官学校需要一名教员助理。”看到马赫的疑惑神色，约斯特补充说：“他们开设了一门课程，‘美国文学的堕落’。听起来和我以前的兴趣差不多。‘堕落’。大概我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马赫哈哈大笑。然后把目光移回报告。“我想你会的。希望你能当上老师。”

“我可以走了吗？”

“恩。”

约斯特一脸放松的表情。他站了起来。马赫握住门把手，帮他开门。“对了，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约斯特满脸惊愕。“什么！？”

“你说你五点半离开兵营。你是六点过五分给警察打电话的。天鹅岛离你们兵营三公里远。你每天都跑步，所以这段路只需要15分钟。你没有闲溜达，因为当天在下雨。除非你突然崴了脚，否则你应该在5点45分跑到天鹅岛。你过了20分钟才打电话报警。那么，相差的这段时间里你干了些什么？”

可以看得出，约斯特满脸震惊。“可能我离开兵营的时间要晚一些。也许我先在教练汽车道上兜了几个来回……”

“也许，也许。”马赫警告地摇着脑袋。“这些我们都可以查出来。我先提醒你，如果我发现事实和你说的不一样，那么你要有所准备。你是同性恋吧。”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

马赫把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我关心的不是这个。不过也许你每天单独晨跑是为了跟某个人约会。在绿林里。20分钟，啊？放心，这是你的私事，我不会记录的。我感兴趣的只是那具尸体。你看见什么了？你当时到底干了些什么？”

约斯特拼命摇着脑袋，泪水从他淡蓝色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发誓！”

“好吧，好吧，”马赫放开了他，“到楼下等着。我安排车子把你送回学校。”他把门拉开。“记住，由你自己告诉我，比我亲自找出事实来，结果要好得多。”

约斯特犹豫了片刻，一时间马赫以为他要开口说话了。但约斯特最后还是一句话没说，走出了房间。

马赫给车库打电话要了辆车。他放下听筒，盯着另一面墙上的空洞窗户。雨水在墙上形成了一道水幕。他对那男孩是不是太严厉了？也许。但有时候真相只能通过这种出人不意的方式问出来。马赫隐约觉得约斯特是同性恋，本想借此吓唬他说出真相。在第三帝国，这种“反社会行为”一般要被关进集中营，而党卫军成员若犯下此桩罪行，则会被送入东线的惩戒营——很少有人从那里活着回来。

马赫看到过许多像约斯特这样的年轻人。这类人越来越多。他们反抗父母，置疑政府，留长发，穿牛仔裤，偷听美国的电台，在小圈子里私下交流禁书——君特·格拉斯和格雷厄姆·格林，乔治·奥威尔和J·D·塞林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反对战争——二十年来乌拉尔山以东那场无休止的、针对由美国支持的俄国游击队的战争。

马赫突然为自己对待约斯特的审问方式感到羞愧，觉得有必要向他道歉。但是另一种念头又占了上风，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那具死尸背后的迷团解开。只有这样，才能为刚才那种欺凌弱小的行为赎罪。

刑警总部的值班室占据了大楼的整个三层。马赫三步并做两步爬上楼梯。在入口外，一个斜挎冲锋枪的警卫检查了他的证件。厚重的防弹钢门在电铃蜂鸣声中缓缓打开。

远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柏林市区图。如繁星一般的桔黄色小灯泡标出了大柏林122个警察局的位置。它的左边是一幅更大的地图，大德意志帝国。红灯泡标出所有大得足以设立警察局的城镇。整个欧洲中部一片深红，宛如银河中心繁密的恒星团。这条红色的银河越向东越稀疏，莫斯科以东只有零星的一些小点，宛如银河边缘的寥寥星光。这就是第三帝国警察机器的天象图。

克劳斯，柏林大区的夜班警察头头，坐在这幅星象图下面的一个高台上。他正在打电话，看到马赫向他走近时举起一只手示意。在他下面是报案中心，几十位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妇女坐在玻璃隔出的办公间后面，戴着耳麦忙来忙去。她们从来都是生意兴隆。一个从东线回来探亲的装甲师上士，在家里吃完晚饭后拔出手枪，把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个地打死，最后把自己的天灵盖轰到了天花板上。一个包打听的邻居报告了警察。于是，案情——严加控制，以免流传到社会上——被提交到这里，然后分发给下面一层的侦探们。

在克劳斯身后，一个穿制服的女秘书在夜间案情通报板上写着什么东西。通报板有四栏：严重犯罪，犯罪，人为事故，灾祸。每栏又细分成好几项：报案时间，情报来源，报告内容，应对措施。在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其1000万人口一晚上的犯罪活动，被浓缩到这块几平方米的白色塑料板上。

从头天晚上10点到现在，大柏林一共有18起命案。最严重的一起——IH2D4K——是潘考区的车祸，3个成人和4名儿童死于非命。这个案子将移交给民警。在克罗伊茨贝格，一家人被烧死在自家房屋里。在韦丁有一场酒吧斗殴。斯潘道有名妇女被殴打致死。马赫的案子排在最后：0607时，哈维尔湖。女秘书回到自己的座位，把手里的马克笔放回笔筒。

克劳斯放下电话，语气有些生硬：“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马赫。”

“没事儿。我想要整个柏林的失踪人口报告。过去48小时的。”

克劳斯看上去放松了一些。他转向那位板着脸的女秘书：“你听到侦察员同志需要什么东西了。快去办，黑尔嘉！看看上一个钟头有没有什么新报告送来！”克劳斯转了回来，眼睛因为缺觉而通红：“我一个小时前刚从那边回来。你知道那个地方。敏感地区。”

马赫盯着那张柏林大地图。绝大部分是灰色的道路蜘蛛网，但西南角有一块巨大的喜人绿色，那里是绿林。旁边一条长长的蓝色水面是哈维尔湖。一个像胎儿的东西从湖岸伸入水中，一条细细的堤道将其同湖岸连接起来。

天鹅岛。

“戈培尔家是不是还在那儿保留着一所房子？”

克劳斯点点头，“还有其他那些人。”

天鹅岛是柏林最高尚的住宅区之一，住在那里的都是达官贵人。岛上零星散布着几十座房子，入口的堤道有警卫把守。隐秘，幽静，安逸，坐享森林空气和湖泊美景的好地方。也是最不适合发现无名尸体的地方。

“当地的民警管那儿叫‘野鸡地’。”

马赫笑了笑。“锦鸡”是柏林街头黑话，指的是那些党国要人。“是啊，在那种地方出现浮尸可不太好。”

黑尔嘉回来了。“从星期天早上起的人口失踪报告。”克劳斯接过报告，瞟了一眼，递给马赫：“最新的报告还没加进去，不过够你忙的了。你应该让你那胖伙计耶格尔来办这案子。按理该他处理，记得吧？”

“谢谢。我至少先把开头的工作做了。”

克劳斯摇了摇头。“你太热心了。又不会给你升职。薪水那么少。”

马赫把名单卷成一筒，凑近克劳斯：“同志，别忘了，‘通过劳动获得自由’”。这是集中营的口号。

他转身而去，听见克劳斯对那女秘书发牢骚：“看见了吧？他净开这类鬼玩笑。”

马赫回到办公室时，耶格尔正在挂外套。

“扎维！” 耶格尔张开双臂，“值班室告诉我了。真谢谢你！”他穿着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的制服，黑色的束腰上衣上面还能看出早餐的蛛丝马迹。

“哎，别高兴的太早。尸体上面没有一点儿线索。星期天以来柏林有上百人失踪。核对名单就要半天。我答应儿子今天下午带他出去玩。所以接下来的活就是你的了。”

马赫点燃一支烟，向耶格尔讲述所有已知细节：丢失的脚，他对约斯特的怀疑，案发地点的特殊性。耶格尔一边听一边轻声哼着，表示听明白了。这是个大块头的家伙，有差不多两米高，大手，大脚。他有50岁了，比马赫大10岁。两人自从1959年起便分享一间办公室，刑警总部的人有时开玩笑说这对搭档是一狐一熊。

“这是人口失踪报告。”马赫一屁股坐在桌子上，打开从三楼拿来的纸卷。上面是一串人名，出生日期，失踪时间，联系地址。耶格尔叼着一支肥大的雪茄，肥大的手指飞快地翻看着报告。

“那位好医生艾斯勒说，咱们这位先生大概是昨天晚上6点钟死的，所以他的家人到七八点钟才会发现人不见了。也许再等上一晚上，有可能到今天早上还没有报告。但是还有两种可能：一、他死前就已经失踪一阵子了；二、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艾斯勒把死亡时间弄错了。”

“那家伙当兽医都不够格。”耶格尔颇为赞同。

马赫飞快地数着人名。“一百二十个人。我们这位先生大概在60岁左右。”

“也有可能是50多岁。在水里泡12小时，样子不会好看的。”

“对。所以应该把1914年以后出生的都排除在外。这样还剩下一打左右的名字。而且没有比这再省事的调查了：小朋友，你爷爷少了一只脚吗？”马赫把名单一撕两半，把一半递给耶格尔。“哈维尔湖附近有哪些警察局？”

“尼古拉湖分局。万湖。克拉多夫。加托。皮切尔斯多夫。不过最后这个可能太靠北了。”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马赫给所有的分局都打了电话，询问有没有人上交一团衣服、或者报告失踪人口。没有任何新线索。失踪名单上的人也都没有少一只脚。到11点半，马赫站了起来。

“无名氏先生。”

耶格尔十分钟前就挂上了电话，此时正在窗口抽烟。“可怜的老家伙，是不是？比你还形单影只。”他啐掉舌头上的散落雪茄烟叶。“我一会儿去值班室看看有没有新的报告。你该走了。跟皮利好好玩玩吧！”

刑警总部对面，一家不起眼的教堂刚刚结束午祷。身披雨衣的牧师正在锁上教堂的大门。马赫站在总部门口盯着他。基督教在第三帝国是不受官方欢迎的。好多牧师都成了盖世太保的告密者。那位牧师把一枚巨大的铁钥匙塞进衣袋，发觉街对面的警察巢穴门口有人在注视着他，连忙垂下眼帘，低头匆匆离开，仿佛正在做一件非法的勾当。马赫也扣上外套，迈上丑陋肮脏的柏林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