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打开了包袱，里面摆放着折了四折的小学毕业证书那么大的一张纸，还有一封信。父亲戴好眼镜看了一会儿这封用钢笔写成的信说道：“一郎，你读来听听。”说完，就摘下了眼镜。

父亲还是孩子的时候，进山烧炭，在村子的八十户人家里，置办下了中流以上的家产，但是他并不识字，只是勉勉强强读得出平假名[1]而已。

[1]　在日本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音节文字。

父亲、母亲，有一段时间没有和二老见面了……

一郎就好像念学校里的课本一样，大声地念着这封用假名写的信。母亲手里攥着厚厚的好像小学毕业证书那么大的纸，一边远远地望着信，一边听着。母亲手里攥着的纸上清楚地写着“一金一万日元”这几个大字。

那么，虽然这话有些唐突，但每次都让二老为我担心，实在不好意思。请借给我两千日元。我还在包袱里放了张价值一万日元的有价证券。只要拿着这张证券去银行，很轻易地就能借给我五千日元或是七千日元。但是那么做会涉及店里面的信用，对做生意影响不好。现在我将这张证券寄放在二老处，还请二老接受……

信的末尾写着“荣吉”和“乐”，是大哥夫妇二人的名字。

那一晚，一郎翻来覆去睡不着。父母以为一郎早已经睡熟，二人坐在火盆旁小声地说着话。

“我这么大岁数，才生的一郎。一郎真可怜啊。我也上了岁数，没指望活到一郎二十岁了。我死了以后一郎会怎样啊。拜托给他大哥，我是最安心的。”

母亲哄骗说：“你现在还年轻，你担心这件事也不奇怪。人啊，一旦没了关系就不行。咱么这儿边想要他们收养一郎，但是他们还不是可以解除收养吗？”

“荣吉在神户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啊？”

母亲好像把父亲的话听成了另一番意思。

“一定过着了不得的日子。”

“我上次去还是在前年，是前年吧？他们住在山手那个地方，家里还有一个大门，每天他都去海边的店里，那店面是个西式小楼，店里雇了一个中国掌柜的，还有一个日本人的二掌柜，总共有四五个人呢。”

“这次的媳妇好像原来是做艺伎的吧！荣吉铁定是被勾引的，浪费了不少钱！”

“哎呀，浪费了也好，没浪费也好，自己挣的钱自己花，不就是男人活着的意义嘛！”

“果然，这次的媳妇肯定人不好。”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

“你一次都没见过，就那么说。你也见一次啊，那媳妇心性真是十分善良，是个很不错的人。”

“十天二十天的能看出个什么啊？”

父亲也不做声了。

“孩子他爷，这回可彻底麻烦了吧！”

“你总是习惯看什么都说不好、不好。”

“当然说不好了，要是再这么没完没了借钱的话……”

“什么没完没了，不是才第二回吗？最初那次，不是给咱们切墓碑石来代替了吗？”

“墓碑石……”

母亲好像想要下决心说点什么，又放弃了这个想法。于是起身开始收拾准备睡觉。两个人躺进被窝里很长时间一直沉默着。

“荣吉做着那么体面的生意，过着那么好的日子，对于咱们乡下人来说，他就是一个大财主，即使是在城里，也算是相当有钱了，他却向我们要钱，我可真不明白。”母亲自言自语道。

“这不是在信上写了吗，不论是做着多大的买卖，人都有缺那么五十两、一百两的时候。在城里做生意都是这样。”

“是这回事吗？”

母亲说完又沉默了一会儿。

“孩子他爷，在村里的信用合作社只剩下一千日元了吧？”

父亲没有回声。

“如果他们要是真的非要借一千日元的话，那就把那张一万日元的什么证券押在咱们这儿。”

“你别说那么见外的话了。”一直沉默着的父亲略带怒意地开口说道。

“就因为荣吉说在神户做买卖需要资本，咱家的财产只剩一半了。之前说要钱，信用合作社里就少了一千日元。现在再拿走一千日元的话，那钱就一分不剩了。等下次再说要钱的话，那咱么就只能卖房子了。”

“没了又有什么关系，你是因为钱被荣吉取走了，才那么说的。这都是为了一郎好，你只要想这都是为了让一郎上大学，不就没关系了。”

“把钱给了荣吉，要么就是给什么艺伎赎身，要么就是买什么没用的三味弦，怎么能说是为了一郎好呢？那张一万日元的证券就押在咱们这儿，然后把它放到信用合作社去，这才是对咱们一郎最好呢。我决定了就这么做。”

“那么见外，还会折损荣吉的名誉，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两人的嗓音越来越高。

“你就要被荣吉给骗了。”

“傻瓜，你什么时候才能转过弯？这可真是当后妈的习性，改也改不了。”

父亲忽然提高嗓门，说话声在黑暗的房间中回响。母亲对这番评价好像是很有反应，马上就不做声了。

从第二天开始，父亲和母亲都板着脸，互相也不说话。

一郎在三天后，和每月定期去神户收木炭钱的合伙人一起返回了神户。

那天早晨，父亲对一郎说：“一郎，这个包袱里一个有一万日元和一个一日元。回到神户后给你父亲，途中你要是解下来我可不饶你，你听好了吗？”

一郎为此感到有些莫名的生气，也就心不在焉地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