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锈的口琴

    景况果然不是太好,我和朋友的合伙生意做得很辛苦,工作时间比起从前在公家机关工作时还要长,刚开始那几个月,公司差点连薪水都发不出来。所幸,大家都早有心理准备,咬着牙硬撑,终于渐渐上轨道,账面也从亏损慢慢打平。

    两年之后,公司的规模还扩大到必须经常出国参加各种礼品展,我也就经常穿梭在香港、日本、德国、美国等国际礼品展的会场上。每当出、入境时,我都会刻意去和Ben打个招呼,送他最新的礼品样品,以激励他用心帮我注意程万里的踪影,希望能帮黄心仪完成愿望。

    除非正巧碰到Ben轮休的日子,只要有机会碰上面,他都会很详细地向我报告最近的观察记录,可惜,一直没有程万里的消息。

    黄心仪当然也没有放过我,几乎每个月都定期向我打听Ben那边的状况。也因为这样联络的机会,她的老公介绍过几笔生意给我,像“万圣节”、“圣诞节”……这些应时礼品的大订单,对公司的营运有很大的帮助。

    我也曾经去多伦多拜访过他们夫妻档,完全看不出貌合神离的样子,是很幸福美满的家庭。想到这里,我的恐婚症就会更加严重,是不是所有的婚姻里,都藏着许多貌合神离的秘密呢?

    但至少我能确定,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心中若还对旧情人念念不忘,她的丈夫绝对看不出来。但相对地,女人比较容易察觉丈夫有没有外遇。所以,程万里才始终不敢和黄心仪联络。

    圣诞节前,我因出差之便,再度造访黄心仪时,我将这个心得告诉她。

    “谢谢你!你的这种说法,如果成立的话,教我既安慰又伤心。安慰的是:原来我隐藏得那么好;伤心的是:程万里还是那么在乎他的太太。”她说。

    “何以见得?”

    “男人还在乎他的女人时,才会怕她伤心。程万里怕他太太伤心,表示他还爱她。”

    “也许,他不肯跟你联络,是因为不想让你伤更多的心。”

    “所以,他更爱我?”黄心仪听了哈哈大笑,“你愈来愈懂得如何安慰伤心的女人了!该不会是因为你也常常让女人伤心吧?”

    “我说的是真的!”

    “你们都是男人,我问你:如果他更爱我,他为什么不跟他太太离婚?”

    “你还不是不肯和你丈夫离婚。”

    “这不一样。我小心翼翼维持这个婚姻,是为了报复他放弃我。而他不肯离婚,是因为他不想放弃他太太。”

    “精确一点说,应该是不肯放弃他在婚姻中的既得利益。”我好象比较开窍了。

    “我和他,都一样很自私!”她怅然地说。

    那个晚上,多伦多意外地下起冬天以来的第一场雪。我和黄心仪在后院聊天时,她先生还帮我们倒了两杯红酒,体贴地将整个庭园让给我们,要我和她好好聊一聊。我看见后院中,正巧有一棵松树,他们在树干上挂了一个木架,木架上摆着新鲜的果子及花生,免费招待附近的松鼠。

    夜风徘徊在松针尖低吟。

    “你听……”她突然安静下来,竖起耳朵聆听。

    “松风的声音。”我知道她的意思。

    “像不像口琴的声音?”

    “女人,能够靠一段回忆活一辈子吗?”我以问题代替回答。

    “那要看男人留给她的那一段回忆够不够美!”她肯定地说。

    我终于明白她千辛万苦要寻找程万里,是因为回忆太美,美得让人想在现实生活里重来一遍。

    离开多伦多,我到上海谈了点生意上的事情。这几年来,台湾很多生产礼品的工厂都转进广东一带,只有设计的部分还仰赖国外买主提供。但我的合作伙伴说,上海有一些新人的设计作品不错,值得参考看看。其中有一家设计公司的老板,据说从美国带回来很多新的观念,我试着来接头,希望能变出一点新的玩意儿。

    虽然同是中国人,若没有当地的人脉及经验,还是很容易处处碰壁。在上海停留两天,除了沿着淮海路走去,见识外滩的夜景之外,什么人也没有见到。第三天,我就启程,转机经香港回台北。

    商务舱里的乘客中,有一位秃头的“老”先生是从上海虹桥机场就跟我一起登机。其实,他的实际年龄不是很老,但看起来十分憔悴。经香港转机后,他竟还跟我一前一后地搭上同一班回台北的飞机。由于,他拼命咳嗽,弄得我很不舒服,我希望回台北的班机上,划的座位能距离他远一点。

    天不从人愿的是,由于电脑连线作业,回台北这一段旅程的登机证,在上海就发给乘客了。而他,竟坐在我旁边靠窗的位置。

    我先坐定没多久,他就主动拿出登机证,很有礼貌地指着座位号码“8A”,示意我让他坐进去。

    虽然位置很宽,我还是起身,以方便他进入座位。当我一站起来,竟很职业性地瞄到他登机证上的姓名栏,打印着——“Weng-Li,Chen”。

    我的脑子像通了电一样:“Weng-Li,Chen;程万里。不会吧!不可能?”我愈想去否定,脑波就愈强烈,根本容不得我思考,立刻脱口而出:“先生,请问您贵姓?”

    “哦,”他愣了一下,修养很好地回答:“小姓‘程’,程万里,请多指教。”他习惯性地翻出皮夹,递给我一张名片。

    “东松国际公司上海办公室总裁,程万里。”我失态地念着他的头衔,并追问:“你认识黄心仪吗?”

    他的表情很疑惑地僵了一秒钟,接着,以很笃定的口气说:“不,认,识。”

    “对不起,实在太冒昧了。我认错人了,请原谅。”我掏出自己的名片,很恭敬地递给他。踢到铁板的我,记起当年在机场工作时,认错人的糗事,整个脸又红到脖子。我心想:当然不是嘛!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变得这么老?

    他特别换了老花眼镜,仔细看了我的名片,然后妥妥贴贴地收进他的名片皮夹里。接着他闭上眼睛休息,好象很累的样子,抵达桃园机场之前,一路没有跟我说话。

    刚回台北那几天,我很想打电话给黄心仪,一方面谢谢他们贤伉俪的招待,一方面也想和她分享这段奇遇。熬不住内心的挣扎,电话打了,但只完成前半段的任务,感谢招待。后半段的事,只字未提。

    我一个人失望就好了,何必让她的心情也跟着我起起伏伏,更加失望。

    就在打电话给黄心仪之后的一个小时,我接到一通电话。

    “咳……咳……”对方还来不及打招呼,就在话筒边咳个不停。

    “喂,您找哪位?”我急着问。

    “王克杰先生吗?我是程万里,几天前和你同一班飞机回台北。”

    “程先生?!”我很惊讶他会打电话找我。

    “我看你的名片,知道你是做礼品的,有件礼品想请你帮忙,愿不愿意现在来找我?”

    “现在?”我看了一下表,下午一点整,“好啊!您在哪儿?”

    “我在台大医院……”

    我记下他告诉我的病房号码,满腹狐疑地赶去医院见他。

    走进宽敞的头等病房,我对“安宁病房”的恐惧,还是没有松解。渐渐地,我几乎要猜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虽然,打开了病房这扇门,但我害怕接下来打开的心门,有太多令我无法承担的感情。

    他的神情,看起来相当虚弱。

    “我是程万里,我认识黄心仪。你呢?你是她什么人?”

    “我……”此刻的我,和他一样,有千言万语,但不知从何说起,“我是她从前班上的同学,也是她的好朋友。我从前在学校的校门口,就见过你来接她。”

    “她……”纵有千言万语,他还是从这里开始——“她过得还好吗?”

    “很好,也很不好。”我很难形容这样复杂的女人、这样复杂的心情,“她结婚了,过得很幸福;但是,她很想念你,用尽所有的方法在寻找你。”

    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部告诉他。

    故事,像他的泪痕一样,漫长而破碎。

    “求求你,现在就打电话,留话给她!趁着多伦多还不到凌晨,也许她来得及打电话回台北,从答录机的留言里听到你的声音,她一定会很高兴。”

    “其实,我打过很多次,但没有勇气留话。我对不起她……我的日子不多了,什么也不能留给她……动了几次手术,我已经不行了。”

    他从枕头下拿出一管生锈的迷你口琴。我看到那把口琴,上面依稀还有“Sandy”的字样,顿时觉得头皮发麻。

    “请你答应我一件事,帮我……帮我将这把口琴交给她。”他吃力地交代,仿佛这是最后的心愿,“为了挖出这把口琴,我在雪地里工作了三天,毫无着落。幸好,雪融了以后,它流到草皮上的排水沟里,我才把它捡回来。”

    “不,你应该跟她联络,让她知道你的情况,她一定会回来台北看你的。”

    “我太太明天就会从美国赶回来照顾我了。”他无奈地说:“你不要告诉心仪这些事,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你太自私了,自己不肯面对复杂的事,害黄心仪为你吃了那么多苦。”

    “我就是太在乎她了,不忍心看她难过。”

    果然没错,他真的是不愿意让她伤更多的心。就像圣诞节之前,我在多伦多时告诉她的话,一模一样。莫非,我已经预知结局?

    带着生锈的口琴,离开病房。我的心情更加矛盾、痛苦,在该不该把真相告诉黄心仪之间,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