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镯是祖父留下的。

罗扬对祖父或家园的记忆大约始于五岁那年的初冬。因为从那时起，家里接连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

在有关祖父的记忆中，一只带着青绿色玉镯的女人的手如同特写，迎着故居庭院里黎明的晨曦，久久停留在罗扬的眼前。那天小城下了第一场雪，浅浅的积雪在晨曦中映射出清冷的微光，像是轻柔的掸子拂着小城，拂着小城中的庭院。一只丰腴的手被雪的清辉映衬得洁白如玉、修长圆润，尽管它已出现细小的皱纹，但举手投足间的优雅柔美，却第一次触动了罗扬小小的心儿深处最柔软、最温暖的部分，引发出他童年时代对母性的初步理解和认识。

从出生到九岁那段时期，罗扬一直居住在平安县城。那时家里有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三代同堂生活在祖宅——昔日被称作罗府的一所院子里，于恬静中体味着平凡人家的幸福时光。

很久以前，罗府在平安县赫赫有名，最初是一位县长的府邸，曾经辉煌地坐落在县城中心十字关，紧挨着县衙门。庭院深深，榆树、紫槐和杏树交相繁茂，沿院墙四周还生长着蓬蓬勃勃的迎春和刺玫花，树影花丛间，一栋呈扁“H”形的高大宅子显得异常幽僻。昔日威严的县衙门在解放初期改造成了县政府，由一条窄窄的小巷与罗宅庭院分隔开来。而庭院里原先那道青灰色的院墙在许多年前也顺应时代的要求拆除了，围了一圈用榆树枝条编扎的篱笆，使这所庭院毫不惹眼地静默在县城中央。正是当年的房主人颇有见地地将院子改造成了这样一所普通民居，它才不动声色地在他的后辈中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然而，透过树影花丛，宅子正屋那两扇高大厚重的暗红色木门和房椽头上繁复的雕花图案依然透露出往昔的繁华。站在大门前仰视时，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象若干年前宅院内种种不为人知的生活，以及在那生活中曾经游移沉浮过的陈旧的身影。

罗扬对于庭院的记忆，还要先从他五岁那年秋天说起。那个秋天他开始与母亲分房独卧，对曾经熟悉的家园重新有了陌生感和好奇心。一个五岁的小孩独自住在空洞而幽暗的房子里，每当夜幕降临，他都由于惧怕窗棂上雕刻的奇怪图案而很难入睡，他实在分不清那些图案是花卉还是兽面。这样的探究持续十多天后，他对阴沉沉的窗棂雕刻失去了兴致，把注意转移到别处。已进入深秋，庭院的夜晚清爽宜人，罗扬睁着一双胆怯而又好奇的眼睛，将目光从窗户上奇形怪状的图案缝隙处挤出去，能看见窗外影影绰绰的树梢和疏朗的星光。风儿摇动树枝，树叶沙沙鸣响，像祖母微弱的喘息或者母亲轻柔的脚步。他竖耳屏气，还能听见秋夜伏在杂草中的断断续续的虫吟和街道上进城的牛车偶尔经过时叽叽嘎嘎的轱辘转动声，如音乐般在夜空下流淌，他的瞌睡便在这流淌的乐声中渐渐爬上了眼睑，带着无边的梦幻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雾霭和闪烁的晨光。

但是，这西部小县城的秋季是短暂的。等到罗扬刚刚适应离开母亲后的夜晚独卧，对夜景的观察有了更强烈的愿望时，院子里的树却已在瑟瑟冷风中抖光了叶子。虫儿隐了声息。星光变成凄清的惨白。为了遮挡风寒，母亲用牛皮纸将雕花窗户糊严实了，又挂上一道丝绒帘子。他只能在黑夜中用一双敏锐的耳朵感知外面的一切。街上的牛车不分季节地常来常往，有时是周边农村往县城的蔬菜店送菜的，有时是从凉州或张掖往县城供销社送日用百货的，有时是老乡进城拉粪肥的，有时也从别的地方载来一些陌生人和他们的行李，沉甸甸地在街道上独行，叽叽嘎嘎的车轴声打破了夜的空旷。等到清晨，蔬菜店里便有了还泛着泥腥气的土豆，绿茵茵的韭菜，粉嘟嘟的番茄，红艳艳的辣椒，挂了白霜的老南瓜；供销社里有了主妇们必备的油盐酱醋、衣帽鞋袜，男人们离不开的烟丝、烟卷、青稞酒，小孩儿眼巴巴盼望的蜜枣、柿饼或深褐色的硬糖块……在小县城单调的生活中，牛车用这种方式传递着平凡尘世的宁静与福音。而牛车的声响对于一个沉睡在寂寥中的小孩儿，更显出几分亲切的热闹和未知的希冀。

这是一座闭塞的小城。

不知沿袭于何时，无论是整座县城还是县城里的每一户人家，人们都习惯用一道土墙或者篱笆围起来。县城最外面一圈几公里方圆的大围子叫城墙，城内各户人家的小围子叫院墙。在当时的县城，还残留着一段无从考证朝代的土城墙和四座修筑于明代的拱形城门。连接四座城门的，是两条互相垂直贯穿县城东西和南北的街道。县城里只有这两条主要街道，以它们相交的十字路口为起点，被分别叫做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和北大街。四条大街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方，沿街林立了一些店铺，如粮店、煤店、药店、蔬菜店，肉铺、饭铺、杂货铺、理发铺等等，原先大部分是私营的，后来经公私合营后都改造为国营单位了。那些店铺的背后掩隐着民居，一座又一座干打垒的土房土院，由纵横交错的窄窄的小巷连接成一片，如蛛网一般，又像是一副不太规整的棋盘。小巷子全部是土路，居民们为了雪天防滑又在土路上铺了一层煤渣。在干燥的西北，遇到刮风天或者有行人走过时，巷子里便腾起一阵烟尘，因此小城的上空总是灰蒙蒙的。七零八落的小巷和民居之间，还夹杂了一些小作坊，比如磨面粉的，压面条的，磨豆腐的，做裁缝的，砸烟囱的，卖浆水面的等等。这些开作坊的人家，只有磨豆腐的和卖浆水面的两家是外来户，他们各自住在有三两间平房的小院里，家里除了堆放着简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一家子还有娃娃、大人四五口子，那院子便嘈杂而拥挤不堪。说磨豆腐的和卖浆水面的两家是外来户，也不十分确切。那两户人家原先都是县城里的汉子娶了外省的女人，成亲几年后男人又死了，拖娃带崽的外省女人才在县城里自顶了门户自谋了生路，操着一腔外地口音吆五喝六地做小买卖，居民们也就把他们当成外来户了。

磨豆腐的是个河南女人，很勤快，又因为她是寡妇，且先后死过两个男人，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还要照顾一个瞎眼婆婆，生活担子重，心事也特别重。她总是把自己搞得很忙碌，每天都工作到后半夜：把泡胀的豆子磨碎，过滤，烧浆，点卤水，再把点好的豆腐用纱布袋子装上吊起来，等水分快滤干了，又用模板擀平，在上面压上重物，等第二天早晨豆腐就做成了。有时（比如逢年过节）她还卤制一些豆腐干。不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河南女人一大早推着三轮车出门，豆腐放在车上，盖了湿白布挡灰尘，又清爽又卫生。她推着车沿大街小巷穿梭叫喊：“豆腐嘞！买豆腐！”脆脆的嗓音很好听。想买豆腐的人闻声出门，放下一角钱或者两角钱，能买一大块豆腐。如果她偶尔某个晚上睡得早了，就很容易深夜里失眠，辗转反侧，然后想起从河南逃荒到西北的苦难岁月，想起先后死了的两个男人，再哭上一阵子，哭自己的命。她不知道将来阎王爷见到她时会不会像传说中的那样让她的两个死鬼男人将她锯成两片分了去。翻来覆去想一遍，天也就蒙蒙亮了，于是她起身推车出门，并把原本可以留下自家吃的豆渣也带出去，给每个买豆腐的主顾送上小半碗。连豆腐带豆渣，回家添上些白菜和杂面，够做两顿饭的。因此街坊们从不歧视这个寡妇，她的生意总是特别好。时间一长，河南女人慢慢放宽心了。她认为自己这样行善，这样有人缘，将来阎王爷总会饶恕她，不让她的两个死鬼男人将她锯成两片。

卖浆水面的是个天水女人，她家的院子里放着几口大瓦缸，缸里成年用面汤浸着小白菜叶子，发酵一段时间就成了浆水，酸溜溜的气味从几口大缸里弥漫出来，经久不散。天水女人做浆水面所用的面条都是切得细细的手擀面，筋道而爽滑。她还特意制作了酱黄瓜和咸韭菜花当配菜。酱黄瓜是挑选没有长醒的小黄瓜做原料，放上酱油、咸盐、花椒、辣椒、白砂糖、小茴香等作料腌制起来，脆脆的酸中带甜，香气四溢，每个来吃面的顾客都送一小碟。咸韭菜花是本地小菜，各家各户都要做一点，并不走俏。天水女人做生意不用出门，她将一间房子的后墙开了一道门，那门正对着街巷，屋里摆两张小木桌和几条长凳，做了门面房。外来的浆水面能够在当时的县城里继牛肉面之后成为又一道名小吃，据说是因为用面汤和小白菜制作的浆水富含维生素，那酸溜溜的味道不仅生津止渴，还有去毒败火的功效。每到夏秋两季天气燥热的时候，街上牛肉面馆的生意变得清淡，而天水女人的浆水面却红火起来。尤其那些怀了孕的妇女，她们没有别样东西解馋，去吃碗浆水面，再拿只大海碗盛一碗浆水带走，天水女人还会送给她们几条酱黄瓜。她们回到家里，端起浆水就着酱黄瓜吃了喝了，那酸溜溜的滋味总是延续着生一个大胖小子的美梦。

在县城里，除了罗府那样宽绰的高宅大院外，比较气派的房子还有几栋，都在闹市区，沿四条大街分布着。一家是邮局，一家是信用社，一家是供销社，一家是卫生院，还有一所小学和一所县立中学。它们大同小异，清一色青砖墙灰瓦顶，主要区别在于，邮局的大门是绿色的，信用社的大门是蓝色的，供销社的大门是朱红色的，卫生院的大门是奶黄色的。小学叫向阳小学，和县立中学隔着西大街面对面，都是用铁条栅栏围墙和铁皮大门封闭起来的，大门只在上下学的时间打开。透过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可以看见校园里的一排教室和一排校舍，两排建筑之间夹着一块面积不太大的同样铺着煤渣的操场。

县立中学背后的县城西北角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广场靠城墙边的位置垒了一座土台子，原先是戏台，后来也在台子上挂一块布幕放电影，或者开大会、做报告，只要是县城里的大型群众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广场上的戏剧演出或放电影一般在夏、秋两季进行，因为冬天太冷，而春天又风大、沙尘多，没有人愿意出门。在广场演出的戏剧主要是秦腔，如《铡美案》、《拾玉镯》、《杨家将》和《红鬃烈马》，只有上年纪的人喜欢看。看完了戏的老太太学着秦香莲或王宝钏的腔调唱几句，老爷子也能跟着包公或杨六郎吼两嗓子。戏里的唱词他们都熟得不能再熟，但只要广场上演戏还是去看。他们要的就是那种乐呵。后来放电影，有《地道战》、《地雷战》，还放过《白毛女》。放电影在县城是空前的盛事，男女老幼都去看，家家户户急忙吃罢晚饭，搬了小木凳去占位置。县城里大部分居民每天只吃两餐饭，上午十点左右是早饭，下午四点左右是晚饭，大家早早来到广场，等得肚子又咕咕地叫唤了，银幕还没有挂起来。此时，就有卖凉粉或卖酿皮的人在广场上高一声低一声地吆喝，于是三三两两的人围过去，花五分钱吃凉粉或酿皮。日子久了，惯常于精打细算的主妇们觉得很不合算，而且银幕上演来演去的还是那几部老片子，所有的台词都听腻了。于是主妇们不常去等电影了，只有小孩子在广场上没完没了地兴奋，喧哗打闹时扬起的尘土能盖住县城的半个天空。又过了些年，广场增加了另一项功能，且是最主要的功能，召开群众大会，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

县城东南角还有一个文化馆，是从前的一座寺庙改建的。有人说那座庙是娘娘庙，也有人说是龙王庙。前殿的泥菩萨于天长日久间被一双无形的手剥离得面目全非残缺不全，让人辨不出头绪，却依然矗立在大殿之上，被当成文物供人瞻仰。当然，也免不了有人夜半时分偷偷跪在泥菩萨面前磕头许愿。大概因为这个缘故，“破四旧”的时候泥菩萨被一群激进分子砸碎了。文化馆的后堂里陈列着一些完整的陶瓷器皿或不完整的陶瓷碎片，还有木简、铜车马、玉器，都已经斑驳不堪。后来文化馆里还陈列过一具八百多年前的女尸，女尸放在长方形玻璃箱里，泡着灰绿色的药水，肌肉已经抽搐在一起，浑身呈暗褐色，龇牙瞠目，脱落的灰白头发漂在头盖骨旁边，面目十分可憎。另有几件同女尸一起出土的绸衫和绸裙挂在靠近女主人的墙上，衣裙的料子已经晦暗腐败，似乎风一吹就会化成粉末，于是也用一个玻璃罩保护了起来。此外，县城里一年一度的庙会依然在文化馆旁边的小街上举行，继续发挥着这里原先作为寺庙的功能。

在整个县城里只有一座楼，即城中心十字路口的钟鼓楼。钟鼓楼共有三层，底层是连接两条大街的通道，修建成四座拱形的如城门的样子，只是比城门略小。上面两层雕梁画栋，像宝塔的样子，成八角形，八根大柱子漆成红色，油漆已经斑驳。钟鼓楼顶层原先挂着一口铸铁大钟，据说有一个经营瓷器的商人捐出一口铜钟替代了它，旧的铸铁钟放在露天地里经受了无数风雪，后来在大炼钢铁时期被扔进了炼钢炉里。而那口亮晶晶的铜钟却不知何时被贪财的贼娃子偷了去，也没有人认真追查过。现在的钟鼓楼只剩下一副陈旧的木架子，作为这座县城的标示。

站在钟鼓楼上，可以看见大街小巷来往的车辆，但主要是牛车、马车和骡车。班车还是有的，每天才两趟。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发出比牛车还要震耳的声响，早晨拉了零星的乘客从四十多里外的砂城出发，一路摇摆着叽叽嘎嘎抵达县城，停在县城的北大门，中午再拉了寥寥的几个乘客，又离开县城开往砂城；从砂城来的末班车傍晚到达县城，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离开县城返回砂城。长途汽车也是有的，一辆由敦煌出发经过玉门经过张掖、砂城经过平安县城再前往凉州最后到达省城，另一辆由民勤出发经过砂城经过平安县城再前往凉州最后到达省城。两辆长途汽车每两天往返一次。若没有在平安县城下车的乘客，长途汽车抵达县城时便不停顿，绕城墙多半圈后，拖一股腾腾的烟尘从岔路口开走了。如果县城的居民想出远门，必得先搭了班车或牛车到砂城去才能乘上长途汽车或火车。有一条铁路从砂城旁边经过，是贯穿西南和西北的交通枢纽，因此在砂城设置了一个四等小站。

这是一座苦寒的小城。

每年十一月底，从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会卷着风雪向平安县城扑来，有时一夜之间气温能下降十多度，人们毫无思想准备地从秋天一下子被推向了严冬，脱下单衣穿上厚重的棉装。由于气候和土质的原因，这里畜牧业发达，种植棉花的却很少。说居民穿着棉装其实并不特别指含有棉花成分的衣裳。有的人身穿没有缝布面子当然也没有布里子的光羊皮袄，叫羊皮筒；有的人用羊毛纺的粗毛呢来做衣裳，土语叫“羊藿子”。即便这样，在隆冬季节也无法抵挡西伯利亚的寒流，屋外常常滴水成冰，家家户户只好烧了炕或者炭炉子取暖。西北风呼啸怒号，满世界冰天雪地，严寒像一把刀子横在了县城，人们便不能够经常出门了，县城像荒野一样寂寥。直到来年三月份，气温逐渐回暖，大地上的冰雪融化了，县城才仿佛复苏过来。因此，居民家里的土炕或者炭炉子是必不可少的生活设施，而这种设施离不开煤的供给，煤在这里是除粮食以外另一种最重要的生活物资。从十一月底到来年的三月，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需要取暖。若想整个冬季都靠烧地地道道的原煤来取暖，一般人家是办不到的，家家户户因此都储备了足够的替代品——煤饼。县城居民又有了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即在夏、秋两季打煤饼，用廉价的煤粉掺上黏土和牛粪，加水搅和，再捏成一个一个拳头大的团，然后拍成饼状，晾晒在院子里和屋顶上。街上，有半大的孩子或妇女提了筐在拾牛粪；家里的炕洞或炉膛，都嗞嗞冒着微弱的火焰，且被烧不透的煤饼冒出的浓烟包裹着；整座县城便飘散着混合有牛粪的煤饼的特有气息。

每年从深秋开始，城外的田野已经枯了，褐黄一片，直到来年春天，也见不到半点绿色。这半年里县城的蔬菜店也几乎歇业了，家家户户锅里煮的，只有秋末储存下的白菜和土豆，偶尔加了豆腐或粉条。当然，肉铺里总有整只的羊或牛挂在那里，也有猪肉，许多年来却是凭户口本发放的肉票定量供应的。

年节的时候，乡下人都到县城里卖鸡和鸡蛋，价钱很便宜。居民们可以用现钱买，也可以用旧东西换，比如穿裂口了的毡靴，打了补丁的羊皮袄，都常常能与两只肥母鸡等价。但这样的买卖亦不兴隆，因为当时的县城还没有特别重要的工业，也没有大型的工厂，居民的收入是很有限的，他们祖祖辈辈就知道如何盘算着过日子，一双毡靴或者一件羊皮袄，大人穿了还得孩子穿，大孩子穿了还有小孩子等着穿，等到他们想起该用它来换鸡子时，差不多已经不能再缝补了。

因此，县城的冬天是难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