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的引论

《镜花缘》的引论

--------------------------------------------------------------------------------

一李汝珍

《镜花缘》刻本有海州许乔林石华的序,序中说“《镜花缘》一书,乃北平李子松石以十数年之力成之”。其余各序及题词中,也都说是李松石所作,但很少人能说李松石是谁的。前几年,钱玄同先生告诉我李松石是一个音韵学家,名叫李汝珍,是京兆大兴县人,著有一部《李氏音鉴》。后来我依他的指示,寻得了《李氏音鉴》,在那部书的本文和序里,钩出了一些事迹。

李汝珍,字松石,大兴人。《顺天府志》的《选举表》里,举人进士队里都没有他,可见他大概是一个秀才,科举上不曾得志。《顺天府志》的《艺文志》里没有载他的著作,《人物志》里也没有他的传,《中国人名大辞典》(页389)有下列的小传:

李汝珍,(清)大兴人,字松石。通声韵之学,撰《李氏音鉴》。定“春满尧天”等三十三母。征引浩繁,浅学者多为所震,然实未窥等韵门径。又有《镜花缘》,及李刻《受子谱》。

此传不知本于何书,但这种严酷的批评实在只足以表示批评者自身的武断。

(关于李汝珍在音韵学上的成绩,详见下文)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李汝珍的哥哥汝璜(字佛云)到江苏海州做官,他跟到任所。那时歙县凌廷堪(生1757,死1809)家在海州,李汝珍从他受业。论文之暇,兼及音韵。《音鉴》五,页19)那时凌廷堪年仅二十六岁;以此推之,可知李汝珍那时也不过二十岁上下。他生年约当乾隆二十八年(1763)。凌廷堪是《燕乐考原》的作者,精通乐理,旁通音韵,故李汝珍自说“受益极多”。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十年(1782—1805),凡二十三年。李汝珍只在江苏省内,或在淮北,或在淮南(《音鉴》石文煃序)。他虽是北京人,而受江南北的学者的影响最大;他的音韵学能辨析南北方音之分,也全靠这长期的居住南方。嘉庆十年石文煃序中说:“今松石行将官中州矣。”但嘉庆十九年(1814)他仍在东海(《音鉴》题词跋)似乎他不曾到河南做官。

乾隆五十八年(1793),凌廷堪补殿试后,自请改教职,选得宁国府教授;六十年(1795)赴任。此后,李汝珍便因道路远隔,不常通问了。(《音鉴》五,页19)他的朋友同他往来切磋的,有:许乔林,字石华,海州人。

许桂林,字月南,海州人。嘉庆举人。于诸经皆有发明;通古音,兼精算学。著有《许氏说音》,《音鹄》,《宣夜通》,《味无味斋集》。(《人名大辞典》页1034)许桂林是李汝珍的内弟。(《音鉴》五,页19)

徐铨,字藕船,顺天人。著有《音绳》。(《音鉴》书目)

徐鉴,字香垞,顺天人。著有《韵略补遗》(同上)。

吴振勃,字容如,海州人。洪□□,字静节。

这一班人都是精通韵学的人。《华严字母谱》列声母四十二,韵母十三。

李汝珍把声母四十二之中,删去与今音异者十九个,而添上未备的及南音声母十个,共存三十三个声母。他又把韵母十三之中,删去与今音异者两个,而添上今音十一个,共存韵母二十二个。他自己说新添的十一个韵母之中,一个(麻韵)是凌廷堪添的,徐鉴与许桂林各添了两个,徐铨添了一个;他自己添的只有五个。(《音鉴》五,页19)

嘉庆十年(1805),《音鉴》成书。(《音鉴·李汝璜序》)

嘉庆十五年(1810),《音鉴》付刻,是年刻成。(吴振勃后序)

嘉庆十九年(1814),李汝珍在东海与许桂林同读山阴俞杏林的《传声正宗》。俞氏书中附有《音鉴》题词四首,其第四首云:松石全书绝等伦,月南后序更精醇。

拊膺我愧无他技,开卷差为识字人。

此可见《音鉴》出版不久,已受读者的推重。

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把俞杏林的题词附刻在《音鉴》之后,并作一跋。自此年以后,他的事迹便无可考了。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此年,凡三十五年,他大概已是五十五岁左右的人了。

这四十七年中,他的踪迹似乎全在大江南北,他娶的夫人是海州人,或者他竟在海州住家了。

《镜花缘》之著作,不知在于何年,孙吉昌的题词说:……咄咄北平子,文采何陆离!……而乃不得意,形骸将就衰,耕无负郭田,老大仍驱饥。

可怜十数载,笔砚空相随,频年甘兀兀,终日惟孳孳。心血用几竭,此身忘困疲。聊以耗壮心,休言作者痴。穷愁始著书,其志良足悲。……古今小说家,应无过于斯。……传抄纸已贵,今已付劂剞,不胫且万里,堪作稗官师。从此堪自慰,已为世所推。……

从这上面,我们可得两点:(1)《镜花缘》是李汝珍晚年不得志时作的。

(2)《镜花缘》刻成时,李汝珍还活着。

最可惜的是此诗和许乔林的序都没有年月可考,但坊刻本有道光九年(1829)麦大鹏序。他说:李子松石《镜花缘》一书,耳其尽善,三载于兹矣。戊子(道光八年,1828)清和,偶过张子燮亭书塾,得窥全豹,不胜舞蹈。复闻芥子园新雕告竣,遂购一函,如获异宝……

麦氏在一八二九年已知道此书三年了;一八二八年他所见的“全豹”,不知是否刻本;但同年已有芥子园新雕本,次年麦氏又托谢叶梅摹绘一百八人之像,似另有绘像精雕本,为后来王韬序本的底本。我们暂时假定一八二八年的芥子园本为初刻本,而麦氏前三年闻名的《镜花缘》为抄本,如此,我们可以说:

一八○五年,《音鉴》成书。

一八一○年,《音鉴》刻成。(以上均考见上文)

约一八一○年——一八二五年,——“十数年之力”——为《镜花缘》著作的时期。

约一八二五年,《镜花缘》成书。

一八二八年,芥子园雕本《镜花缘》刻成。

一八二九年,麦刻谢像本(广东本)付刻。

假定芥子园本即是孙吉昌题词里说的“今已付劂剞”之本,那么,李汝珍还不曾死,但已是很老的人了。依前面的推算,他的生年大约在乾隆中叶(约1763 年),他死时约当道光十年(约1830 年),已近七十岁了。

二李汝珍的音韵学

(略)

三李汝珍的人品

我们现在要知道李汝珍是怎样的一个人。关于这一点,《音鉴》的几篇序很可以给我们许多材料。余集说:大兴李子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

石文煃说:

松石先生忼爽遇物,肝胆照人。平生工篆隶,猎图史,旁及星卜、弈戏诸事,靡不触手成趣。花间月下,对酒征歌,兴至则一饮百觥,挥霍如志。

这两个同时人的见证,都能写出《镜花缘》的作者的多才多艺。许乔林在《〈镜花缘〉序》里说此书“枕经葄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我们看了余集、石文煃的话,然后可以了解《镜花缘》里论卜(六十五回又七十五回)、谈弈(七十三回)论琴(同)、论马吊(同)、论双陆(七十四回)、论射(七十九回)、论筹算(同)、以及种种灯谜,和那些双声叠韵的酒令,都只是这位多才多艺的名士的随笔游戏。我们现在读这些东西,往往嫌他“掉书袋”,但我们应该记得这部书是清朝中叶的出产品,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的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

关于时代的影响,我们在《镜花缘》里可以得着无数的证据。如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女学堂里谈经,论“鸿雁来宾”一句应从郑玄注《论语》宜用古本校勘,“车马衣轻裘”一句驳朱熹读衣字为去声之非。又论《易经》王弼注偏重义理,“既欠精详,而又妄改古字”:这都是汉学时代的自然出产品。后来五十二回唐闺臣论注《礼》之家,以郑玄注为最善,也是这个道理。至于全书说的那些海外国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异兽奇花仙草的名称,也都各有所本(参看钱静方《小说丛考》卷上,页68—72)。这种博览古书而不很能评判古书之是否可信,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别现象。

四《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

现在我们要回到《镜花缘》的本身了。

《镜花缘》第四十九回,泣红亭的碑记之后,有泣红亭主人的总论一段,说: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信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金贞毕焉。

这是著者著书的宗旨。我们要问,著者自信“穷探野史,尝有所见”,究竟他所见的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

这是《镜花缘》著作的宗旨。我是最痛恨穿凿附会的人,但我研究《镜花缘》的结果,不能不下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先要指出,李汝珍是一个留心社会问题的人。这部《镜花缘》的结构,很有点像司威夫特(Swift)的《海外轩渠录》( Gulliver’s Travels)是要想借一些想象出来的“海外奇谈”来讥评中国的不良社会习惯的。最明显的是第十一、第十二回君子国的一大段。这里共提出了十二个社会问题:(1)商业贸易的伦理问题。(第十一回)

(2)风水的迷信。(以下均第十二回)

(3)生子女后的庆贺筵宴。

(4)送子女入空门。

(5)争讼。

(6)屠宰耕牛。

(7)宴客的肴馔过多。

(8)三姑六婆。

(9)后母。

(10)妇女缠足。

(11)用算命为合婚。

(12)奢侈。

这十二项之中,虽然也有迂腐之谈,——如第一、第五诸项——但有几条确然是很有见解的观察。内中最精彩的是第十和第十一两条。第十条说: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不为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即如西子、王嫱皆绝世佳人,彼时又何尝将其两足削去一半?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此圣人之所必诛,贤者之所不取。

第十一条说:

婚姻一事,关系男女终身,理宜慎重,岂可草草?既要联姻,如果品行纯正,年貌相当,门第相对,即属绝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尤可笑的,俗传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其说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于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变为虎?且世间惧内之人,未必皆系属虎之妇。况鼠好偷窃,蛇最阴毒,那属鼠属蛇的岂皆偷窃阴毒之辈?牛为负重之兽,自然莫苦于此,岂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无知,造此谬论,往往读书人亦染此风,殊为可笑!总之,婚姻一事,若不论门第相对,不管年貌相当,惟以合婚为准,势必将就勉强从事,虽有极美良姻,亦必当面错过,以致日后儿女抱恨终身,追悔无及。为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谬,惟以品行年貌门第为重,至于富贵寿考,亦惟听之天命,即日后别有不虞,此心亦可对住儿女,儿女似亦无怨了。

这两项都是妇女问题的重要部分,我们在这里已可看出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热心了。

大凡写一个社会问题,有抽象的写法,有具体的写法。抽象的写法,只是直截指出一种制度的弊病,和如何救济的方法。君子国里的谈话,便是这种写法。正如牧师讲道,又如教官讲《圣谕广训》,扯长了面孔讲道理,全没有文学的趣味,所以不能深入人心。李汝珍对于女子问题,若单有君子国那样干燥枯寂的讨论,就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了。《镜花缘》里最精彩的部分是女儿国一大段。这一大段的宗旨只是要用文学的技术,诙谐的风味,极力描写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惨酷的、不人道的待遇。这个女儿国是李汝珍理想中给世间女子出气伸冤的乌托邦。在这国里,历来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与我们一样。其所异于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

唐敖看了那些男人,说道:九公,你看他们原是好妇人,却要装作男人,可谓矫揉造作了。

多九公笑道:唐兄,你是这等说,只怕他们看见我们,也说我们放着好妇人不做,却矫揉造作、充作男人哩!

唐敖点头道:九公此话不错。俗语说的,习惯成自然。我们看他们虽觉异样,无如他们自古如此,他们看见我们,自然也以我们为非。

这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根本见解。今日男尊女卑的状况,并没有自然的根据,只不过是“自古如此”的“矫揉造作”,久久变成“自然”了。

请看女儿国里的妇人:

那边有个小户人家,门内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一头青丝黑发,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苍蝇;头上梳着一盘龙鬏儿,鬓旁许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坠八宝金环,身穿玫瑰紫的长衫,下穿葱绿裙儿;裙下露着小小金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伸着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绣花;一双盈盈秀目,两道高高蛾眉,面上许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来一部胡须,是个络腮胡子。

这位络腮胡子的美人,望见了唐敖、多九公,大声喊道:你面上有须,明明是个妇人,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杂。你明虽偷看妇女,你其实要偷看男人。你这臊货,你去照照镜子,你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你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亏遇见老娘,你若遇见别人,把你当作男人偷看妇女,只怕打个半死哩!

以上写“矫揉造作”的一条原理,虽近于具体的写法,究竟还带一点抽象性质。第三十三回写林之洋选作王妃的一大段,方才是富于文学趣味的具体描写法。那天早晨,林之洋说道:幸亏俺生中原。若生这里,也教俺缠足,那才坑死人哩。

那天下午,果然就“请君入瓮”!女儿国的国王看中了他,把他关在宫里,封他为王妃。

早有宫娥预备香汤,替他洗浴,换了袄裤,穿了衫裙,把那一双大金莲暂且穿了绫袜,头上梳了鬏儿,搽了许多头油,戴上凤钗,搽了一脸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红,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镯,把床帐安了,请林之洋上坐。

这是“矫揉造作”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穿耳:几个中年宫娥走来,都是身高体壮,满嘴胡须。内中一个白须宫娥手拿针线,走到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个宫娥上来,紧紧扶住,那白须宫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将那穿针之处捏了几捏。登时一针穿过,林之洋大叫一声“痛杀俺了!”望后一仰,幸亏宫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捏了几捏,也是一针直过,林之洋只痛的喊叫连声。两耳穿过,用些铅粉涂上,揉了几揉,戴了一副八宝金环,白须宫娥把事办毕退去。

第三步是缠足:

接着,有个黑须宫人,手拿一匹白绫,也向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缠足。”又上来两个宫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莲,把绫袜脱去。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宫娥紧紧靠定,又被两个宫娥把脚扶住,丝毫不能转动。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两足缠过,众宫娥草草做了一双软底大红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时。

林之洋——同一切女儿一样——起初也想反抗,他就把裹脚解放了,爽快了一夜。次日,他可免不掉反抗的刑罚了。一个保母走上来,跪下道:“王妃不遵约束,奉命打肉。”

林之洋看了,原来是个长须妇人手捧一块竹板,约有三寸宽,八尺长,不觉吃了一吓道:“怎么叫作打肉?”只见保母手下四个微须妇人,一个个膀阔腰粗,走上前来不由分说,轻轻拖翻,褪下中衣。保母手举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林之洋喊叫连声,痛不可忍,刚打五板,业已肉绽皮开,血溅茵褥。

“打肉”之后,林之洋两只金莲被众宫人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

他——她——实在忍不住了,又想反抗了,又把裹脚的白绫乱扯去了。这一回的惩罚是:“王妃不遵约束,不肯缠足,即将其足倒挂梁上。”

林之洋此时已将生死付之度外,即向众宫娥道:“你们快些动手,越叫俺早死,俺越感激。

只求越快越好。”于是随着众人摆布。

好一个反抗专制的革命党!然而——谁知刚把两足用绳缠紧,已是痛上加痛。及至将足吊起,身子悬空,只觉眼中金星乱冒,满头昏晕,登时疼的冷汗直流,两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闭口合眼,只等早早气断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吊了片时,不但不死,并且越吊越觉明白,两足就如刀割针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关,左忍右忍,那里忍得住!不因不由杀猪一般喊叫起来,只求国王饶命。保母随即启奏,放了下来。从此只得耐心忍痛,随着众人,不敢违拗。众宫娥知他畏惧,到了缠足时,只图早见功效,好讨国王欢喜,更是不顾死活,用力狠缠。屡次要寻自尽,无奈众人日夜提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

一个平常中国女儿十几年的苦痛,缩紧成几十天的工夫,居然大功告成了!

林之洋在女儿国御设的“矫揉造作速成科”毕业之后,到了吉期,众宫娥都绝早起来,替他开脸梳裹,搽脂抹粉,更比往日加倍殷勤。那双金莲虽觉微长,但缠的弯弯,下面衬了高底,穿着一双大红凤头鞋,却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蟒衫,头上戴了凤冠,浑身玉佩叮当,满面香气扑人;虽非国色天香,却是袅袅婷婷。

不多时,有几个宫人手执珠灯,走来跪下道:“吉时已到,请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国王散朝,以便行礼进宫。就请升舆。”林之洋听了,倒像头顶上打了一个霹雳,只觉耳中嘤的一声,早把魂灵吓的飞出去了。众宫娥不由分说,一齐搀扶下楼,上了凤舆,无数宫人簇拥来到正殿。

国王业已散朝,里面灯烛辉煌,众宫人搀扶,林之洋颤颤巍巍,如鲜花一枝,走到国王面前,只得弯着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

几十天的“矫揉造作”,居然使一个天朝上国的堂堂男子,向那女儿国的国王,颤颤巍巍地“弯着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了!

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问题,没有一人能写的这样深刻,这样忠厚,这样怨而不怒。《镜花缘》里的女儿国一段是永远不朽的文学。

女儿国唐敖治河一大段,也是寓言,含有社会的、政治的意义。请看唐敖说那处河道的情形:

以彼处形势而论,两边堤岸高如山陵,而河身既高且浅,形象如盘,受水无多,以至为患。

这总是水大之时,惟恐冲决漫溢,且顾目前之急,不是筑堤,就是培岸。及至水小,并不预为设法挑挖疏通,到了水势略大,又复培壅,以致年复一年,河身日见其高。若以目前形状而论,就如以浴盆置于屋脊之上,一经漫溢,以高临下,四处皆为受水之区,平地即成泽国。若要安稳,必须将这浴盆埋在地中,盆低地高,既不畏惧冲决,再加处处深挑,以盘形变成釜形。受水既多,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

这里句句都含有双关的意义,都是暗指一个短见的社会或短见的国家,只会用“筑堤”、“培岸”的方法来压制人民的能力,全不晓得一个“疏”字的根本救济法。李汝珍说的虽然很含蓄,但他有时也很明显:多九公道:“治河既如此之易,难道他们国中就未想到么?”唐敖道:“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们,我唤了两个人役细细访问,此地向来铜铁甚少,兼且禁用利器,以杜谋为不轨。国中所用,大约竹刀居多,惟富家间用银刀,亦甚稀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

这不是明明的一个秦始皇的国家吗?他又怕我们轻轻放过这一点,所以又用诙谐的写法,叫人不容易忘记:多九公道:“原来此地铜铁甚少,禁用利器。怪不得此处药店所挂招牌,俱写“咬片”、“咀片”,“我想好好药品,自应切片,怎么倒用牙咬,肮脏姑且不论,岂非舍易求难么?老夫正疑此字用的不解,今听唐兄之言,无怪要用牙咬了。

请问读者,如果著者没有政治的意义,他为什么要在女儿国里写这种压制的政策?女儿国的女子,把男子压伏了,把他们的脚缠小了,又恐怕他们造反。

所以把一切利器都禁止使用,“以杜谋为不轨”。这是何等明显的意义!

女儿国是李汝珍理想中女权伸张的一个乌托邦,那是无可疑的。但他又写出一个黑齿国,那又是他理想中女子教育发达的一个乌托邦。

黑齿国的人是很丑陋的:

其人不但通身如墨,连牙齿也是黑的,再加一点朱唇,两道红眉,一身黑衣,其黑更觉无比。

然而黑齿国的教育制度,却与众不同。唐敖、多九公一上岸,便看见一所“女学塾”。据那里的先生说:至敝乡考试历来虽无女科,向有旧例,每到十余年,国母即有观风盛典。凡有能文处女,俱准赴试,以文之优劣,定以等第,或赐才女匾额,或赐冠带荣身,或封其父母或荣及翁姑,乃吾乡胜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岁,无论贫富,莫不送塾攻书,以备赴试。

再听林之洋说:

俺因他们脸上比炭还黑,俺就带了脂粉上来。那知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觉丑陋,都不肯买,倒是要买书的甚多。俺因女人不买脂粉,倒要买书,不知甚意;细细打听,才知这里向来分别贵贱就在几本书上。他们风俗,无论贫富,都以才学高的为贵,不读书的为贱。就是女人也是这样。到了年纪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亲。若无才学,就是生在大户人家,也无人同他婚配。因此,他们国中不论男女,自幼都要读书。

这是不是一个女学发达的乌托邦?李汝珍要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乌托邦,所以特别描写两个黑齿国的女子,亭亭和红红,把天朝来的那位多九公考的“目瞪口呆”,“面上红一阵,白一阵,头上只管出汗”。那女学堂的老先生,是个聋子,不曾听见他们的谈论,只当多九公怕热,拿出汗巾来替他揩汗,说道:

斗室屈尊,致令大贤受热,殊抱不安。但汗为人之津液,也须忍耐少出才好。大约大贤素日喜吃麻黄,所以如此。今出这场痛汗,虽痢疟之症,可以放心,以后如麻黄发汗之物,究以少吃为是。

后来,多九公们好容易逃出了这两个女学生的重围。唐敖说道:小弟约九公上来,原想看他国人生的怎样丑陋,谁知只顾谈文,他们面上好丑我们还未看明,今倒被他们先把我们腹中丑处看去了。

这样恭维黑齿国的两位女子,只是著者要我们注意那个提倡女子教育的乌托邦。

李汝珍又在一个很奇怪的背景里,提出一个很重大的妇女问题:他在两面国的强盗山寨里,提出男女贞操的“两面标准”(Double standard)的问题。两面国的人,“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那浩然巾的底下却另“藏着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第二十五回)

他们见了穿绸衫的人,也会“和颜悦色,满面谦恭”;见了穿破布衫的人,便“陡然变了样子,脸上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第二十五回)这就是一种“两面标准”。然而最惨酷的“两面标准”却在男女贞操问题的里面。男子期望妻子守贞操,而自己却可以纳妾嫖娼;男子多妻是礼法许可的,而妇人多夫却是绝大罪恶;妇人和别的男子有爱情,自己的丈夫若宽恕了他们,社会上便要给他“乌龟”的尊号,然而丈夫纳妾,妻子却“应该”宽恕不妒,妒是妇人的恶德,社会上便要给他“妒妇”、“母夜叉”等等尊号,这叫做“两面标准的贞操”。在中国古史上,这个问题也曾有人提起,例如谢安的夫人说的“周婆制礼”。和李汝珍同时的大学者俞正燮,也曾指出“妒非妇人恶德”。但三千年的议礼的大家,没有一个人能有李汝珍那样明白爽快的。《镜花缘》第五十一回里,那两面国的强盗想收唐闺臣等作妾,因此触动了他的押寨夫人的大怒。这位夫人把她的丈夫打了四十大板,还数他的罪状道:

既如此,为何一心只想讨妾?假如我要讨个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欢喜?你们做男子的,在贫贱时,原也讲些伦常之道;一经转到富贵场中,就生出许多炎凉样子,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不独疏亲慢友,种种骄傲,并将糟糠之情也置度外。这真是强盗行为,已该碎尸万段。

你还只想置妾,哪里有个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别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我才甘心。今日打过,嗣后我也不来管你,总而言之,你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我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发美。这个典故,并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读者应该记得,这一大段训词是对着那两面国的强盗说的。在李汝珍的眼里,凡一切“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男子,都是强盗,都是两面国的强盗,都应该“碎尸万段”,都应该被他们的夫人“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什么叫做“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用一个单纯的贞操标准;男所不欲,勿施于女,所恶于妻,毋以取于夫。这叫做“忠恕之道”!

然而女学与女权,在我们这个“天朝上国”,实在不容易寻出历史制度上的根据。李汝珍不得已,只得从三千年的历史上挑出武则天的十五年(690—705)做他的历史背景。三千年的历史上,女后垂帘听政的确然不少。然而妇人不假借儿子的名义,独立做女皇帝的,却只有吕后与武后两个人。吕后本是一个没有学识的妇人,她的政治也实在不足称道;武则天却不然,她是一个有文学天才并且有政治手腕的妇人。她的十几年的政治,虽然受了许多腐儒的诬谤,究竟要算唐朝的治世。她能提倡文学,她能提倡美术,她能赏识人才,她能使一班文人政客拜倒在她的冕旒之下。李汝珍抓住了这一个正式的女皇帝,大胆地把正史和野史上一切污蔑武则天人格的谣言都扫得干干净净。《镜花缘》里,对于武则天,只有褒词,而无谤语,这是李汝珍的过人卓识。

李汝珍明明是借武则天皇帝来替中国女子出气的,所似他在第四十回,极力描写他对于妇女的德政。他写的那十二条恩旨是:(1)旌表贤孝的妇女。

(2)旌奖“悌”的妇女。

(3)旌表贞节。

(4)赏赐高寿的妇女。

(5)太后因大内宫娥,抛离父母,长处深宫,最为凄凉,今命查明:凡入宫五年者,概行释放,听其父母自行择配。嗣后采选释放均以五年为期。

其内外军民人等,凡侍婢年二十以外尚未婚配者,令其父母领回,为之婚配。

如无父母亲族,即令其主代为择配。

(6)推广“养老”之法。命天下郡县设造养媪院。凡妇人四旬以外,衣食无出,或残病衰颓,贫无所归者,准其报名入院,官为养赡,以终其身。

(7)太后因贫家幼女,或因衣食缺乏,贫不能育,或因疾病缠绵,医药无出,非弃之道旁,即送入尼庵,或卖为女优,种种苦况,甚为可怜。今命郡县设造育女堂。凡幼女自襁褓以至十数岁者,无论疾病残废,如贫不能育,准其送堂,派令乳母看养。有愿领回抚养者,亦听其便。其堂内所育各女,候年至二旬,每名酌给妆资,官为婚配。

(8)太后因妇人一生衣食莫不倚于其夫,其有夫死而孀居者,既无丈夫衣食可恃,形只影单,饥寒谁恤?今命查勘,凡嫠妇苦志守节、家道贫寒者,无论有无子女,按月酌给薪水之资,以养其身。

(9)太后因古礼女子二十而嫁,贫寒之家往往二旬以外尚未议婚,甚至父母因无力妆奁,贪图微利,或售为侍妾,或卖为优娼,最为可怜。今命查勘,如女年二十,其家实系贫寒无力,妆奁不能婚配者,酌给妆奁之资,即行婚配。

(10)太后因妇人所患各症,如经癸带下各疾,其症尚缓;至胎前产后,以及难产各症,不独刻不容缓,并且两命攸关。故孙真人著《千金方》,特以妇人为首,盖即《易》基乾坤,《诗》首《关雎》之义,其事岂容忽略?

无如贫寒之家,一经患此,既无延医之力,又乏买药之资,稍为耽延,遂至不救。妇人由此而死者,不知凡几。亟应广沛殊恩,命天下郡县延访名医,各按地界远近,设立女科,并发御医所进经验各方,配合药料,按症施舍。

(11)略。

(12)略。

这十二条之中,如(5)、(7)、(10)都是很重要的建议。第十条特别注重女科的医药,尤其是向来所未有的特识。

但李汝珍又要叫武则天创办男女平等的选举制度。注意,我说的是选举制度,不单是一个两个女扮男装的女才子混入举子队里考取一名科第。李汝珍的特识在于要求一种制度,使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用文学考取科第。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上官婉儿和李易安,只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女子教育制度;并不是没有木兰和秦良玉,吕雉和武则天,只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女子参政制度,一种女子选举制度。一方面可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引导女子参政。

所以李汝珍在黑齿国说的也是一种制度,在武则天治下说的也只是一种制度,这真是大胆而超卓的见解。

他拟的女子选举制度,也有十二条。节抄于下:(1) 考试先由州县考取,造册送郡;郡考中式,始与部试;部试中式,始与殿试;……

(2)县考取中,赐文学秀女匾额,准其郡考。郡考取中,赐文学淑女匾额,准其部试。部试取中,赐文学才女匾额,准其殿试。殿试名列一等,赏女学士之职;二等赏女博士之职;三等赏女儒士之职。俱赴鸿文宴,准其年支俸禄。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材擢用。……

(3)殿试一等者,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职在五品以上,各加品服一级;在五品以下,俱加四品服色;如无官职,赐五品服色荣身。二等者赐六品服色,三等者赐七品服色,余照一等之例,各为区别,女悉如之。

(5)试题,自郡县以至殿试,俱照士子之例,试以诗赋,以归体制。(因为唐朝试用诗赋)

(6)凡郡考取中,女及夫家,均免徭役。其赴部试者,俱按程途远近,赐以路费。

但最重要的宣言,还在那十二条规例前面的谕旨:大周金轮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帝王辅翼,何妨破格而求?丈夫而擅词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娴文艺,亦增苹藻之光。我国家储才为重,历圣相符;朕受命维新,求贤若渴。辟门吁俊,桃李已属春宫:“内则”遴才,科第尚遗闺秀。郎君既膺鹗荐,女史未遂鹏飞。奚见选举之公,难语人才之盛。昔《帝典》将坠,伏生之女传经;《汉书》未成,世叔之妻续史。讲艺则纱幮绫帐,博雅称名;吟诗则柳絮椒花,清新独步。群推翘秀,古今历重名媛;慎选贤能,闺阁宜彰旷典。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于坤元。阴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征竞美。是用博谘群议,创立新科,于圣历三年,命礼部诸臣特开女试。……从此珊瑚在纲,文博士本出宫中;玉尺量才,女相如岂遗苑外?不焕新猷,幸昭盛事。布告中处,咸使闻知!

前面说“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界”,后面又说“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

(此是用陆象山的门人的话)这是很明显的指出男女在天赋的本能上原没有什么不平等。所以又说:“郎君既膺鹗荐,女史未遂鹏飞。奚见选举之公,难语人才之盛。”这种制度便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总解决。

有人说:“这话未免太恭维李汝珍了,李汝珍主张开女科,也许是中了几千年科举的遗毒,也许仍是才子状元的鄙陋见解。不过把举人、进士的名称改作淑女、才女罢了。用科举虚荣心来鼓励女子,算不得解决妇女问题。”

这话固也有几分道理。但平心静气的读者,如果细读了黑齿国的两回,便可以知道李汝珍要提倡的并不单是科第,乃是学问。李汝珍也深知科举教育的流毒,所以他写淑士国(第二十三、二十四回)极端崇拜科举——“凡庶民素未考试的,谓之游民”——而结果弄的酸气遍于国中,酒保也戴着儒巾,戴着眼镜,嘴里哼着之乎者也!然而他也承认科举的教育究竟比全无教育好的多多,所以他说淑士国的人:自幼莫不读书,虽不能身穿蓝衫,名列胶庠。只要博得一领青衫,戴个儒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内。从此读书上进固妙,如或不能,或农或工,亦可各安事业了。

人人“自幼莫不读书”,即是普及教育,他的最低限度的效能是:读书者甚多,书能变化气质,遵着圣贤之教。那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况且在李汝珍的眼里,科举不必限于诗赋,更不必限于八股。他在淑士国里曾指出:

试考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顶头巾,一领青衫。若要上进,却非能文不可。至于蓝衫,亦非能文不可得。

这岂是热中陋儒的见解!

况且我在上文曾指出,女子选举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以引导女子参政。关于女子教育一层,有黑齿国作例,不消说了。关于参政一层,李汝珍在一百年前究竟还不敢作彻底的主张,所以武则天皇帝的女科规例里,关于及第的才女的出身,偏重虚荣封赠,而不明言政权,至多只说“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材擢用”。内廷供奉究竟还只是文学侍从之官,不能算是彻底的女子参政。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李汝珍没有女子参政的意思在他的心里。何以见得呢?我们看他于一百个才女之中,特别提出阴若花、黎红红、卢亭亭、枝兰音四个女子。他在后半部里尤其处处优待阴若花,让他回女儿国做国王,其余三人都做他的大臣。最可注意的是他们临行时亭亭的演说:亭亭正色道:“……愚姊志岂在此?我之所以欢喜者,有个缘故,我同他们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国,无非庸庸碌碌虚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敕旨,伴送若花姊姊回国正是千载难逢际遇。将来若花姊姊做了国王,我们同心协力,各矢忠诚,或定礼制乐,或兴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举贤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牍,扶佐他做一国贤君,自己也落个女臣的美号。

日后史册流芳,岂非千秋佳话!……”

这是不是女子参政?

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方面来作公平的讨论。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大胆的提出,虚心的讨论,审慎的建议。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垂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这是我对于《镜花缘》的预言,也许我和今日的读者还可以看见这一日的实现。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五月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