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宾四先生：

去年读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谱》，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读先生的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我觉得远不如《向敬父子年谱》的谨严。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我想略贡献一点意见，请先生指教。

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之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的哲学已到很“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之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试即先生所举各例，略说一二事。如云：《说卦》“帝出于震”之说，……其思想之规模、条理及组织，盛大精密，皆逊《老子》，故谓其书出《老子》后，袭《老子》也。以下推断率仿此。

然先生已明明承认《大宗师》已有道先天地而生的主张了。“仿此推断”，何不可说“其书出《老子》后，袭《老子》语也”呢？

又如先生说：

以思想发展之进程言，则孔、墨当在前，老、庄当在后。否则老已发道为帝先之论，孔、墨不应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

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先生对于古代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颇多牵强之论。

如天命与天志当分别而论。天志是墨教的信条，故墨家非命；命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与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并存（后世始有“司命”之说，把“命”也做了天鬼可支配的东西）。

当时思想的分野：老子倡出道为天地先之论，建立自然的宇宙观，动摇一切传统的宗教信仰，故当列为左派。孔子是左倾的宗派，一面信“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无为的宇宙论，又主“存疑”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是左倾的表示；一面又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则仍是中派。孔、孟的“天”与“命”，皆近于自然主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皆近于老、庄。此孔、孟、老、庄所同，而为尊天事鬼的宗教所不容。墨家起来拥护那已动摇的民间宗教，稍稍加以刷新，输入一点新的意义，以天志为兼爱，明天鬼为实有，而对于左派中派所共信的命定论极力攻击，这是极右的一派。

思想的线索必不可离开思想的分野，凡后世的思想线索的交互错综，都由于这左、中、右三线的互为影响。荀卿号为儒家，而其《天论》乃是最健全的自然主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大宗师》一篇已是纯粹宗教家的哀音，已走到极右的路上去了。

《老子》书中论“道”，尚有“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的话，是其书早出最强有力之证，这明明说他得着这个伟大的见解，而没有相当的名字，只好勉强叫他做一种历程——道——或形容他叫做“大”。

这个观念本不易为多数人的了解，故直到战国晚期才成为思想界一部分人的中心见解。但到此时期，——如《庄子》书中，——这种见解已成为一个武断的原则，不是那“强为之名”的假设了。

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匆匆草此，深盼指教。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