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肃

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斗争的对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又其次是旧戏，还有文明戏。他们说古文是死了。旧戏陈腐，简单，幼稚，嘈杂，不真切， 武场更只是杂耍，不是戏。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不严肃，文明戏 更是不顾一切的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白话总算打倒了古文，虽然还有些肃清的工作；话 剧打倒了文明戏，可是旧戏还直挺挺的站着，新歌剧还在难产之中。鸳鸯蝴蝶派似乎也打倒 了，但是又有所谓“新鸳鸯蝴蝶派”。这严肃与消遣的问题够复杂的，这里想特别提出来讨 论。

照传统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艺，本是小道，宋儒甚至于说“作文害道”。新文学运动接 受了西洋的影响，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话代古文之外，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 学的地位。他们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所以对“文以载道”说加以无情的攻 击。这“载道”说虽然比“害道”说温和些，可是文还是道的附庸。照这一说，那些不载道 的文就是“玩物丧志”。玩物丧志是消遣，载道是严肃。消遣的文是技艺，没有地位；载道 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单就文而论，它还只是技艺，只是小 道。新文学运动所争的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干道的事，它是艺术，不是技艺，它有独立存 在的理由。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 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词为“诗馀”，曲又 是“词馀”；称为“馀”当然也不是正经的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 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 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有所谓“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 惊奇》，重在“奇”得显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虽 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所以后来有人 从“三言二拍”里选出若干篇另编一集，就题为《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 “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明清的小说渊源于宋朝的“说话”，“说话”出于民间。词曲（包括戏曲）原也出于民 间。民间文学是被压迫的人民苦中作乐，忙里偷闲的表现，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 夸张自己，因此多带着滑稽和诞妄的气氛，这就不正经了。在中国文学传统自己的范围里， 只有诗文（包括赋）算是正经的，严肃的，虽然放在道统里还只算是小道。词经过了高度的 文人化，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小说和曲（包括戏曲）直到 新文学运动的前夜，却还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紧的地位。固然，小说早就有劝善惩恶的话 头，明朝人所谓“喻世”等等，更特别加以强调。这也是在想“载道”，然而“奇”胜于 “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将《水浒》比《史记》，这是从文章的“奇变”上看；可 是文章在道统里本不算什么，“奇变”怎么能扯得上“正经”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变 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启超先生指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提倡实践他的理论的创 作。这更是跟新文学运动一脉相承了。

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 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喊出了“吃人的礼教”和 “救救孩子”，开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随感录》又强烈的讽刺着老中国的种种病根 子。一方面人道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运动，它 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的地位。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 新的意念。在这情形下，词曲升格为诗，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 影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 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 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

创造社的浪漫的感伤的作风，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趋势。 他们强调“动的精神”，强调“灵肉冲突”，是依然在严肃的正视着人生的。然而礼教渐渐 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暂时的繁荣里越来越大了，于是乎知识分子讲究生 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 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一 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头，凭着“解放”的名字跨过了“健康”的边界，自然也跨过了 “严肃”的边界。然而这空虚只是暂时的，正如那繁荣是暂时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国主 义的大潮，时代又沉重起来了。

接着是国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时代需要斗争，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这时候 鲁迅先生介绍了“一面是严肃与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这句话。这是时代的声音。可是 这严肃是更其严肃了；单是态度的严肃，艺术的严肃不成，得配合工作，现实的工作。似乎 就在这当儿有了“新鸳鸯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尽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他们自己 并不觉得在消遣自己，跟旧鸳鸯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时代，是时代缩短了那“严肃”的 尺度。这尺度还在争议之中，劈头来了抗战；一切是抗战，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可是八 年的抗战太沉重了，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这一松，尺度就放宽了些；文学带着消消遣， 似乎也是应该的。

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行紧缩了“严肃”那尺度。 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 然”。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刊物 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 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这是运用 “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

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２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日《中国作家》第１卷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