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家省报刊出一则报道：《××（某市）“出口”新娘保证“质量”》，内称：“××是我国重要旅游城市，世界各国游客对神奇美景仰慕的同时，也对××山水孕育的佳丽一片倾心。近年来，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男士到××相亲者不断增加，每年嫁往以上国家和地区的‘××妹’都在千人以上”。为此，该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加强了涉外婚检工作，１９９９年共对涉外婚姻１４００对进行了婚前检查。结果查出梅毒患者２７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１例。该文还对这后一例不幸的女性情况作了介绍，强调检验检疫局不准予结婚，而对其余梅毒患者则令其治疗后再准予结婚。报道最后以赞赏的口吻说：此举做到了“确保×ב出口’新娘的健康和‘质量’”。

向我介绍这则报道的朋友对文中讲述的“××妹”外嫁状况印象深刻。据他按该市人口、婚龄女性比率及实际结婚率估计，该年外嫁女性要占该市婚龄女性人数的４％左右，占当年实际出嫁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其中婚检不合格的检出率（性病率）为２％。他对这些数字大发了一番感慨。

我倒觉得，对这些数字背后的“道德”涵义大可不必过于敏感。在改革开放与中外经济文化多方位交流日益活跃的今天，涉外婚姻的增加是正常现象，不发达地区女性嫁往发达地区的婚姻远比反向婚姻为多见，也是人之常情。文明、进步的社会应当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保障每个人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只要其中没有强制、欺诈、拐卖等涉及侵犯人权的成分和重婚等违法行为（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应当坚决维护我国公民的权益），中国人“洋女婿”的增多与“洋媳妇”的增多一样是好事。过去的中国人以女嫁“番邦”为耻，当年洪秀全更在《奉天讨胡檄》中大骂“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似乎粉黛三千本该委身汉家天子（包括他这个“天王”），进了满族皇帝的宫廷就成了华夏奇耻了。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中外人权平等、多元文化交融的今天，这些观念无疑是过时了。就是对于性病与艾滋病，在提倡健康的社会道德以及扫除黄祸的同时，也应当坚持人道主义，尊重患者人格。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对这则报道也有很多看法。这不仅因为“‘出口’新娘保证‘质量’”这样的提法给人以把新娘当成“出口商品”而把境外当事人看成购买商品的顾客这样一种印象，而且从报道的内容看来，在这种涉外婚检程序中“出口”、“进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似乎很不对等。按我国《婚姻法》、《母婴保健法》和有关部门关于涉外婚检的行政法规，涉外婚检中的权利与义务应当是双方对等的。有关方面在“确保‘出口’新娘的健康和‘质量’”的同时，是否也有对等措施以“确保”对方的“质量”？报道详叙了“出口”新娘婚检的情况、不合格率以及处理的情况，却并无只字提到另一方的相应情况。是这些“进口客商”无须体检呢，还是检查结果他们全都合格？如果有不合格的又如何处理？检验检疫局只是单方面对境外当事人负责，以“确保”他们得到合格的“出口”新娘，还是对双方负有同等责任，也要“确保”新娘们得到合格的丈夫？或者说检验检疫局只是单方面对新娘行使权力，“准予”或“不准予”她们结婚，还是对双方具同等权力，也可以准予或不准予“进口”方在这里寻偶？

如果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存在不对等，而偏差只在于报道的角度，那么问题可能就在于：人们认为这些“出口”新娘的“质量”关系到××市或我们祖国的声誉，因而必须予以特别关注，就像过去我们经常说出口生产是“政治任务”、事关爱国主义一样。事实上进出口贸易作为一种商业行为，出口商品的质量问题本质上是商业信誉问题，它与国内市场的商品质量问题应当说是同等重要的。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并不这么看，于是乎“爱国主义”在这些人那里就表现为：国人用劣质商品似乎没什么了不起，可千万别让洋人用了劣质商品呀！这样一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在改革前的年代十分流行。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面子受到高度重视，而一个个具体的中国公民的权利与尊严却不被当作一回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对外交往心态的正常化和中国公民权利保障状况的进步，那种畸形的现象已经明显减少。但其遗风不仅犹存，而且有时还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从过去那种好女不嫁“番邦”，视涉外婚姻为耻辱的态度，到如今“‘出口’新娘保证‘质量’”，惟恐“出口”的不是“好女”会有辱国格，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两个极端，但实质上是相通的：即都在本属个人私事的男婚女嫁问题上附加了太多的“国家主义”义务。把人当成“出口商品”与把人当成是禁止“出口”的“内控物资”，不都是对人的不尊重吗？

当然，笔者并不想对涉外婚检本身持异议。婚前体检无论涉外与否，只要真正从保证当事人健康出发而不是所谓“贞操检查”，就都是有益的。如果说涉外婚姻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似乎也应该把重点放在防止境外疾病的传入上，至少也应当是对等的双向防疫，而不应该只是为了“‘出口’新娘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