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各种渲染“民俗文化”的产品可谓铺天盖地了。为了经济（旅游业）利益、政治动机（反对“全盘西化”）以及精英阶层高雅的审美需求，“开发民俗文化资源”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了口号。从纯粹商业化的各种“民俗村”、“民俗文化风情旅游”和“民俗文化节”，到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曲阜祭孔大典和黄陵祭祖仪式，从文人雅客的民俗采风，到文化人类学家的民俗研究，各种现存的、已死亡的乃至纯粹是今人“创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出来的“民俗”让人眼花缭乱。所以当友人推荐一本“民俗摄影集”时，我也是以消闲之心翻阅的。但看到《麦客》之书名，我就有些震撼：如今还有人记得他们？而看完全书后，我被深深打动了：为书中的内容，也为作者的一片心。

作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而又以治农民史为业的笔者，在陕西工作了十多年，对麦客这一群体，我也是关注已久。口述传说姑且不论，明清时代的关中地方志里就记载着这样的民情：“麦秋刈获，必须麦客。其人俱秦陇之民，自西徂东，良莠不一。”那时的地方志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既为当地所“必须”，又被当地官府视为威胁地方治安的盲流，据说就是因为他们，“曩年歧山、千阳，均遭巨案。”（乾隆《宝鸡县志》卷十二）到了土改时期，如何看待雇佣麦客这种现象，在当地曾引起过争论。因为按当时的政策，雇工被视为“剥削”，是要影响定成份的。然而民国年间关中西部农家请“麦客”收麦的情形十分广泛，而且往往是由村子出面，集体雇请。由于这种做法几乎遍及各阶层，土改中地方党委曾专门作出规定：雇用麦客不算“剥削”，“因为算与不算并不影响本户的阶级成分，同时在本地区，请麦客子是普遍的现象。”（宝鸡地委政策研究室：《土改简报》第四期，1950年）

然而担心盲流影响治安也好，认为是当地“必须”也好，为雇主辩明不算“剥削”也好，毕竟都是从当地雇“主”的角度考虑的，有谁设身处地的为“客”、为这些“下苦人”付出关注？作为麦客流出地的甘肃情况如何我不太清楚，至少在接纳麦客的关中，这样的人好象不多。本摄影集的作者侯登科先生，就是这可贵的不多者之一。作为摄影界外行人的我此前不知道他，看本书的“作者简介”好象他也不是摄影界内的“名人”，但他却有着许多“名人”所没有的、或已经淡漠了的一颗平民百姓的古道热心，和从底层看社会的深刻洞察力。我不敢讲这本书在摄影艺术方面的成就如何——那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但它用镜头留下了一部历史，一部发生在号称中华文明摇篮、周秦辉煌汉唐雄风之基的关中大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历史，一部事关衣食生存等人类生活基础但却常常被忽视的历史。

这本画册的镜头绝大部分摄于九十年代，反映了当代“麦客”生活的各个层面。但侯先生不满足于此，他把镜头移向历史纵深，搜集了从1925年《新秦日报》关于“麦客工价”的报道开始的一些珍贵资料。尽管从历史学专业的眼光看，诸如麦客现象“已经延续了近百年”之类的说法并不准确，——如上所述，麦客的历史还要久远得多——然而从摄影家的角度看，侯先生的这种视野包含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民俗民俗，有民才有俗，关心民俗，归根结底还是要关心“民”，关心人。然而如今对民俗感兴趣的人，包括艺术家与学者中，不少人却是心里既无“民”，眼中惟有“俗”。一些人把贫困当作牧歌来欣赏，甚至提出应该把某种“文化”当作标本封闭起来，以免外来影响破坏了这种现代人乐于欣赏的“风景”。这样的“民俗”作品纵然能时髦于一时，终究是没有真正的生命力的。

而侯先生的作品则充满强烈的人道主义。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郁，却并没有什么牧歌氛围。这些作品同情“下苦人”的艰难生活，有些画面，如《被撞伤的麦客和他的妻子》真是催人泪下。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并没有把这一切刻意渲染为“现代性的困境”，“全球化的苦难”或“文化的不适应”。尽管90年代以来现代机械收割对麦客生计的影响是侯先生所关注的、当代麦客面临的严重问题。的确，生活在改革开放带来繁荣的城市中的人们，东部农村的人们，包括如今被视为改革代价承受者的下岗工人、被视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恐怕都难以想象当今世界上还有如此“廉价”的劳动：许多麦客辛苦“转场”一季下来，扣除路上花费实际并无所得，甚至还“负亏”，他们图的只是受雇期间“管饭”而已！“‘肘肘’（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加之如今“世风日下”，现代的人道、平等观念在我们这里远没有权势、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传播得快，麦客在关中可能遇到的主顾少了几分传统的淳朴和厚道，多了几分“伪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势利，其境遇更可想而知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如今也难以为继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后公社束缚的松弛，传统家庭农业的复兴，以及关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甘宁麦客入陕一度出现历史上的高峰。（侯先生说是“十几二十万”，我所知道的还不止此数）然而到90年代末便“好景”不长，日益兴起的收割机异地作业使麦客市场不断缩小。通过《麦客与收割机》等一组照片，侯先生的镜头为此留下了历史上难忘的一页。为侯先生作序的郑梦熊先生乐观地写道；“我国的改革开放，使农业机械化得到广泛的推广，并从90年代起陆续替代了麦客们的手工劳作，麦客的历史也将结束。随着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西北地区的生存环境不断得到改善，麦客和他们的后代将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但至少在目前，现实生活好象没有如此乐观。贫困的家乡如今不能为归来的前麦客提供替代的生路，放下“肘肘”进城打工的前麦客，处境比我们熟知的东部农民工更加艰难。广东珠三角打工者栖身的工棚之简陋，曾引起过多少人道主义的谴责。然而在最近一部电视纪实片中我们看到：西安南门外的一家饭馆中，打工者羡慕（甚至嫉妒）地向记者说，他们中的某某因是老板亲戚，享受了可在并起的餐桌上睡觉的待遇，而没有这般幸运的他们只能在打烊后的厅堂里围坐打盹过夜。老板说，没把他们赶到外边去就已经很宽厚了，不信你问问别家！广东式的工棚对他们而言已是梦幻天堂。而他们本身，不也被许多前麦客视为幸运者吗？在前麦客的主要输出地之一，宁夏泾源的一个村庄里，村民对调查者说，本村青壮年男人在家没活干，在外打不到工，大都走上了邪路。某某还算不错，在西安找到了活。——他不知道某某已经负案在逃，他面对的调查者正是寻踪而来的公安人员！然而这能怪谁呢？怪收割机？怪体现在收割机上的“现代性”？怪“现代性”带来的“国际资本”？（在麦客们生活、打工的西北地区，鬼才知道有几个“国际资本”）怪鼓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麦客们打工难，是因为他们“自由”太多？）还是怪那好象不太讲“生存权”的“福利国家”？（由于“福利”太多，把麦客们惯坏了？）

这些问题，好象不是“国际学术前沿”所能解决的，然而它未必是我们的常识（以及18世纪以来别人的探索）所不能解决的，只要你不刻意回避它。 在这方面，侯先生给我们做了个榜样。他心里既有“民”，眼中不惟“俗”，因而他镜头下的“民俗”便显得十分真实，他的摄影集反映的“文化”也显得十分真实，而且体现了真正的“人文精神”。相比之下，他在历史考证上的疏漏，以及摄影艺术上可能有的什么问题，便显得太不重要了。

(侯登科：《麦客》，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