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兵入关以来，长城的功能 (依次)只剩下以下两个：一，被拆掉，作用是旧板砖的利用；二，被重建，作用是推动旅游业(含教育业)的发展。前后两者表面矛盾，本质上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使“拆”和“建”得以实现的一个重大前提，就是长城的继续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被看见”。

不到长城非好汉。“好汉”只有一种，“到””则有两解，一种是人到，另一种是眼到

。我个人赞同的是后一种。长城在建筑上的特点，比较适宜“远观”，“远”不仅能看得更全乎，尤能观出其蜿蜒万里的雄壮气势来。近来，越来越多的专家也倾向于同意我二十年前的观点。据新华网报导，鉴于长城上的“亵玩”活动日趋放肆(包括假古董、假士兵、摊位游戏等等)，使“长城作为城防工事应有的凝重感”被大为冲淡，专家指出，“游长城不一定非要登上长城。八达岭景区石峡关残长城维持原貌，采用辅助设施，使游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办法，在一味的‘修葺一新’、‘雄姿重现“之外，带来一种新鲜的启示，即创造条件，引导游客从保护文物的角度体会长城的价值，欣赏长城沧桑的美，即使保持一定距离却可以更好地感悟其文化底蕴。”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长城看来都是“距离产生美”的一个范例。故为文物保护及审美能力保护计，“不到长城非好汉”实不如易一字为“不见长城非好汉”更能与时俱进。值得欣慰的是，吾道不孤，赞同这一观点的远不止专家学者，例如竟能把长城视为“留在地壳头上”的“一道疤痕”之BEYOND，除了没大没小或者居心不良之外，就观赏的距离而且，显然早已比我们走得更远。当然，比BEYOND更Beyond的更是大有人在。比方说，自从太空人杨利伟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对央视主持人说出“(在太空)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这样的话以来，对于此事的质疑就一直未曾消停过。这些怀疑论者的感情可能很单纯也可能很复杂，但是，我始终相信的一点是，他们除了和我一样相信长城以远观为佳之外，更坚信成城之绝佳的观赏点其实并不存在于地球，而应该远在外层空间。

以我个人于这场争论的远观所得，“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乃两大阵营激辨之焦点。当然，比“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更为本质的，是“应不应被看到”以及“在外国人都看到了”的前提之下身为中国人的“应不应看到”。很显然，这不仅只是科学和审美的问题，而已上升为一个道德问题了。道德是心里的事，在太空科技突飞猛进的今日，其困惑程度似已不能再能与“星空”这类天上的事情等量齐观了。

到目前为止，从太空上看过地球的中国人只有杨利伟一个，对于“从太空中有没有见到我们的长城”，杨利伟拥有绝对毋庸置疑的发言权，不过，既然事情已超越了科学和审美，这次弟，怎一个“我没有看到”了得。古之饱学之士，俗称“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地上的事情全知道”，今之饱学且撑学之士的标准，大概是“人虽在地上但是也能全部知道从天上知道的地上的事情”。事实上，有人甚至对杨利伟到底有没有上过太空也持怀疑态度。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至今仍有部份美国人(也包括部份中国人)深信人类登陆月球一事乃彻头彻尾的虚构，此事是在美国西南部莫哈未沙漠架台设景上演的一场大骗局，目的则是要令地球人都知道美国的科技世界第一。据福克斯电视网2001年2月报导，“20%的美国人对我们是否真的曾经登陆月球存”(1999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所得的数据为6%)。事态之严重，以致于NASA在去年秋季不得不考虑花钱做公关宣传，希望说服公众相信美国人真的上了月球。

虽然杨利伟在“我没有看到”一事上还没有花钱的必要，不过网上的争论确实进行得难分难解，与化解这场争论的难度相比，把人送上太空已让人觉得还算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Steve Mirsky在2003年3月号《科学美国人》上苦口婆心地开解道：“是时候要借用一下奥卡姆剃刀了。到底是哪件事情比较难：把人送上月球，还是要人相信真有其事？事实上，将人射上月球所用的强大推动力，是很简单的物理作用，只要有计算尺和电脑，便可成事。我知道你能做到，因为我们做到了。”结果是，动刀未遂，最后还是得动拳解决：当一位契而不舍的怀疑论者再次强烈指责第二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奥德林是“贼匪、骗子、懦夫”时，72岁的太空人忍无可忍，朝37岁的怀疑论者的脸上一拳挥去。

我仍然不赞成以粗暴简单的手段来解决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要知道，任何一样物事，只要眼中无而心中有，“放不下”总归是难免的。人的正确思想，看来在包括太空时代在内的任何时候以及任何情况下，都是很难从天上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