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和表叔沈從文開始通信。他的毛筆蠅頭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將近30年的來信，好几大捆，

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關傳統藝術系統知識和欣賞知識，大部分是他給我的。

那一段時間，他用了許多精力在研究傳統藝術，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為我打開了歷史的窗子，

使我有机會沐浴著祖國偉大傳統藝術的光輝。在1946年還是1947年，他有過一篇長文章談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狀，

与其說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說是我們鄉土知識分子在大的歷史變革中的寫照，表面上，

這文章猶如山巒上抑揚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應的小協奏。實質上，這文章道盡了舊時代小知識分子、

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絕的悲慘命運。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馬路上買到了這張報紙，就著街燈，一遍又一遍地讀著，

眼淚濕了報紙，熱鬧的街肆中沒有任何過路的人打扰我，誰也不知道這哭著的孩子正讀著他自己的故事。

朋友中，有一個是他的學生，我們來往密切，大家雖窮，但都各有一套蹩腳的西裝穿在身上。

記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顯得頗有精神。他一邊寫文章一邊教書，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著迷到了极點。

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脫，簡直是渾身的巧思。于是我們從“霞飛路”來回地繞圈，話沒說完，又從頭繞起。

和他同屋的是一個報社的夜班編輯，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遠沒有主人的鐵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間回得像口鍋子，

据我的朋友說，我窩在里面，甜蜜得像個嬰儿。

那時候我們多年輕，多自負，時間和精力像希望一樣永遠用不完。找和他時常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

我以為，最了解最敬愛他的應該是我這位朋友。如果由他寫一篇有關“沈公”的文章，是再合适也沒有的了。

在寫作上，他文章里流動著從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當時大上海許多老人都十分惊嘆。

我真是為他驕傲。所以我后來不管遠走到哪里，常常用他的文章比較我當時讀到的另一些文章是不是蹩腳？

在香港，我呆了將近六年，在那里歡慶祖國的解放。与從文表叔寫過許許多多的信。解放后，

他是第一個要我回北京參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梅溪背著一架相机和滿滿一皮挎包的鈔票上北京來探望從文表叔和嬸嬸

以及兩個小表弟了。那時他的編制還在北京大學而人已在革命大學學習。記得嬸嬸在高師附中教書。兩個表弟則在小學上學。

我們呢？年輕到了家，各穿著一套嘰布衣服，充滿了簡單的童稚的高興，見到民警同志也務必上前問一聲好，熱烈地握手。

表叔的家在沙灘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媽媽的保姆料理家務。我們發現在北方每天三餐要吃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止。

我是一個從來不會深思的懶漢。因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學，周末回來，一邊吃飯一邊說笑話，

大家有一場歡樂的聚會。好久我才听說，表叔在“革大”的學習，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過組織生活。

有時憑自己的一時高興，帶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請人喝茶時，卻受到一頓奚落。

他一定有很多作為一個老作家面對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東西，為將要舍棄几十年所熟悉用慣的東西而深感惋惜、痛苦。

他熱愛這個嶄新的世界，對工作他正确地估計到將有一番開拓式的轟轟烈烈，曠古未有的文化大發展，

這与他素來的工作方式很對胃口。他熱愛祖國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會新的觀念對于他這個人能有多少了解？

這需要多么細致的分析研究，而誰又能把精力花在這么微小的個人哀樂上呢？在這個大時代里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著人做的時候……

那一段日子里，從文表叔和嬸嬸一點也沒有讓我看出在生活中所發生的重大的變化。

他們親切地為我介紹當時還健在寫過《玉君》的楊振聲先生，寫過《莫須有先生坐飛机以后》的廢名先生，

至今生气勃勃、老當益壯的朱光潛先生、馮至先生。記得這些先生當時都住在一個大院子里。

兩個表弟那時候還戴著紅領巾，我們四人經過賣冰棍攤子時，他們還客气地做出少先隊員從來不嗜好冰棍的樣子，

使我至今記憶猶新。現在他們的孩子已經跟當時的爸爸一般大了，真令人唏噓……

我們在北京住了兩個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畢業，并在歷史博物館開始新的工作。

兩年以后，我和梅溪就帶著七個月大的孩子坐火車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