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潛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

他們相互間的關系溫存得很,親切地談著話,吃著客人帶來的糖食。印象較深的是巴老伯(家裏總那麼稱呼巴金先生),

他帶了一包雞蛋糕來,兩個老人面對面坐著吃這些東西,缺了牙的腮幫動得很滑稽,一面低聲地品評這東西不如另一家的好。

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時候才能來北京一次,看這位在文學上早已斂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來往往會使全家沸騰的。他一點也不像在世紀初留學英國的洋學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廠的會計老伙計。

長長的棉袍,紮了腿的棉褲,尤其怪異的是頭上戴的羅宋帽加了個自制的馬糞紙帽檐,裏頭還貼著紅紙,

用一根粗麻繩繞在腦后捆起來。金先生是從文表叔的前輩,表弟們都叫他“金爺爺”,這位哲學家來家時不談哲學,

卻從懷裏掏出幾個奇大無比的蘋果來和表弟家裏的蘋果比賽,看誰的大(當然就留下來了),或者和表弟妹們大講福爾摩斯。

老人們的記憶力真是惊人,信口說出的典故和數字,外行幾乎不大相信其中的準確性。

表叔自己記性也非常好,但談論現代科學所引用的數字明顯地不準確。盡管是在聊天,孩子們卻很認真,

抓著辮子就不放手,說爺爺今天講的數字很多相似。表叔自己有時發覺了也會好笑起來:

“怎麼我今天講的全是‘七’字(七十輛車皮,七萬件文物,七百名干部調來搞文物,七個省市……)”

“文化大革命”時,那些“管”他的人員要他背《毛主席語錄》,他也是一籌莫展。

我說他的非凡的記憶力,所有和他接触過的年輕朋友是無有不佩服的。他曾為我開過一個學術研究的100多個書目,

注明了出處和卷數以及大約頁數。

他給中央美院講過古代絲綢錦緞課,除了隨帶的珍貴古絲綢錦緞原件之外,幾乎是空手而至,

站在講台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斷代信口講出來。

他那麼熱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開他曾經朝夕相處近40年的小說生涯越來越遠了。

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從文小說選集》序言中有一句話:

我和我的讀者都行將老去

聽起來真令人傷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訴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筆蠅頭行草的長信,他給我三點自己的經驗:

一、充滿愛去對待人民和士地;

二、摔倒了,赶快爬起來往前走,莫欣賞摔倒的地方耽誤事,莫停下來哀嘆;

三、永遠地、永遠地擁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這幾十年來,我都嘗試著這麼做。

有時候,他也講俏皮話——

“有些人真奇怪,一輩子寫小說,寫得好是應該的,不奇怪;寫得不好倒真叫人奇怪。”

寫小說,他真是太認真了,十次、二十次地改。

文字音節上,用法上,一而再的變換寫法,薄薄的一篇文章,改三百回根本不算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