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先生有次對我談起他:

“從文這個人,你不要認為他總是溫文典雅。骨子裏很硬。不想幹的事,你強迫他試試!……”

這是真的。

倒也是對了。如果解放以後不斷地寫他的小說的話:

第一是老材料,沒人看,很容易掃興;第二,勉強學人寫新事物,無異弄險。老媳婦擦粉打胭脂,難得見好。

要緊的倒是逢到“運動”,抓來當“醜化新社會”,“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典型,命中率一定會是很高的。

當時下決心不寫小說,恐怕他也沒有太多的“預見性”,不過只是退出文壇,省卻麻煩而已,也免得擔驚受怕。

這個決心是下對了。

30多年來在文物研究上的孜孜不倦出了成績,就這點看,說他是個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的一直工作到咽氣的研究者,

怕還不過分吧?

文學在他身上怎麼發生的?

他的故鄉,他的家庭,他的稟賦,他的際遇以及任何人一生都有的那一閃即過的機會的火花,這都是他成為文學家的條件。

在作品中,他時常提到故鄉的水和水上水邊的生活。少年和青年時代,水跟船令他得到接触生活的十足的方便,

加上年輕的活躍時光,自由的情感,以及對于自己未來命運的嚴肅的“執著”。

他說的那本“大書”,是他取之不盡的寶藏。他的用功勤奮,特殊的記憶力,都使他成為以後的這個豐盛的“自己”。

他成為作家以後的漫長年月,好像就沒有什麼認真的玩過了。他也不會玩,他只是極好心、極有趣地談論,傳達別人的快樂。

為別人玩得高興而間接得到滿足,凡是認識他的人都了解這個特點。

他敏感于幽默。他極善于掌握運用幽默的斤兩和尺寸,包括嘲笑自己。

他誠實而守信。擁有和身受過說不盡的欺騙和蒙受欺騙的故事。卻從不自我欺騙或欺騙別人。

他頑固的信守有時到不近人情的程度。然而他的容易上當常常成為家中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