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漂来挑战司法的机会

卢兄:你好!

没想到那么快就收到了你的回信。你说,“阿姆斯达”事件确实吸引了你,为了早些看我聊下去,所以才赶快写了这封信,目的是“抛砖引玉”。这么一来,我非得紧着写不可了。

“阿姆斯达”号漂来的时候,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确实已经双方都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那么,这个国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现在对于美国当时松散的状态,也一定已经有了一些概念了。然而,不知你想过没有,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那就是,如果它的各个部分的联系显得松散,那么它能够作为整体长期继续存在下去,维系它的东西有可能反而是相当有力量的。

这个维系就是美国作为国家最基本的一个共识,遵从契约。你可以这样想想,在如此松懈的一个国家结构中,如果没有对于契约的基本认同,还不是早就散了架了。

以宪法为基础的各种法律,就是这样的契约,也就是松松垮垮的各个州,集合在美国这样一个名称下的基本依据。既然这种集合是自愿的,那么遵从契约的行为也是自愿的。美国的这种组建经历,虽然使得它的中央政府常常显得软弱无力,可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更容易建立起“真诚的法律”。

因为法律的建立,是大家的契约。它不是一条皇上的圣旨,也不是一个上层集团的指令性文件。因此,它也就有一个天然保护层,就是民众认同。北方一个又一个废奴的自由州的诞生,就是这样来的:经过最广泛的民众辩论,达到一个基本认同,然后立法。这样法律相对来说,就更有“真诚”的基础。

如果一部分人的认识进了一步,那么,美国的方式就是,以一切机会,提出对现有法律的历史缺陷的质疑,引起新一轮的大众辩论。在争取多数民众认同的基础上,以求取得新的判例作为依据,甚至根本引起新的立法。

因此,除了通过新闻媒体,公众场合等利用“公共论坛”的长期宣传,以“挑战司法”引起公众注意和辩论,也是美国人从建国以来,就一直使用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方式。这也是美国有所谓“里程碑案件”的原因。美国进步的脚印大多数都是由最高法院的一个个判例组成的。可是,如何“挑战司法”呢?

那就是坚信自己行为正确的人,以触犯某条法律的方式,走上法庭,去引起一场关于这条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的辩论。输了以后再上诉,官司一级级打上去,直至最高法院。

以这种方式推动社会渐进,对契约双方的要求都很高。

对于契约的一头,要求司法独立和司法的公正与公开。否则,你一头撞上去,结果官法勾结,私下里关起门来三下五除二地就给判掉,关起来了。司法体系对这样的挑战,也根本没有按照法理去认真对待的诚意。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意义。这是对于司法制度本身的基本要求。

对于契约的另一头,则要求挑战者对大家已经制定的契约必须遵从。既然是“挑战”,那么就可能是有输有赢的。赢了固然是皆大欢喜,但是输了就得准备接受原来法律的制裁,因为法律是大家的契约。大家还不能接受新的契约,你就必须接受原来的约束。往简单里说,就是“挑战”不成,那么该坐牢还是得坐牢去,不能因此就给法院扔炸弹。这是对“挑战”一方的基本要求。

所以,故意地挑战司法,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到了“挑战”的时候,也就是估计民意也已经到了“火候”的时候。假如还完全没有民意基础,只是一场盲目挑战的话,那几乎等同于自投法网,同样毫无意义。

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在“火候”差不多的时候,正好出现一个案子。尽管不是故意制造的“挑战”,但是,所有推动这个进步的人,都会全力以赴,把这个偶然出现的案件,变作一个“挑战司法”的机会。你一定猜到了,对于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阿姆斯达”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当时的美国北方,反奴隶制的民意基础已经完全具备。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是宣称,现在已经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摆脱奴隶制的时候了。虽然,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并不是多数,但也已经遍布各处。在宪法保护下,他们建立了各种如“反奴隶制协会”这样的民间团体,相互之间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所以,“阿姆斯达”事件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是默默无闻地就“走过场”的。黑人们刚刚到达新伦敦,立即有人向纽约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通报情况了。

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已经决定,“利用”这一事件,向奴隶制挑战。当然,采用的方式依然是“司法挑战”。

“阿姆斯达”号的叛乱,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法律的严重触犯。黑人奴隶,夺了船,还杀了人。如果把这个事件按“无罪”去辩护,不是辩称黑人“没有夺船杀人”,而是辩称这样的“夺船杀人”不是犯罪。这显然是对于司法的挑战,尤其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状态下。

你已经知道,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局部奴隶制的国家,自由州的黑人也还没有公民权。正如我以前告诉过你的,种族偏见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完全还是一个白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一个“黑人杀了白人”的案子辩成无罪,显然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


电影《阿姆斯达》剧照

也许我必须向你讲得更清楚一些,这里的“利用”二字,没有任何的贬义。他们打算利用“阿姆斯达”事件,挑战奴隶制,但绝不是利用黑人作为工具的意思。他们挑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营救这些陌生的黑人。也许更简单的解释,是探究一下这些激进的反奴隶制主义者,究竟是怎样一些人。

在电影里,代表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两个形象,就是那个为黑人辩护的年轻白人律师,和一个参与营救活动的黑人。在历史上,参与这次“阿姆斯达”营救的,可以说是整整一个“团队”。有大量的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没有报酬、没有私人利益的“挑战”。而且,在长达三年的持久战中,所有的费用都是来自美国人的私人捐款。参加营救的基本上都是白人。原因很简单。就像美国历史上无数次这样的历史性推动一样,这是一场司法大战。真正在里面起作用的人,都是精通法律的律师。当时在北方的黑人虽然是自由的,也有着最强烈的反奴隶制的动因,但是,他们还没有成长到具有真正的实力。


电影《阿姆斯达》剧照

那么,这些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白人,他们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动因呢?答案是:宗教理想。你还记得我以前提到的,在北美殖民时期,最早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他们持续两百年的反奴隶制的努力吗?那么,这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人类不平等所造成的苦难,持有一种宗教性的深切同情和慈悲心怀。所以,才会产生这样无私而持久的抗争,才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热情。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宪法所建立的制度在严格地起着作用。因为,从建国开始,“挑战司法”就是体制内寻求社会改革的一个正常程序。在这个制度下,要推动改革的人们,也就会立即进入这个制度所设定的程序。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高质量的律师,向法庭申请,自愿成为“阿姆斯达”号黑人一方的辩护律师。然后开始研究案情。因此这里没有什么非常举动。所要做的,就是律师的正常工作。

与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有所不同的是,历史上主动出来代表“阿姆斯达”号黑人进行法律辩护的,并不只是那个孤单的年轻律师,参加工作的几乎是一个律师团,有前面的法庭辩护,也有后面的大量资料和分析工作。在开庭前的最初准备工作中,他们就意识到:现有的奴隶制尚未被打破,因此,在原有的法律之下,在自由州,蓄奴是非法的。但是在蓄奴州,奴隶的武装暴动,杀死奴隶主,也是非法的。在美国分治的原则下,有关奴隶制的立法权在州一级,联邦法庭无权干涉。各州的法律当然也无法相互套用。

古巴虽然不是美国,但是,这是一个合法的蓄奴国。因此,如果仅仅用自由北方的法律去辩护,当然同样可以利用法庭辩护提供的论坛,大大宣扬一番废奴的理论。然而,胜诉的可能几乎微乎其微。这将不仅影响“挑战司法”这一举动的成功,而且,这些涉案黑人的生命,也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所有挑战司法的案件中,律师们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这是极具技巧性的技术问题:在旧的法律仍然起作用的时候,怎样利用原来的法律,在法理上往前推,逐步建立新的立法依据。

这些律师决定的第一个辩护策略,就是宣称“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不是合法奴隶,而是自由人。尽管当时所有的证词证据,都证明这些黑人是合法奴隶。然而,他们从得到的有关这个案子的最基本情况中,已经凭着职业敏感,捕捉到了表象之下的蛛丝马迹。引起他们疑问的,首先是那四个十二岁以下的黑人孩子。

他们注意到,西班牙在1820年签署过一个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的协议。距离“阿姆斯达”事件,这个协议已经签署了整整十九年。如果这些不到十二岁的黑孩子是合法奴隶,他们必须是在古巴出生的所谓“拉丁裔黑人”。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他们知道的案情都来自西班牙人的一方,原因是,黑人们都不会说古巴的通用语言——西班牙语。

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出生在古巴”的孩子,竟一点都不懂当地的语言呢?

但是,哪怕是再有道理的疑问,也只是一个疑问,而法庭是讲究证据的。再说,即使能够因此使法庭相信,这些孩子是在“1820年协议”之后,从非洲非法进口的。那么,那些成年黑人呢?尽管很难想象,他们在古巴生活了十九年还没有学会西班牙语,可是,你也不能说,这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他们的疑问,很快就从一个叫做杰尼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那里,得到了间接的证明。杰尼就住在黑人关押的新伦敦。事情一出来,他就设法与那两个西班牙人谈了一次。两个西班牙人根据自己在古巴的生活经验,觉得在一个“白人的国家”,如此清楚的“黑奴造反”、“杀人越货”的案情,美国白人的司法当然就是“帮”白人货主的。只不过是等待一个例行手续而已。因此,在与杰尼的交谈中,路易兹很轻松地透露了一个情况:这些黑人都是刚从非洲来的。

这个旁证给了律师们极大的鼓舞。尽管依然需要证据,但是,他们的辩护思路已经变得非常明确。

还有一个电影里没有提到的情节,也很有意思。就是“阿姆斯达”号黑人的主辩护律师班德文——耶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的外孙。他的外公罗杰·谢蒙不仅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在后来举行的制宪会议上,也是与会者中最主要的反对向蓄奴州妥协的一个。在整个“阿姆斯达”事件中,另外两个最积极的参与者:亚瑟·泰朋和鲁易斯·泰朋,是两兄弟。他们则是大名鼎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后代。鲁易斯·泰朋后来成为“阿姆斯达”委员会的三个负责人之一。

这一批人,除了他们的宗教精神之外,坚持开国者们起草《独立宣言》时的立国理想,也是他们思想中非常清楚的一条脉络。

不管怎么说,当务之急应该是和他们试图帮助的对象,“阿姆斯达”号的黑人设法交流。一开始,他们在纽约找了三个还能够说非洲语言的黑人,请他们一起去纽黑文的监狱探监。其中一个名叫凡瑞,他是在十二岁的时候,在非洲遭到绑架,被卖到美洲来的。

在电影里,斯皮尔伯格把这种交流的巨大困难,表现得非常真实。可我想,事实上他们的交流,可能比电影里更为困难。刚刚来自非洲部落,又有着几个月来与白人发生的最恶性交往经历的黑人,与来自纽约的白人律师,你说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不是要多大就有多大:极端的不信任,加上语言还不通。再说,对于黑人来说,他们怎么想得通,这两个白人要来干什么呢?

律师带去的三个纽约黑人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非洲部落的语言种类太多太复杂。他们搞了很长时间,还是无法交流。到最后,只有凡瑞说,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几个孩子肯定不是在古巴出生,而是从非洲被卖过去的。对于这点收获,他们已经很高兴了。

在纽约,九月初就成立了一个“阿姆斯达”委员会。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介绍这个事件,寻求支持。最重要的任务是募集捐款,除了支持这场诉讼,还考虑提供“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在狱中的生活必需品。

今天看来,泰朋参与负责的“阿姆斯达”委员会,真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例如,他们以“自由之友”的名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捐款。他们在广告中宣称,这些非洲人追求自由反抗奴隶制的权利,来自于自然法、国际法和“自由与人道的呼声”。他们的广告一出来,立即就有捐款寄到。

又如,在他们的干预下,事实上黑人的居住条件很快就得到改善。除了辛盖和其他案子的重刑犯关在一起之外,所有的“阿姆斯达”号黑人分成四间。四个孩子一间,其余的黑人分成三间。他们还为黑人提供了衣物等其他生活用品。

“阿姆斯达”委员会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吸引民众关心这一船黑人的命运。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语言问题,他们始终无法得到黑人自己讲述的故事。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在各种新闻媒体上,尽量介绍黑人的情况。

他们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些黑人的平和的外貌、温和的性情、一般的生活状况。其目的在于击破“后奴隶主义”关于黑人部落民都是“吃人生番”的讲法。他们要使读者产生这样的深刻印象,这些黑人都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他们也有追求自由的权利。

在北方原来反对奴隶制的民意基础下,他们的宣传和各种媒体的报道,使得“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公众同情,辛盖更是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与此同时,律师和“阿姆斯达”委员会仍在紧张地设法跨越最艰难的一条障碍,就是与黑人取得交流和沟通。因为开庭的时间在逼近,在此之前,这个问题是无论如何必须解决的。否则绝不可能打胜这场官司。

律师班德文和泰朋又一次带着黑人凡瑞去探监。尽管凡瑞也几乎揣摩不出几句话来,但是,他也是黑人,他的存在本身,就使黑人们有可能对白人律师产生最初的信任。同时,他们取得狱方的同意,带进去了一个名叫吉伯的耶鲁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在电影里,也许是为了表现律师与黑人的交流困难,导演安排了一个听不懂却还不肯承认自己无能的语言学家的形象。算是给语言学家来了一个小小的揶揄吧。事实上,美国语言学家的一般形象倒是相当专业,也很有敬业精神的。在“阿姆斯达案”中,律师与黑人之间的语言壁垒,最终正是由吉伯教授打破的。虽然他也不懂这些黑人的非洲方言,他却有一套语言学的途径。他用的办法,就是电影里你能够看到的。

吉伯教授先用手语交谈,以达到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让这些黑人用自己的语言教他几个数字的读音。然后,这位教授走遍了纽约和纽黑文的码头港口,最后终于在一条英国军舰上,找到了两个能够以同样的读音读出这些数字的黑人。“阿姆斯达”委员会再想尽办法,把两名黑人从英国军舰上借出来。

九月九日,吉伯终于把这两名“翻译”,带进了辛盖的囚室。一开始,辛盖依然拒绝与来访者交谈。在再三解释下,坚冰终于被打破。“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终于讲述了属于他们的故事。而律师也终于有机会告诉辛盖,他们是朋友,他们要帮助他回到非洲的家乡。长久以来,辛盖第一次在脸上露出宽慰的神情,尽管他还不可能明白,什么是律师,什么是法庭,为什么在遥远的白人的土地上,会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帮助他们回家。

律师们更难以解释的是,回非洲去,还是他们和黑人必须共同争取的一个目标。距离这个目标还不仅是地理上的漫漫长途。这里需要黑人的配合,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在此后的整个交往过程中,律师们还是受到很大困扰。因为他们始终不可能真正向这些非洲黑人解释清楚,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例如,在第一次交谈中,辛盖就没有全部说实话。辛盖出于自卫,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在谈话中予以保留。但是,在美国的诉讼中,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律师们一直在尝试,让黑人明白,为什么必须对他们说实话,也必须对法庭说实话。你可以想象,语言问题是基本解决了,但是,建立起信任,以及尽量逐步建立文化上的理解,却要吃力得多。

我们当然都记得,“阿姆斯达”号是一艘来自古巴的船,这是一个“涉外事件”。因此,也给这场司法挑战带来了超乎寻常的难度。事情发生不久,来自当时古巴所属的西班牙王朝,就立即通过外交途径,找上门来。

这时候,西班牙女王的使者,根据对应的线索,找到的当然是美国总统。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很新的国家,从1789年首任总统华盛顿上任,到那年还只有五十年的时间。可是,根据宪法规定的四年一度选举,尽管期间有人连选连任,总统也已经换到了第八个。而且这位第八任的马丁·范布伦总统,已经到了他的四年任期的最后阶段了。

西班牙一开始,就根据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将“阿姆斯达”号连人带船交还古巴。这个1795年的国际协定,有一些有关国际间的海难事故处理的条款,依据的道理非常简单。就是经常会有各国的船只,在航行中由于种种原因进入其他国家。这个协定依据的是对等的原则,要求各国政府把遇难船只及船上一切财产交回它原来所属的国家。以免有人看到漂来的外国船上装的都是值钱货,就把它给吞了。因此,西班牙的理由看上去相当充分。

那么,范布伦总统是从什么角度考虑这个事件的呢?

这个时候,“阿姆斯达”事件早已经是一个引起全美国震动的事件了。局势已经非常清楚:对于美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该不该归还外国船上的黑人的问题了。这是南北双方长期以来,有关奴隶制引出的一串问题的触发点。例如,还要不要坚持美国平等自由的立国精神?代表人性和人道的自然法,是否高于一切国家和州的法律?等等。随着“阿姆斯达”案件的开展,南北双方的争论对立会日趋严重。前景难以预料。

这样的发展前景,显然是总统所不愿意看到的。首先,这已经是1839年的秋天,第二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我曾经告诉过你,由于不少南方蓄奴地区加入美国,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变得势均力敌。这也意味着,选票也分成了几乎是均等的两大块。

范布伦总统并不赞成奴隶制。但是,在处理奴隶制的问题上,他不会采取激进的做法。他如果表现得渐进与温和,显然对他更为有利。一方面,由于他反奴隶制的立场,能够得到北方人的拥护;另一方面,由于他不马上采取激进措施,又不太得罪南方人。采取这种方针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跳出一个利刃般尖锐的议题,一面把民众清楚地一切两块,一面刀尖向上,逼着总统做非此即彼的表态,这是大选年最要命不过的事情了。

范布伦总统是个明眼人,当然一眼就看出“阿姆斯达”就是这样一个“来者不善”的议题。正如电影里所提到的,甚至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可能,就是事件升温到一定的程度,矛盾不可调和,结果干脆就引发出一场内战来。根据当时美国的情况,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只不过二十年后,南北战争就是由同一根奴隶问题的导火索引发起来。因此,当时可以说几乎已是内战的前夜。

平心而论,对于一场内战的忧虑,倒不能说是出于范布伦总统的私心。内战是当时大多数反对奴隶制的人们,都希望能够避免的。这也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始终还是少数的原因。因为激进者的一个口号是:干脆重新建立另外一个完全符合宗教理想的国家,同时也不惜任何代价,希望立即达到废奴的目标。这些口号都隐含着分裂和内战的危险。在这种“哧哧”冒着火花的口号面前,大多数美国人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总统当然更不会例外。

另外,总统作为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负责人,被授权处理一般的外交事务。他确实也有他的难处。外交是对等的。古巴的船到了你这儿,你痛痛快快地给交出去,将来哪一天,你的船到了人家那里,不也就可以爽爽气气地要回来了吗?这次你要是不给的话,哪怕有天大的理由,古巴和西班牙总是没了面子,下次再打交道,不知会添出什么麻烦来。

更何况,总统也有他的苦衷。尽管在那个年代,联邦政府的权力极小,但是外交无疑是行政分支的工作。范布伦并不赞成蓄奴,但是南方是合法蓄奴的,有些事情撞到他的职权范围内,他想不管都不行。有几次美国南方合法运送奴隶的船,也遇到类似情况。例如,1830年,一艘名为“科曼特”号的船,从弗吉尼亚运一些奴隶去路易斯安那,那是一个刚加入美国的蓄奴州。结果,船被风暴卷到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巴哈马。巴哈马当时已经废奴,所以,英国人立即就把船上的奴隶给放了。

当时的范布伦就是外交部长。对于南方人来说,我们在南方运送奴隶是合法的。现在遇上海难,英国人不交回来,擅自把奴隶给放了。造成的经济损失,联邦政府必须得给我去要回来,因为这是联邦政府的责任。范布伦当时也因此去和英国人打过交道。

在这儿你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美国这个联邦松松散散,却显得十分牢靠了。当时除了一些大原则,属于联邦制定的法律很少。所以,对于各州来说,法律我自己定,日子我们自己合计着过。可是一旦出了事儿,跟外头的国家有了什么麻烦,联邦政府你得给我顶着。这就是当时典型的美国联邦局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维持这样一个局面,居然仅仅就是为了坚持一个与个人自由同步的分治的理想。

美国人对于这个理想的认真,在当时它对待一些后进入美国的新州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所有的这些州全部成为独立州,全部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从当年建国的十三个州,扩展到今天的五十个州,不论先后,全部一视同仁。联邦政府能够管到的事情真是相当有限。

写到这里,你也可以猜出范布伦总统所领导的联邦行政分支的态度了。他们希望事件平息下去。可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就是在美国宪法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之下,只要“阿姆斯达”号在那里,事情就不可能平息。因为,在这个制度下,没有人能够解散“阿姆斯达”委员会这样的民间团体;没有人能够阻挡律师们的一场司法挑战;没有人能够干涉新闻界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热情;也没有人能够让法庭的审理变成一个秘密的暗箱。

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让“阿姆斯达”号彻底消失。目标一消失,当然所有的人也就只好作鸟兽散了。可是如何让它消失呢?这就是在西班牙的要求下,尽可能顺水推舟,把“阿姆斯达”号连人带船送回去。好在双方都有一个极好的借口,就是那个1795年协定。送回去当然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那几十个陌生的黑人重新回到虎口。可是,与“阿姆斯达”将给总统带来的全部国内麻烦相比,这点代价闭一闭眼睛,也就送出去了。


美国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

也许,你也想到了,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顾及,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即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非常凑巧的是,当时范布伦总统手下的外交部长佛西斯,是从佐治亚这个极端的蓄奴州来的。他自己家里在那个时候,还保留了三个作为仆人的黑奴。因此,在配合操作上,应该没有政治倾向上的“思想问题”。

自从西班牙提出交还“阿姆斯达”之后,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就一直非常紧张。尤其是,他们无法信任外交部长佛西斯。他们甚至在监狱找了可靠的人,以防万一黑人们被秘密移动,就可以立即得到消息。从这一安排可以看出,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毕竟在制度的完善方面,还不能与今天相比。如果在今天,要么总统打算立马下台,否则民众根本不必担心行政系统敢做秘密交人这样的小动作。

这个案子确实很特殊。所以,即使是联邦检察官,也在一开始认为,从刑事案的角度,把这个案子带入司法程序是他的责任。可是查了几天相关法律之后,他又认为,“暴动”发生在外国公民的船上;事件发生的时候,船是在外海,“暴动”的对象也都是外国人。因此,他不认为美国法庭有权对此做出司法判决。

“阿姆斯达案”实际上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已经发生的财产归属的申诉,这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就是财产的申请人。这一部分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引起联邦检察官思考的,是该案的另一个部分,就是暴动引起的“海盗罪”和“谋杀罪”。这个部分作为刑事案,按照美国法律,起诉方应该是政府行政分支下司法系统的检察官。

然而,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前,对于涉及行政分支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上,外交部长佛西斯仍然非常谨慎。即使在联邦检察官做出这样的表态之后,佛西斯仍然再三要求他搞清楚,在这样一个涉外案件中,按照美国法律,在行政与司法两个分支之间,究竟是谁对“阿姆斯达”号的“人和货”,具有优先的控制权。

最后,在外交部长佛西斯与联邦司法部长格伦迪认真研究之后,终于由格伦迪小心地拿出了一个代表行政分支的正式意见。格伦迪是司法部长,这个意见当然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看上去不会有什么破绽的。

这个正式意见是,坚持按照“平克尼协定”,将“阿姆斯达”号及其货物和黑人,全部交还西班牙当局。司法部长格伦迪指出,美国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时候,维持它的诚信。船上的财产明确归在路易兹和蒙岱的名下,所以不应该是美国的司法裁定对象。至于律师对两名西班牙人所持有的“携带合法奴隶通行证”的质疑,格伦迪认为,“阿姆斯达”所携带的文件,是哈瓦那有效的正式官方文件,也没有任何法律原则指出美国应该对这些文件进行司法调查。

他又指出,按照国际法,无国籍的海盗船,是任何一个抓到它的国家都有权审理的。但是“阿姆斯达”号是一条明确的西班牙船,属于西班牙人,拥有西班牙官方文件和西班牙国旗。船上的暴动也与一般海盗行为有别。因此,不在最高法院界定的“海盗案”范围之内。

针对“阿姆斯达案”实质上最引起关注的黑人问题,司法部长格伦迪指出,许多美国人指责奴隶贸易的不人道,但是,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的法律中,都曾经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现在,如美国这样一些个别的国家,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但是,这些国家只能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对自己的公民进行法律制约。而无权对其他国家的公民采取司法行动。

在美国通过禁止进口奴隶的法律中,规定在抓到违法的奴隶船时,总统必须用联邦政府的经费,送这些奴隶回到非洲。因此,当时也有很多人呼吁总统下令,用联邦预算的开支,把“阿姆斯达”号的黑人送回非洲。针对这个建议,司法部长格伦迪宣称,总统并没有合法的权力送这些黑人回非洲。因为,这条法律给出的权限,只适合于发生在美国疆土范围内的非法奴隶交易。“阿姆斯达案”则不在此列。

格伦迪重申,既然奴隶制在古巴合法,这些黑人就是西班牙人的财产。美国无权对他们提出刑事诉讼。因此,对于行政分支,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遵从“平克尼协定”,将船上的一切交还西班牙公使。他进一步的理由是,如果把黑人交还两名西班牙货主,黑人们将可能没有机会再为自己是否具有合法的奴隶身份辩护,所以,交给西班牙公使是最合理的。这样,黑人就可以得到一个机会,站在西班牙的法庭为自己的无辜辩护。因此,下令向西班牙公使交还“阿姆斯达”号,才是总统的责任。

范布伦总统对于“阿姆斯达”事件的决定,其出发点当然是政治上的考虑。可是,你也看到了,在这里,行政分支还是必须在法律上寻求出路。他不能仅仅依靠行政的权威,更谈不上运用总统的个人威望。因为从一开始,这一点在美国就是明确的,总统只是一个工作职位。他唯一能够借助用以摆脱困境的,就是为行政分支的行为找到足够的法律依据,证明采取这样一个动作是合法的。

司法部长的一番法律辩解,几乎是天衣无缝的。他非常巧妙地在根子上切断了“阿姆斯达”可能产生的争论。本来嘛,总统压根儿就没打算站在哪一边参与辩论,也没打算辩出什么正义和谬误。总统需要的是掐断这场争论。

因此,既然可能产生的争议都是在司法程序中产生的,那么要做的就是,从法律上确定美国根本无权让“阿姆斯达案”进入任何美国的司法程序。只要把这只船从司法分支那里“劫”出来,一到行政分支手里,一把推回给西班牙,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这样,美国总统就不至于被一条倒霉的西班牙船给逼到死角里。

所以,简单地说,就是别提这些黑人是不是来自非洲、是不是奴隶、是不是被非法贩运。更别提他们是不是杀人、是不是暴动、是不是有冤情。有天大的问题,也是人家的问题,我们管不了。人家有女王有总督有法庭。该怎么调查该怎么判决,只能由人家自己做主。更何况,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平克尼协定”摆在那里。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司法挑战确实困难重重。因为,这是一场法律上的较量。而对方站在原有法律的立场上,基础稳固。挑战者又要承认原来的法律,又要从它的基础里找出一条缝,撬下一块来。显然就要困难得多。司法部长越有理,挑战者们就越悬乎。只有真正的当事人,那些“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如同置身于台风眼,他们还无从了解和理解这一切,所以倒反而显得平静。

然而,司法部长的辩解并不就是完全成功的。美国自从建国,一切就都是公开化的。所以,报刊上不仅公开讨论这个案子,也对行政分支的表态品头论足。这个表态出来以后,大量的反对意见一涌而出。可是,这些意见主要还是呼吁人道,很少有从法理上去破司法部长布下的“八卦阵”的。

当时间沉淀下来以后,人们慢慢发现,行政分支的这个表态,至少在美国人所要求的最基本的情理真诚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行政分支似乎在要求公平地对待这些黑人,只不过是出于国际案件的特殊情况,让黑人换一个法庭而已,即从美国法庭换到古巴法庭。但是,事实上却隐瞒了他们清楚的一个实质差别。在当时的古巴,在奴隶制问题上只存在“虚假法律”,对黑人不可能有司法公正。黑人回到古巴,只可能成为古巴当局阻吓其他奴隶造反的杀一儆百的牺牲品。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后来成为范布伦总统在民众中信誉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在一个法治国家,要和行政分支较量,还是要突破它在法律上布下的阵势。好在,仔细查看之后发现,司法部长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自己其实也很清楚薄弱点在哪里。那就是司法部长格伦迪,对于“阿姆斯达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那一部分发表的评论。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案子实际上由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部分所组成的。一部分是刑事案件,按照美国法律,应该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下的检察官负责起诉。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是否起诉的权力,在司法部长的这个系统手里。当然,在新闻和民众监督下,应该起诉的案件,司法部也不敢不起诉。

然而在这个案子里,由于是个“涉外案件”,就有些复杂。似乎起诉与不起诉,是在两可之间。那么,如果司法部朝这个方向靠一靠,说是决定不起诉,民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正如格伦迪已经辩解的那样,这样做还是“有法可依”的。

看上去,司法部似乎是反对把“阿姆斯达”号黑人按照可能的“海盗罪”与“谋杀罪”起诉,好像有点同情这些黑人的意思。可是,实质上,却是在防止黑人被带入美国的司法程序。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尽管这些黑人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可是只要你一旦让他们进入这个程序,就必须有律师,必须允许公开的法庭辩论和旁听,必须允许新闻界的采访和自由报道,必须给他们一个接受公平审理的机会。那么,总统所期盼的平息社会大辩论的要求,就再也无法达到了。

所以,司法部长的第一步,当然是先“建议”对黑人的刑事罪不予起诉。理由就是美国司法无权对一个外国刑事案起诉。司法部长所能够做到的,也就是一个建议,下面的检察官还是可能根据他们的判断做决定。

但是,这个案子还有另一部分,就是它的民事诉讼的部分。按照美国法律,民事诉讼的原告,将不再是检察官,而是有民事争执的平民。提出民事起诉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阿姆斯达案”的民事诉讼部分,是司法部无法控制的。现在,不仅是两个西班牙人递上了财产要求,就连海防队的吉尼中尉也代表他的属下,基于“海难救助金”,对“阿姆斯达”的财产提出了分成的要求。所以,民事诉讼的司法程序的按钮已经按下。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下,它会自动地、按部就班地向前走,只要原告不撤诉,谁也休想让它停下来。

因此,当司法部长格伦迪,不无心虚地借口让黑人有一个上古巴法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建议法庭不要将黑人交回提出民事诉讼的西班牙原告,而是交给西班牙当局的时候,司法部长自己也知道,这是他的全部辩解里,最没有底气的一个部分。他甚至闭口不提海防队吉尼中尉对“阿姆斯达”的财产申请。是的,身为司法部长,出于对整个行政分支工作有利的考虑,他想中止这场刚刚起头的民事案件,彻底把“阿姆斯达”号从司法分支里拖出来。可是,正由于他是司法部长,他比谁都明白,这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看来,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老百姓,显然还没有像今天的美国人那样,被训练得“慧眼独具”。对总统和其行政分支的法律监督,远不如今天那样容易抓住要害。所以,尽管他们有权力在报刊上攻击司法部长的声明,可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人只是从人道的角度进行侧面进攻。从一场“法律战”来说,还很不得要领。

只有极少数人,似乎领悟到了一些什么。他们在报纸上提出,“阿姆斯达”已经属于司法分支。作为行政分支,已经不能无视司法分支的权利,独自采取行动。只有这两句话,实际上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在政府结构中,司法是独立的,行政分支无权干涉。所以,即使总统有理由按照“平克尼协定”交还“阿姆斯达”,在司法程序结束之前,也不能有所动作。

对于黑人的律师们,形势是很清楚的。就是只能在司法程序中取胜,不能失败。因为后路已经被行政分支切断了。

我们再回到康涅狄格州。在那里,一切都在正常进行。对于刑事起诉的前期准备工作也还在进行。

这时,律师们决定先单独为三个女孩子向法庭要求一个“人身保护令”。法律规定,“人身保护令”是必须向接受该案的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请。这样,接受这个“人身保护令”的要求和审查,就会把案子带到上一级法院,也就是联邦巡回法庭。

他们精心安排突出三个女孩的计划,是期望利用这几个最容易打动人心的黑人小女孩,使民众产生更大的同情心。

因为,在预期的“阿姆斯达案”正常审理中,总要出现双方在法庭上对簿公堂的局面。但是,到那时,法庭的一边是近四十名粗壮的,而且可能给人感觉是“野性”的男性黑人,而另一边却是一老一少两名文弱的西班牙白人。这样的局面会使人产生很大的错觉。公众同情的天平,会在顷刻之间倾斜。

然而,如果先让这三个黑人小女孩与两名西班牙人在法庭上遭遇,那么,奴隶制的残酷、非人性等等,就会变得不言而喻。三名女孩顿时可以为黑人赢到更多的公众支持。“人身保护令”的提出,又会重新激起有关“奴隶具有同样的人权”,还是“奴隶制中主人对他们拥有产权”这样的辩论。

再者,如果通过这个“人身保护令”的取得,能够证明奴隶主没有拥有这三个孩子的法律依据,那么,他们就可能再进一步扩大战果,把这个结论推广到其余的黑人。

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如果能因此成功地在民众中唤起一个强烈的呼声:即“这些黑人也是人,而不是他人的财产”,那么,这种压力也许可以迫使范布伦的行政当局,改变他们坚持送黑人回古巴的立场。

他们甚至还希望,如果取得这个“人身保护令”,他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争取黑人在美国的宪法权利。也许更进一步,南方的奴隶,也将可以在今后,援引同样要求“人身保护令”的方式,宣布自己的自由。

这三个黑人女孩真是击败两个西班牙人的最佳突破口。她们都还不到十二岁,只会说非洲语言,显然是刚刚来自非洲。更何况,她们一直受到最普遍的同情。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尽管一共有四名黑人孩子,律师考虑之后,第一次“出击”还是先从女孩子开始。

律师的这一策略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案子一开始就吸引了极大的公众注意力。人们远道从波士顿、纽约这样的城市赶来参加法庭听证。旅馆预订一空,法庭挤满了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甚至名门望族,就连一些法官们的妻子,也好奇地挤在旁听的人群里面。

这一个发生在联邦巡回法庭的、为黑人女孩要求“人身保护令”的回合,并没有在电影里出现。也许限于篇幅,导演把这一个历史情节,连同那三个黑人女孩,一起从影片中“割爱”了。这确实很可惜,因为真实的场面不用修饰,都十分具有戏剧性。

整个法庭场面的气氛和效果,对于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来讲,实在是太理想了。当一名警官把三名黑人小女孩带进来的时候,她们惊恐万状地一边哭一边紧紧地拉着狱警的手。狱警手里还拿着几片水果,不停地哄着她们。然后,她们的律师为她们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正在准备这个刑事案的检察官并不反对,只提出要求每人一百美元的保释金,以确保如果有刑事起诉的话,她们确实会出庭作证。

这时,两个西班牙人的律师跳起来,提出反对。不同意这三个小女孩以取得“人身保护令”的方式获释。理由也很简单,包括这三名小女孩的所有“阿姆斯达”号黑人,都是他们的“财产”。

当然,你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会发现这是多么荒诞不经。但是,我们只能提醒自己,这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在这两个西班牙人所属的这个制度中,这种说法是“正常”的。然而,黑人的律师们等的就是对方律师跳起来的这一刻。因为,这种把“荒诞不经”变为“正常”的制度,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要把三个可怜弱者形象的小女孩,当众变成他人的“财产”,正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真正要求公众和法庭正视的具有颠覆性的问题。这也是在进行着一场司法挑战的律师们,等待的真正机会。

因为,他们的着眼点,显然不仅是在这三个女孩和“阿姆斯达”的黑人身上,他们更希望通过这个挑战,整个颠覆在美国南方还存在的一个非人道制度的法律基础。在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的同意下,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法庭辩论机会,他们就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上,让法庭和所有的人注意到他们的论点:人类行为受到的最终的审判,是依据人性与非人性的界限来判断的。一切法律都在“自然法”之下,如果一条法律是非人道的,那么,它终有一天将被废除。

只不过是第一天开庭,大量的报纸就明确指出,不论结果如何,这已经是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的一个重要胜利。

自建国以来,法庭就是美国人最重要一个公众论坛。律师班德文站在这个论坛上,不仅小心地避开原来法律对于黑人布下的雷阵,向人们宣布:“阿姆斯达”的黑人从来就不是奴隶,他们是被人绑架的“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同时,他又进一步直指事情的本质,“所有的拥有自然形式的生命,都是自由的”。

挑战司法就这样开始了。

律师们走出的第一步有没有成功呢?我得在下一封信再告诉你了。

祝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