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

亲爱的孩子：早想写信给你了，这一向特别忙。连着几天开会。小组讨论后又推我代表小组发言，回家就得预备发言稿；上台念起来，普通话不行，又须事先练几遍，尽量纠正上海腔。结果昨天在大会上发言，仍不免“蓝青”

得很，不过比天舅舅他们的“蓝青”是好得多。开了会，回家还要作传达报告，我自己也有许多感想，一面和妈妈、阿敏讲，一面整理思想。北京正在开全国政协，材料天天登出来；因为上海政协同时也开会，便没时间细看。

但忙里抢看到一些，北京大会上的发言，有些很精彩，提的意见很中肯。上海这次政协开会，比去年五月大会的情况也有显著进步。上届大会是歌功颂德的空话多；这一回发言的人都谈到实际问题了。这样，开会才有意义，对自己，对人民，对党都有贡献。政府又不是要人成天捧场。但是人民的进步也是政府的进步促成的。因为首长的报告有了具体内容，大家发言也跟着有具体内容了。以后我理些材料寄你。

勃隆斯丹太太有信来。她电台广播已有七八次。有一次是Schumann：

Conceito〔舒曼：协奏曲］和乐队合奏的，一次是Saint-Saens［圣桑］①的G Min ,Concerto （Op.22，No2）［G 小调协奏曲（作品22 之二）〕。她们生活很苦，三十五万人口的城市中有七百五十名医生，勃隆斯丹医生就苦啦。据说收入连付一部分家用开支都不够。

寄来的法、比、瑞士的材料，除了一份以外，字里行间，非常清楚的对第一名不满意，很显明是关于他只说得了第一奖，多少钱；对他的演技一字不提。英国的报导也只提你一人。可惜这些是一般性的新闻报导，大简略。

法国的《法国晚报》的话讲得最显明：

“不管奖金的额子多么高，也不能使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得到成熟与性格”；一一这句中文译得不好，还是译成英文吧：“The prize in acompetition， however highitmay6e，is not sufficient to gjve a pianist0f 20the maturity and personality。”“尤其是头几名分数的接近，更不能说the winner has won definite1y［冠军名至实归，冠军绝对领先］。总而言之，将来的时间和群众会评定的。在我们看来， the revelation of VCompetition0f Chopin is the Chinese pianist F0u，Ts0ng，wh0stands veryhigh1y above the other competitorsbya refined culture and quitematured sensiti vity。〔在第五届萧邦钢琴比赛中，才华毕露的是中国钢琴家傅聪，由于他优雅的文化背景与成熟的领悟能力，在全体参赛者之间，显得出类拔萃。］”

这是几篇报导中，态度最清楚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孩子，上海政协开了四天会，我第一次代表小组发言，第二次个人补充发言，附上稿子二份，给你看看。十日平信寄你一包报纸及剪报，内有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及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选辑，井用红笔勾出，使你看的时候可集中要点，节约时间。另有一本《农业发展纲要》小册子。预料那包东西在三月初可以到你手里；假使你没空，可① 圣桑（1835―1921），法国作曲家。

以在去南途中翻阅。从全国政协的发言中，可看出我国各方面的情况，各阶层的意见，各方面的人才。

上海政协此次会议与去年五月大会情形大不相同。出席人员不但情绪高涨，而且讲话都富有内容，问题提得很多，很具体。（上次大会歌功颂德的空话占十分之七八。）杨伯伯①代表音乐小组发言，有声有色，精彩之至。他说明了音乐家的业务进修需要怎么多的时间，现在各人的忙乱，业务水平天天在后退；他不但说的形象化，而且音响化。休息时间我遇到《文汇报》社长徐铸成，他说：“我今天上了一课（音乐常识）。”对社会人士解释音乐家的劳动性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广大人民认识了这特殊的劳动性质，才能成为一种舆论，督促当局对音乐界的情况慢慢的改善。

大会发言，我的特点是全体发言中套头语最少，时间最短的。第一次发言不过十一分钟，第二次不过六分钟。人家有长到二十五分钟的，而且拖拖拉拉，重复的句子占了一半以上。

林伯伯由周伯伯（煦良，他是上海政协九个副秘书长之一，专门负责文化事业）推荐，作为社会人士，到北京去列席全国政协大会。从一月三十日起到二月七日为止，他在北京开会。行前我替他预备了发言稿，说了一些学校医学卫生（他是华东师大校医）和他的歌唱理论，也大概说了些音乐界的情形。结果他在小组上讲了，效果很好。他到京后自己又加了一段检讨自己的话，大致是：“我个人受了宗派主义的压迫，不免抱着报复的心思，埋头教学生，以为有了好的歌唱人才出来，自然你们这些不正派的人会垮台。我这个思想其实就是造成宗派主义思想，把自己的一套建立成另外一个宗派；

而且我掉进了宗派主义而不自知。”你看，这段话说得好不好？

他一向比较偏，只注意歌唱，只注意音质；对音乐界一般情况不关心，对音乐以外的事更不必说。这一回去北京，总算扩大了他的心胸与视野。毛主席请客，他也有份，碰杯也有份。许多科学家和他谈得很投机。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和他谈了“歌唱法”，打电话给文化部丁副部长燮林（是老辈科学家），丁又约了林谈了二十分钟。大概在这提倡科学研究的运动中，林伯伯的研究可以得到政府的实力支持，――这一切将来使我连带也要忙一些。因为林伯伯什么事都要和我商量：订计划等等，文字上的修改，思想方面的补充，都需要我参加。

孩子，你一定很高兴，大家都在前进，而且是脚踏实地的前进，决不是喊口号式的。我们的国家虽则在科学成就上还谈不到“原子能时代”，但整个社会形势进展的速度，的确是到了“原子能时代”了。大家都觉得跟不上客观形势。单说我自己吧，尽管时间充裕，但各式各样的新闻报导，学习文件，报纸、杂志、小册子，多得你顾了这，顾不了那，真是着急。本门工作又那么吞时间，差不多和你练琴差不多。一天八九小时，只能译一二千字；

改的时候，这一二千字又要花一天时间，进步之慢有如蜗牛、而且技术苦闷也和你一样，随处都是问题，了解的能力至少四五倍于表达的能力??你想不是和你相仿吗？

一般小朋友，在家自学的都犯一个大毛病：太不关心大局，对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很冷淡。我和名强、西三、子歧都说过几回，不发生作用。他们只知道练琴。这样下去，少年变了老年。与社会脱节，真正要不得。我说少年变了老年，还侮辱了老年人呢！今日多少的老年人都很积极，头脑开通。

① 即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一九六六年去世。

便是宋家婆婆也是脑子清楚得很。那般小朋友的病根，还是在于家庭教育。

家长们只看见你以前关门练琴，可万万想不到你同样关心琴以外的学问和时局；也万万想不到我们家里的空气绝对不是单纯的，一味的音乐，音乐，音乐的！当然，小朋友们自己的聪明和感受也大有关系；否则，为什么许多保守顽固的家庭里照样会有精神蓬勃的子弟呢？??真的，看看周围的青年，很少真有希望的。我说“希望”，不是指“专业”方面的造就，而是指人格的发展。所以我越来越觉得青年全面发展的重要。

假如你看了我的信，我的发言，和周总理的报告等等有感触的话，只希望你把热情化为力量，把惭愧化为决心。你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生活纪律化，科学化；休息时间也不能浪费！还有学习的计划务必严格执行，切勿随意更改！

虽是新年，人来人往，也忙得很，抽空写这封信给你。

祝你录音成功，去南表演成功！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夜

亲爱的孩子：昨天整理你的信，又有些感想。

关于莫扎特的话，例如说他天真、可爱、清新等等，似乎很多人懂得；

但弹起来还是没有那天真、可爱、清新的味儿。这道理，我觉得是“理性认识”与“感情深入”的分别。感性认识固然是初步印象，是大概的认识；理性认识是深入一步，了解到本质。但是艺术的领会，还不能以此为限。必须再深入进去，把理性所认识的，用心灵去体会，才能使原作者的悲欢喜怒化为你自己的悲欢喜怒，使原作者每一根神经的震颤都在你的神经上引起反响。否则即使道理说了一大堆，仍然是隔了一层。一般艺术家的偏于intel1ectua1〔理智〕，偏于 co1d〔冷静〕，就因为他们停留在理性认识的阶段上。

比如你自己，过去你未尝不知道莫扎特的特色，但你对他并没发生真正的共鸣；感之不深，自然爱之不切了；爱之不切，弹出来当然也不够味儿；

而越是不够味儿，越是引不起你兴趣。如此循环下去，你对一个作家当然无从深入。

这一回可不然，你的确和莫扎特起了共鸣，你的脉搏跟他的脉搏一致了，你的心跳和他的同一节奏了；你活在他的身上，他也活在你身上；你自己与他的共同点被你找出来了，抓住了，所以你才会这样欣赏他，理解他。

由此得到一个结论：艺术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认识，还不能限于理性认识，必须要进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换言之，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

法文里有句话叫做“伟大的心”，意思就是“爱”，这“伟大的心”几个字，真有意义。而且这个爱决不是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感情，而是热烈的、真诚的、洁卧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

从这个理论出发，许多人弹不好东西的原因都可以明白了。光有理性而没有感情，固然不能表达音乐：有了一般的感情而不是那种火热的同时又是高尚、精练的感情，还是要流于庸俗；所谓sentinlental 滥情，伤感］，我觉得就是指的这种庸俗的感情。

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不论是作曲家，是文学家，是画家??）必然兼有独特的个性与普遍的人间性。我们只要能发掘自己心中的人间性，就找到了与艺术家沟通的桥梁。再若能细心揣摩，把他独特的个性也体味出来，那就能把一件艺术品整个儿了解了。――当然不可能和原作者的理解与感受完全一样，了解的多少、深浅、广狭，还是大有出入；而我们自己的个性也在中间发生不小的作用。

大多数从事艺术的人，缺少真诚。因为不够真诚，一切都在嘴里随便说说，当作唬人的幌子，装自己的门面，实际只是拾人牙慧，并非真有所感。

所以他们对作家决不能深入体会，先是对自己就没有深入分析过。这个意思，克利斯朵夫（在第二册内）也好像说过的。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最可厌的莫如自以为是，自作解人。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肯丢开自己去了解别人，也才能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筑在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上面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

而真诚是需要长时期从小培养的。社会上，家庭里，太多的教训使我们不敢真诚，真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作后盾的。所以做艺术家先要学做人。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更敏感，更虚心，更勇敢，更坚忍，总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 imperfect〔较少不完美之处〕！

好像世界上公认有个现象：一个音乐家（指演奏家）大多只能限于演奏某几个作曲家的作品。其实这种人只能称为演奏家而不是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胸襟不够宽广，容受不了广大的艺术天地，接受不了变化无穷的形与色。

假如一个人永远能开垦自己心中的园地，了解任何艺术品都不应该有问题的。

有件小事要和你谈谈。你写信封为什么老是这么不neat〔干净〕？日常琐事要做的neat〔干净〕，等于弹琴要讲究干净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做人的作风应当是一致的，否则就是不调和；而从事艺术的人应当最恨不调和。我这回附上一小方纸，还比你用的信封小一些，照样能写得很宽绰。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呢？以此类推，一切小事养成这种neat〔干净〕的习惯，对你的艺术无形中也有好处。因为无论如何细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与性情。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所谓学习，不一定限于书本或是某种技术；否则随时随地都该学习这句话，又怎么讲呢？我想你每次接到我的信，连寄书谱的大包，总该有个印象，觉得我的字都写得整整齐齐、清楚明白吧！

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晨你去南斯拉夫的日子，正是你足二十二岁生日。大可利用路上的时间，仔细想一想我每次信中所提的学习正规化，计划化，生活科学化等等，你不妨反省一下，是否开始在实行了？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改正？过去有哪些成绩需要进一步巩固？总而言之，你该作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社会的速度，已经赶上了原子能时代。谁都感觉到任务重大而急迫，时间与工作者是配合不起来。所以最主要的关键在于争取时间。我对你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生活琐事上面，你一向拖拖拉拉，浪费时间很多。希望你大力改善，下最大的决心扭转过来。

爸爸的心老跟你在一块，为你的成功而高兴，为你的烦恼而烦恼，为你的缺点操心！在你二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我对你尤其有厚望！勇敢些，孩子！

再勇敢些，克服大大小小的毛病，努力前进！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夜

下午在《新民报》上看到一段消息，是新华社布拉格电，说你在Be1grade〔贝尔格莱德〕的首次演出，由人民军交响乐队伴奏，获得“异常的”

成功，谢幕达十五次，加奏八次。我们真是高兴，不知怎么祝贺你才好。

这些时我正忙着誊稿子，服尔德的第二个短篇集子总算译完了（去年春天出的《老实人》是第一个集子）。去年四月译完的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在 “人文”搁了十一个月，最近才来信说准备发排了。他们审查来审查去，提不出什么意见，倒耽误了这么久。除了翻译工作以外，主要得阅读解放后的文艺创作，也是“补课”性质，否则要落伍得不像话了。今年还想写些“书评”。另外是代公家动员一些美术及音乐方面的人做研究工作。

上海正如别的大城市一样，成立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处”，内中有文艺组，主要由唐?负责。他要我在美术及音乐两界想想有什么人材。

这筹备处不久即取消，成为学术委员会；两年以后，学术委员会再分别成立各个研究所，如历史研究所，文艺研究所等等。这就仿佛是中国科学院在各地的分设机构。为了动员人，就得分别找他们谈，代他们设计。例如林伯伯的声乐研究，当然是最现成的了。沈伯伯在去年胡风运动中受了打击，精神萎靡，鼓动不起来。前天北京有电报找他去了，大概亦是这种研究性质的工作需要他。他一走，上海方面真正能研究音乐的人就没有啦。但若中央需要，地方也不能以本位主义的眼光去争。我平时就是不能不分心管管这种闲事。

上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集二十多人讨论“出版”问题，我也被找去了；一个会直开了六小时之久。这倒是有实质的会，时间虽长，究竟是有意义的。大家发表很多意见，对于编辑工作、发行工作，以及国际书店的经营作风，都有批评。我一个人发言也占据了几十分钟。同时听到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很有意思。另外，政协不久要开第二次全体大会（二月初开的是常委扩大会议），先发通知，要我们当委员的推荐人，分二种，一是增补做“委员”的，一是列席的。我推了二人：裘劭恒（列席）和杨心德（委员）。通过与否，当然权不在我。推荐以前，我就得花费时间分别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近年来的工作及思想情况，还有过去的某几段我不详知的历史，杨心德，我还另向政协推荐要安排他做印刷制版的研究工作。这样，我一方面要和朋友们谈话，谈过又要动笔。还有零零星星向中央或地方提意见，都吞了我不少时间。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本星期一起接连开了五天上海市政协第二次全体大会。所有的会议，连小组讨论，我都参加了。原有委员275 人，此次新聘87 人，共362 人。又邀请各界人士列席467 人。会场在中苏大厦的“友谊电影院”。会议非常紧张热烈。报名发言的有181 人之多，因限于时间，实际发言的仅69 人，其余都改成了书面发言。我提了一项议案（大会总共收到的议案不过25 件），一份书面发言。我原打算只提书面的；二月初的扩大会议上我已讲过两次话，这一回理当让别人登台。小组会上大家提的意见不少，大会发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一个旧国民党军人（军长阶级）樊崧甫说得声泪俱下；周碧珍报告参加我国民间艺术团今春访问澳门演出的情况，港澳两处的侨胞的热烈反应，真是太动人了。我禁不住在会场上流了泪。好像我自己就是流落在港澳的人的心情。这样的激动，近几年来只在听某些音乐时才会有。当然也有许多八股，拉拉扯扯占了一二十分钟时间，全是自我检讨，左一个保证，右一个决心的空话。归国华侨、牧师、神甫，也都有发言。华侨的爱国情绪特别高，说话也很实在。有一个上海评弹（即说书）艺人，提的意见特别尖锐，他说：

“我们要领导给我们干部，要强的干部；吃饭不管事的干部，我们不要，我们不是养老院??”这样的话，在这种场面的会上是破天荒的。主席台上的人都为之动容。??这样的民主精神是大可为国家庆贺的。可惜知识分子（此次邀请列席的以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勇气。会上对于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也有不少精彩的言论。大会主要讨论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拟订的《1956―1957 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里面对于今后对上海知识分子的安排，有32 条具体规划：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改善党组织与现有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以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二）扩大和培养新生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列主义学习加强领导与安排。

第（一）项已经有一部分事情实行了：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约有一万人，先照顾其中的3，000 人，例如调配房屋；使知识分子能有一间安静的书室，上海房管局已拨了500 所住房，陆续给一些居住条件特别坏而研究有成绩的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又分发恃种“治疗证”，可在指定医院当天预约，当天受到治疗：又分发“副食品（如鱼肉等）供应卡”，向指定的伙食供应站去买，不必排队等候。（这两种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如何重视知识分子。只因为客观条件不够，暂时只能从高级知识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开了半个月会，召集各机关、学校、团体的党团干部近万人学习这个政策，要他们接近知识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对研究工作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大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表示为了报答党与政府的关怀与照顾，要加紧努力，在业务与思想改造各方面积极提高自己。这些消息你听了一定也很兴奋的。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改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双方面的，决非片面的。所以我预备写一系列的短文，挖掘并分析知识分子的病根，来提高大家的觉悟，督促大家从实践上痛下功夫，要说到做到。本来我在文艺方面想写一些书评，最近看了二十几种作品，觉得还不能贸然动笔；作品所描写的大半是农村，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少数是关于工厂的；我自己对这些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光从作品上批评一通，一定是有隔阂的。所以想慢慢的出去走走，看看，多观察之后再写。

看了二十几种创作以后，我受了很深刻的教育。党在各方面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我以前太不了解了；人民大众为了抗日、反封建、反敌伪、反蒋等等所付的血汗与生命的代价，所过的非人的惨酷的日子，也是我以前不了解的。我深深的感到无仇恨即无斗争，即无革命。回想我十七八至二十岁时的反帝情绪，也不能说不高，为什么以后就在安乐窝中消沉了呢？当时因为眼见同班的小同学在“五卅”惨案中被租界巡捕惨杀，所以引起了仇恨，有了斗争的情绪，革命的情绪。以后却是一帆风顺，在社会上从来没受到挫折，更没受到压迫；相反的，因为出身是小地主，多少是在剥削人的地位，更不会对社会制度有如何彻底的仇恨；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这是很幼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绝对不会走上真正革命的路的。即使我也有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对于共产社会也有些向往，但都限于空想。不受现实的鞭策，生在富庶而贫富阶级矛盾比较少的江南，不看见工人阶级血淋淋的被剥削的痛苦，一个人是始终走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的，即使希望革命，也抱着“要讲目的也要讲手段”的那种书生之见。直到现在，从近二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近又从多少优秀的文艺作品中，从读到的少数理论书籍中，才开始发觉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才重新燃烧起已经熄灭了的热情。我并不把自己的过去一笔勾销，说成完全要，不得。但我以前的工作热忱是由于天生的不劳动就要不舒服的性格来的，而不是由于对前途有坚定的乐观的信仰来的；以前对政府各种措施的批评，是站在纯客观的自由主义（liberal）的立场上提出的，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的立场上提出的。换句话说：出发点是狭小的，消极的，悲观的。我这样说也不是认为从此我已经改造好了（你当然明白我不会这样想，一向我深信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的）；可是出发点纠正以后，无论对自己的业务或是思想，在改进与提高的过程中，情绪是大不相同的了，看法也大不相同的了。――这些思想，你妈妈也深深体会到；

她事实上比我觉悟得早，只是她说不出道理来；一切都要经过我自己的摸索、观察，再加上客观的形势，我才会慢慢的，可也是很实在的醒悟过来。（妈妈也跟着我一本一本的文艺作品吞下去。）说到客观形势，这几年的进步简直是难以想像，单从报纸杂志的内容及文字来看，就比五三年以前不知进步了多少。至于基本建设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不必细说了。陈市长说得好：知识分子只有在事实面前才肯低头。这样的事实摆在面前，谁还会不激动，不大觉大悟呢？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你有这么坚强的斗争性，我很高兴。但切勿急躁，妨碍目前的学习。以后要多注意：坚持真理的时候必须注意讲话的方式、态度、语气、声调。要做到越有理由，态度越缓和，声音越柔和。坚持真理原是一件艰巨的斗争，也是教育工作；需要好的方法、方式、手段，还有是耐性。万万不能动人，令人误会。这些修养很不容易，我自己也还离得远呢。但你可趁早努力学习！

经历一次磨折，一定要在思想上提高一步。以后在作风上也要改善一步，这样才不冤枉。一个人吃苦碰钉子都不要紧，只要吸取教训，所谓人生或社会的教育就是这么回事。你多看看文艺创作上所描写的一些优秀党员，就有那种了不起的耐性，肯一再的细致的说服人，从不动火，从不强迫命令。这是真正的好榜样。而且存了这种心思，你也不会再烦恼；而会把斗争当做日常工作一样了。要坚持，要贯彻，但是也要忍耐！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上午九时于黄山松谷庵

温泉地区新建的房子，都是红红绿绿的宫殿式，与自然环境不调和。柱子的仇红漆也红得“乡气”，画栋雕梁全是骗人眼目的东西。大柱子又粗又高，底下的石基却薄得很。吾国的建筑师毫无美术修养，公家又缺少内行，审定图样也不知道美丑的标准。花了大钱，一点也不美观。内部房间分配也设计得不好。跟庐山的房屋比起来，真是相差天壤了。他们只求大，漂亮；

结果是大而无当，恶俗不堪。黄山管理处对游客一向很照顾，但对轿子问题就没有解决得好，以致来的人除非身强力壮，能自己从头至尾步行的以外，都不得不花很大的一笔钱――尤其在遇到天雨的时候。总而言之，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缺乏人才。虽有一百二十分的心想把事情做好，限于见识能力，仍是做不好。例如杭州大华饭店的餐厅，台布就不干净，给外宾看了岂不有失体面？那边到处灰土很多，摆的东西都不登大雅，工作人员为数极少，又没受过训练；如何办得好！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正值五一观礼的外宾从北京到上海，一批一批往杭州游览，房间都住满了。

这封信虽写好，一时也无法寄出。要等天晴回狮子林，过一夜后方能下至温泉，温泉还要住一夜，才能到汤口去搭车至屯溪，屯溪又要住一夜，方能搭车去杭州。交通比抗战以前反而不方便。从前从杭州到黄山只要一夭，现在要二天。车票也特别难买。他们只顾在山中建设，不知把对外交通改善。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

二时我完全赞同你参加莫扎特比赛：第一因为你有把握，第二因为不须你太费力练technic［技巧〕，第三节目不太重，且在暑期中，不妨碍学习。

至于音乐院要你弄理论，我也赞成。我一向就觉得你在乐理方面太落后，就此突击一下也好。只担心科目多，你一下子来不及；则分做两年完成也可以。因为你波兰文的阅读能力恐怕有问题，容易误解课本的意义。目前最要紧的是时间安排得好：事情越忙，越需要掌握时间：要有规律，要处处经济；

同时又不能妨碍身心健康。

杰老师信中对你莫扎特的表达估价很高，说你发见了一些前人未发见的美。你得加倍钻研，才能不负他的敦敦厚望！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孩子：十五日来信收到。杰老师信已复去。二十四日我把杰老师来信译成中文寄给文化部，也将原信打字附去，一并请示。昨（三十日）接夏衍对我上月底去信的答复，特抄附。信中提到的几件事，的确值得你作为今后的警戒。我过去常常嘱咐你说话小心，但没有强调关于国际的言论，这是我的疏忽。嘴巴切不可畅，尤其在国外！对宗教的事，跟谁都不要谈。我们在国内也从不与人讨论此事。在欧洲，尤其犯忌。你必须深深体会到这些，牢记在心！对无论哪个外国人，提到我们自己的国家，也须特别保留。你即使对自己要求很严，并无自满情绪；但因为了解得多了一些，自然而然容易恃才做物，引人误会。我自己也有这毛病，但愿和你共同努力来改掉。对波兰的音乐界，在师友同学中只可当面提意见；学术讨论是应当自由的，但不要对第三者背后指摘别人，更不可对别国的人批评波兰的音乐界。别忘了你

现在并不是什么音乐界的权威！”也勿忘了你在国内固然招忌，在波兰也未始不招忌。一个人越爬得高，越要在生活的各方面兢兢业业。你年轻不懂事，但只要有决心，凭你的理解力，学得懂事并不太难。

一九五六年六月六日

我们这次在黄山，玩得很痛快，碰见了安徽省委的秘书长，大家很谈得来，一提起傅聪，他们都知道，对你的成就都很赞赏。黄山管理处长沙老，六十二岁的老头儿，精神健旺，每天走三四十里山路不希奇，虽然不会写，字识得不多，可是他的谈吐，谁都听不出，真是出口成章，文雅有礼，一点也没有八股味，做事勤劳，对己刻苦。说起他的历史来，真是可歌可泣，沙老（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是贫农出身，自小为地主看牛，有一次新年里偷跑回家，不愿干了，见了父亲，父亲非常生气，打了他两个耳光。可怜他们自己也吃不上，儿子回来了不是多一个人吃么，所以硬逼他回地主家，他无可奈何的去了，可是地主不要他了。于是他就只好投奔叔叔那里，他叔叔是摇船的，就收留了他，从此过船家生活了，这期间，接触到了共产党，干起革命了。解放战争时他有功，经他训练有一千多条船及二千余的人，渡江时只牺牲了七个人，真是了不起。他有五个儿女，一个是送掉的，一个是卖了的，自己只有三个，一个儿子在抗美援朝战争受了伤，一个儿子在中学念书，一个女儿出嫁了，也有工作。最惨的是他的老妻，解放战争后带了三个儿女，讨饭或拾野菜过日子，一直讨饭到一九五二年，才找到了沙老团聚的。这种人真是可敬可佩，解放后还是革命第一。我们碰到的党员，都是这样品德优良，看见了他们这种不怕艰苦的精神，真觉得惭愧。??还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复员军人，现在是合肥逍遥津公园的园艺及动物园主任，专门搞园艺花木，还搜罗各色各种的动物，听他讲来，头头是道，真是一个园艺专家。我们初碰见时，以为他是素来搞植物花木的，原来他只搅了四年。复员后，组织上派他干这一行，他本来一窍不通，可是钻研精神极强，非但钻研，还爱上这工作，所以越来越精通，一个货真价实的专家。他谈吐谦虚，绝对没有自满的流露。爸爸非常喜欢他佩服他。所以我们这次收获不少，学到不少。看见了那些淳朴而可爱的党员，真是感动。

??刚才接爸爸自淮南煤矿局招待所寄的信。知道他天天工作紧张，因为他担任了第一组的副组长。他说小组中和沈粹缜（她是邹韬奋的夫人，是第一组组长）合作很好，大家很满意，说他是模范组长，因为处处帮人忙，上下车到处招呼人。爸爸说，其实没有小组组织，出门也该如此。他说一路上大家都搅得很熟，一向只知名而没见过的人，都交际过了。一路团方招待周到，看他很高兴。老实说，爸爸办事能力是相当强的，他今年参加的政协视察工作，因为认真，大家都对他很满意，到处受到欢迎。他是实事求是的人，做事不肯马虎，肯用脑子，肯提意见，所以各方面舆论都对他好。我在家里有机会就推动他，我总算也出了些力。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四时亲爱的孩子：我六月二日去安徽参观了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到十二日方回上海。此次去的人是上海各界代表性人士，由市政协组织

的，有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也有非委员代表。看的东西很多，日程排得很紧，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我又和邹韬奋太太（沈粹缜）两人当了第一组的小组长，事情更忙。一回来还得写小组的总结，今晚，后天，下周初，还有三个会要开，才能把参观的事结束。祖国的建设，安徽人民那种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叫人真兴奋。各级领导多半是转业的解放军，平易近人，朴素老实，个个亲切可爱。佛了岭的工程全部是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不但我们看了觉得骄傲，恐怕世界各国都要为之震惊的。科技落后这句话，已经被雄伟的连拱坝打得粉碎了。淮南煤矿的新式设备，应有尽有；地下330 公尺深的隧道，跟国外地道车的隧道相仿，升降有电梯，隧道内有电车，有通风机，有抽水机，开采的煤用皮带拖到井上，直接装火车。原始、落后、手工业式的矿场，在解放以后的六七年中，一变而为赶上世界水平的现代化矿场，怎能不叫人说是奇迹呢？详细的情形没功夫和你细谈，以后我可把小组总结抄一份给你。

五月三十一日寄给你夏衍先生的信，想必收到了吧？他说的话的确值得你深恩。一个人太顺利，很容易于不知不觉间忘形的。我自己这次出门，因为被称为模范组长，心中常常浮起一种得意的感觉，猛然发觉了，便立刻压下去。但这样的情形出现过不止一次。可见一个人对自己的斗争是一刻也放松不得的。至于报导国外政治情况等等，你不必顾虑。那是夏先生过于小心。

《波兰新闻》（波大使馆每周寄我的）上把最近他们领导人物的调动及为何调动的理由都说明了。可见这不是秘密。

看到内地的建设突飞猛晋，自己更觉得惭愧，总嫌花的力量比不上他们，贡献也比不上他们。只有抓紧时间拚下去。从黄山回来以后，每天都能七时余起床，晚上依旧十一时后睡觉。这样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因为出门了一次，上床不必一小时、半小时的睡不着，所以既能起早，也能睡晚。我很高兴。

你有许多毛病像我，比如急躁情绪，我至今不能改掉多少；我真着急，把这个不易革除的脾气传染给了你。你得常常想到我在家里的“自我批评”，也许可以帮助你提高警惕。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晚

七时这一晌我忙得不可开交。一出门，家里就积起一大堆公事私事。近来两部槁子的校样把我们两人逼得整天的赶。一部书还是一年二个月以前送出的，到现在才送校，和第二部书挤在一起。政协有些座谈会不能不去，因为我的确有意见发表。好些会议我都不参加，否则只好停工、脱产了。人代大会在北京开会，报上的文件及代表的发言都是极有意思的材料，非抽空细读不可；结果还有一大半没有过目。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很重要，已于二十九日寄你一份。届时望你至少看二遍。我们真是进入了原子时代，tempo〔节奏〕快得大家追不上。需要做、写、看、听、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政协竭力希望我们反映意见，而反映意见就得仔细了解情形，和朋友商量、讨论，收集材料。

是否参加莫扎特比赛，三天前我又去信追问，一有消息，立即通知你。

来信说的南斯拉夫新闻记者关于宗教问题事，令我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

中的事。记者老是这个作风，把自己的话放在别人嘴里。因为当初我的确是吓了一大跳的：怎么你会在南国发表如此大胆的言论呢？不管怎样，以后更要处处小心。

苏领馆酒会后①，招待看海军文工团的歌舞：第一支老的合唱，极好。新的歌曲，平常。新编的舞蹈，叫做“舞蹈练习曲”，极佳。戏剧与舞蹈是斯拉夫民族传统中的精华，根基厚，天赋高，作品自不同凡响。那个舞蹈既戏剧化，又极富于造型美，等于一出生动的哑剧。配音也妙。这是我非常欣赏的。

我写的《评三里湾》，在七月号《文艺月报》登出。下星期末可寄你。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亲爱的孩子：又是半个多月不写信给你了。最近几个月很少写长信给你，老是忙忙碌碌。从四月初旬起，结束了服尔德的小说，就停到现在，一晃四个月，想想真着急。四个月中开了无数的会，上了黄山，去了淮南、梅山、佛子岭、合肥：写了一篇书评，二篇小文章。上周北京《文艺报》又来长途电话要写一篇纪念莫扎特的文字，限了字数限了日子，五天之内总算如期完成。昨天才开始译新的巴尔扎克。社会活动与学术研究真有冲突，鱼与熊掌不可得而兼，哀哉哀哉！这半年多在外边，多走走，多开口，便到处来找。

政协的文学―新闻―出版组派了我副组长；最近作协的外国文学组又派我当组长；推来推去推不掉：想想实在腻烦。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也不会多于二十四小时，怎么应付呢？挂挂名的事又不愿意干。二十多年与世界大局（文坛的大局）完全隔膜了，别说领导小组，就是参加订计划也插不上手。

自己的兴趣又广：美术界的事又要多嘴，音乐界的更要多嘴。一多嘴就带来不少事务工作。就算光提意见，也得有时间写出来；也得有时间与朋友来往、谈天；否则外边情况如何知道，不明情 况，怎能乱提意见？而且一般社会上的情况，我也关心，也常提意见，提了意见还常常追问下落。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次我告诉你政府决定不参加Mozart〔莫扎特〕比赛，想必你不致闹什么情绪的。这是客观条件限制。练的东西，艺术上的体会与修养始终是自己得到的。早一日露面，晚一日露面，对真正的艺术修养并无关系。希望你能目光远大，胸襟开朗，我给你受的教育，从小就注意这些地方。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富贵”之列。

这一年来常在外边活动，接触了许多人；总觉得对事业真正爱好，有热情，同时又有头脑的人实在太少。不求功利而纯粹为真理、为进步而奋斗的，极少碰到。最近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宣布各民主党派要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特别是对共产党监督的政策。各党派因此展开广泛讨论。但其中还是捧场恭维的远过于批评的。要求真正民主，必须每个人自觉的作不断的斗争。而我们离这一步还远得很。社会上多的是背后发牢骚，当面一句不说，甚至还来一套颂扬的人。这种人不一定缺少辨别力，就是缺少对真理的执着与热爱，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看得高于一切。当然，要斗争，要坚持，必须要讲手段，讲方式，看清客观形势；否则光是乱冲乱撞，可能头破血流而得不到一点结果。

① 一九五六年六月下旬，苏领事馆为苏联军舰来上海访问举行 了酒会。

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

领导对音乐的重视，远不如对体育的重视：这是我大有感慨的。体育学院学生的伙食就比音院的高50％。我一年来在政协会上，和北京来的人大代表谈过几次，未有结果。国务院中有一位副总理（贺）专管体育事业，可有哪一位副总理专管音乐？假如中央对音乐像对体育同样看重，这一回你一定能去Salzburg〔萨尔茨堡〕了。既然我们请了奥国专家来参加我们北京举行的莫扎特纪念音乐会，为什么不能看机会向这专家提一声Salzburg〔萨尔茨堡〕

呢？只要三四句富于暗示性的话，他准会向本国政府去提。这些我当然不便多争。中央不了解，我们在音乐上得一个国际大奖比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几个第三第四，影响要大得多。

这次音乐节，谭伯伯①的作品仍无人敢唱。为此我写信给陈毅副总理会，不过时间已经晚了，不知有效果否？北京办莫扎特纪念音乐会时，××当主席，说莫扎特富有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民主精神，真是莫名其妙。我们专爱扣帽子，批判人要扣帽子；捧人也要戴高帽子，不管这帽子戴在对方头上合适不合适。马思聪写的文章也这么一套。我在《文艺报》文章里特意撇清这一点，将来寄给你看。国内乐坛要求上轨道，路还遥远得很呢。比如你回国，要演奏Concerto[协奏曲] ，便是二三支，也得乐队花半个月的气力，假定要跟你的interpretation［演绎〕取得一致，恐怕一支COncerto［协奏曲］就得练半个月以上。所以要求我们理想能实现一部分，至少得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不信你瞧吧。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晨亲爱的孩子，你回来了，又走了；许多新的工作，新的忙碌，新的变化等着你，你是不会感到寂寞的；我们却是静下来，慢慢的回复我们单调的生活，和才过去的欢会与忙乱对比之下，不免一片空虚，――昨儿整整一天若有所失。孩子，你一天天的在进步，在发展：这两年来你对人生和艺术的理解又跨了一大步，我愈来愈爱你了，除了因为你是我们身上的血肉所化出来的而爱你以外，还因为你有如此焕发的才华而爱你：正因为我爱一切的才华，爱一切的艺术品，所以我也把你当作一般的才华（离开骨肉关系），当作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而爱你。你得千万爱护自己，爱护我们所珍视的艺术品！遇到任何一件出入重大的事，你得想到我们――连你自己在内――对艺术的爱！不是说你应当时时刻刻想到自己了不起，而是说你应当从客观的角度重视自己：你的将来对中国音乐的前途有那么重大的关系，你每走一步，无形中都对整个民族艺术的发展有影响，所以你更应当战战兢兢，郑重将事！随时随地要准备牺牲目前的感情，为了更大的感情――对艺术对祖国的感情。

你用在理解乐曲方面的理智，希望能普遍的应用到一切方面，特别是用在个人的感情方面。

① 即我国优秀作曲家谭小麟（1911―1948）。

我的园丁工作已经做了一大半，还有一大半要你自己来做的了。爸爸已经进入人生的秋季，许多地方都要逐渐落在你们年轻人的后面，能够帮你的忙将要越来越减少；一切要靠你自己努力，靠你自己警惕，自己鞭策。你说到技巧要理论与实践结合，但愿你能把这句话用在人生的实践上去；那未你这朵花一定能开得更美，更丰满，更有力，更长久！

谈了一个多月的话，好像只跟你谈了一个开场白。我跟你是永远谈不完的，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独白是终身不会完的。你跟我两人的思想和感情，不正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吗？清清楚楚的，我跟你的讨论与争辩，常常就是我跟自己的讨论与争辩。父子之间能有这种境界，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除了外界的原因没有能使你把假期过得像个假期以外，连我也给你一些小小的不愉快，破坏了你回家前的对家庭的期望。我心中始终对你抱着歉意。但愿你这次给我的教育（就是说从和你相处而反映出我的缺点）能对我今后发生作用，把我自己继续改造。尽管人生那么无情，我们本人还是应当把自己尽量改好，少给人一些痛苦，多给人一些快乐。说来说去，我仍抱着“宁天下人负我，毋我负天下人”的心愿。我相信你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