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华读书报》，读到重评当年的轰动之作。那些话并无什么新意，只是有人说出来了。读完一想，评论居然比作品落后了那么多年，稍稍觉得滑稽。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五·四的开卷之作是《狂人日记》。两者似乎有点相似，都要“救救孩子”。鲁迅的小说不曾那么速朽。

再想想是要悲哀的，就是《伤痕》、《班主任》这样的作品，成为文献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和标尺，一再被选入各种小说集，并且有根有据地载入当代文学史。今天我花了一元钱在旧书店买了本十六年前出版的《醒来吧，弟弟》，翻看着，恍如隔世。其中的包括王蒙所写的《最宝贵的》，多是不忍卒读之作。

我不清楚它们在今天有没有再版。是的，对这一切，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

我无意去批评今人的事后诸葛亮，问题不在于怎么看那些作品，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当时就真的没有比这些小说高明的作品吗？

我相信，它们是存在的。

在《班主任》发表前的四年，1974年，我就读到了根子的长诗《白洋淀》。

我和我的朋友热爱这诗热爱得无以复加，至今依然。可是，它的发表已是1985 年了，在湖南的一个极小的刊物《新创作》上。我不知北岛的那篇《波动》是什么时候写的，大概也不会太晚。即便愚钝到如我，在1975年即写下十年后被评论认为背叛了现实主义的小说《囚徒》。在送出《白洋淀》去发表时，我不知道根子是谁，我非常想为中国的作家们挽回一个声誉，希望有人出来做钩沉工作，证实即便在最黑暗的那十年，中国也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尽管职业作家们已不能写作了，那些还不是作家或永远不是作家的年轻人写下过他们的充满个性的文字。

这样的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发表《班主任》的年代，都不被发表。作为一个中年老作家，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最先发表的几篇小说经过编辑部的怎样的删改。我同样记得，当年读到马原的《零公里处》和《夏娃》手稿时的兴奋。

我很想《夏娃》能发表，但说来说去的，终究是白说。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如今被视为一部经典之作，然而，仔细去翻查它从手稿流传到终于发表的过程，令人心灰意冷。还有顾城诗歌的走投无路和孙甘露、残雪谋求发表的辛苦。自然，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本意绝非和当事的编辑们算旧帐，相反，我对他们非常尊敬，客观地说，他们还是当年文坛的优秀编辑。但即便是编辑中的优秀者，仍然不能逃脱遗憾的命运。历史本来是让他们有过展示辉煌的幸运的，但他们放弃了，只能放弃了。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于是，只能让一些相对或绝对的劣作充作历史，只能让文革时期的文学成为《金光大道》之外的一片空白。这无论对当代文学史还是对中国的作家都是非常不公正的。

我偏激到毫不怀疑，要是当年的那些不被发表的作品能在四人帮倒台时就发表，在写出来的当时就发表，这个文学史一定会重新写过，而用不着今天由评论家们去吃力地重写。例如，那些被习惯地称作“右派作家”的中年作家和作品，将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其中的一些文章将永远不会再出现。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这些“右派作家”充满同情和善意，并无取而代之而后快的意思。我只是不恰当地想，他们是可能写得更自然从容的，无须讳言，对其中的极个别的人来说，可以写得更正派些。这是当代文学的幸事。但是，假设总显得有些多余，因为，作品不发表就没有社会效用，不能去影响他人的创作。这么说，他们和我们均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受影响的机会。

顺便说一句，现在，“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快下场了，除去个别的人物，总体呈现颓势。应该有人来指出他们之间观念上和艺术上的区别。他们经常是不一样的。是划清界限的时候了。等到人影也不见了再做这样的工作，未免过于幽默了。

一位对编辑工作痴迷到近于发昏的朋友，数年前和我说过一个白日梦。他要将这一部当代文学史重新编过。他孜孜不倦地将杂志上的小说撕下来，给自己编了一本又一本的小说集。他说他的集子里将不收那些不艺术的作品。我说，你在集子的最后添一个附录：当代流行小说存目，应该将它们一一收进去。我说你编的是当代小说的写作史或艺术史，而别人编的是发表史或其他的史，两者互为参照一定很好看。但是至今没人给他出版，他的一本又一本的土造的小说集只好留给自己去读了。多少年后，也许又会有人诧异，我们怎么会没有别样的小说选本，又有人来批评当年的选家是如何地欠缺艺术感。历史就是这样的累人。

一个人，如果聪明一些的话，以上的这些话是不必说的。但我一直是很聪明的，这次就不想聪明了。当然，我并不自诩为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队伍早已走远，我也只是一只迟到的乌鸦罢了。令人难过的是，这些话说完了，没有丝毫的快感。我感到深深的无奈。我没法明白这中间究竟是谁错了。我居然荒唐地想，也许，当时的中国读者，只配看那样的小说罢。好了，不要再想了，也不要再说了，夜已很深了，明天还有勾当，我应当睡觉了。

1995.1.15

注：据《文论报》1995年1 月15日齐简《诗的往事》，《波动》写于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