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实话孔子 一 夫子何人

要说孔子,得先知道他是什么人。

孔子是什么人?拿这问题问中国人,十有八九会说是“圣人”。孔圣人嘛,谁不知道?孟子就说得更明确,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这话什么意思?鲁迅先生说除了翻译为“摩登圣人”,没有别的法子(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但照我看来,如果搁到现在,大约也可以叫“文化超男”。

当然“摩登圣人”也好,“文化超男”也罢,都不是孟子的原意。孟子的原意,是“圣人当中最识时务的”。孟子说,圣人,有四种。伯夷,是“圣之清者”,也就是“圣人中最清高的”。伊尹,是“圣之任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负责的”。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就是“圣人中最随和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孔子善于处世。孟子说,孔夫子的处世之道,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该离开就离开,走得快快的;该呆着就呆着,呆得长长的;该隐居就隐居,决不贪图名利;该做官就做官,也不自命清高。总而言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很知道因时制宜,所以是“圣之时者”。

孟子这话可以讨论。孔子的选择,恐怕没那么自如,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这一点,读完本章就会明白。同样,圣人这个头衔,孔子也十有八九不会认同。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只不过去世以后,管不着了,只能由着别人说。但倘若知道孟子称他“圣之时者”,则多半会怀疑是不是讽刺。

孔子不是圣人,是什么人?他老人家自己的说法,是普通人。《论语》一书中,孔子两次说到“吾犹人也”,一次在《述而》,一次在《颜渊》。就是说,我和别人差不多。或者说,我也是个人,与别人没什么两样。

那么,孔子是普通人吗?

是,至少原本是。孔子,名丘,字仲尼,尊称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三岁或者七十四岁(算法不同)。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国的贵族。而且追根溯源,还是商汤的后代。后来,孔氏家道中落,又受到权贵威胁,便迁到了鲁国,其实是移民。孔子本人,则生于鲁国,长于鲁国。就是说,他祖籍是宋,国籍是鲁。宋为商之后,鲁为周之后。孔子身上,有两种文化的交融。

移民到鲁国的孔家,已经没有了在宋国的风光。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音核),只当过“县级干部”(邑宰),而且在孔子三岁那年就去世了。所以,孔子的童年,很苦;他的一生,也不顺。不过这种苦,这种不顺,反倒成全了孔子,使他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也就是说,孔子即便是圣人,那也是苦出来、逼出来的圣人。

这样说,有证据吗?有。据《论语·子罕》,有一个高官(太宰)曾惊异于孔子的学问,就去问他的一个学生:你们老师只怕是圣人吧(夫子圣者与),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才能(何其多能也)?这个学生马上就回应说,当然啦,老天爷原本就要我们先生当圣人,又让他多才多艺嘛(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孔子的这个学生,就是子贡。子贡,姓端沐,名赐,子贡是他的字。端沐,也有写成“端木”的;子贡,也有写成“子赣”的。这些写法都对,不算硬伤。子贡是卫国人,生于公元前520年,比孔子小三十一岁。此人的特点,是头脑灵光,能说会道。无论办外交,还是做生意,都得心应手。他和颜回、子路一样,是孔子最重要的学生。子贡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也很多(28次),仅次于子路(42次),排第二(并列第三的,是颜回和子夏,21次)。孔子的许多名言,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对子贡说的;孔子学说的一些重要特征,比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也是子贡总结出来的。如果他不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这话就没资格说。

子贡与孔子的关系很亲密,也很随便,随便到孔子常常会调侃他。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看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是个东西,是个器皿(器也)。子贡又问:是什么器皿?孔子说,瑚琏呀!瑚琏,是宗庙里的礼器,与簠簋同类,也有人说就是簠簋,总之是用来盛放米饭之类食品的,说白了就是饭桶。但用于宗庙,又很高贵,是既贵重又华美。那么,孔子说子贡是瑚琏,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看我们怎么理解了。钱穆先生取其贵重华美,认为这是赞许子贡为“廊庙之材”(钱穆《论语新解》,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李零先生认为是有分寸的肯定,因为“瑚琏是重器,但不是最重要的器”(李零《丧家狗》,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李泽厚先生认为是有褒有贬,半开玩笑(《论语今读》,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这个我比较赞同。我也认为孔子是半开玩笑。他的意思是:阿赐呀阿赐,你是一个“又贵重又华美的高级饭桶”。

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敲打子贡。孔子带学生,有个特点:因材施教。有的学生要鼓励,有的学生要敲打。子贡就经常被敲打,因为子贡太聪明。一个人,如果太聪明,就容易自作聪明,也容易耍小聪明。这很危险,当老师的不能不敲打敲打。比方说,据《论语·宪问》,子贡喜欢“方人”。方,有人说是“讥讽”,也有人说是“比较”,其实一回事,就是子贡喜欢拿自己跟别人比。比较的结果,是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便难免讥讽。这就是卖弄聪明了。于是孔子就说:阿赐呀,你就那么优秀吗(赐也贤乎哉)?我就没那闲工夫(夫我则不暇)!的确,一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何必对别人说三道四,品头论足?

不过敲打归敲打,欣赏归欣赏,孔子其实是很喜欢子贡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世七天前,子贡去看他。孔子说:阿赐呀,你怎么来得这样晚啊!又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谁能继承我呢?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孔子这话,就有点托以后事的意思了。事实上子贡对孔子,也是忠心耿耿,情深谊长。孔子去世后,学生们都守丧三年,唯独子贡在墓前守了六年。后来,又力排众议,力挽狂澜,极力维护孔子的“光辉形象”。当时,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贬低否定孔子之风,而且都拿子贡来说事,说子贡比孔子优秀多了。子贡说,这是什么话!就像盖房子,我的院墙只有肩膀那么高,当然一眼就看清楚了。我们老师却是深宅大院,你们只怕连门都摸不着,哪里知道他老人家的深浅?别人再优秀,也只是丘陵而已;我们老师却是太阳和月亮,永远都不可超越(《论语·子张》)!实际上,孔子去世以后,尊奉孔子为圣人的“造圣运动”,就由子贡发起。太宰问他孔夫子为什么多能,他说“天纵之将圣”,并不奇怪。

然而孔子听说却不以为然。他说,太宰这些人能了解我吗(太宰知我乎)?我的童年是很苦的,很卑贱的(吾少也贱),所以会干许多脏活、累活、苦活、下贱活(故多能鄙事)。一个“君子”,能有这么多本事吗?不能吧(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这话不好懂。什么叫“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个“多”,是“多才多艺”的多,还是“多能鄙事”的多?太宰问的,显然是前者(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的回答,却显然是后者(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多能鄙事”是不能算作“多才多艺”的。因此许多学者的解释,是认为孔子并不欣赏这个“多”。比如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就直接翻译为“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术吗?不需要”。

李泽厚先生的翻译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朱熹的注。朱熹认为,孔子虽然承认自己“多能”,却又特别说明那不过是一些下贱的技艺而已(所能者鄙事尔),不足为道,与圣不圣的也没关系(非以圣而无不通也)。据此,则孔子的话就可以这么理解:我因为少年贫贱,多少能干一些粗活。如果是真正的君子,会有这么多技术吗?不会的。

这当然也通。但这样一来,孔子的话,就不但答非所问(何其多能也),而且连多才多艺和自己是君子,也都否定了。这好像有问题。因此,我更赞成李零先生的解释:孔子认为“多能”这事,与是不是圣人没关系,与出身好坏也没关系。恰恰相反,就他个人而言,反倒正是少年时代的贫贱所造成。实际上,同在《论语·子罕》,就有孔子的一句话:“吾不试,故艺。”试,就是举用、出仕、做官。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被国家任用,所以才艺特多。多艺既因“不试”,多能岂非因为“贫贱”?

那么,“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怎么解释?原来这里说的“君子”,并非道德意义上的,而是阶级意义上的,指的是那些出身高贵、生活优越的贵族子弟。这也是“君子”一词的本来意义──“君之子”或“上等人”。这些人,饭来开口,衣来伸手,用不着亲自干活,哪会“多能”?穷人的孩子倒是早当家。因此,孔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太宰这些人真能了解我吗?我的童年是很苦、很卑贱的,所以会干许多下贱活。那些养尊处优的上等人(君之子),能有这么多本事吗?不能吧(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的话如果能做这种解释,那我对他老人家真是要肃然起敬。许多人只知道孔子是大圣人,不知道他小时候是苦孩子。事实上,为了谋生,孔子当过季氏的家臣,看仓库,喂牲口,做会计,一步一步升上去,有机会就学习,终于自学成才,成为当时顶尖级的大学问家。而且,我认为,孔子做学问能够融会贯通,古为今用,很大程度上与他懂得民间疾苦,懂得世事艰难,曾经亲身实践有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贯主张年轻人应该吃一些苦,甚至主张一个高中生考上大学以后,应该保留学籍,先去当一年兵,或者当一年农民。

其实,即便孔子的话不能这样理解,也很难得。因为当时他已经名满天下,否则太宰就不会那么问。然而,盛名之下的孔子,并没有接受“天纵之将圣”的哄抬和吹捧,反倒将“吾少也贱”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也就是说,他不但告诉我们他是普通人,还告诉我们他曾经是“贱人”。而且,尽管他瞧不起那些“鄙事”,却还是承认自己“多能鄙事”。这说明孔子是坦诚的,他愿意把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就凭这一点,我们将永远敬重他老人家。

孔子不拿自己当圣人,我们也同意。至少,得尊重他老人家的意思。不过,要说孔子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怕也不通。那么,他该是什么人?

学人。

孔子作为学人,有三大特点:好学、博学、活学。他的名言,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孔子说,他十五岁就“志于学”(《论语·为政》)。直到晚年,依然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可谓活到老,学到老。他还说,像他这样忠厚诚信的人,一个十户人家的地方就会有,却都“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对“好学”的看重,还在“忠信”之上。这两个字,他只给过一个学生,那就是颜回。孔子曾两次对人说,自从颜回去世,就再没有听说有好学的人了。这两次,一次是对鲁哀公,一次是对季康子,两次都说“有颜回者好学”,都说“今也则亡”(《论语·雍也》、《论语·先进》)。好学,太重要了!

孔子好学,学什么呢?什么都学,学无常师,多才多艺。据《论语·子张》,有一个卫国人(名叫公孙朝)曾经问子贡,说“仲尼焉学”?这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问仲尼先生的学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你的老师是孔子,孔子的老师又是谁?他这样问,可能是好奇,也可能是质疑。因为一个人如果学问很大,人们就会关心,他是什么学校毕业,师从何方神圣,几岁开始读经典,对这问题研究多少年了,等等。如果答不上来,他就会怀疑你是文化骗子。所以,正如李零先生所说,老师的老师是谁,有时是大问题。

然而孔子却恰恰是个没有老师,也没有学历和文凭,自学成才的。那么,子贡又怎么回答呢?子贡说,文王和武王留下的文化遗产(文武之道),并没有丢失(未坠于地),而是散落在民间(在人)。每个人都能在民间学习,只不过“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而已。文武之道既然遍地都是(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我们先生在哪里不能学习(夫子焉不学),为什么一定要有固定的老师、专门的传授呢(亦何常师之有)?

好一个子贡,回答得真是漂亮!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一个人,只要他有真学问,课上得好,你管他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你又管他的老师是谁。难道一定非得是什么门什么派,才是“正宗”?我同意李零先生的观点:“学无常师,才叫大师。”因为只有学无常师,才能兼收并蓄,自成一家,也才能成为大师。何以谓之大?有容乃大。何以谓之师?可法曰师。因此,堪称大师的人,一定是博学多才、融会贯通,而且可以学习,可以效法的。

孔子就是这样的大师,他这个学人也不是专家型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件事:有个村民(达巷党人)评论孔子,说是“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说后,就对自己的学生说:那我做什么人?马车夫,还是射击手?还是做马车夫吧(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段话,历来也有两种解释。郑玄、朱熹他们的解释,是说达巷党人赞美孔子,说孔子这人太伟大了,六艺都通,没办法用一门学科来称他为专家。孔子自己谦虚,选择了地位最低的马车夫。我倒是更赞成杨伯峻、林语堂、李零等先生的解释。李零先生的解释见于何书,前面说过了。杨伯峻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的解释,则分别见于《论语译注》和《孔子的智慧》(以后引用这两位先生的观点,亦均见于以上两书,也不再注明)。按照这三位先生的解释,所谓“博学而无所成名”,或者是叹息,或者是讥讽。叹息的意思是:孔子博学是博学,可惜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杨伯峻的解释)。讥讽的意思则是:孔子博学是博学,可惜样样都通,件件稀松(林语堂的解释)。李零先生也认为是讥讽,但认为孔子的回答很巧妙。李零先生说,孔子是拿马车夫和射击手做比方。射击手是只盯着一个目标,马车夫是到处跑。孔子选择马车夫,就是选择广博,不选择精专,也不在乎能不能当“专家”。看来,他老人家要是活在今天,就不会说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

孔子是好学的,也是博学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学问做得很活,不是那种死学问。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生活中处处有学问,跟谁学并不重要(亦何常师之有),重要的是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卓有成效。那么,怎样才能把学问做活?两条:一是悟性,二是贯通。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孔子问子贡:阿赐呀,你和颜回比,哪个更强些?子贡说,阿赐怎么敢比阿回?阿回听到一就能想到十(闻一以知十),阿赐顶多才想到二(闻一以知二)。这里有个细节请大家注意,就是孔子说到颜回和子贡,都是称名不称字(子贡名赐,颜回名回,字子渊)。子贡回答孔子的话,说到自己,说到颜回,也都称名。这就是“礼”。依礼,与长者、尊者说话,无论提到自己,还是同辈,都是只能称名的。所以孔子的问话,是“女(汝)与回也孰愈”;子贡的回答,则是“赐也何敢望回”。于是孔子说,是比不上(弗如也)。他还说:“吾与汝,弗如也!”这话什么意思?一种解释是:我赞成你的说法,你是比不上他。另一种解释是:我和你,都比不上。两种解释,都通。

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就因为颜回有悟性。孔子做学问,最反对四种毛病,叫意、必、固、我(《论语·子罕》)。意,就是凭空想象;必,就是绝对肯定;固,就是固执拘泥;我,就是自以为是。这四种毛病,孔子都没有,今人都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没悟性,一根筋,认死理,画地为牢,还死不开窍。

当然,光有悟性不够,还得贯通。据《论语·卫灵公》,有一次,孔子还是问子贡:阿赐呀,你认为我这个人,就是书读得多,又都记得住吗(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惊异地说:是啊!难道不是吗(然,非与)?孔子说,当然不是(非也)!我是靠一个东西来贯通它(予一以贯之)。我认为,这是孔子治学箴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要以为知识多、记性好,就一定是大学问家,还要看他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基本观点(看法),也可以是基本方法(逻辑)。但如果没有,则所谓学问云云,不过一地鸡毛。可惜,中国的学术界,多的就是鸡零狗碎,少的就是一以贯之。就连民间一些人,崇拜的也是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回字的四种写法他都清楚。三皇五帝,子曰诗云,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我看只能算字纸篓,或者王朔说的“知道分子”。

孔子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学问也不是这样的学问。这当然因为他少年贫贱,多能鄙事;又学无常师,自学成才。但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学问要有用。用在哪里?官场,社会。为什么?因为孔子的学问,主要是关于政治和伦理的。政治的要用于官场,伦理的要用于社会。没有用,也等于白搭。

那么,他用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