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闲话 三 孤男寡女

在中国,还有一类极易招来闲话的人,这就是“孤男寡女”。

所谓“孤男寡女”,就是指那些大大超过了婚龄的单身男女,以及丧偶或离异后没有再嫁或续弦的已婚失偶男女。他们在总体上可以归为三类,即独身男女、寡妇和鳏夫。对待这三类人,中国人通常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鳏夫,人们普遍持一种同情态度。所谓“鳏”(guan),原指“老而无妻”的人,特指丧偶的老年男子,泛指一切失偶的男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四种人之一。这四种人是:鳏、寡、孤、独。鳏是丧妻之人,寡是丧夫之人,孤是丧父之人,独是丧子之人。要言之,即鳏夫、寡妇、孤儿、独老。孟子说:“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就是说,这四种人,是最需要帮助的。所以周文王施仁政、搞救济时,总是先从他们开始。中国人还认为,一个人,如果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或丧夫),晚年丧子,那就是不幸中之最不幸者,也是最最值得同情的人。

这种同情是很自然的,也是很人道的。因为对于任何人而言,家庭成员的丧失,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孩子失去了父亲,就无人“抚养”;老人失去了儿子,就无人“赡养”;妻子失去了丈夫,就无人“供养”;丈夫失去了妻子,就无人“调养”。家庭是残缺的,心灵是受损的,生活是困难的,当然让人同情。

然而,这种同情却并不均等。就拿对待同是丧偶的鳏和寡来说,态度就大不一样。对待鳏夫,人们是即同情又谅解。鳏夫续弦,以免“中馈空缺”;鳏夫不续弦,人们也认为“无可厚非”,因为这可以解释对亡妻恩爱不忘,是“重情之人”,或者解释为怕后娘亏待子女,是“慈爱之父”。对待寡妇,态度就不同了。新寡之时,人们是深表同情的。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的眼光,便开始变得冷酷而挑剔,要看这个寡妇再嫁不再嫁,守节不守节。如果再嫁,人们便会大摇其头:“一女不事二夫,”寡妇岂可再嫁?若告以生存困难,也难得谅解:不就是怕没饭吃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嘛!只要意志坚定,有什么守不住的?如果守节,也不一定能换来满堂喝彩,因为人们还要观察,还要考验,要看她到底“守不守得住”。这种怀疑的目光,总要等到这寡妇已成老妇,断然是没有再嫁可能了,才有可能变为敬重,但此时的寡妇,只怕早已心如死灰了。

这种怀疑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守节极难。

第一难是“生存难”。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寡妇,要独自支撑家庭,是很困难的。首先经济上就很困难:既不能坐吃山空,又不能抛头露面,外出谋职,则生活何以为继?其次是人身权、财产权没有保障。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私有财产是属于男人的,女人没有产权。丈夫一死,如果又没有儿子,则家产就有可能被视为“无主公产”而遭劫掠,甚至连自己也会“身不由己”。比如祥林嫂丧夫后,便被婆婆卖掉,想守寡也守不成。明末名士钱谦益死后,族人便要瓜分其财产,幸得柳如是拼死一搏,才得保全,而柳如是这样有胆有识的女人,又能有几个?

第二难是“精神苦”。有一首民谣唱道:“小寡妇,十七八,掀开珠帘没有他。靴帽兰衫床边挂,烟袋荷包没人拿。关上门,黑古洞;开了门,满天星。擦着火,点上灯。灯看我,我看灯,看来看去冷清清。”明代冯梦龙《情史类略》中还记载了一件事,说是有一位被表旌的寡妇,寿高八十,临终时招其子媳到床前嘱咐说,以后我们家,倘若不幸有人年轻守寡,一定要迅速把她嫁出去,不要守,因为“节妇非容易事也”。说完,伸出左手给大家看,掌心有一块大疤。老太太告诉家人,这是她年轻守寡时,“中夜心动”,只好以手拍案自忍,不慎误触烛台所伤。可见青年寡妇,内心何等压抑,寂寞又何等难耐。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无疑只有过来人,才体会得到。清人沈起凤《谐铎》中也有类似记载。可见寡妇的精神苦闷与性压抑,已一再被引起注意了。

第三难是“性骚扰”。正因为人们深知寡妇几乎无不处于性压抑和性苦闷中,因此不少好色之徒,便不免起了趁火打劫、趁虚而入之心。在他们看来,寡妇都是叫春的猫,只要一勾引就会上手的。所以寡妇的门前,总是少不了色狼的骚扰和纠缠,而她们又往往缺少自卫的能力,别的男人也不敢前来保护(怕有奸夫嫌疑),岂不是只好任人欺辱,或者每天晚上都吓得半死?

第四难是“是非多”。在许多人看来,寡妇八成是要“偷汉”的,尤其是年轻的寡妇。“年纪轻轻的,哪里就守得住呢?当然……”所以,寡妇的闲话往往特别多。只要言行稍有不慎,便会立即招来物议,浑身是嘴都说不清,而且根本就没有申诉的余地。因此不少的寡妇,都会选择殉夫,以免后来被人闲话,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说:“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表彰是表彰了,但这种“慷慨”,又是何等地自私!

寡妇门前是非多,单身男女的门前,是非也不少。

首先,在中国人看来,一个男子或女子,大大超过了婚龄,居然不结婚,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道理,他们难道不懂?一定有什么蹊跷,没准还会有什么“猫腻”。当然,按照常规,人们首先会来表示关心过问,极其热心和不厌其烦地一个又一个地给他们介绍对象。这种关心和过问,不能不说是一种“好意”。前已说过,鳏寡孤独是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人。独身男女虽然严格地说还不算鳏寡,但实际上和鳏寡也没有什么两样,至少可以算做是“准鳏寡”。再说,年轻时不结婚,老子何来得子?所以还应该算做“候补独老”。这就要关心,要过问,要帮他们找对象。不这样做,就是没有“同情心”,也没有“人情味”。独身男女们周围,总是集结着一大群“热心人”,道理就在于此。

但是,当热心人连连碰壁之后,热心便会变成怀疑甚至憎恶:他们这样迟迟不肯婚嫁,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孤芳自赏?是不是孤傲自大?是不是孤高自许?是不是孤僻自爱?否则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称孤道寡,不像我们这样成家立业?是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故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故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故意不给我们面子?否则为什么我们介绍的对象,你一个也看不上?如此推理下去,便会产生一种憎恶感,视独身者为怪物,甚至以一种阴暗的心理,怀疑、猜测,甚至认定他们不是性无能,便是性冷淡,否则“猫儿哪有不吃鱼的”?至少是,大家都结婚过小日子了,某某却坚持一个人独来独往,便不能不让人感到别扭,因为他竟如此地“不合群”。你既然自外于国人,自绝于群众,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所以,坚持独身,拒绝他人介绍对象者,便往往被视为“孤僻”,在单位上会被孤立,甚至档案里没准也会“记上一笔”。

至于闲话,自然更是免不了的。单位上,社区里,居然有了一位“独身主义者”,这可是一件新鲜事,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岂不有嚼舌头之理?一般地说,这类闲话大体上有以下程序:先是把某某拒不婚嫁的消息传播出去,以引起注意。这里面,自然少不了他们押拒绝过多少次“介绍”的统计数字。至于数字的准确性,那是没有人去证实的。然后,便是提出“他们为什么不肯结婚”的问题,并展开广泛的讨论。这场讨论很可能是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独身男女多半是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结论性的意见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他们生理上有问题,一种是他们道德上有问题。

伴随着这两种结论的,是各种“事实”和“谣言”的广泛传播。比方说,某男和某女经常去医院,或某男某住处经常有陌生女子或男子出入。话说到这里,听的人都会心领神会,接下去便是鬼笑鬼笑。他们的意思,其实也很明显:某男常去医院,一定是去治疗阳痿;某女偶尔去了医院,则多半是去堕胎;家中常有陌生男女出入,自然是通奸了,当然也可能是嫖妓。否则,他们为什么不肯结婚?如果不是生理上有毛病,那就一定是为了“乱搞男女关系”的方便。

这种议论不但对于当事人会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便是他们的亲属,也会觉得吃不消。因为闲话总会传到他们的耳中,而在中国,一个人的子女、亲属老被人说闲话,是极没有面子的事。更何况,保不住还会有人“好心地”来提醒他们:“你们家闺女老不嫁人,可不是个事呀!”留下“问题”让你自己去想。其实不用想,做父母或作兄嫂的,也都知道自己的子女、弟妹如果总不婚嫁,问题会有多么严重。因为按照中国人的逻辑,一个男子不肯或未能婚娶,无非是三个原因,一是阳痿不举,二是作风不正,三是欠缺能力,比方说事业无成,相貌不好,人缘太坏,地位太低等,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让其父母亲人大丢面子。

老姑娘的长期不嫁,问题就更严重了。她往往会被视为“没人要的货”:或是贱货,或是丑货,或是破烂货。否则,一个年轻貌美的“黄花闺女”,哪有嫁不出去的道理?这种心理压力,谁也承受不了,其父母就更承受不了。“某某人家的闺女没人要,看来只好内部处理了。”这种议论,就不但让人受不了,而且简直就是把人往死路上逼了。

于是,父母家人便只好也向独身男女施加压力,逼他们早日完婚,以绝后患,以杜闲言。其实,一个人的独身,原因是很复杂的。有一时难以找到称心如意伴侣的,有经济条件家庭条件不允许的,有为了事业宁肯牺牲个人生活的,有见结婚者未必幸福而畏于此道的,也有对此根本没有兴趣抱定宗旨决意独身的,不一而足。应该说,这是纯粹的“个人问题”。公民有结婚的自由,也有不结婚的自由,社会对此,应一视同仁地不予干预。然而,中国社会却只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讲男女也有独身的自由。因此,一个男子或女子如果决计独身,便不能不另外给自己找一个“正当理由”,比如为了“练童子功”,甚至干脆剃了头发,去当和尚尼姑。

其实,即便当了和尚尼姑,也不顶用的。

道理很简单:和尚尼姑也是闲话的对象,因为他们也是“孤男寡女”。

中国的“荤故事”中,有两类题材是久演不衰的,这就是“寡妇偷汉”和“僧尼通奸”。因为在中国的“俗人”们看来,这两类人,性要求最强烈。阿Q就曾提出这样的“学说”:“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有勾当了。”《水浒传》也有这样的“理论”:“唯有和尚色情最紧。”其理由是:“唯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没得寻思,只是想着这一件事。”所以,中国的闲人们,便特别关心寡妇和僧尼的私生活,也特别爱看关于他们的戏,比如《小孤孀上坟》或《火烧红莲寺》。

当然,僧尼们因为长期过着禁欲的生活,心理上存在着性压抑和性苦闷,也是事实。过去有一首人僧人所作之诗云:“春叫猫儿猫叫春,听它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此诚为其心理之写照。僧尼与俗家私通或僧尼互通之事,当然也有发生。唐人刘言史有诗云:“旧是艳质如明玉,今日空心是冷灰,料得襄王怅惘极,更无云雨到阳台。”这样调情的诗,竟是送给尼姑的。女道士王灵妃赠给男道士李荣的诗中,竟有“此时空床难独守,此日别离卿可久”的句子。诗虽为骆宾王代作,但“情”却无疑是王、李二人的。

闲人们之闲话僧尼,其实倒并不在于他们确知僧尼有多少私通偷情之事(应该说多数僧尼还是守戒的),而仅仅在于他们是“孤男寡女”。中国文化认为,世间一切事情,都是成双成对的,各个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比如天地、日月、昼夜、阴阳。人也一样,也必须成双成对,比如君臣、父子、夫妻。成双成对才靠得住,独往独来便让人不放心。因为“独立”便难免“失衡”。大家心里不平衡,相信他们自己心里也不平衡。何况,僧与尼虽然都是“独身”,但放在一起却也“成对”,则世俗之人,便难免要将他们“配对”,而且认为十分“相配”。同样的,鳏夫和寡妇,也是“缺配”之人,倘若将他们“配对”,便能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因此,如果一个和尚和一个尼姑说了话,或一个鳏夫和一个寡妇说了话,人们就会认为他们之间一定有了“好事”,而种种“闲话”,便会应运而生,到处飞短流长。